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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2004)

                                             作者:国亚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一)

一、阶级斗争

大概从一九四七年前后开始,滑县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就开始日益频繁起来。武装工作队到村子里成立了贫农协会,开始划分成分,瓜分富家财产。外公那个村子里,二百户人家中,有二十户被划做地主。中国农村普遍缺乏文化,特别是农村土改时期,打头阵的积极分子往往并非是老实忠厚的贫苦农民,而是农村的一些地癞子、流氓无产者。这些人心狠手毒,决非善良之辈。终于有一天传来了消息说:某村有一个地主,穷人来抢财宝时那家人不愿意给,结果那帮穷人勃然大怒,一拥而上把这家人活活钉死在他们家的大门上。

外公、外婆都是没见过世面的老实人,又不是有家丁武装的大地主,一听这个传闻,吓得魂不附体,连忙带着大姨、舅舅跑到安阳、新乡等地逃难。当时时局混乱,各种政治势力犬牙交错,长期拉锯。仅豫北这块地方,就有国民党政权、共产党武工队、杂牌部队、地主武装、土匪老抬等几大势力。外公他们出逃时赶着一辆牛车,带了一些干粮和浮财,结果路上遇到土匪老抬,牛车、浮财都被抢走。一家人扶老携幼,终日奔波躲藏,最后竟然落得全家栖身破庙,每日像叫花子一样讨饭。

一天中午,外公又出去到集镇上讨饭。走到半路,碰到国民党抓壮丁。外公一看拔腿就跑,两个国民党兵在后面追赶,还朝天放枪。幸而前面有个街道拐弯,又是一条岔路,外公沿着其中一条岔路跑进去,看到有个麦秸垛,便一头扎了进去,又用麦秸把自己全身盖了起来。过了片刻,两个国民党兵赶来,一边骂,一边在麦秸垛上用刺刀戳了两下,转头又朝另一条岔路追去。外公躲在里面,大气都不敢出,一直挨到天黑。住在庙里的外婆他们看外公一天不归,以为遭到了不测,简直要急疯了。幸而在此时,外公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了。

就这样一路千辛万苦,外公一家流落到新乡附近的小河镇,正巧碰到一个熟人,那家人收留了他们好几个月。后来,豫北还乡团头子王三祝反攻,共产党武工队暂时转移,局势渐渐平静了下来,一家人才回去。

等他们回到家一看,家里的所有家什、牲口、大车都不见了。屋子里的地面也被人挖了半丈多深,那是穷人在挖掘屋子里是否埋了金银财宝。其实他们想错了,类似于外公这样的小地主,家底虽然厚实,但全都是土地,金银财宝之类的贵重东西,是没有的。

附近几个村子里一些失去财产的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回到家里,难以咽下心中这口恶气,于是组织起来,雇佣了一群枪匪,准备暗杀贫农协会主席和农会积极分子。密谋在村子最大的地主、外公的堂兄家里进行。那天夜里,外公被叫到堂兄家里,被分配“承包”暗杀贫协主席。外公一听要杀人,顿时吓得魂不附体,急忙要求退出。外公的堂兄一见,掏出一把盒子炮,“啪”的一声往桌上重重地一放,狞笑着说:“你今天要是不画押,你就别想活着走出这个门。”外公往四周一看,几十个参与密谋的地主以及那二十几个匪徒眼中都露出杀机,一想要是自己不画这个押,肯定是没命了,只得哆哆嗦嗦地在自己名字上画了个圈。

外公这一辈子连个蚂蚁都不忍心踩死,如今让他出钱杀人,特别是都是自己家的亲戚,他自然更是心惊胆战。开完会回家后,老实巴交的外公长吁短叹,心神不宁。外婆看着外公情绪不对,急忙问怎么回事。外公在外婆逼问之下,只得和盘托出。外婆闻讯大吃一惊,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于是连夜赶到贫农协会主席家里让他逃走,贫协主席逃生了。当晚半夜里匪徒开始行动,全村贫协积极分子除贫协主席一人不在刺杀未遂,其余的全部被匪徒杀害。这实在是一场悲剧,无论杀人的、被杀的,都是姓张的,原本都是骨肉兄弟。

那次被杀的积极分子中,本村的大约有七、八个人,其中只有两个是忠厚的老实人。其中一个,被杀那一天白天还来家里串门,跟外公唠了大半天家常。事后,曾经有人怀疑外公给那个贫协主席通风报信,但外公、外婆拼命矢口否认,也就没有把外公怎么着。而被外公救了的那个贫协主席,竟然丝毫没有感激外公的救命之恩,在没收、瓜分外公财产时仍然非常积极;外公后来蒙冤判刑时,贫协主席也并未对外公施过一只援手。

此时滑县尚未解放,村子里走马灯似地过不同的队伍:有时是国民党中央军来,有时是杂牌队还乡团骚扰,有时则是土匪老抬来抢劫。外公外婆没见过世面,也搞不懂都是什么队伍,只知道这些队伍一来就要钱要粮,弄得鸡飞狗跳。直到有一天,外婆早晨起来一开门,吓了一跳:发现院子里睡的都是兵。这些兵跟以前来的那些完全不一样,起来后打扫了院子,还帮着外婆把水挑满,然后就开拔了。外婆在战乱中活了三十多年,见过不少军队,惟独这一支令她感到亲切。直到几十年以后,她还念念不忘第一次见到解放军时的情景。

二、土地改革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旧时代的中国亿万农民唯一的梦想就是靠勤劳、节俭获得积累后不断地购买土地。外公、外婆原本是村里有口皆碑的勤俭之家,这四十多亩地产,并不是他们抢夺来的,而是他们一辈子辛辛苦苦、一点一滴地积攒起来的。他们都是本分守法的淳朴农民,没有军阀、官员作靠山,更谈不上“鱼肉人民”,他们热爱土地并没有任何罪过。外公、外婆这样的人,应当算是中国旧式农民中最勤劳、贡献最大的一类人,把他们的成分划作“地主”、“剥削阶级”而加以压制和歧视,实在是冤枉。

前面提到过,外婆的哥嫂是一对恶人。外婆的哥哥一向游手好闲,喜欢吸鸦片、嫖娼及赌博。俗话说,“龙生龙,凤生风,老鼠儿子会打洞”,他们的四个儿子中有三个也成为地痞流氓,跟外婆的哥哥一样吃喝嫖赌抽大烟,其中一个还染上了梅毒。外婆的姐姐在守了三十多年寡以后,无儿无女,想老了有个依靠,就把老头子家的钱往哥哥家里偷,买了不少地。谁知往家偷多少,其兄和他的三个儿子就花多少;外婆的姐姐前面买地,他们几个就偷偷卖地。后来土改时,赵老太爷家的地被分了,外婆的姐姐也从原来的赵家里被赶了回来。此时外公被抓,外婆家境艰难,于是外婆的姐姐回来后住到了哥哥家里,遭到哥嫂的百般虐待,这个苦命的女人没过多久就疯死了。

外婆的哥哥为了吸食鸦片,到解放前夕已经把地卖得精光,最后剩下一匹骡子,也找到外公贱卖给了他。当时外公满心欢喜,还以为捡了个便宜,谁知还不到四个月,土改就开始了。不过,外婆的哥哥倒是时来运转,沦为典型的农村流氓无产者后,却因为身无分文划为了贫农。外公家被划作地主,家里的田地、牲畜、农具都被瓜分了,也从原来的二层小楼中被赶了出来,在一座老庙中栖身,我小的时候还在那里住过,直到一九八一年才在我母亲、大姨的支持下盖了一座新屋。后来我小的时候,外婆一想起来还常常后悔:要是当时不那么省着过日子买地,都和他的哥哥那样吃了喝了,或许这后半辈子还不至于这么倒霉。

对于土地改革问题,尽管我的父母家都是地主,土改中被分掉了土地,但我一直都认为:土地改革是必要的,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土地资源有限,因而过度的土地兼并和集中会造成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例如外公所在的那个村子,有二百户人家,但其中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二十户手里。不过,我认为土改中仅仅依据财产多寡而不是依据行为好坏给人划线,以决定是“统治阶级”和“被专政阶级”的做法是欠妥的,特别是再依据这种划线将歧视与迫害强加到被“均富”者及其子女身上。虽然共产党一直讲“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实际执行起来却往往不是这样。此外,不问农民财产的取得途径是否合法,简单地加以瓜分而不给任何形式的补偿,也容易人为地造成矛盾加剧。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开始清算昔日血债。当年雇佣枪匪杀害贫协积极分子的首犯外公堂兄逃亡,多年杳无音讯。六十年代末,他们家里人辗转得到消息,他逃到了山西某地山区以给人放羊为生,一个人住在一间废弃的窑洞里。他们家里人秘密地到了其藏身之地,但发现其早已死亡,只剩下一具白骨,于是用麻袋装着回来,秘密埋掉了。此事一直瞒着村里人,直到八十年代才得以公开。其他的参与者有两个被枪决,其余几个全都判处二十年徒刑,送到东北大兴安岭劳动改造。我的外公虽报信有功,却以出了钱、参与了密谋为理由,仍被判了八年劳动改造。后来由于外公表现好,减了两年刑期,一九五八年获释。

对于外婆这样老实本分的农村妇女来说,家里男人被抓简直不啻是天塌下来一般。那段时间外婆整日以泪洗面,她尤其想不明白:自己明明给贫协主席通风报信救了他一命,为什么竟然还要遭到牢狱之灾?外公被抓走以后,外婆每天都要领着大姨,迈着小脚,步行十几里地到道口去找政府、法院诉说冤情,但均无果而终。后来,外公被判了刑,家里没有劳动力和生活来源,外婆靠给人做鞋底、绣花挣点钱养活三个孩子,还不到四十岁头发就全白了。

当时中国的国家机器还没有完全建立和理顺,外公服刑的监狱也不断迁移,最初在濮阳,后来又转移到新乡。当时也没有人来通知外公究竟在哪里关押着,家属探监连地方都找不到。外公服刑后,由于我们家成分不好村干部不许外婆去探监,但外婆始终挂念着外公。当时大姨还未出嫁,外婆就让大姨去探监,把自己做鞋底、绣花挣来的那一点钱带给监狱中的外公,每次只有几块钱,都是自己忍饥挨饿节省下来的。那时家里穷,也坐不起汽车,大姨每次探监都要步行一两百里路,一个来回就要磨穿几副鞋底。还有一次大姨到了濮阳,人家却说监狱已经挪到新乡了,于是大姨又步行到新乡去找。村子里还有一个亲戚,我叫她船姥姥,和外婆年纪相仿,他们家虽然成分划作了贫农,但对我们家很是不错,由于怕大姨是个女孩子家路上不安全,每次探监船姥姥都领着我大姨,把我大姨化装成男孩子模样,骗村干部说是去走亲戚的,这才能够脱身。后来大姨为了逃避村治保主任的骚扰而匆匆出嫁,家里也就没人能够再去探望狱中的外公了。

不过,实话实说,外公在监狱里的日子竟然比在农村还要好一些。那时监狱讲政策,像他这种罪行轻、人又老实的犯人,管教干部对他很是不错。后来就让外公担任采购,自由上街。外公这个人特别老实,一分钱也不贪污、不浪费。有一次下了很大的雨,管教干部见他外出采购迟迟不归,就满街找他,才发现他正冒着大雨跟一个卖菜的小贩因为价格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浑身上下淋得透湿。回去以后,管教干部在犯人大会上大大表扬了外公这种为集体利益不辞辛苦的精神。后来,监狱里成立了工厂,管教干部又让他当工人,干了几年成了熟练工。监狱里的待遇还真不错:顿顿吃得饱,每星期吃一回肉,外公在里面养得白白胖胖。外公以前有眼病,当时监狱里还关押着一个日本军医当狱医,大概是个战犯,他治好了外公的眼病。

后来这座监狱工厂发展成了一个国营的大印染厂,外公也成为该厂最早一批熟练工人之一。外公这人老实,领导让干啥就干啥,领导不说休息就决不休息。而且,外公干起活来精益求精,肯钻肯想,经常搞些小发明小创造。因此,监狱的领导们都很喜欢他,八年的刑期减为六年。期满时,监狱领导几次劝他留下来就业当工人,但老实巴交的外公执意要回家。外公回家那天,外婆和当时只有七岁的母亲正被村干部指派在村口“把路口”,在监狱里养得白白胖胖、穿着簇新的工作服的外公从路口经过时,二人竟然面对面地互相认不出来——外公胖得脱了像,而外婆则在几年内由满头青丝变得白发苍苍。

我的外公是个非常老实的人,说话嗓门大,心地非常善良,但反应比较迟钝,情感也有些麻木。外公回家那天,很多亲戚邻居都来家里串门,打听外公在监狱里这几年的情况。外公在里面受了优待,自然讲得眉飞色舞。外公不在家的几年,外婆怕母亲将来跟外公生疏,总是跟我年幼的母亲讲我的外公。现在我母亲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顿时感到非常亲切,再看看他如同家里的柜子一样高大,又声如洪钟,也很好奇,又有几分害怕,于是禁不住去摸了摸外公的手,摸了一下,又摸了一下。当时外公谈兴正浓,当母亲一次次摸他的时候,外公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高声说“去!”吓得母亲赶紧躲到了外婆怀中。

三、母亲的童年

我的母亲出生于一九五一年。虽然她出生在这个“地主家庭”,但自睁眼看到这个世界起,她从没有享受过一天“地主家庭”的好日子,反而要为她父母一生的勤劳节俭备受苦难与歧视。一九五二年,我的母亲刚刚一岁时,外公就蒙冤被抓走判刑。外婆四处上访,去找政府时,就把母亲一个人放在家里。母亲醒来时没有人照管,哭的时候两只小脚丫不断地搓着,最后把脚都搓烂了。痊愈后,母亲的一只小脚趾就再也没有发育,比正常的脚趾要小很多。

后来,上边来了土改复查工作队,由一个姓姚的年轻人带队,就住到我们家。之所以住到我们家来,是因为我的外婆爱干净,家里虽然穷,但总是收拾得一尘不染。那些土改工作队员有男有女,多半是城里人,在“贫下中农”们肮脏不堪的家里住不惯。住的时间一久,跟我们家人一接触,所有的工作队员都觉得我们家是好人,觉得外公实在冤枉,可是他们也没什么办法能改掉,只好尽量帮着我们家。后来,一个村干部想娶我大姨,家里不愿意,姚队长就出面跟大姨扮做谈恋爱的样子,帮着把村干部顶了回去。当时母亲一岁左右,不哭不闹,土改队员们都特别喜欢抱着母亲,这个亲亲,那个逗逗。那时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桃树,每当桃花盛开的时候,土改队员们就抱着我母亲坐在桃花下面,闻着花香,沐着春风。外婆爱干净也引起了村里一些人的嫉妒,文革期间,造反派整外婆的一条罪状竟然就是“爱干净”,把外婆称做“小白菜”,并往她身上泼秽物。

外公被抓后,外婆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家里生活异常艰难。那时农村卫生条件不好,母亲三岁时全身长了几十个脓疮,每个都如核桃一般大。当时因为家贫不能就医,外婆就等脓疮长熟后,用针在火上烧一下把脓疮挑烂,再用手挤出来,经常要挤满满一碗。挤脓疮特别疼,外婆为了分散母亲的注意力,就在挤脓疮之前烧一顿稠一些的玉米稀饭,故意把锅烧糊,这样在锅底结上一层锅巴。外婆在下手为母亲挤脓疮之前,总要哄她说,如果挤疮的时候不哭,就把锅巴给她吃;如果哭了,就不给她吃。于是,母亲就忍着痛一声不吭,心里还惦记着那些锅巴。母亲自从生下来就没有吃过什么饱饭,玉米锅巴就是她的童年记忆中最好、最香的食物。

母亲还在童年时代,就要为自己家的“成分”付出代价。那时村子里的一些贫下中农的小孩已经被教育得充满了阶级感情,见到母亲就叫她“地主羔”。其中有一个叫改珍的,比我母亲大两岁,家住我们家对门,成分是贫农,总是手里拿一个鞭子,见到母亲就抽,抽得我母亲不敢在自己家胡同里玩,一出门就往村子西头猛跑,那里的人稍微好一些。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母亲很小就懂得外婆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不容易。当时,外婆总是到离家六里开外的袁公店串亲戚,探望自己的疯姐姐。尽管六里路对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来说是非常遥远的距离,但母亲心疼外婆,从来不让外婆背她,都是自己走。走着走着实在走不动了,就蹲下休息一会。外婆一看,就心疼地说,小菊(【注】我的母亲原名张秀菊,小菊是外婆对她的腻称)你累了,我背背你吧。母亲就哄外婆,说我不是累了,我是尿尿呢。那时母亲连话还说不好,总是把“尿尿”说成“闹闹”。

尽管母亲从小就被人欺负,但她在外婆的教育下却养成了同情弱者、孝敬老人的品格。当时前面提到的那个改珍的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两个儿子都不孝顺,商定每半个月轮换着养活改珍的奶奶。到了要轮换的时候,两个儿子也都不接送一下,老太太行动不方便,总是一个人背着被子颤悠悠地从这家走到那家。我母亲那时才四岁,看见了以后就主动帮她背着被子,搀扶着她。后来母亲就记着日子,到时候就等在改珍家门口。改珍看见以后,不但不帮助自己的奶奶,反而嘲笑我母亲是“小拐棍”。

(待续)

版权归“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所有,转载请与该社编辑联系。

目录
目录 前叙 自序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一)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二)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三)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四)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五)
第一章 峥嵘岁月 1850~1949(六)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一)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二)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三)
第二章 解放 1950~1957(四)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一)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二)
第三章 地狱 1958~1965(三)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一)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二)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三)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四)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五)
第四章 疯狂国度 1966~1971(六)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一)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二)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三)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四)
第五章 艰难时世 1972~1976(五)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一)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二)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三)
第六章 春寒料峭 1977~1983(四)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一)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二)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三)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四)
第七章 黄金时代 1984~1987(五)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一)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二)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三)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四)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五)
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六)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一)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二)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三)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四)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五)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六)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七)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八)
第九章 我的大学 1991~1995(九)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一)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二)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三)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四)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五)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六)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七)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 1995~1999(八)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一)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二)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三)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四)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五)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 2000~200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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