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走过二十世纪 》第二章 1941年回到战争中的中国
分类:

  Export Wizard-1.gif

 -----向景云自传  

第二章 1941年回到战争中的中国

时光飞逝,1941年我从一个幼儿已经走过20多年的日月,到了一个中年人的初期了。中国从封建君主走到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共和,又碰上袁世凯三个月的君主制的恢复,接着各省军人起义,国家成了一个军阀割据的时代,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各省用自己的货币,各照各省自己的军力定立制度办事,我就在一个有了一点最低的秀才文化、加入了军阀分地掌权的父亲教育下,读完了小学和部分中学。1926年蒋介石率兵北伐统一了中国,给这块土地变成了一党专政,虽然戴上了民主共和的帽子,政治上贪污腐化、民不聊生,我在这个混乱中完成了中学教育,入天津南开大学预科,又考取了清华大学,专业是经济,然后又由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研究院接收,钻研农学院的土地利用经济学,获博士学位,在洛克菲勒基金在纽约的太平洋学会做了二年研究工作。当时中国中共合作共同抗日,我们青年人一心想的是在美国学了专业回国救国,我三十岁结婚了,我妻子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服务行政学院拿了硕士学位,我们思想一致回国参加抗日救国。

从1937年中国就开始了抗日战争,北方的大学都迁移到西边,因为我们的国民军队是往西方退的,在军队的退缩下,一大群高级知识分子就退到四川省、云南省。物价高涨,生活非常困难,我们两家(向家和刘家)都迁移到四川了,我们彼此都很挂念两家的情况。

在两个可能的决定中衡量

我当时得了一个奖学金,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给我的,拿了奖学金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秘书处工作,是个研究员,有一个人叫冀朝鼎在太平洋关系所认识了我,同时介绍我去纽约的国际商业合作组织做副经理,他是我清华大学同学高我十年,而且是个美国很出名的共产党员,他的一本书名叫《中国历史上开户中国经济区域的一把钥匙》,这本书用马克思的观点写的,他那时刚刚去中国出差回到美国,他有一个职务写一本中国战争时期的经济。当他见到我时,他好像很喜欢我,他就劝我去跟国际商业合作社做副经理,那时我想与他讨论博士论文,但他不与我讨论,而谈做副经理的事,他领我去看总经理,是个中年人,秃了顶,很骄傲,把他的脚架起来放在桌上,我一看见他就不喜欢他。
  
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他使我明白了合作社是一个管中国资源的支部,他的作用是帮中国到美国买军火,这人工作是一个大大的肥缺,买军火是一个不可想象的能大发财的职务。

但是我不接受,为军阀中的军阀蒋介石买武器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我就回到芝加哥看我的爱人刘德伟,我们俩人商量回中国参加抗日战争还是接受威斯康森的聘书去教书。最后我决定“当我国公务员都穿着草鞋,流着血、流着汗,我们不可能离开他们而去享受很舒适的生活”。洛克菲勒基金会也延长了我的奖学金,因为在太平洋即将要开始的战争,刺激了我要赶快回中国,到在昆明办的南开大学去教经济研究。经济研究这个工作也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所办的,假设我到昆明做这个工作等于还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成员。

那些日子人人都知道的一件事是:大学教授们下课后,铺条毯子在人行道上,卖一点家中零碎的东西补贴家用,这是因为物价朝天高涨,他们都是一些诚实的不取战争时代暴利的人们。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诚实人总是受罪的,我在重庆一家九口人都要吃饭,德伟一家也在重庆,所以我们还是决定回重庆,那就是说我们将为蒋介石的政府工作,蒋介石的政府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所厌恶的。我们很想去延安那个自由的区域,但是我们心理上没有准备好,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共产党除了他们是诚实的、为人民的,其他的情况都不知道。重庆是一个官僚主义,有一些官僚,还有一些趁火打劫的商人,所以在重庆与延安之间我们挑选一个,让我们左右为难。

这是命运的指导,冀朝鼎又从纽约打电话来说:他要去香港做中国平准基金委员会的主任秘书,委员会是中、美、英三个政府联合主办的,来稳定战时中国的金融,这个会的头叫做陈光普,美国人叫他K.P陈,陈光普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会的主席,是私人企业,现在同时又是中国国家资源委员会的主席。冀朝鼎要我在香港与他们联系起来,我马上接受了这个工作,因为我想冀朝鼎无疑地至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他是美国共产党的成员,而K.P陈是一个国家的大资本家,正在帮助战时的中国,至少这个人是站在进步的那一边的。加之K.P陈的才能与忠诚的品德是众所周知的。

我想我是跟中国政府进步自由主义的那一些人站在一起了,而不是与蒋介石的那些封建的军阀主义的忠心在一起,我当时是一个很天真的青年人,对事实的情况没什么知识,但对国家又是完全地忠心,我甚至于幻想到抗日战争会慢慢进步到一个田地,中国人民民主力量能够发展,打败保守主义,中国的将来是很光明的。
                          
腐化和威胁

“向主任,张主任请你到南岸吃中午饭,汽车在门口等着你”当上面这个邀请来到时,我正沉溺于我们工作中,我抬起头,看见两个穿便衣的兵,每个人有一把毛瑟枪,挂在他们夹克衣里面的肩上,他们一人站在我桌子的一边,手里拿着请柬,请柬是财政部的调查与核办办公室的主任来请,他们的声音里面有礼貌,还有恐吓带着骄慢,表现出我非得接受邀请去吃饭不可。

这就是在1944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在我重庆外汇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里的事,那时我是第三处管理私人的和商业部门的外汇的申请。

在抗日战争的第七年,重庆的物价朝天飞涨,物价上下波动就成了罪恶的中心。官价同黑市的汇率差是一元美金可以变成二十块法币,表面上看起来是在稳定法币的价位,鼓励进口货,事实上有个方便的门开着给那些求暴利的人、投机分子和黑市的工作者。进口货非常少,我们西南大后方被日本侵略者包围和阻挡着,所以完全没有进口货,少数的一点货物偷运进来都是利用了官僚主义和那些投机商屯储居奇。这个通行的现象就叫发国难财。

(待续)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