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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景云自传  

第五章  十年的改革,永远安居昆明了

我不懂机械,不知道螺钉螺帽的分别,我以为它们都是螺丝钉,但是我用了16年功夫,用血、汗、泪为它们工作。一个简单的原因,我要帮助云南省农业机械研究所做一点有用的工作。

这真是像个神话,我怎么会到云南农业机械研究所来工作的。1973年6月13日,一个红头文件是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发的,还有参考号码11号,关于我在景东县革命委员会的事情,内容如下: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了解了向景云(他是曾交给景东县政府监视、看守的),不应该判为历史反革命,他的案情是属于人民内部的,所以他就被决定转到云南省机械工业厅工作。

请办理他转移的必需的手续。

这真是一个特赦啊!我非常高兴、兴奋。我马上离开景东,充满了热情的向云南革命委员会政治部报到,要分配工作。

特赦和新的任务

我去全权政治部门以前,我决定把我的情况说出来,要求要一个在大学教英文的工作。因为我一点也不懂机械,接待我的是年青的干部,他告诉我到机械工业厅去报到,要一个工作,他说了这句话后再也不听我多讲一个字了。

我就提高声音向他说:“根据规定一个干部有权在没有决定任务以前表示他的意见。”

“也有条例规定无条件地服从任务,是最后的决定,是绝对的。”他带着怒气回答。他把文件向我一扔就走了,我的头晕了一下,一股冷气冲过脊背。这是一个军式的服从和似是而非的民主,当这个政权还没得权时,而且武力的斗争正在流行时就这样。还有一个军式的命令是必须的,“党指挥你到哪里,你就去哪里”。在太平的环境中,不管一个人是不是能够做,瞎眼的命令名义上是为革命需要,结果是浪费几千万个人力的资源,但是主权就是威力,这个年青的干部与其他数不清的人是一样的,他们有权就让我走开。

这个机械工业厅的政治部门的头是女的,有个男人的名字,当她在办公室看见我,我告诉她我是在等她的头,她就笑了。

她很有礼貌,好奇地问:“你怎么这么大的年纪还想工作?”

我回答说:“我的身体很健康,我还想做工作。”

她就说第11号机械工具工厂最近进口了一些铣床机器,他们需要一个翻译者来翻译使用方法。我就说:“这样的情形下,我就要工厂给我一个在黑龙潭住的地方。”黑龙潭是工厂所在地,我就可以把我的家也迁到那里,它离昆明太远了,我不能从昆明天天坐公共汽车,尤其是在下班高峰坐汽车赶来赶去是不可能的。她就问我的家住在什么地方,我说:“在武成路铁局巷。”

她就说:“我就把你派到云南机械研究所去工作,这个所在小西门,离你的家不远。”她就这样决定了。

我高兴得不知所措,在这个省政治部门一切事情应该都很严肃,但这个厅里,一切都很讲理。她甚至于考虑到我的工作要挨近我的住处。我与她素不相识,有什么看不见的手在工作。几年以后我才明白,省委员会赵守义定了一封信关于我,所以她照赵守义的意见派我的工作。第二天我就到云南省农业机械研究所报到,那时我64岁。人们悄悄说我是一个女人的男人,在中国你要奋斗得很厉害才能得到一个工作,肯定的不能靠才能表现资格和公平的竞争,每一个人要用勾勾搭搭的方法悄悄地铺一条路去找工作。

我在我的生命之中没有一分钟忘记,我在云南农业机械研究所的早期所忍受的那种屈辱和轻视,这种情绪冲过骨头到骨髓里,一直刺到心里,伤害了我的自尊。

我被派到去资料室翻译科学的文件,这个组的代理主任是一个女人。当我头一天到办公室时,她给了我一个文件,文件是美国农业机械会的,讲牵引机的运行,要我翻成中文。很明显她是来试试我的能力,我没有犁地的基础经验,我完全呆了,我就在词汇上迷惑了。

各种科学都有术语,我就把那篇文章读了几遍知道大概的意思,但不懂基础在那篇文章是与犁有什么关系,就不能很正确地翻成中文,但文章里都谈到犁地和两个四个基础,我不晓得怎么翻,我知道绝对不是平常所翻“基础”的意思。但是什么意思呢?当时没有农业机械的英汉词典。几年以后出了一本这样的字典,那是我编译的,我编译时开头脸变红了,出汗又变白了。

我并不是生自己的气,我气是因为要我做我不能做的事。两种不同训练的人的区别就是两个人隔着山在讲话,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在困难的选择中,这是谁的错,更糟糕的是尖舌女人跑到办公室偷看我、检查我,她看见我脸色苍白,她就说:“你是不是有困难?”我没有答复她,就走到走廊上散步。在那个地方散步,她跑来一再打招呼,她就问我:“为什么不退休?当你回家时,你可以到所里去找吴主任,要她为你调工作,你的工资比所长的工资还高些,甚至于比副省长还高,你为什么不舒舒服服住在家里,而要到这受苦?”我一句也不回答她。假设不是不公平的政治结论压在我的头上把我的灵魂压到膝盖上,假设不是一个很强的要工作的要求,我就会吼她一句。我就与几千万个知识分子一样忍气吞声没说什么。吃饭时,她又跑来了,我没做多少工作,她就笑了。

她说:“你有个博士学位,你一定是出国吃过太平洋的水,又知道一些英文,但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我听说英文的语言现在改变了许多了,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你一定忘记了许多。每个英文字有它相对的中文字,你要做的只是把每个相对的中文字写出来就完了。因为你不能这样做,我们应重新想一下找个别的事情给你做,你不需要每天下午坐在这。”

她极端的愚蠢,使我哑口无言,她说她是农业学校毕业的,我工作的头一天是我一生中所受的耻辱最多的一天,我就掉进埋没的坑里去了。

一天早上大家都站在大厅前面吃早饭,一个女同事很小心地来问我:“你是不是每天晚上都在办公室而不回家睡觉?”

我就说:“不是,我没有。为什么这样问?”

她说:“当我早上醒来就看见你办公室的灯是亮着的,我只是好奇地想知道,你是不是日日夜夜在办公室?”

我笑了,也改变了话题,不久以后传言就说我有点疯,不然我不可能那么奇怪。我儿子凯凯的上司有个侄女在农业机械所工作,问我的儿子:“你爸爸脑子里是不是有点毛病?”她又以为我在运动中受麻烦,因为我的行为在别人眼里是不同的。有的人说一清早或很晚,我一个人在黑暗中走像个鬼。又有人说我必定是与所的政治部门的头有关系,她逼着农业机械所接收我,给我一份很肥的工资而不做事。人们都在谈论我这么大年纪拿这么高薪水,而只是等着我的丧葬的事到。

1973年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领袖气质渐渐败了、减弱了,他必须被扶起来接待新加坡总理,总理周恩来带着癌症努力地去把他在政府结构中放下来没办的事办完。毛与周两人明显地知道老干部是否缺少的,知识分子使政府结构革命委员会能够正常地工作,老干部多半是受批评现在很孤独,现在必须把他们放出来让他们自由。因此我的特赦就来了,毛甚至于很聪明地说把那些人从牛棚里放出来(我也是其中一个),并告诉他们现在这个形势,因为他们几乎被孤独了十年,我也是这样。这种流行的情况是向坏走的,人们说文化大革命中每一个人都表现了他自己动物、禽兽低下的性情,那本小小的红书——《毛主席语录》,假装是这本书的领导之下,人们公开表示他们的政治意见,但实际上根据他个人利益他们的兴趣分了小派别,结果是在道德上有个大的落后,在生活各方面,尤其是在政府工作上有一个很大的迟滞,没有人真正地好好做工作。

但是那些从牛棚中放出来的,又在办公室恢复原职,我们眼前是黑的,因为关在牛棚时报纸上外面的事都不知道。我们成天只晓得读《毛主席语录》,我也是很勤快地钻研语录。

当我从被埋没中伸出来以后,我充满了精神去工作,在农业机械研究所早期的日子里,给我泼上的那瓢冷水没妨碍我,也没有影响我对工作的热忱。从那时起背负着一些耻辱,我把我全身的力量都放在农业机械工程方面,我进行得很困难,但是没有回头的余地,从早到晚我一直坚持这样工作。

即使是在礼拜天,我也在办公室里研究生产的工具和机器,那就是当时为什么不可想象的甚至于鬼的故事都传出来了。对我来讲是很正常的,仅仅是一个很努力的工作者而已,那些年青的工程师五十年代从大学毕业的,知道我的困难坚持要称呼我老师。

作为一个农业经济专家,毛泽东令我失业,他创办了公社,定出了生产的定额,驾驶车从黄河到扬子江,他甚至于做了农业的八个规定,成为铁一般的法律。

我无法求救,只能对毛泽东的非专家而难以预料的指挥服从,把英文、英语、作为帮助我的一个工具来免除饥饿,英文原来对我只是一种研究工作的工具,现在英文除要被用来作为学问的目的,现在真的变成了这个目的证实了这个工具的有用。千万个社会科学家,特别是在那些说英语的国家留学过的,多半是在美国、英国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这些人不得不丢掉他们的专业,把英文当作终生职业,英文成了一把刀插在他们心里,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浪费。结果八十年代初期,在社会科学中,一个很严肃的对年青一代的才能的缺乏也是社会科学院需要成立的必要。

当我派到农业机械所来工作,我很高兴地想最少也能做点有关农业的事,我以为至少我的农业经济的梦想最后能实现我的终生事业。我以为在农业方面的实际工作,说明我的农业经济,能最后成为我一生事业的梦想。

但是我是大大的错了,对于一个翻译新手来讲,一个工厂的机器工具例如一个车床或一个模子,它只能够制造一种机器,而且是固定在一种生产技术理论的进行中,换句话说它是不能移动的,它必定是与钢铁和制造一种工具的材料有关。因此这是很容易了解它的制造和工作的主要原理,因此很容易把它的部分和作用翻成中文的。

但是农业机器有千百个样式和结构,这些机器为不同耕种方法,但有相关的目的。这些机器有些部分相同,这些农业机器有不同的作用,因此它有不同的术语,所以几百种不同的农业机器很难翻译。所以中文的词汇又要不同又要适当。所以在一个不能克服的,不可能的工作中没有特殊训练的人是难以用中文来翻译成英文的,所以我忍耐着一步步前进,有时有年青工程人员来帮助我,这个工作的进行是很慢的,我常常承认我是在一个无望的令人失望的很委屈的,用同一个中文名词来适应一个英文名词。在机构的构造上,我是完全无知的,但是我用在中学学的物理、化学、数学那一点普通常识、判断力,在一个我完全无知的学问中,有时油印纸上中英文的农业的名称对我也有些帮助,这些模糊的帮助给我很微弱的亮光来应付我的工作,作为一个座右铭,我用笔和墨水在一张纸上写下歌德的一首诗,贴在床铺旁边的墙上。

“悠闲地失去这一天,明天又是同样的故事,跟随来的更是散漫的,不决定带来的是拖延,为失去的时间而叹息,更是失去了一些光阴,你诚恳地悲哀吗?那就及时抓住这一分钟,你能够干什么,你梦想什么,你就开始干它,勇敢有天才、威力和魔术在他中间,这样干你的脑筋会发热,只要你一开始,你的工作就能完成。

我相信做研究工作,假设没有一个或更好的两三个外国语,一个人的想象力就会受限制,在1974年在云南农业机械研究所,没有一个懂英文的人,虽然有1958年以前的大学毕业生,但农业机械研究所不是没一个真正说英文的人。1958年是一个学术和不完整的正式学习的分水点。在那一年以后政治运动、动乱、大风暴的群众斗争中断了所有的正常学习,农业机械研究所的外国语情况,在中国是一个在大学毕业生不幸运的情况。

斯大林写了一篇文章“马克思和列宁主义在五十年代初期广泛地传播,语言阶级区别......”但是当时英语被认为是帝国主义语言,被排除在大学教授的语言之外,而俄文是欢迎老大哥的语言,而在1956年以后又被排除了,因为是修正主义的语言。五十年代初期的大学毕业生,在高中有过三年的英语学习,不得不放弃英语而作为一个俄语学习的启蒙生,非外国语言主修者多半只读了两年。这两种不稳当的语言基础毕业以后都没有用,很快地都被忘记了,这两种因政治原因而废除的外国语言工具在语言交流和学问研究产生了很悲哀的情况。五十后代晚期,大学毕业生渐渐恢复了多一点的责任,在七十年代晚期八十年代初期提高了他们学习的权力,在那个时候,在邓小平领导之下,政府机构的有规则的责任也恢复了,特别是中国被世界家庭承认了,国际交往不同模式的交换,学习研究都需要外国语言的知识,口头翻译者和笔墨翻译者都很需要,但是这类人是很有限了。

这个情况从坏走到更坏,因为政治原因语言变更给后一代的高中毕业生,他们先在中学学俄文,那时我 们与苏联很亲热,到了大学又要他们学英文,在外国语考试中,无情的不诚实的这种行为要给予初级和高级技术职业的资格,令我们即使到今天也很可笑。这不仅仅是人的资格的等级的规定,也是与其它许多事情一样,是国格的规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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