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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景云自传  

第六章  一切都好,结果也好

1979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我在颐和园散步,挨近我弟弟的家,颐和园被荒芜了,在世界上臭名的野蛮的文化大革命后,颐和园被荒芜冷落了,毁坏了,一个死气沉沉的重重地压着人的天,像一个灰色的盖子压在我的头上,一阵风,带着一些土沙吹在我的脸上,我弯着身低着头走过去了。

自从我离开了南京食品工业学院校长的职位到现在有二十年了,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攻击了党,到现在为止仍然让我疑惑,我们的国家已经充满了50万个已改正的右派分子包括我倒霉的妻子珍珠(刘德伟),有四五个右派分子被毛泽东亲自划为右派的是不可能改变的,假设我划为右派分子也一定有这样一个机会,但是在工作中被免职了,只跟一个错误混淆在一起的免职,那就永远只能忍受了。在头十年之内,我把身心都放在工作之中,也是在委屈之下,在随之而来的二十年中即1959年到1979年,我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给我的一些酷刑和痛苦,我到底是犯了什么罪,我脑子里是一个混乱的旋涡。

忽然间从远处有个声音在喊我的名字,他是从前食品工业学校的同事,这个学校在我离开后就解散了。

“南京市共产党委员会一直都在找你,要改正对你所做的错误。”我以前的同事这样说,这种一个好消息,但是他要我写一个申请说明我被告的那些行为都不是事实。我就根本不知道我做了什么违反党的事,我只记得我曾经埋怨一个党员没有做很多工作,同时也举了个例子说:一个和尚挑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吃。我的目的只是要求调换一个工作。

1973年4月3日从南京市共产党来了一个公文说我没有说攻击党的话,撤消我的职务是个错误的决定,必定要撤消。另外一个合适的任命即将在考虑中。当我要坚持正确地知道我对党的攻击是什么,我就看了原来的报告,哎呀!令我非常的惊慌,最严重的控告说我与农业部部长罗隆机在一个黑屋子里暗中合谋要放火烧与之意见不合的人,控告书是一个全中国都知道的毛主席的社论,是控告右派分子的社论,这里逐字逐句照毛主席的社论写下来的,这个控告的信是悲剧的喜剧,罗隆机我一生中从来未见过,当时应是在纽约的办公室里,当时我是在南京,我们俩要见面就要跑到太平洋中间浮起来的黑屋子里见面。不管怎么样这个坏事是做了。我一生最好的年华50岁—70岁之间被践踏了,这个损失不是我一个人的,全国一百万知识分子中超过五十万的知识分子都是被压迫的,其余的五十万都被恐吓得不敢说想说的话,沉默统治了一切。后二十年这个国家投入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的混乱之中。当我回到昆明后有几个食品工业学校的毕业生写信来说,他们将要联名告到北京去申诉反对对我的不公平,我违背我的志愿和感情劝他们不要这样做,这样一个陈情书会得到一个适得其反的判决。这件事意味着一个革命的姿态可以化为是造反,而我就成了鼓动者,他们的前途也会被毁了,在一个没有民主法律的制度之下,你越是申诉你越是要被判刑,我一个人倒霉就够了,为什么我要把那些有前途的年青人也连在一起。这是当发现我被诬告了,学生们想要为我申诉。

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之中,无疑地是人为的灾难,饥饿传遍了中国,这是共产党政权的早期说的“要吃多少就吃多少”还有别的幻想的政策的结果,食品工业学校的一些学生把粮票寄来给我让我渡过难关,这是他们对我的不幸运的关心的表示,一连串的好感和相互的关怀把我们连在一起,我是他们从前被正式免职的校长。

当我收到改正的信以后,一封联合的信,1980年从上海寄来,有两百多个学生联合签名,现在我把信的一部分写在下面:

“我们敬爱的向校长:

这些年过去了,您两鬓的头发变成灰白了,这些年过去了,我们已从天真的孩子变成了天真孩子的父母了,哎呀!您和我们分别了二十年了,这些年过去了,您在我们的心灵中是一个我们爱慕、不能从我们心中埋没的好校长,一个有制度的引导我们的好校长,有耐心、有技巧教育我们。我们非常忧愁,1957年那个可恨的变化和十年来异常的灾难的暴力把我们苦苦地分离了。

对往事的回忆令我们充满了蜜一般的甜蜜,同时又有一些别的事情让我们强烈地痛苦,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同学聚会谈到我们的老校长,充满了好运气和甜蜜的快乐,自然地混和了一些悲哀同叹息。

过去的时候,你建立了南京食品工业学校,在一块荒芜的土地上,在中山门里面用了您大量的精力,在那美丽的园地上,你是一位忙碌的园丁,忠于党的教育工作,用“三好”(好思想、好学习、好工作)来培养我们心眼,你工作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又像一位严肃的父亲那样要求我们,二十年过去了,一件一件的事情在我们眼前走过,就像是前天或昨天的事一样。

在午餐时,您夹起的那些冬瓜片是我们同学们扔在饭桌上的,您一点都不嫌脏吃了它们,也没有责怪任何人,这个行动超过了一千倍任何大声叫喊的责备,这件事刻画在我们的脑子里一直到今天。当时医疗蛇热和瘟疫,你同时是我们的好校长也是我们医院的院长,您的行为比一个家长还好,找医生和药给我们,让我们都痊愈了。你早早晚晚站在我们身边,当我们痊愈的时候,您强壮的身材憔悴了,在平常时,你从这个教室走到那个教室,从这个寝室走到那个寝室,关心我们的思想、学习、健康,所有这些事还有更多的都清楚地像白天一样在我们眼前显现,也是普遍都知道的,但是,哎呀!雨和雷降临在您的身上,你被霜打了,被冰雹打了,也就凋零了,没有人能说出您经过的那些痛苦,当您离别的时候,我们连看您一眼,跟您说一句话来告别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风暴过去了,天又蓝了,有温和的风和暖和的太阳,春天又到了,山变绿了,地上开满了紫罗兰。

自从您转移到昆明二十多年过去了,您现在已年过七十了,我们忠诚地希望假设你的健康和工作允许的话,请您到上海来我们重聚谈一谈我们分别后的情况,请您来看一看您从前的孩子们已是孩子们的父母了,也让我们这些孩子们的父母看看如父慈祥的校长,我们愿我们的希望能够实现,那么我们将如何地快乐。”

我在中国西南的边缘上,离北京、上海、新疆几千里路,我多半的学生都在这几个地方工作。我实在是住在闭塞的昆明。我自由的消息带到他们中间,散布到全中国,我被关闭的事是一个女学生头一个发现的,她姓费名春囡,她在上海的肥皂厂工作,肥皂厂里有我的几个学生在那里工作,她是出差到四川重庆的,当她要离开重庆时,她的经理对她说,要她绕路经过昆明来看我,他说:“我常常听到你们这些人谈到你们的老校长,一个二十年以后你们还如此记得的人值得你们去看看他。”

然后高希清也来了,他是上海每日化学工业研究所所长一个有名的化学家,多次接受政府所颁发的勋章,因为他的贡献很大,他这次特别旅行的目的,是要知道二十年苦难日子里,我生活中的一些细节,也是要来看看我退休以后的安排。他说:“假设你没有把我的蛇热病治好,我哪能活到今天,我们整个村子都死亡了,更重要的是您教训了我如何做一个人。

这两个人,我仅仅记得年青时候的样子,但是当高站在我面前时,他几乎是六尺高的人。

1956年在南京8月底的一天早上我早早起来,并且散步到没有建好的学校大门,一个小男孩也在那里,很明显他穿着改过了的衣服,十分不合身。

我就说:“嗨,小家伙,你在这干嘛?为什么不上学去啊?”开玩笑的样子我用手掌摸着他的头。

他回答说:“我上的就是这个学校。”

我就说:“哦,是这样的吗?我们这里不收小学学生,你睡在哪里啊?”

他说:“我经过了考试,睡在大门口房间里的一堆草上。”

从那时起我们成了朋友,25年以后他就成了上海咖啡厂的经理,是中国第一家咖啡厂第一个经理。去年1992年他从一个国家在上海办的国营企业转到集体城镇的联合企业,他是张家港从前的一个二把手,张家港是江苏的一个海口,他从国营企业转到集体城镇企业引起全国震动和争论,那是邓小平南巡以后,上海浦东忽然间变得很兴旺的时候。这个企业花费了两个亿把姓王的搞到集体城镇企业,还有我另外一个女学生顾玲玉和另外的两个技术人员连根拔走。这个企业买了两套公寓给他们每一个人,一套在上海一套在张家港,而且给他们每一个家庭一大笔存款——二十万元银行存款,另外每个月的工资是非常漂亮的,这不是要把政府办的企业打倒吗?对保守派来说,这不等于是从根割断社会主义,这是从一个跳板跳到拿更多的工资存更多的钱,然后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准许自由选择,表现自我才能的?这是一个对技术和学问的尊重,这是一个真正的表现?政府对这件事不干预,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个日子,“党指挥你到哪里,你就到哪里”这种日子过去了,中国正在改变得好一些。

一个长的时间后,我学生对我的尊崇达到最高峰,送给我同我的妻子到上海、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无锡和这些地方周围去看他们,这个想法很好,我们很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三十年的分别后,我们是多么地盼望能彼此相见。

我们1984年4月底到了北京,正是时候,我们参加了清华大学我的毕业班的55周年记念,然后就参加了跟我们学生的重聚联欢会,在国家首都城市服务制度要求高而且严厉,同时也有很多官僚主义加进来,这使我们的学生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找能共同参加的日子,而且做了三次日期的改变,每次当张秀成骑一张单车来与我商量,要三个钟头才能找到我,汗从背上滴下来,我很感动,她是轻工业部一个司的领导,但是没有给她一张汽车,这是一个节日的聚会是1984年5月9日,这是一个啤酒会,主持人是食品工业学校的学生。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要告诉我,而且在这群人,每个人都要和我与我的爱人照相,有的人是坐火车或汽车从几百公里以外来的。这个人叫陆芬南,她是烟台肥皂厂的经理,她讲话时眼泪含在眼里,喉咙被哭声卡住了,她走过来与我谈:“以前在南京的日子里,你跟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只有两年半,您就很不运气的没有解释地离开了我们,您告诉过我人生是应该如何,假如您跟我们一同过了四年,我们今天一定能更好些。”她只能对我说这些了。因为悲哀让她卡住了喉咙,因为在1984年情况之下,她的这些话也就够了。

我的学生送我很美丽的绣花桌布,作为记念,也是他们对我的爱的表示,他们又举行了一个啤酒会,在啤酒厂里,大家举杯彼此庆祝狂欢大笑,这是我从儿童时候起就没享受过的那样的快乐。

1984年5月24日的一个晚上,我们回到上海,我很惊奇我的学生们真正送了一大队代表来飞机跑道,将一大把花请一个姑娘送给我,她悄悄地在我耳边说:“我们欢迎您来到上海。”就好像欢迎一位市长一样,在欢呼和鼓掌之中,我们真是像一位高贵的人进入跑道,一个他们爱的人回来了。在王龙云的咖啡厂举行了一个茶会,我很多学生都是工厂的领导人,坐在一张长长的桌子边欢迎我,王确实把这个地方装扮得尽是花,有一些美丽的年青女孩很郑重仪式地参加了这个会。我们喝了很多咖啡,尝了不同产品的味道,都是那个工厂出厂的,除了他们出产的牙膏和香皂外,其它的我们都尝过了。他们送给了我们这些香皂,我们用了十多年都没用完,还送了我咖啡、可可、巧克力、糖果等等,今日的中国很少的朋友不因为什么像这样彼此送礼,我们当然地也还礼,但是我们的友谊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住在上海肥皂制造工厂,现在是和英国的一个公司合营,这个工厂有7000个工人,中国最大的一个工厂,他们有18个厂间,厂间主任都是食品工业学校毕业生,除此之外他们的总经理张金月也是食品工业学校学生,他们请我们在一家餐馆的宴会厅吃了一顿很豪华的宴席,而200个人一起照了一张大相片(200个人是毕业生的1/3还多),当宴会过了以后就有一串的拜访,我们就看见了以前在上海的同事、学生、亲戚。汪道涵我从前的顶头上司,现在是大华东地区的轻工业部部长,听到我的来到请我们去住在他们市一级的宾馆里,我很有礼貌地谢绝了, 我说这一个官员的宾馆有太多的规矩对我的许多来访者,他们都是社会上一般的人物。接着后来的两个星期之内,代表他的书记叫伟明先生,请我两次到他家里去,来打听我是不是还愿意与汪道涵工作。我呢,在市大厅给他一个客气的拜访,我就谢绝了他的邀请。我现在和当时都有一些保留。1993年汪道涵作为中国头一个代表去和台湾联系,这个联系很有希望在将来带来对人民有利改变,一个对两岸人民真正民主的必需的改变。

从上海我们去了南京,1959年8月,我离开过这个地方,很忧愁的离开这个地方,这次回来给我一种感受是胜利地归来。顾简杜是从前食品工业学校学生会的成员,现在是个有名的书法家,很细心地照顾我们。食品工业学校现在不存在了,所有的职员和几个学生都留在新的学校里,新学校叫化学和电器技术学校,学校占领了食品工业学校一半的地盘,顾让我坐在以前用我的名义买的梅塞德斯.奔驰车上,又让我坐在以前的书桌旁的椅子上,在欢迎开始做的事都做完后,在南京的日子就花费在和学生同他们的家庭对过去快乐时光的回忆。

最后一个启示来自陆毛珍是个党员,也是我从前的秘书,有一天晚上她和顾到我的宿舍来看我,她说:“我早就想来看您,但你有太多的学生和其他人在周围,我现在是管个人的档案,我要您去看看您的档案,您的档案是非常清楚的,你没有做过任何可以责难的事情,责难您真是可耻。她说这件事时眼睛里含着泪,喉咙里被什么塞住了,我能说什么,总而言之,我们终于享受了一个快乐的重聚。最近1993年5月23日,她在一封信里说作为一个共产主义信仰者,她对我受了这些错误的待遇感到非常悲愤。

从南京我们去了苏州、无锡、杭州去会见我们那里工作的一些学生,同时也去观赏了那些有名的风景区,就是有名的“地下天堂”。七月的后期我们才回到上海,1984年8月早期我才回到昆明,我真是好运气看见了我的学生的80%,但是除掉在新疆的过去的一些学生之外,这种行为无疑地也是反映了封建主义分而制之。1989年8月我的八十岁生日那天,他们就送了一队代表,他们代表所有中国南方的校友们来向我和妻子庆祝,很多电报从中国四面八方飞来庆祝我。1992年10月26日,一封很正式的信是食品工业学校第55届校友会,所有学生来告诉我,他们在会上非常快乐,这封信的一部分我写在下面。

多年以前在新中国成立后,您不怕疲劳地建筑了中国第一个食品工业技术学校。我们这些毕业生很运气地在那里成长读书。您的坚强的精神,您对艰难、费力的事情的严格管理和您在学校忠实朴素的行为,这一切还有更多的都成了我们人生中的榜样,食品工业学校是我们今日成功的摇篮。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中间有些人成为模范工作者,被轻工业部嘉奖,也接受了有些省市的嘉奖。我们有些人成了企业家、成了技术专家,还成了不同工作战线的前方的骨干。我们都抱着乡愁怀念我们的母校。我们珍惜对您和老师们的回忆,对您辛苦教学和对我们的培养的回忆,也是对我们之间互相友谊的回忆。不,我们不可能忘记,从来也不会忘记我们的年代,我们经常向往在学校的经常去的地方。

1993年3月6日又有一封信是从前的一个女生叫李燕萍的,她是一个讲习会的工程师,她现在是一个北京中国食品工业联合会关于酒发酵的顾问,在这封信里说:“我去年九月在上海的校友会看见了您和您家里人的录像带,您看见了没有?我在台上向同学读您给我们的信,当我读您的信时,从前有些领导中有些人,他们在您的后面感觉不舒服。在您之后,没有人能赢得像我们对您那样的感情,怪谁呢?这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即使在1984的我们的旅游会见了以前和以后的学生,只要他们来到西南方的城市,就会来给我尊崇的拜访,有时门上一敲走进来一个他、她或者是他们,我高兴地惊喜地对他们说:“你是某某吗?你变得太多了,但我仍然能够模糊地回忆你年青的样子,有些痕迹和有代表性的表情仍然存在着。”我写到这里时,忽然间又有人敲门,可能是他们中的一个在门外了。所以一切好的事情,终归是好的。
                      
 
最后的日子刘德伟

我很遗憾我的丈夫没有完成这一章,1993年6月6日他停止了写作,这是他去医院的头两天,他的腿肿了,而且他没有精神,他即使在床上都没有力气翻身,但他不愿意看医生,他怕医生坚持让他住院。6月9日我坚持他必须看医生,而且雇好了汽车,车等在门外。医生一看他就命令他即刻住院,第二天是10号,他的情况变得更坏,但是11号他的情况好些,他看起来很好,而且和我谈话,我很高兴,忽然间他说他感到神经错乱,他的脸变紫了,眼光呆滞了,他再也不能说话了,医生说他失去了知觉了,我叫他,他的眼睛也不动了,四个医生立即一同来到给他紧急治疗,一直到6月12日凌晨3点,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呼吸也停止了。世界失去了一个真正的好人。

在这里我们关上了记录向景云一生的书,一个知识分子他有服务他祖国的热忱,服务他爱的人民的真诚,也爱他自己选择的政府,他仅仅是千万个同样的在新的老的中国里第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爱国主义者,悲惨地死去了,但是中国有句古语说“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今日还深深地为威斯康森的教授,他为中国培养出一个虔诚的土地经济学家,一个国家不知道如何用他,践踏他,糟蹋了他整个的一生,我也为中国深深地感到遗憾,他的学生们是他最大的安慰,即使他的灵魂,也大大受到了安慰。他最后的一声呼吸是在凌晨三点,我一清早就打电话给袁锡宝,他是他在中国学生的总代表,告诉了他这个不幸的消息。袁锡宝非常诚恳接受了这个责任,好好的担心他们老校长,这个责任是他们同学会委托给他的,每当天气一变,无论是在医院里还是家里,他总是第一个来到我们的房门口来寻问他们校长的健康情况。袁锡宝即刻就打电话给北京、上海、苏州、无锡、广西、广东和别的城市、云南的县份告诉他们同学这个不幸的消息。当天上午八点,回电就说学生会的代表们要飞到昆明来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会和火化。这是1993年6月18日要举行的事,那一天只与他离世的日子相隔六天,这些学生代表都带着鲜花从四面八方赶到了,我想他一定在他们之中微笑着,因为他们证明了他对祖国的伟大贡献。

解放前夕共产党军代表应许向景云保留他的职称和工资待遇,以感谢他为革命所做的贡献,然而四十年来向景云没犯过任何错误,工资却没涨过一分钱,职称没升过一级,死后职称却连降四级从副部长降到副厅长。这是为什么?希望你们的良心能做回答。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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