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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景云自传 

第四章 1949年革命,最好和最坏的时代,当共产党执政以后,我们在共产党早期的生活(一)

从1949年解放初期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就出名地叫做“不可忘记的1957年”正如查尔斯.狄更斯在他的故事中所说的:“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一个最聪明的年代,一个最愚蠢的年代;也是一个最让人相信的年代,一个最让人怀疑的年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春天的希望,也是冬天的失望;我们的前面有了一切,我们的前面什么也没有;我们都要走上天堂,我们又要走向相反的方向。”

从这个时候起我表面上看起来不是一个统战中的人物,表面上是领导,可是很多时候事实上没有领导权,事实上多数时只是一个傀儡,一个党员他知道党的政策,或者说应该知道党的政策。在单位一个掌舵一个划船,这种办法在解放的初期,在政府的各个阶层都在实行,这对人物,人们问起工作怎么分,一般职位高的那个就会玩笑地说:“我领导,他掌管一切。”就是这样似是而非的回答,在多半情形之下,这个在名义上高一等的在决定事情之中是要屈服的,这个非党员的负责人广泛地被宣传为有权有职的,实际上是不言而喻的。

旧社会的人们不知道现在国家政策,举个例说:国家教育政策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联合起来,或者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先锋,这些政策是普通人民不知道的,经常用几个简单的字说明政策,所以政策就容易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推想来说明,实行起来也用不同的程度来实行,举个例说:在早年对知识分子政策就是团结、教育、改造,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是使用、限制、改造。
                     
最幸运的时光,1956—1959年

自从解放以来这是第一次完全是我自己在掌舵、在划船,我心里恐慌,因为我不知道我走的这条路是否顺风,是否是一条应走的正当的路,我的两手在轮子上,我感到轮子的沉重,也感觉到一个舵手的责任的沉重,同时感到非常快乐,我当时被调任为一个技术工业学校的校长,我有完全的责任来建筑这个学校,建筑学校的地是块荒凉的地,但是一块有条件的地,上面尽是坟墓、草,是在南京中山门里。那是1956年的事,据说还有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没有来到,他们是派来帮助我的。

南京食品工业学院是北京食品工业部命令要办的。很明显这是一个要照“老大哥”的原有的例子办,那时什么都要学苏联,老大哥是时尚,那时北京对我们工作的指示是“了解也做,不了解也做,通过学习就了解”这就是对干部的指示。我们模仿了去工作,不敢问问题,因为问问题是不允许的,也就不敢了,我心里有保留,别人心里也有保留,不久以前在上海的一个同事,他在总务处工作,他曾经这样埋怨“苏联老大哥的行为并不比帝国主义的美国人、英国人好,当我把他安置在季后旅馆以后,他们就冲到江岸上,看到东西就抓,第一是吃的,第二是穿的,多半是美国的剩余物资,他甚至要我帮他买女人穿的毛皮大衣,而且只出低得可笑的钱,当这件事我没做成功,他就大声骂我吼我出去,美国人的确比他们礼貌得多。在他们中我看不出无产阶级的影子。

很不幸,他在办公室讲话声音很大,第二天他就被开除了,真的被吼出去了,是被孙副部长吼出去的,孙副部长是从苏联读经济回来的,他在一个很长的演讲中告诉我们怎样从事情的外表看到事情的中心要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我们看中产阶级、帝国主义、美国人、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苏联人都要这样看,当我听他的长篇大论时,不能不想到约翰.杜威写的《人的天性和行为》,不能不想到这本书如何去从个人行为中区别出集体行为。

多少年以后,七十年代晚期,孙自己也被全中国吼下台,因为他提倡一个关于利益的理论,这个理论是从苏联学者那里学的,这个学者又是从北京社会学院学的。孙看出来利益的动机的需要,他因他写的书被批评,被斗争了,他死得很惨。可是在最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他又被颂扬了,说他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先行者。

在我接受了任命以前,我就被食品工业部部长召到北京去。在那些日子里,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很朴素、谦虚,而且是知识分子,杨立刚部长客厅里有一人澳大利亚很新式的火机,它挂在客厅天花板下给客人点火,这个东西在当时很豪华。所有党员们都用了几天的功夫努力学习入城以后的政策,他们学习了进城后还是要朴素,把他们乡下的朴素带到城里来。毛泽东警告那些从乡下来的干部,要保守、防备、自学防止被中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侵害。但是仍有两个人被糖衣炮弹侵害了,一个是天津市市长,天津市是中国第二大工业城市,挨近北京,第二个是天津市党委书记,他们都被枪毙了,这使全国人民都震动了,他们都说共产党是真正的好人,真是“硬邦邦的”。

最近,在九十年代初期,听说要放一部电影,无疑的是要警告现在正在传开的向官员送礼物、任用亲戚,把应该用在人民身上的钱用在自己身上,这种腐败的情况一直延长到现在,虽然几年以前党组织一个调查团去努力在政治中坚决执行清廉和道德,有权威的封建主义在中国不仅仅是在言语中留下的点痕迹,而是根深蒂固的一种疾病,假设要连根拔除就需要全人民的思想意识。

五十年代初期,培养食物的工业看起来是要有一个行政部门来管理,在乡下脑筋严肃的领导们对营养科学是没有耐心的,因此这个工业技术的重要在全国发展是不在国家发展的日程上的。所以初生的管理食品的部门也废除了,同时有其它许多问题需要考虑。

但是南京食品工业学院还存在着,是安置在轻工业教育司,是对苏维埃大哥从学习中的领悟作为效忠的标志。

现在人们常常回忆到五十年代初期,是过去八年平安的重建同二十年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动乱不可忘记的分水岭。食品工业学院是1956年成立的,是很早以前指定要用的,所以还是出了大笔钱来支持学校,如果记忆正确是一亿五千万,实在是一个宽大的数目。

但是我被第二次调任做教育工作,我感觉很不安,很不愿意地去到南京担任这个职位,我自己受了许多教育,但是我不是教育学家,我是一个土地经济学专家,我的志愿和期望在我心里骚扰着我,在脑袋里责备我“你为什么不去做训练好要去做的工作,为什么你不能做,有什么东西要吃掉你,你是准备好了有一只手训练出来解决中国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农业中的土地问题,就是因为这个你才出国求学,现在你看看你自己,是谁是什么在拦阻你,要记住你所爱的工作,你所能够做的,而且梦想你能够做的,你就应该开始做,勇敢之中有天才、有权力、有魔术,你现在到底是什么?”要与受了训练的爱的东西分离,这是一种刺痛。

另一方面,一个命令说“党指到哪里,你就要赶快去哪里”这个命令压倒一切势不可挡,服从就是一个干部无限的责任,党需要你的地方,就是你工作的地方,是不可以反对的。

1956年夏天我就参加了北京轻工业部教育司组织的技术学校负责人的第一次会议。轻工业部下有很多技术学校,在一次开会休息时候,我去找部长助理,她后来就是代部长,她的名字叫夏大姐,她的妈妈是传奇人物,人人都知道她叫夏姑姑,是革命的妈妈,她曾经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做出了一些牺牲。自从解放以来我生活的早期我有好运气,会见一些真诚的共产党的革命者,他们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从解放区来的,我们称他们为解放区老大哥。夏大姐是这些真正的革命者之一,当我闭上眼睛,他们的形象隐隐约约地在我前面非常伟大。我把我的情况老老实实地告诉她,要求转调到农业部所管的农业学院,农业学院的校长是朱泽明,我曾经在上海会见过,在那里我可以照农业经济分析的方法去工作,而且我可以从别的国家得到农业专家的名称。

夏大姐是很可亲的而仁慈的,她当时虽然生病,但仍坚持在办公室工作,她躺在竹躺椅上,盖着床旧被子,她非常用心地听我说话,听完之后用一种微弱的声音,充满了同情和诚恳对我说:“向校长,我明白你的意思,同意你说的话,我们的政府刚刚成立,我们进城不久,我们缺乏才能,特别缺乏高级知识分子,我们没有多少学问,我们没有教育,你受过很多教育,等校舍建好后,我们就让你离去。”我听她说这话时,心跳得厉害,我眼睛充满了眼泪,因为我眼前有个在病中谦虚的女人,她的行为就好像是与我平等的人,她默许了我的要求,只给我一个最起码的条件,是把校舍建好。从她说话的口气,我知道她是不愿放我走的,困难看起来比实际的多她同意让我走不是她个人的同情和了解,共产党一切都根据原则办事,她一定有更高的原则,对于这个原则那时我太天真了,没法去猜测,可是在那时从内心深处冒出一个老的格言“士为知己者死”。

我觉得有东西塞住了喉咙,我说:“夏大姐,谢谢你,我不单把校舍建成,我还要把师生弄进来上了课,我才离开。”我站起来鞠了个躬就走了,在我的觉悟后,她声音跟在我的脚步后说:“关于你的事我们要去与农业部的科学家去联系。”

几天以后,会议结束了,我去跟教育司司长叶林联系,他就拉长着脸像在打扑克牌。扑克牌的脸说:“哼,到上级去拉关系,你只应该做你被吩咐的事。”他的声音一半是在吼,“你必须接受组织上分配给你的工作。”

这句话就切断了这件事,这里有一些共产党员和另一些共产党员。

我忽然才明白我是越级了,我不是故意的,在这个部里人们都说夏大姐是个最了解人,最容易接近的人,在我的思想里,一个部长的助理不是那么高的官,不是不能被接近,为什么我一定要服从“组织”那就是党,而且我也不是党员,只是一个干部,后来我听见叶林也调了工作,调到艺术司,自然不是因为我的缘故。

从北京回家的路上我有个混乱的感觉,又兴奋又失望、怀疑,我心里记得我对夏大姐的承诺,我就赶快投入工作之中。

我从上海单独回到南京,学校建得非常慢,要六月才能完工,我期望着我能很快地在一个新的办公室工作,可是校舍到现在只建了一半,晚上我都没地方睡,我租了一间公共浴室,浴室是可怕的潮湿,人体的味道,空气不流通很难受,这一切都让人受不了,但为了作模范起带头作用,我只好假装受得了,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

在中国有三个城市,人们叫火炉,一个是南京,另两个是重庆和武汉。南京的温度高达42度,到了晚上浴室像个竹子做的饭盒,我不记得我曾在那洗过一次澡,我全身长满了小痱子,身体外是酷热的,身体里像开水开了,很快身体长了疖子,我去了一个部队医院,碰上一个山东护士,看见我没穿军装,又不像一个革命者,就非常粗鲁地对待我,尤其是包扎伤时。

有一次我去北京,坐在火车最后一节车箱里,车箱里只有上、下两张床,上面床没有人,我就一个人占了那个房间,我把门锁上,那里有个大洗脸盆,有自来水,我就把胸和背洗了洗,然后自己把疖子包扎起来,倒下睡了一大觉,从来没有这样舒服过。

学校校舍的建筑是我的代理人叫王龙明,他从前是个在辽宁小机械厂的厂长,他代表我管学校建筑。王龙明在我没来南京之前已经带了一群工人在这里工作了,这块地是坟墓,他挖了坟,给坟的亲人们赔偿金,工作进展得慢。政府派来的承办者工作起来拖拖拉拉的,我要王龙明去看建筑工程领导人,他不愿意去,他说领导人的官职比他高几等。

把普通工人去和知识分子一起工作,这叫做“掺沙子”。我不懂南京当时的情况,我只记得夏大姐曾说过知识分子很少,我感到我的责任比王和他带来的那一群人重,他们只有小学程度,只做过体力劳动,他们预备将来做教育工作,这就是我们的老话“赶鸭子上架”。

几年以后我内部充军到昆明,我偶然有一天从农业机械所听说了某某被调到所里来了,作为“掺沙子”,这个思想是要把工人阶级高贵品质来影响和改造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斯大林说共产党员是特殊的材料做成的,虽然动机是高尚的,结果至少在工作中是不幸运的,至于去改造知识分子,这是个悲观的事。他们中有一个人在他不在时,他的书桌被别人用了,他就送到辽宁去学气象学,学气象学首先要学高等数学,这人只是小学毕业,后来他只能够恢复原来的职业,他是个很好的木匠,他能修理窗户和门,这块砂石还是不能到知识分子肩膀上去表演了光明手法。我怀疑有知识分子在他的肩膀上得到这样光明的帮助,我怀疑可能在知识分子的感情中创造了碎片(在他自己和知识分子中),这就是把姓王的调到和我一起工作,也是一样的结果。时间在进展中,我很着急,校舍没有按计划完成,到六月也没有完成,我把压力放在蔡先生身上,蔡是王所用的人之一,他是管校舍建造的,他是一个说话委婉,行动随便,动作缓慢的人,有的时候我对蔡在言行上都施加压力,后来他离开我们的工作时,我向他道歉,我那时不知道我是在为毁灭自己而铺路。

轻工业部来了封电报,命令学校9月1日开学,但这时连宿舍也没建成,即使是行政大楼、教室都没有完成,而时间已经七月底。我要王跟我一起去看建筑单位的头,他不愿意去,我坚持要他去,他只好在一天早晨和我一起去了。

我们到了一个宽大的办公室,面对着门有一张长桌和有靠背和扶手的沙发,有两个人在那里谈话,一个人躺在沙发上,另一个人站在沙发旁边,他们没有停止讲话,摆摆手让我们坐下,王看起来像见过他们,也知道他们,介绍了我后他就规规矩矩地站在他们的椅子前。站着的人招招手让我们坐下,他自己坐在椅子边上,我就向他们说明我们的来意,而且要求他们在九月以前完成建筑,站着的人说:

“对不起,向校长,我们不能在九月以前完成,因为工人不够。”

我就说:“但是我接受了命令是九月一日开学,而我跟你签字的合同上也说明了六月底完成建筑工作,用180个太阳日就完成工作了,现在太阳在整个夏天都照亮着。

躺在椅子上的人哈哈大笑,他把脚伸得高高的搭在椅子背上,他大声说:“向校长,那个合同一点用都没有,确实在九月不能完工,你只好等着吧,我现在还有别的事,忙着呢。”这是个僵局。

王偷偷拉拉我的衣服,让我赶快走,他半站了起来,很明显,这个形势像两只鸡要斗起来了,躺在沙发上的那个人对我这样无礼不是偶然的,我一直对他是很有礼貌的,也许他的坏脾气和坏礼貌是有名的,或者他知道我来看他,他就想给我当头一棒,来威吓我,他就可以拖长建筑时间,而能得到一笔大的付款。假设我是党员,他就不敢这样,我的职称不比他高,至少也与他相等,他自然也知道我是民盟的成员,而民盟人人都知道是代表一个中产阶级的,所以他要表现对中产阶级的歧视,表扬自己的阶级意识,碰上这样的事情使人感觉到难受,被自己的人民所歧视。我就像个初生牛犊不怕虎,因为我从未被威吓过。

我很平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把香烟倒在我的包里,把烟袋撕开,写上他刚才所说的话,一字一句完全照他所说的写下来,我就说:“请你在下面签个名,这是你刚才所说的话,我也会在这个底下签名,然后我将即刻去电报局发电报,将这些话发给你的和我的部长,这样我们俩人都完成了自己的责任。”

第二天早上我在许多吼声和响声中醒了,就听见货车在轰动,砖头从车上被倒下来,工人在哼着,水泥在飞溅出来,建筑用的架子正在搭。

我用来建筑学校的方法就是在今天也不平常,没有一个学校的校长会这样碰上一个政府的包工头,面对面地破坏公与公的关系。

这件事可能会辩论、讨价还价、请客酒宴或者就认了这个包工头的要求给他多一些钱,或延长建筑的时间等等,无论如何这件事情的关键,就是要使包工头多得一点利益,经过拖延的行动使我们多付点预付款,这是一贯的做法。假设你打败了这一仗,这建筑的质量也跟着下降,当时我在中国官僚主义之中也工作了十五年了,够长了,能不知道这些吗?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坚持遵照合同一字一句办事,不多不少,我胜利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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