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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景云自传  

第四章  1949年革命,最好和最坏的时代,当共产党执政以后,我们在共产党早期的生活(二)

丰收的奶油

七月后期一天早上,一个胖厨师穿着一身蓝衣服,拿着一把大蒲扇,一条白毛巾搭在肩上到我的办公室来看我,他满脸笑容给我鞠了个躬。

“向校长,你真好,为厨师创办了一个学校,我自己就是个厨师,一个很好的厨师,我要我的儿子来学这一行的技术,继承这个传统,但他拒绝了,这是个低下的职业,我今天早上看到你们的招生广告,我就把他带到这里来了,请你跟他谈一谈,劝他到你的学校来学习。”

我费了一些时间来跟这位好父亲来解释烹饪与食品工业的不同,他嗯嗯地走了,当时我就了解了食品工业对中国人民大众是件新的事情,我就召集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很详细地把食品工业的内容和重要性质讲出来,还有食品工业的学问研究四个不同方面:第一、食品的技术;第二、发酵;第三、油和食品油;第四、食品机械和设备。这个谈话在南京报纸上广泛报告了。

申请入学的人并不多,对一个高等教育的希望那就是为以后在社会上、在官场上有一个高等的地位开路,是知识分子最终的野心,是知识分子在我们这个世纪里封建传统的野心。

但是在五十年代初期,政审对这些申请入学的个人家庭历史是很严肃的。

我们录取的学生必定要有清白的家庭和个人历史,“清白”就是工农兵家庭出生的人,“清楚”意味着历史的污点也要找清楚。

在五十年代初期,浙江的中小城市如同无锡、常州、苏州、杭州,沿着南京、上海的铁路的城市,都是精巧而风景好的一些城镇,那些地方的点心小吃都是有名的,是地上的天堂,在九十年代初期,还没有这样发达,居民做手工业,特别是刺绣和陶器,人们是灵敏的、精巧的、技术高超的、工作努力的人民,但是都很穷,他们的儿女读完中学后,许多人都没钱供给子女享受高等的,自由的教育。

他们的热望中还有一个阻碍,那是我当时不知道的,对考生的个人和家庭历史的政治细察是非常严格的。同时,无疑地对才能的限制也是严格的。因为多半城市居民都很穷,他们就到小工业小商业去工作,来维持生活。要求他们有一个清楚的政治历史,一点污点都没有,在他们许多人中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是要求在镜子上面一点灰尘、污点都没有一样。许多家庭都不愿送孩子去高等的技术学校,因为这些政治细察的要求,假设被拒绝,影响不单是害了申请人,而且会影响到所有家里的人。

食品工业学院把他的踌躇放在一边,不像航空学校、机械工程学校一样,他们对个人、家庭政治历史的要求不是那么高。

很多学生后来告诉我,他们很想有更进一步的教育,但是他们家庭不敢冒险冲过政治细察,在记者采访中我不敢说政治历史是录取学生的先决条件,这件事根本没在我脑筋里,我只想到批准学生入学是根据学生的成绩。当在报纸上读到采访我的话并没有强调政治细察的重要,并且学校能够供应住宿,他们急忙把入学申请送来。这是一个工业技术学校,这块园地从前是禁止他们进入的,结果我们就把年青一代的从传统区域中来的有才能的精英不要了。这些年青人是有志气要在社会上创造新事业,但他们被隔除在有志为社会做一番事业之外,我们只能从三个好学生中录取一个。

因为要收足够的学生,我们的教职员也必须要召新的,而且时间离九月很近了,新的教职员都是北京高教部从大学毕业生中挑出来的,因为要免除不必要的官僚的拖延,我就送了个紧急电报给轻工业部,要求轻工业部给我一串教员的名字、专长和住址,以便于我们派管人事方面的人亲自到他们家里去,请他们按时到我们学校来。电报来了,我强调回信费用是已经付了,这个方法是我从美国学的,我肯定是五十年代早期头一个人用这个方法。我非常快乐,这些老师非常受尊敬,他们是教育家,不仅仅是对本宣科的学者。

我这个方法起了很好的作用,年青的老师们从很远的南方广东、东北、北京、上海放弃他们原来的工作来到我们学校。管人事的人他们新开始工作,当新老师来报到的时候,他们热心地帮助老师而不是坐在那里板着脸审查他们个人的历史。结果我们把最好最有才能的老师学生都像刮牛奶皮一样刮到学校来了。

以经济情况来分阶级观念存在是普遍的,假设你说这是他们衡量的办法你就这样说,但是这种规定阶级的观点以他的出生来划分地位,是中国上亿的人失去了他们的才能(用出生来划分一个人的地位,使中国丧失了上亿的人的才能而没有得到使用)。

根据经济情况来划分阶级,在中国城市的居民中从来没有用过,因为它不实际又不可能。从工业化的英国借来的定义从来不能应用。

在教育中的新手

技术学校这个名称在苏联的摘要包括三个水平,一、普通课程;二、基础的技术课程;三、特别的课程。我们从苏联模式中成为典型的目的是为食品工厂训练出第五等的技术人员,当时在我们工厂里只有很少的高级技术师傅,这些师傅只算B等,有些课程的内容太高了,对中学毕业生来说,那些课程几乎和大学课程一样,只是在理论上稍微简化了一点。我总是很怀疑苏联用过了没有这些书上的概论,因为七十年来苏联一直闹粮食缺乏,而且在九十年代初期,他们几乎是在饥饿的边缘。

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根据老大哥的概念,从学习中来了解,但是我们做这些工作没有教任何一种外语,虽然在功课表上要求我们学一到两种外语。

五十年代早期教俄语是时尚,但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用英文为第一外国语,只有东三省受了很强的俄国影响,在山与海之间的那条路上很少的人知道俄语,从教英文一变为教俄文带来很多坏结果,上千的年青的英语老师情愿或不情愿地被选出来读很短的俄语课程,然后去教俄语,他们读27课的初级读本,多半人完成了26课,最后一课最难,所以只完成26课,他们用硬记硬背的方法学了俄语,回来时就趁热去教,没有一个人能教第27课。英文被贬为帝国主义的语言。

我们很缺乏俄语老师,1956年斯大林出版一篇论文叫《马克思主义和语言的问题》,在书里说的很清楚,母语的基本结构没有阶级的区别,但是不同阶级有自己的术语,就如同科学家有特别的术语,我就鼓励写了一封信到北京要求准许把英语也作为外国语之一,我说明任何学科学的学生应学会一种到两种语言。回信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学校里,任何帝国主义语言是不可教授的。

在五十年代中期,所有的中学生都学俄语,以它为中学六年唯一的外国语,当他们进大学时中国和俄国的邦交破裂了,这两个国家在政治思想上有争论,中国说苏联是修正主义,苏联的语言叫修正主义语言,就禁止教授了。

在六十年代后期又恢复教英文了,大学学生在中学曾经有六年的英语学习,现在又学习过两年俄语,这就是学了又忘了,真是糟蹋时光,结果是在中国荒废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也是在与语言有关的各方面都荒废了。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带来很大荒废,六十年代的年青人,现在已是四五十岁的人,应该是在掌握管理国家事务的职位上了,然而他们大部分是对外国语言是盲目的,中文也不行,这就造成了两代人的代沟,在九十年代初期要慢慢地填补起来,无论什么时候政治压倒教育,结果就是荒废,现在我从前食品工业学校的学生常常对我说:“假设我们在学校学英语,我们现在做工作或研究在各方面都好些,你为什么不教我们。”我没有说话,感到有根刺刺在心上。

当九月一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学生开始报名上学了,学校的建筑还没完全做好,只好把他们安置在主要建筑物教室的地板上,第二天就要开学了,那天早上,我就围着主要建筑物走了一圈,看学生怎么过的,就闻到一股臭味。

我把厕所门推开,我就目瞪口呆了,那是个难看的情景,大粪满地都是,甚至小便池里也有大粪,他们蹲在马桶上大便,把马桶边都弄脏了,冲水器的盖子打碎了,里面的零件都拆开了,冲不了水了。

很明显地,他们知道他们弄错了,好像有的人知道了,有的人把水龙头的水弄出来,也没管子连着水龙头,所以冲水的声音和人叫的声音充满了房间,看见我走进来,他们吓得哑巴了,大叫了一声后就没声音了。我看到这个情景就知道了,这个小城市来的年青人从来没有通过现代的方便器,自来水对他们来说是个奇迹,他们在家乡用的是屋外的茅坑。

我笑着说:“早上好,你们工作得好。”我就把门关上走了,我心里想,在学生中开始教育就要从用厕所讲起,这就要从两条路同时走:教育者和被教育者。

在早上物理老师被请到我的办公室,叫他第一天早上不要讲物理学介绍,要他用最简单的词汇来介绍厕所的构造和厕所水力学。这个工作对他们自己训练自己不是没有好结果的,从此以后我从来没看见公共厕所像我们学校那样干净,从那时起我常常走进他们的教室、寝室、化验室、体育馆和饭厅。

在我们七百多个学生中,我认识了他们四分之三的人,剩下的四分之一我把他的名字与相貌不能联系在一起,即使是今天三十年了,我也有八十岁了,他们多数人到了五十多岁,无论他们敲门进到我家时,我即刻就认出是谁,想到他们十几岁的样子,我就能够说出:“你是某某,我能够从你的脸上看出你年青时的样子。”

在教育方面我必须承认我是个外行,我在上海做过医药工业学校的校长,做了两年,我又转到南京来,在上海这是我在教育界开始做学徒的日子,我仍然跟从前一样感觉到“我领导她管理”她是副校长而且是一个党员,这是个统战的安排,在我身上没有要求很多的责任。

在南京食品工业学校,这就不同了,我是单独一个人,我完全负责关心这一群天真的人的前途。这些年青人首次离开家乡,他们对学问是渴求 ,他们是可靠的年青人,我记得我离开北京的家到天津南开大学,那时我十八岁,非常寂寞想家,礼拜六的晚上总是在写家信。

下意识的我也许跟他们一起分享这种感情,读这一行对他们不合适,他们不合格,他们中或许有些人喜欢读简单一点的课程,因为他们不是工农家庭出生的,在那些年代,阶级斗争理论处处都是,使用到极点,即使是工农家庭出生的孩子也受不同的歧视,他们的父母必定是贫农或贫下中农,才许到好的学校去读书,政治压倒学识。传代的工业工人组成了一个可以忽略的百分数,贫农和贫下中农仅仅是从手到口谋生(工作一点,吃一点)这两种阶级的人都不能供给他们的孩子去上学,结果教育受损了,在别的社会人群、阶级中的有一定才能的人和革命干部的小孩之间就留下了一条沟。

开学的头一天,我就告诉学生们,在他们头一年内就要读完高中三个年级的课程,作为文化的基础,在第三和第四年就要读技术基础课程,为他们每一个人将来特殊技术学习(专业的预备)做准备,这些课程在工厂里的工作中一点一点的,在一年之内都会用上,我做结论地说:“你们这些学生所接受的教育相当于一个高中同一个科技大学的头两年的功课。在四年后,你们的资格是在食品工业技术这个特殊的园地里,你们的食品技术,食油、发酵、制造食品的工序你们都知道了。”我说这些话是一口气说完的,我知道我是在照苏联的规格说话,我是以天津南开大学预备班采用美国的教育来说这些话的,所以很难达到,我自己都觉得靠不住,我只有两年的奋斗的经验,讽刺地说我讲的话是乱七八糟的一堆。从中国的观点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好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观点,这自然是一种不知不觉地组合,但是应是三十或三十多年后的组合,很不运气,现在太早了。

这些学生鸦雀无声地听着我说话,他们闪光的眼睛充满了激动和得意,他们很快乐和知道他们将要学一些技能,特别是在机器方面,他们毕业时有大学的程度,我不肯定这些计划,因为对我来说太新了,在教育方面又是外行的教育学者,我看着这些天真、年青的面孔,眼睛充满了信任、丰富的精神、幸福的表情,我的心跟着他们的希望也很受感动,在我和学生之间一股亲切的感情发生出来,一直到现在三十多年了。

我在讲台上发誓,我要成功地实现国家的号召,我要实现学生父母的信任,我要从工作中好好学习做一个教育家,丢掉心里的刺,就是二十多年来我的土地利用经济的专业的训练来帮助我的国家,我高兴做了自愿的决定,这是自愿的不是被逼的在当时党的决定无论你是不是党员都要顺从党的命令,“党叫你去哪里就赶快去哪里”,“要做一个党的顺服的工具”,“做革命的一颗螺丝钉”等等。

一个干部是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但是决定是在上级,这就叫民主集中制,但是多半是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多半时候是形而上学没有辩证法。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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