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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景云自传  

第三章 一个沉重的决定

1949年5月初的早上,我做完了办公室的工作,当时我任国民党政府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合作办的一个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主任秘书,后又改任顾问,办公的地方是上海四马路,时间是共产党即将攻入上海的前夕。到中午时,我就去附近江苏路的拱廊去吃饭。在拱廊附近有许多吃饭的小店,这些小店既有卖中餐的也有卖西餐的,卖给公司职员也卖给南京路的工作人员,那是一种半个钟头吃了就走的午餐,所以在那条街做生意既要快又要好吃,价格还要便宜,一份午餐在两毛五左右,可以吃到火腿鸡蛋三明治,还可以喝一杯咖啡,两毛钱可以吃到二十个肉饺子或一碗面,在这一条街后有一些小饭厅可以吃到热饭菜,我经常到一家餐厅去吃,那就是我中午最喜欢去的一个地方,我喜欢单独一人吃饭,那一天中午照我平常的习惯我去了那里,一进门听见一个声音在叫我“嗨!向博士,你怎么还在这里,你应该早就走了。”这个声音是王思远的,他是金城银行的代理经理,也是我的一个朋友,我就笑着说:“现在还没有,但我会走的。”尽量地表现很平常,我就选了一个座位坐下,像平常一样点了午餐,我一直不注意周围的情况和自己的处境,一直到王先生的一声把我喊得注意了,听见他这一声不合时宜的但是很友善的警告声音,作为一个国民党统治机构里的行政官员应该早就离开到台湾或香港,即刻我觉得我不属于这个地方,我抬起我的眼睛,假装用很平常的样子看了看嗡嗡发出声音的房间,看出来没人注意我,我赶快吃完午餐回到办公室时,充满了懊悔。

上海沦陷是一个眼前的事了,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了扬子江,并且拿下了南京,大批的上海有钱人、资本家、大商人、工厂拥有者、企业家都大批跑了,大批政府高级官员和家属也跑了,只有商业、工厂、政府机关的一般职员还留下了,任何在政治上有重要性的要留下来的,就被怀疑与共产党有联系,一般老百姓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留下。

我从美国回国的八年中我总是在蒋介石政府的外围机关工作,一只脚踏在国际机关例如联合国,来免除自己深深地掉在国民党政府之内,结果我不被国民党信用,当蒋介石封建的中心离开大陆到台港去做难民,把他的心腹都带走了,他就把他不喜欢的人丢在后面,消灭那些不信任的,在中国这就是封建时代常有的行为。

在这时我已经跟中国共产党地下党为上海解放工作了一段时间,同时国民党已经在寻找政府中间可疑的人,关于谋杀在监狱中共产党员和群众中的共产党员可怕的故事在传播,在龙华杀这些人,龙华是上海郊区,国民党退却的时间没多少了,所以杀这些人的时候就用机关枪扫射,人民在传说黄炎培的儿子是有名的进步的教育学家也被杀了,而且是被砍得一块块的,在晚上的时候国民党一群群的坐着汽车跑到他们认为应该去台湾的人的家里,给他们一张飞机票,把他们带到飞机场,而且把他们送上将要飞的飞机。还有那些他们认为与共产党有联系的,他们冲到家里,看见他们就枪毙,连他们的家属,在那些日子里我应该很关心我的处境,但是我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些日子,在名誉上是为国民党工作实际上是为共产党工作,我相思改变的原因,应该追溯到1948年和1948年以前。

共产党的地下工作

1948年12月8日,陈定候晚上来看我,陈是自己机关里的一个编审,也是一个很亲近的朋友,他在我妻子的机关——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工作了两年,才参加我这个机关的工作的,他要我的妻子一个民办的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总干事介绍他转到我们单位的,理由是他是一个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我的单位工作更符合他所学的,我想这是一个很公正的原因,而接受了他,而且他与他的妻子陈先华是在我们家的客厅里结婚的,我知道他们是思想很进步的,就跟他们谈过一些政治问题,他的确是我们家的好朋友。

开头时我要他在善后救济物资保管委员会的董事会里做秘书,可以接近我,而且给我一些他个人的建议,但是他拒绝了,他说他愿意安置在离我远一点的单位,这样还可以更好地帮我工作,而不被别人注意,为这个目的,他就说做一个很平常的工作容易在这个机关里转来转去,可以得到一些消息来告诉我,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就把他安置在总务处,并且告诉他要注意处长,防止他贪污滥用公款。

在我一生的思想中认为,年青而进步的人的思想在经济方面都是忠诚的,习惯地我一直认为政治上是正直的经济上是清廉的,总务处处长是我一个清华的同学,他是从行总转来的,当他刚到行总的时候就被安置在经济调查处成为一个高级的调查员,他向我发誓说他已经跟国民党的军统断绝了关系,他过去的工作(做军统)是被清华的同学看不起的,他对我说这个慌言是因为他知道物资保管委员会是一个非政治的机关,跟联合国一样的,因为这个原因,他甚至说慌假造一个故事说:因为他要脱离军统,国民党把他放在一个与外界脱离关系的位置,关了一年才准他离开,才可找工作。我在政治上太天真了,就信以为真,而不知道特务工作就是假如参加一辈子都不能脱离。

总务处处长曾向我建议,要我把他的办公费用抽出一定的百分数另外存在银行里,算我个人的存折,他所说的理由就是善后物资保管委员会是个临时机构,很快就结束,为什么我们不为自己将来打算,我们想要的这一部分不过是这个机构公款中的一小点,我非常生气他敢这样大胆地与我说话,除这以外他还说美金兑换成中国钱以后就成了许多许多,每个月委员会所帮助的工程的费用是很多的,可是办公费比较起来不多,那就是说,再从办公费拿一点更不起眼,我把他这些话告诉陈定候,要陈定候监视他,我在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把工作当作我一生事业的一部分,我不愿意这样一个人来毁坏我,但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对他的压制是为我政治地位的毁灭铺路。

比我小十多岁的一个年青人,又是我的下属,陈定候经常跟我说话都非常尊敬,但是1948年12月8日晚上,他一进门我就感觉到他的态度有改变,他很匆忙地走向我,就好像是与我有平等职位的样子,有点紧张,我们就坐下来说话,他就说:“我今天来看你,不是一个下级来看一个上级,我是来做特殊的使命,我是代表一个组织来与你接触的,我想你应该知道是个什么组织。

我立刻就想到陈定候是共产党地下党叫他来的,我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时机已成熟了,就像中国人所说的水到渠成。在这天晚上以前,多少年来,在好几个情况之中,我们私人对政治上互换意见的时候,特别是内战、腐化和国民党的愚蠢行为我们两人之间越来越相近,在我们谈话中,陈给我一本毛泽东写的《新民主主义》,另外给了一本《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伊里奇.尤力阿诺夫写的,就是列宁的笔名,毛泽东的书特别是他把中国革命分成两个阶段,我非常赞同,头一个阶级是成立一个新的民主政治,然后再进步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阶段根据毛泽东的思想是不可避免的,头一个阶段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建设经济,作为我国的基础,我想陈一定是共产党成员,但是他这一次的拜会使我肯定了这一想法。

陈定候告诉我在他现在来看我之前,他已经对我做了很透彻很仔细的观察,对我生活的各方面他都了解得很清楚,他也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地下党的领导,地下党的领导说,我不能够接近你,必需要肯定了这一切后才可以,要不然我的生命和共产党组织都很危险。他来看我是根据他对我的了解和信任,也当然是有党的批准。

在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表示可否,因为我不知道,他确实要做什么。陈定候进一步说当共产党有了政权后,他需要高级知识分子来建设中国,物资保管委员会(简称BOTRA),就与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有联系,在工资单上就有二万个高级知识分子,而这些人已经在动摇,地下党要陈定候劝我,用我自己的影响力与威信来稳住他们,让他们留下来不要去台湾,陈定候对我说只要我参加革命,我所做的工作过去做错了的都原谅,而且会给我重任,假设我呆在上海不平安,他们会立刻给我一封信,介绍我从水路到香港,在那里被接受,又领到河北省石家庄,那个地方共产党的临时司令部在那里,许多民主的人员已经都在那里了,我听了陈的话非常放心,以后我会详细地讲,这时我觉得很稳定,我的命运定了,我希望共产党会在新的政权下用我,恐怕共产党要我把BOTRA从联合国得的物资不要运到台湾,陈定候帮助我,我的脑子就平静了,我问他:“我该做什么?”

因为要使我的职员们在脑子里创造新印象——我不离开上海,我要在高层工作,要去董事会接洽,特别是董事会的外国人,要停止把我们的物资运到台湾,在这件事上陈定候要我唆使英、美国在董事会的人彼此吵架,要英国不同意把货物运到台湾,要美国同意。同时要保管物资的工作人员把货物清单弄得一塌糊涂,而且把物资运到的码头名称写错,所以要重新写清单很费时,就可以等待上海解放。这件事我不管,全部由陈定候来做,假设这些事硬是来到我的注意之中,我就说:“我知道了。”至于BOTRA的附属公司、工厂、拖车、货船队、供应点、仓库这些都被地下党运动了工人去保护了,假设有罢工的事闹到面前,他嘱我不要管。

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陈定候说:共产党特别要我去把孙德和博士留下来,孙德和博士是从德国回国的著名的钢铁专家,他是我在清华大学的同班,他将来对党的工业建设事业有很大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不准他回来,把他留存德国兵工厂做总工程师,陈定候要离开时他对我说:“在地下党中只有我可以和你联系,这就叫单线联系,即使是你的妻子也不可以让她知道我们之间的事。”

陈定候的信息来的正是时候,共产党正在打败国民党的军队,而且向南边冲进,我跟我的妻子花了一些时间来想:我们将来下半生怎么过,该怎么办,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决定。

关于中国共产党我知道得很少很少,我读过艾迪克.斯诺写的《中国的红星》1938年我在美国读了这本书,讲到共产党运动的性质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运动,这就是共产主义的中心。这个事情符合我的思想,关于共产主义一般认为是苏维埃共产主义,三十年代苏联形式的共产党,那就是斯大林主义,莫斯科审问斯诺维,又审其他高级苏维埃领导,那是1935年,审问最后的结果使我很怀疑,是不可思议而不决,当美国纽约时报所报告的很多最高权力的领导人公开承认他们是奸臣是外国的间谍,我当时是美国威斯康森大学的学生,另外在同一家报纸上说苏联革命成功了,从一个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我怀疑群体的杀戮是不是公道的。

当我跟我的妻子德伟商量讨论我们的将来时,我对共产主义有一些保留,但我没有说出来,是命运的决定我的预想终于证明了,三十年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人类的灾难在我们的国家显现出来了。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看起来不同了,他们对穷人的同等同感,他们忠诚、廉政、坚韧在任何极其困难情况下,都愿意与穷人一同受苦,不单是这些,军官与兵之间的关系与兄弟一样,我们听起来像传奇故事,人民之间对他们这些事情都是敬慕,在知识分子中特别对他们的忠诚和廉政非常有吸引力,一直到今天为止忠诚和廉政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和无知的人之间的区别。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很自然倾向于和共产党合作,但我也是一个国民党的公务员,我对我自己的安全有点不放心,因为我没法子说明让他们会相信我,假设我跑到他们那一边去,作为一个国民党的官员我对于我的安全有些恐惧,因为我无法知道他们会怎么对我,近一步说我真害怕他们会要我负责——联合国送来的钱和物资有些运到了台湾,董事会的人都走了,我是唯一的负责人还留在大陆,我左右为难,1949年早期BOTRA把物资和钱、工作基地转移到香港,让李卓敏管财政,中国南边还是在国民党管理之下的。

假设我是国民党内部的人,那很自然地我就该去台湾,但是1948年是个分水岭,那个时候是我决定我生命的选择,七年过去了,我从美国读书回来,在国民党政府中工作,有一次有个英国贵族这样写:“我脚前领导我的光就是经验的光。”七年的经验不快活,这个经验告诉我一党专政像国民党那样,最后分析下来,一个人带着一群特务跟班,通过特务跟班独裁者把他的意愿表现出来,国民党的影响与权威,伸张到所有国家机构中,他用无情的方法通过凶残、狡猾、压迫、想象不到的杀戮来运行,他的触角狡猾地伸张到有钱有势可以赚钱的机构的中心,表面上是说为国家的利益,事实上是为一小撮有权的人们,多部分是为他们自己。

每一个国家有秘密的特务来保护他们在国家的安全,像国民党那样用封建军阀时代的传统是最不好的一种之一,或者就可以说是最不好的,他们的作用是掌握政权那小撮人的爪牙,无论他们走到什么地方,人们看着他好像是吃肉的鹰和一群喝血的猎狗,他们所犯的罪恶是深深地埋在中国封建的一人专政里,而且它的根深深埋在地下,而很明显他们是东方残忍的典型的样式。我起初要回国的原因是想改变这一切,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去工作,生活在一个诚实的生活中,我就想这样子,但是我真正得到的是脑力的苦刑、精神压迫和灵魂的伤害。

跟大陆比起来,台湾是一个小小的岛,我们叫它小不点,国民党死硬派会集中在那个小地方,因为没有他们专权就没法管理国家,这些特务有了一些犯罪记录,他们也不得不跟着去,在大陆时,这些非人道的人已经算是很多了,台湾就会变成罪恶的深渊,那他们可随处可见,在惊吓人们。因为台湾比大陆小很多,工作的机会比大陆少一些,他们会变得非常凶恶,因为这七年来我与他们的接触够了,直接的、间接的、看见的、看不见的、明显和不明显的。幸运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暗害到我,毁灭我的忠诚,陷害我的未来,他们没有成功做到这些事,他们不喜欢闻到我的名字,也没有成功毁坏我的工作,因为他们在慌慌张张地想逃跑,他们想把我迁到台湾地去完成他们的目的,可是就是叫我死,我也不去台湾,因为能够一次得到自由,只有傻瓜才会第二次把他的头伸到豺狼的口里去,因此我与国民党和国民党的特务断绝了,他们也和我断绝了,没关系了,我就可以自由地去我要去的地方,做我要做的事情,但是去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呢?

1948年对共产党来说是最好的时间,对国民党来说是最坏的时间,对我来说我是决定了与国民党切断关系,但是我不能肯定共产党需要我,所以这是骚乱的一年,是黎明前的黑暗,是每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为不知的未来而摸索的一年。国民党那时给我的工作是保管委员会的主任秘书,后来顺常务们的意思改为顾问,那只是使我吃饱的工作,并且很明显的,这个工作是不会长久的。实际上我会很快地就会被国民党遗弃而失业。在共产党没得到政权以前他应许说他能够供给五百亿人吃饭的大锅,大锅是旧社会的人非常注意的得到的工作,每个月的工资就是基本生活的依靠,我经常吹牛说“我一但没有工作我在三个月之内就可找到一个工作,因为我有学历能够工作,我能找到一个工作,一小点工资就可以维持一家人三个月工资生活。知识分子没有金钱上的追求。

但是在这个时代,这不仅仅是找一个工作的问题,这是一个我后半生到哪去,怎么维持家庭生活的决定。一个黑暗的窗子坠在我的眼前。

最后经过讨论、考虑、迟疑,我与德伟决定去美国,去过后半生,在平安中教书度日,那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在我生命中是一个忧愁的决定。

八十年代,成群结队的年青人逃往西方,大半是去读书,我的妻子德伟和我帮助了许多年青人出去,特别是用写推荐信申请奖学金的方法,实际上出国是要考托福,这就是考你出国要用的技术,没有足够的经济许多年青人是不能去的,结果那些考托福考得很好的、大学毕业考试成绩好的都走了,那就是说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像牛奶上的那层奶皮被刮走了,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我们的国家应该对这件事情三思而行,这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这是有关我们国家将来命运的问题。

在当时我们出国的时候,为的是学本事救国,假设有的话也是少数几个要永远留在美国,不回国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留学学本事回来救国是我们当时的口号,中国是我们的祖国,父亲母亲的国家,我出生在这里,我们就要回到这里,俗话说“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看起来这种思想再也不会回到中国年青人的脑子里了。

因为环境逼迫,我们想到离开我们的国家和父母的家庭,而到一个异国去避难,那只是简单地为了个人和儿女的安全,多么可耻。进一步地想,我为什么不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安排的南京经济研究所的工作呢?那不是可以保持我远离参加政治而过一个安全的生活吗?但是为什么怕政治?为什么想转向安全?这是我的国家、我的人民,我应该与他们同命运,分受命运。我一方面恨国民党,另一方面又怀疑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才是中国人民的支柱呢?这就是半个世纪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对渺茫前途的瞻望,对过去的悔恨、愤怒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实是胜利了,在1948年12月初,我送了一份电报给威斯康森大学的帕森.肯教授,要他帮我申请一个大学教授的职位。

帕森和我在威斯康森大学乔治.威尔教授的指导下同时上过土地经济学的课,在帕森八十多岁时,他是康曼斯(威斯康森大学经济学院的奠基人)忠实的追随者。因为他是康曼斯的继承人,他出了名,帕森发展了康曼斯多元论,把多元论价值的理论写成一个固定制度。我对这件事很有兴趣。在我是学生时,在这件事上我就和他谈论争辩,因此帕森.肯对我特别感兴趣,而且在1940年12月的博士论文的答辩会上帕森是提问题的成员之一,我们的感情多年来亲如兄弟。

当接到我的电报以后帕森忙起来,1948年12月29日威斯康森大学农业经济系主任来了一封正式的信。

信上说:这是表示收到了你1948年12月23日给帕森教授的电报,校长请你做我们学系两年的讲师,一年四千元钱。1949年2月1日开始教一班农业经济,我们希望你准时能到校,学校第二学期的开始就到,1949年2月3日以前要到。我们很高兴你能够参加我们的老师组织,而且帮助我们大学课程,我翘首等待你的快快来临。祝福你。

在这封信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前三个礼拜答应陈定候参加上海解放的工作。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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