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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景云自传  

第四章  1949年革命,最好和最坏的时代,当共产党执政以后,我们在共产党早期的生活(三)

实行的教育

对老师的尊敬是中国的传统,除了几个年老的老师外,多半老师是才从大学毕业出来没有教学经验的,举例范森小姐是个只有十八岁的年青的数学老师,我们很有礼貌地把他们请来,他们就全心全意地在教学上面,没有人想离开。这些科技的教科书都是从俄文逐字逐句翻译过来的,所以文字是俄文式的中文,他们很可能编成很顺的中文,很明显的翻译者不敢,民以这些年青的老师在教学上很困难,其中有一个老师冒险地来向我表明他日困难,我就说:“第一要用简单的词句把课程的要领使学生明白,用一些举例,然后再把课程的理论讲出来,你看着怎么合适就把课程要点讲给他们听,你不必紧紧跟着教科书。

这些老师的脑筋就自由了,创造力就升起来了,他们在教学中有了贡献,这些学生从学问中或贡献的精神中都得了益处,三十多年后,他们谈到毕业于食品工业学院,他们的同事就会叫他们科班职业者,意思是严格训练出来的职业者(科班的意思是从中国的京戏里面的一种名词,是经过严格训练出来的角)。

我的家在上海,我没有要学校给我一间房子,我就在单身教员宿舍里放了一张床铺,有一天晚上我比平常特别早的回到宿舍睡觉,一个机械制图的老师说:“我以为你从来不在这里睡觉,我们都睡了,很晚你才爬到床上去,第二天一大早你就走了。

我就说我不懂教育,所以我非要走来走去观察每件事是如何进展的。

我几乎成天都在校园里走来走去,这件事有它的回报,我省去了一些办公室的工作和官僚主义,关于学校开支的支票就在财务科签字;学生健康的报告在诊所里就读了,下课后在老师的办公室就跟他们谈话了,也听了他们教学的讨论,在饭厅里就与大师傅做了朋友,我四十七岁身体非常健康,我与学生一起打篮球,我与老师一起打网球,这是一个很容易的方法去结识人和知道人,没有多久我就知道大多数学生的名字,事实上丁寿康他成了食品工业学校校友会的负责人,朱宏金现在在新疆,那时他们俩人都要围着学校跑,跑暖和了才能上课。

礼拜五下午定为政治学习,党员们开他们的组织会,老师们就组织起来啃一本书,凯罗夫写的关于教育的书,这本书是从俄文翻成中文的,这些事情进行得停滞没有生气,没有人敢说什么,空气是闭塞的。很久以后有一个教员大胆地告诉我,这就像读一本天书,书里完全讲的是社会主义教育主要的意义,包括绝对的句子,还有例子。我就答复他说:“你们自己去讨论教学最好的方法,用凯罗夫的书做为参考,并且要从学习中去了解。”我就笑着说。结果学生们在四年中得了一些真正的学问,三十年后他们对社会是有贡献的。

作为鼓励老师们谁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准备功课,就煮鸡蛋给他们吃,三十年后他们中有一人范森告诉我他们躲在老师家里避免这种特殊的招待,他们的精神更高尚。

礼拜六晚上有时候我回到上海跟我家里一起过周末,有一次周末我没有回去,第二天早上我就转到学生教室里去,教室非常安静,我推开门我非常惊奇全体学生在那里没有一个位置是空的。

我就问:“为什么礼拜天不出去玩?”没有人答复我,当我重复这个问题时,有人抬起头笑着说:“你是在和我们开玩笑吧?只有一个礼拜的第七天才能赶上学校的功课。我们的功课非常沉重,没有玩的时候。”

学生的压力太重了,我很着急,感到应负责任,我要求北京同意我去掉一些课程,那些在我的意见中的课程是与他们的专业没有关系的,举例说,为什么学发酵的学生要读冶金学,而且他们在冶金学技术方面花费很多时候,整个下午就去看金属显微镜,来证实矿沙的构造。结果收到一封反驳的回信:“坚持执行苏联的规定,不可有任何改变。”

后来我就召集不同课的领导来讨论如何减轻学生超时的负担,大家都同意减轻教学的份量,加强教学的质量,要强调学课主要意义。讨论带来了课堂光线要明亮、课外体育活动多一点,目的让学生有个健康的身体和头脑。三十年后我在上海与学生重聚时,他们告诉我食品工业学校的学生中没有一个近视眼需要带眼睛的,但近视眼在别的学校很多很多。学生回报以敬和爱。

有一天午饭以后我散步到学生食堂,有的桌子吃完了人散了,但是我很惊奇地看见一大碗肉煮瓜汤泼在桌上,瘦肉没有了只有肥肉,明显的这是他们不喜欢的一碗菜,也是粮食暴殄,这些孩子都不是小康家庭出生的,可是他们变了,被惯坏了。

当我发现这个情况时,全饭厅没有声音了,剩下的学生都放下了筷子,收碗的人也不收碗了,我内心想发脾气,我甚至要发作了,但是犯规的人走了。

我再想了想,就改变了思想,很安静地在桌前坐下,把冬瓜和肥肉吞下去了,好像没出任何事,当我走了饭厅时,全体的学生低下了头、垂下眼睛,这个教训他们记得一辈子,而且从中得益处,行动比口头教训有效得多。

日本侵略中国的东部故意留下的灾难,就是把血吸虫病留在河岸边,整个一村一村都散布了这个病,学生身体检查报告说有三十多个人已经传染上了,假设不治疗必须死,而这个病有传染性,在扬子江的浦口就设立了禁止传染这个病的站,给人民治疗,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食品工业学校学生会的副主席,每天都和我一起去看这些学生,当我们一开始走路时,他就脱下鞋子,光着脚走,一直到今天我对这件事印象非常深,他叫史安容,是上海一家大合营企业的总经理。

这个病治疗的方法是残酷而粗糙的,针水里混合了银子混合物,针水让学生发高烧而且非常疼痛,使人感到干渴,假设动作大一点,就会伤到心脏,我们俩人就安慰这些学生,白天晚上轮流去,结果有一个学生死了,其他的都好了。1957年早期出了一个故事,病的影响传到中国东边的许多省份,病传染得很快,即刻把受传染的学生与其他学生分开,很快把大厅地上铺满了席子,还有褥子,病的学生睡在大厅里,除了对已病的孩子好好照顾外,也照顾预防没病的学生生病,南京别的学校有十多个人死了,包括军事干部学校,但是食品工业学校没有死。这两个传奇的故事三十多年以后还在毕业生中说来说去。

食品工业学校的生活和以后跟他们毕业生在一起的日子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候,但是中国人有个说法“快乐是灾难的预兆”,在快乐中我有一点感觉到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全国性的灾难,这个灾难躲藏在我快乐时间的角落里,而且这个灾难震动了全世界。

不幸运的时光

1959年8月19日那一天,北京轻工业部来了一个文件,说:“向景云经过了许多改造的运动但没有改好,所以不适宜做校长,应该免职。”我就被革职了。

1957年4月,共产党开始了一个运动,改正成员中间有不正当行为,要求非党员的成员表示他们的意见帮助党员改正,作为民盟的一分子,我的组织要我去参加两个会,听毛主席的报告。报告打印出来了,名字叫“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实际上很多年以后很多人说这就是引诱知识分子,因为不相信他们的忠诚而要他们讲出观点和意见,后来叫“引蛇出洞”。这些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很容易地在他们天真中引诱了出来了,被抑制的心情、意见和忧闷充满了报纸,有几天的功夫报纸一字一句地照登。忽然间狂潮被推翻了,“反右运动”跟着出来了,几千万个知识分子都划为右派(大约55万人),把他们送进监狱里去做体力劳动,做了20多年的体力劳动,一直到1979年,这就是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加了一个黑页。他们受罪、死亡,他们丧失了自由都是小事,跟新中国发展的需要才能的丧失比起来是小事,后来又有几亿的知识分子虽然被任用了,但暗地里(内部)是被监视,他们的人数谁也不知道。

社会主义是我自己的选择,假设我反对它,我就到美国威斯康森去教书了,所以我没有攻击共产党的理由,但是在我脑袋里有一些怨言,一年多我单独地担起一个学校行政的责任,在学校教育方面我享受了这种快乐,但是同时担子非常重,非常累,我要求北京派一个主任,但北京方面不理不睬。

王农民我的助手,当学校建设好后就管总务处,过去有一个时候学校建筑很慢,我一定是催促得厉害了一些,我与他之间发生了摩擦,怒气也有了,但是他没有采取好的方法,而且是大发脾气,一天晚上他带着另一个共产党来到我的办公室,一直到今天我承认不懂他为什么发我的脾气,他拍着桌子口里叽里咕噜说些并不重要的话,我是党外人士不懂党内的政策和术语,他的动机是了解的,责备我对帮助管理建筑校舍的人太厉害了,因为我的坏脾气,他不得不最后对那些人道歉,而叫我“两面派”,我就呆了,心里想“他是不是党派来的”,我什么也没说,只听着,很难受,第二天我表现出好像没事的样子,几个礼拜后他被调走了。

这件事对我是件很重的打击,当党要我们批评党员不正当的行为,我就说了我的怨言,就用了中国的隐喻:一个和尚挑水吃,二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喝。

我这个意思很清楚,人太多反而不做工作,这是官僚主义,最后我埋怨了王对我不礼貌,并且说:“我费了许多时候做这么多工作,还受冤枉的责备,最好是另换一个工作。

王走了,还有两个领导人,一个是党委书记陈力坚,一个是杨海云,他们两人是从部队来的,坦白地说我不知道他们曾经做过什么工作,一天一天地他们坐在办公室,也不接近学生,也不接近老师,我不是党员,我不能问他们到这里来应该做什么工作,我们彼此只是客客气气的,当红头文件来时我们就联系一下大家签个名,我跟党委书记之间有个不愉快的接触,那就是为这个学校买一辆汽车的事,北京同意了我要求买一辆旅行车,我也这样告诉买车的人,我买车心里有很多目的,因为旅行车可以多带几个人参加会议,多带几个学生参加比赛会,可以把病人的担架放进去到医院,可能带大型的东西,我们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我的单位给过我这样的车,所以我知道这种车很好,用途多。这件事情到了党委书记办公室就滞住了,他要求买一张小轿车,我不同意,一张小轿车不包括司机只能装四个人,接近我的党员们都劝我买小轿车,谈了许多话以后,我默许了,因为我想这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他们就买了梅赛德斯.奔驰车,那是张豪华的车,广告上说这是世界无双的车。第二年1958就来了一个反豪华反浪费的运动展览会,我们这部车就成了会上吸引人注意的中心,并且上面贴了张条子,上面说“这是向景云买来为他自己舒适享受人民血汗的花费”。

我能说什么呢,这是一个动员人民简朴和刻苦,谁敢在它上面泼冷水讲实话。事情不在那里就停止了,几乎四十年以后,王昆我的学生,他是四川轻工业研究所的总工程师,告诉我,奔驰汽车是用我的名字买的,但是我不知道,只有我的职位最高能买那种车,所以买时就说是我个人要买的,我听了很生气,所以不奇怪每当看到我坐着汽车去开会,学生们惊奇地看着我,我坐的汽车成了南京的漂亮事,只有省长才有资格坐这种车。这个政治运动在继续时,我知道食品工业学校校长的日子要月亏了,在一次去北京开会,我看见了所有轻工业部办的学校校长的名单都是党员,除我以外,在那时我就告诉教育司司长,我是一个非党员来做校长不合适,因为非党员来参加党员的会,我不知道党关于教育的愿望还有别的政治上党的意志,他就安慰我说:“除了党内一些特别的事外,所有其它讨论会都可以邀请非党员参加,不单校长可以参加其它领导也可参加。”这事说的好听,事情并不这样做,我在食品工业学校的几年中,姓陈的党委书记从来没有召集一个会讨论学校的事,他仅仅只会写几个字,他怎么能做呢。

这个时候正是毛泽东宣布不在行的人也可以领导这一行的事,这当然是一个托词,来支持党员作为领导的威信,来压制知识分子。

很快的一个不在行的人叫顾德委派来食品工业学校代替我的位置,他先来时算是我的代理人,我还是校长,但是人人都知道他将要代替我做校长。顾是出名的重新组织有长久问题的工厂找麻烦,但是他在食品工业学校找不出麻烦,因为学校没有问题,而我在学生中很受欢迎,每当我坐汽车回学校,学生都围着拍手欢迎我,我当时就知道,仅仅这件事就会引起别的领导嫉妒,但是我如何能制止呢?

第二、我之所以要被革职,仅仅是我太得人心了,那就是说学校的威望不在一个党员的手中,那么这就是不可信任的地方,但是他们没有方法划我为右派,因为我没说任何话反对我爱的党,但是我曾经想过他们要划我为右派,因为千千万万的人无缘无故地被划为右派,只要一次被划为右派,你是没法申诉的,一个悲剧的笑话在全中国传说“每个单位5%的职员应该划为右派”,这是毛泽东分配的定额,有一个单位的两个书记费了很长时间要找出一个人来填满名额,但时间过去了,这两个人也很累了,有一个人当笑话地说:“我累得要死,让我们睡觉吧,实在找不着一个人来填满右派的名额,让我来填吧。”第二天,右派的名单公布了,他的名字真的在上面了。

在一个政治运动中,顾召集一个会来斗争我,他事先安排了几个学生在会上发言反对我,只有一个终于上台来斗争我,他看见一些死一样的沉默的脸,像海一样在他前面,他唠唠叨叨随便说了几句就下台了,这个会成了死海,顾校长只好告诉我“下去反省自己的过错。”

所以我的任期还是拖延下去,一直到1959年秋,我前面所说的那一张轻工业部来的红头文件,把我免职了,我真是莫名其妙,我做了什么事攻击了党,我免职了,但我的“罪状”没有公布,所以一个二十多年的时间我的罪状没被说明,这二十多年是我一生中最能工作的时候。

我从南京调到云南省昆明,昆明是在越南和缅甸的前方,在西南边界上,实际上我是在国内被逐放了。

在古代时云南有汉族的两种人,一种是被逐放的官员,一种是逐放的犯人,1959年云南仍然是中国相当于俄国帝王时代的西伯利亚。为什么逐放在离内地这么远的地方呢,又有一个说法,就说明领导不相信知识分子,中国一贯有种说法“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说明有学问的人不是好的革命者,但是对知识分子,当时又有一种传说,说他们人数虽少力量很大,因此他们就要被分散而且要被区分,因此我的在国内的逐放从南京到昆明,我就是要从一个普通职员带着一个不好的政治记录重新开始做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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