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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水千山十七年

                          ----孙昌龄

  (八)

楔子:回忆那年暑假

既然只能任人摆布,我静卧于床不再发表意见,结婚前后幕幕情景浮现脑海。

收到电报后

那时刚熬过三年“自然”灾害,约好一放暑假,我先游三峡,再沿长江直下,到上海相聚。本已感受着学生好评的欣慰,加上这惬意长途旅行的安排,我无比愉悦地等来了成行的一天。下午1:00的火车,上午11:00收到电报,ML令我开单位证明,到上海登记结婚。我从旅行梦中猛醒,中断了旅游幻想,说不出的茫然使我不知所措。本来说好了先立业后成家的,有了业绩组织就会把我们调到一起,然后再结婚,当时还不能算立业,怎么能结婚?还想到结了婚就不再是姑娘,质变之前不在父母身边,也没告诉过他们这个决定(我根本没有决定),怎么能擅自结婚?频频信件往来,ML为何从未提及此事,就这么下命令,太不尊重我了。我想哭,如果身边有知己,我一定会哭出来。真想不服从他的擅自决定,只是时间紧迫,办公室就要关门,进入暑假了。我若耍小孩子脾气,不开证明,变成了一切听我的,似乎也不合适,先开了证明,见面再跟他理论吧。

山城三日

到了重庆,我直奔朝天门码头排队买船票。分辨不出首尾的长蛇阵,使我不敢指望顺利成行。辛苦地排了一夜,意外地买到三天后的四等舱船票,喜出望外稍稍缓解了疲惫。

离开码头,途径一家小吃店,买了一碟烧卖当早点。同桌一位妇女提醒我看好自己的东西,说有人会抢。道谢之际,整碟烧卖不胫而走,来不及看到面孔的某人,代劳进了早餐。我无心“恋战”,找旅店比吃早点更重要。于是来到市中心解放碑的和平旅店,前台说凑够四个女性才给开房,让我自己去找。这事强我所难,软磨硬泡,才把我照顾到一个单间--楼梯旁的小贮藏室,没有窗户,室内漆黑,一开门就听到老鼠乱窜的声音。对于老鼠,不是怕,而是烦,断不能与群鼠同室,再说室内闷热,没有风扇,更无空调。我只把行李放了进去,白天在街上晃悠,没有目的,夜间就在旅店前台的藤椅上小憩。

轮船三天后起航,在盛夏的山城熬过三天并非易事。室内闷热,一天几次淋浴也无法爽身。烈日晒软的街道散发热气,不愧我国三大火炉之一。炎热的气候,加之经济拮据,在重庆,我没有旅游的奢望,却不由得想起了小说《红岩》。一天转街,抬眼望见招牌醒目的“心心咖啡店”,是许云峰和李敬原接头的地方,进去看看才不虚此行。一只脚刚买过门槛,发现殿堂中央地上黑乎乎的一大团,定睛判断,是支硕鼠。我下意识地抽身,两腿发软。不论鼠之旁若无人,还是人之旁若无鼠,皆令我汗颜。

终于盼到了开船的时刻。四等舱连通两侧甲板,一张张双层床紧接着,我很幸运,铺位紧邻左舷甲板,沿江景色尽收眼底,拂面海风沁入肺腑,令我重享久违的舒畅。比起探亲乘坐的火车硬座,清洁的四等舱堪称舒适幽雅。

空前绝后过三峡

轮船驶过三峡,一片寂静、满目翠绿。江面似不比船宽出多少,人在船中,却好像置身幽谷。两岸奇峰耸立,异石遍坡,身处其间,显得格外渺小。神女峰、兵书保剑锋、……,古人以何等闲情逸致琢磨出他们的形象,取了如此贴切的名字,令后人遐想、陶醉。船啊,慢些走,让我融化在这壮美的大自然之中。

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三峡,企盼再见,竟是诀别。

过了三峡,长江渐流渐宽,两岸也少有奇观了。在武汉换乘大船要等大半夜,又是一个火炉。我仍不奢望名胜古迹,只在沿江、近江街道游荡。黎明前上了船就呆在甲板上,不想漏掉日出的每一瞬间。   

远岸海天连接处,露出一抹淡红,那是初生朝阳的边缘,淡红带渐渐扩大,色彩越发绚丽。当半轮红日升至江面,其目视直径足有两米多,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壮丽的景观,遗憾没有条件摄影摄像,即使拍摄了下来也是黑白照,那时还没有彩色胶片。

在芜湖停泊时,我随着人群走上码头,又即刻被吓了回来,人群中夹杂着许多奇怪的人,眼睛直盯着游客的手袋、挎包,无疑是些小偷--灾荒的年代,饥饿逼迫他们寻此出路。

到了上海,ML在码头接我,他迫不及待地解释突然袭击让我开结婚证明的原因。原来这是关心我们的系总支书记Z的建议,不结婚,组织上不按两地关系处理,调我回京就遥遥无期。我没有暴露接到电报时的委屈,反正是这么回事了,实际生活毕竟不似想象的浪漫。

婚纱照

我受到他家人的热情欢迎,看来她母亲挺喜欢我。全家忙着准备婚礼。登记之后不久,区政府转来一家照相馆的贺信,并邀请去拍结婚照。上海可真是与众不同,政府鼓励拍婚纱照。我不愿意,不是因为政治觉悟,而是受父母影响,一贯本分、朴素,不愿背离他们的教诲,去沾染这种已归于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也抵制戴项链,莫泊桑的《项链》印象极深,女主人公就因为一条项链招来灾祸;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都反对奢侈,受了多年党的教育,怎么能带那玩意儿!我执意不买项链,他们家很有意见,ML愿意顺从父母,觉得我不给他面子,如果再拒绝拍婚纱照,会闹得更僵,况且婚纱照是区政府的建议,那不也是组织么!这才同意了。这家照相馆在上海是首屈一指的,我们租了婚纱和西服,拍了三种不同形式的照片,一共花了5元钱。女化妆师说我用不着绑身,直接穿婚纱就好。手拿的花束有两种,我喜欢带有丰满枝叶的白色马蹄莲,可化妆师说那是给某些需要的人遮丑的,让我拿一小束粉色的花。婚纱照令众人叫绝,连我自己也觉得幸亏拍了。虽然文革中婚纱照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铁证,但近年来,朋友们都羡慕我有远见,后悔当初太土而失去了机会。

那一夜在以上一连串回忆中入梦,次日,ML去交检查、接受批判。他出身不红不黑,表现绝不落后,且是轻信SZ的欺骗而为之辩护,没有多少人追究,批判很快就结束了,结论是,阶级观念模糊。

23、八八通令不近人情

女儿出世后,狭窄的单身宿舍洋溢着家的气氛。女儿三个月大时,革命委员会催我返校。我们把女儿交给奶奶照管,从此一家三人“三足鼎立”。同事们纷纷成家,同情我的人较前增多,说“从牛郎织女熬到了牛公织婆”,该调到一起了。可是文革非常时期,无人负责解决“两地关系”问题。

由于徒步串联中,关节严重受损,入秋后风湿活跃严重,医院给开了三个月病假,可以回家休养了。就在这时,中央文革发布了不近人情的八八通令,禁止外地人员进京,我有家不能回。好在女儿在奶奶家,我决定直奔上海。

与女儿朝夕相处,忘了病痛,女儿15个月时,我恢复了健康。返校之前,决定把女儿带走,但并未想好以后怎么安排,幸而八八通令有所松动,我就带女儿回了北京。

接着,她爸爸被学校从五七干校召回讲课,这样,女儿就可跟着爸爸留在北京,还有姥姥和姥爷的呵护。对我来说,可谓柳暗花明,姥姥则说这孩子有福气。

一天,女儿熟睡时,我依依惜别了我们的家。与父母辞别后,独自启程返回遥远的C城。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新指示下,C城的局势逐步平息。

复课闹革命

在复课闹革命的新指示下,大学招了新生--工农兵学员。没有入学考试,只是政治选拔,年龄不一,程度不齐,大多是小学程度。入学后从初等数学开始补课,数学教研组只派讲课教师,辅导工作则由专业教研组承担。我奉命辅导一门课,因为经常来到学生自习教室,仔细了解他们的程度,因人而异地辅导,无形中打破了课程界限,辅导他们各门功课。在我根据学生作业做了一次集体答疑之后,学生竟向校方要求换我讲课。我与讲课教师相处很好,合作愉快,他谦虚地说要让位于我,我则充分肯定他,支持他。他并非讲得不好,我不过是更理解学生的困难所在,更能启发他们,使之容易学会。

学生知道我能帮助他们解决多方面的疑难,都愿意来找我,并且无所不谈。其实他们也不满文革耽误了前程,说“上、管、改”是“胡闹”,说自己“根本不知道大学是怎么回事,上都上不好,谈何管、改?”我鼓励他们珍惜学习的机会,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给了他们,得到学生的强烈反响,他们相信我的业务,并以我为知心朋友。我又如文革前一样,是学生心目中举足轻重、与众不同的老师,不论领导是否认可,我在学生中的影响不可磨灭,学生的需要使我感受到幸福。

术后承担工作

1971年春开始,我不时出现下肢障碍,确诊需手术治疗。文革期间,上面指示就地求医,异地治疗需“出省证明”。北京仍在八八通令严格控制之下,要求各省革委会严控进京人数,获准出省证明比登天还难,也只能在当地手术了。我正发憷当地的医术和医疗条件时,学校一位资深领导帮我弄到了出省证明,并准了三个月的假。

手术后,在石膏床里度过四个月时光,这本是漫长难熬的岁月,但于我来说,却是因祸得福,得以享受天伦之乐。女儿全托,丈夫上班(革命),大部时间独处陋室,我十分安心。白天除了读书,就是用自制收音机收听广播。晚上有时和丈夫就两地分居问题交谈、商议、讨论,直至争执。我们的分歧在于,他绝对相信和依靠“组织”,而我早就不指望他的那个组织。他们的支部书记理直气壮地说,在我养病期间不予考虑解决两地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你还能不能站起来”--病中的我,还怎么信任这个组织呢?支书的话无异于诅咒,为了让他诅咒不成,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站起来。

历经艰辛,我站起来了,返回了工作岗位。暂时没有学生,系里承接了一项任务,号召教师参与。具体工作是给一家化工厂翻译进口设备的资料。我不想无所事事,就报名参加了。领取原文资料时,发现传说中的英文高手们抢先挑走了所有的表格,留下了一本厚厚的说明书。翻译表格只需对照单词,而留给我的是这次翻译的主要内容,于是昼夜兼程。交稿时,系主任惊讶地说:“你翻译得最多,倒是你第一个交来”,他不懂业务,只知多少,并不知难易。

“学制要缩短”           

伟大领袖指示过“学制要缩短”,不知不觉间,我辅导过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已升入高年级,该上专业课了。文革前,校方为筹建两个新专业,十年前就派出许多教师远赴他校或工厂进修。我下厂编写了专业课教材,并获好评,但是后来被分配到技术基础课教研组,专业课教学本应与我无关。出我意料,系里要求我讲专业课,说时间紧迫,专业课由数人分段讲授。我不解,众多教师准备了十年,应十分清楚专业方向、培养目标,以及教学内容,怎么还说时间紧迫?更不解的是,系里说那些教师都不肯打头阵,让我第一个上讲台。他们算是筹建专业的元老,我想向他们请教,切磋,可是他们守口如瓶。众多人进修,十年来没有任何积累,我向系里索要文革前我所编写的教材手稿时,方知我付出一年辛苦的成果,在文革中被销毁,说那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我必须从选定课程内容开始,重新编写教材,才能开出新课。

这许多工作须在一个月之内完成,我怎样开头,关系到其他教师怎样继续,这个难题非同小可--在这所学校任教,这不是第一次。我乐于接受,因为这不是刁难,而是系里对我的高度信任。我昼夜兼程,开通宵是常事。这让我想到,觉都不睡了,为什么还参加无谓的政治学习?于是大胆借机提出备课时间不够,不参加政治学习的要求。系里特批我暂时退出阶级斗争,突击备课。我给系里解围,接受紧急任务,所以领导欣然同意。而于我而言,避开人人言不由衷的开会,再辛苦,也值得庆幸。

专业课在我的带领下开出,我深入备课、浅出讲解,从而赢得了学生。他们说我讲课激起他们钻研科学的兴趣,语言精练使他们全神贯注,尤其欣赏我给出所有专业词汇的英文词。科技书中各种符号的英文上、下标代表其物理意义,我做学生时就养成了在弄清物理意义的基础上记忆,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这个好经验当然要传授给学生,事实证明,学生并不因多记英语词汇感到负担,相反,更易理解科学内容。多数老师不这样做,自己死记硬背,也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教授工农兵学员更忌讳照本宣科,必须清除他们接受知识中的障碍,他们才能前进。我丝毫不抱怨工农兵学员水平低,这个既成事实不是他们的过错,我一心一意帮助每个学生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提高。除了讲求课堂知识的传授,加强课外辅导之外,我一如既往地关注他们的全面成长,不因他们被誉为“上管改”的主力军而放弃教师的天职--塑造人类灵魂。工农兵学员也是一代青年,能够客观地评价教师,我对教育事业和教学工作的热爱与尽职,感动了他们,如文革前的学生一样,公正地评价了我。在这个曾陷入绝境的环境中,我重新感受到幸福。我的幸福总是来自学生,这使我对教师职业无比执着,如有机会重新选择,我还是当老师,如有来世,我还选择这个职业。

讲课任务完成后,学生好评如潮。接下来上课的一些教师则认为我的“开场”让他们为难,又说不出口,只在心里嫉妒着,因而与我离心离德。做为教师,我只能往好里教书,而没有义务考虑别人能否伦比,何况他们十年前就开始准备了。领导们对我也十分折服,固然因为经过文革略改以往的专横,更重要的是,我帮他们“救了火”。

这个系的气候远好于原系,人们对我没有太大的成见,我的言行争取了多数人,他们甚至赞口不绝。

取得谅解

这时,系领导换了,新书记是原来的人事处长,就是我曾顶撞过的那位女干部。女干部一般不宽容,她会不会报复?为了顺利调回北京,必须取得她的理解,于是主动找她谈话。我单刀直入地说:“我顶撞过你,你对我的印象一定很坏,不过,……”;她立即打断我的话,说:“不,我只是觉得你这个同志(称我同志,把我当自己人了?)有些幼稚,印象是好的,一般女同志找我要求调动,都是哭哭闹闹,说丈夫、孩子如何,你却总是说怕耽误专业。我觉得你事业心很强,别人成天忙着采购,你却每天在工作室勤奋学习、工作,……。”她跟我谈文革中挨整的感受之后,说:“我是当权派,你只是群众,不该整你”。这令我感动,她被勒令劳改,比我“补课”“级别”高,红卫兵用带有铁蒺藜的鞭子抽她,抽烂了棉衣裤,可她没说自己不该挨整。她的丈夫是教务长,在讨论保密专业问题时,对我的见解印象很深,看重我的业务能力,这也使这位新书记更全面地了解我。谈话很成功,她更关心我的困难了。我也反省过去有些任性,做法欠妥,她是一个干部,整个党的政策不关心夫妻分居问题,她也难有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具体办法,我不应怪罪她。我们之间谅解了。

我是一个极易受感动的人,不论领导与群众,只要善意相待,我都不计前嫌。毕业后,在这所大学已混至不惑,大环境荒废了而立,这是一代人共同的遭遇,而我是其中的尤其不幸者,一直处于墙倒众人推的境地。我问心无愧的努力终于征服了上上下下绝大多数的人,大家赞许我的业务与为人,支持、关心我的人越来越多。我的生存逐渐容易些了,要求解决两地问题不再大逆不道。

两地关系亟待解决

1、阻力所在

两地问题的解决依旧阻力重重,阻力来自BH大学人事干部的不正之风,也来自某些“群众”的无端嫉恨。早就想拆散我们的人堪称始终不渝,有人因为我们二人均强,将使他们不快,……,以致总有损人而不利己者煽风点火。系革委会领导明里说把我们排在第一,暗里故意到有关教研组挑事儿,暗示各教研组不要接受我,有关教研组主动要我,也被他搁置。越级反映意见时得知,人事干部更欺上瞒下,偷梁换柱,上级领导甚至以为我早就调来,说是他亲自批准的,并安排了我的具体工作。后来弄清是人事干部多次以我的名义要来进京名额,给关系户解决,因为我们是两地关系户里资历最高、又都是高校教师,申请指标容易。

现官惹不起现管,偷梁换柱的事不了了之,只是确切知道偷换的梁柱是何许人时,我万分气愤,我先生却依然依靠他那个不可信赖的组织。也许他是对的,好汉不吃眼前亏嘛,只有耐心等待。我的学校已完全支持我,调离调进都同意,我已没有争取组织帮助的余地。阻力全在BH方面,ML是骨干教师,校方只知使用,而不为之排忧解难。重视业务的一位校长力主我调来从教,人事干部却公然声称“反动学术权威越是关心,越不给解决”。“反动学术权威”是文革初期叫嚷出来的“头衔”,时已十年之后,人事干部还无赖般地沿用。

为了冲破来自BH的顽固阻力,我直接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情况,当时特别信任他。没有告状,只是问既然“中国知识分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为什么我这个知识分子如此不被珍惜?既然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我这个不调自动的积极因素如此不被看重?我不讲条件,只希望有个正常的家,以免除后顾之忧,全心全意地工作。总理日理万机,显然顾不上底层呼声,这封信被转到BH的人事部门。主管调动问题的干部说:“你们的问题以后直接找周总理解决吧”,从此更加刁难。

基层领导“善意”地关照:“谈调动问题不要谈业务如何好”,高等学府不希望调进业务好的教师,令人费解!事实上,1970年代以来,他们确实调进了几百名与教育无关的人员,多数本校的一方也并非业务骨干。优先调入的,有人长期泡病号,有人专事家务。如此人事政策,当今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只能说明钱氏不了解高校内情。

就连未通过北京市政审的都举家调来了--给人事干部进了贡。我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虽说女儿已入托,还选入舞蹈队,常在重要场合登台表演,但她已到入学年龄。虽说有教学任务,聊以满足我的工作愿望,但人已不惑,总该有个正常的家。

2、又生变故                                

1974年底,新系领导明知我要调走,仍安排我带学生到外地下厂实习,原来的系可从不给我这样的机会,所以我的第一反应是感动,而后欣然前往。实习结束后,假道回京与家人小聚。BH领导出我意外地郑重通知即将发出调令,说问题总算解决了。致谢后,没过春节就返回工作岗位,站好最后一班岗。文革中过革命化春节,照常上课。

大年初二收到丈夫的电报,本以为上面写着“调令已发”,定睛看了数遍,却是又生变故。他们的领导明明告知分配我到某教研组,以及具体工作内容,怎么说变就变了呢?丈夫争取不力,只有我亲自出马去找他的领导。我系领导支持我回京弄清楚,准了我一周假。

到京后无暇他顾,立即约见领导。革委会主任爱理不理的,后又态度强硬,指责我先生对组织态度不端正,必须深刻检讨,否则不予解决两地问题--原来是我先生得知变故后说了一句“欺人太甚”,就被推上了被告席。他勤恳工作了廿年,一贯服从组织,实在是组织做得太离谱,他这个老实人才忍无可忍了。我理直气壮说他没说错,几百宗两地关系都已解决,其中大多数比我们年轻,本人不是骨干力量,调进的一方也没有教学能力,在我们的问题上却出尔反尔,不是欺人太甚,又如何解释呢?那领导支支吾吾无言以对,我进而揭穿他们根本没有解决过我的问题,只是在我回京时设了个骗局。该领导以势压我,坚持勒令道歉,说否则他可以不跟我谈,也不予解决调动问题。我针锋相对说:“无歉可道!我校支持我自付旅费返京,专程跟你谈话,你无权不予答复。”见我强硬,又有校方为后盾,他软了下来:“你看,我这不是把工作交给别人,专门跟你谈话吗?”他解释了变故的始末,说确已安排我在某教研组,可是北京市点名要我,他们不能不放--他还在继续欺骗。我当即戳穿:“我没有那么大的名气,北京市不认识我,怎么会点名!”他忙改口说北京市急需我这个专业的人,我反驳,既是急需,怎么不安排工作?他又撒谎说把我安排到了远郊一家大工厂,那个厂不接受我,想把责任推给我。这让我怒火上升,不久前,他标榜自己关心群众,说某人之妻主动要求调到那个厂,专业对口,考虑到厂校距离太远,不方便,他把那个没有教学资历的人照顾到了本校;而我是个热爱教育事业,称职的教师,他却让北京市把我“重用”到那个远郊的工厂。我只问他为何如此不公正,他哑口无言。他关怀备至的那个教师给了他许多好处,而我们不会行贿之类的陋行。至于远郊大厂的事,我的一个学生帮我弄得一清二楚。他爸爸与那厂的一把手挚交,他了解到,该厂根本没见过我的档案。他们居心叵测,因为当初不赞成我们结合未能得逞,始终耿耿于怀,企图拆散我们,如果我们离婚,他们会举双手赞成。

这不是猜疑,此前我自己联系成了两所大学,离家近,工作又轻车熟路,我满意,可是BH人事部门出面要回了档案,说他们自己解决两地关系。我还只身闯进一个国家直属单位,人家要介绍信,我没有,只能出示工作证,证明我是好人,看门的大姐听了我的诉说,顿发恻隐,电话找来有关部门,是一位短粗男士。他说需要科技翻译,我即答能胜任;他说要考试,我迫不及待要求当即应考,他同意调档。几天后,得到通知,免考录用。该单位正值领导班子整顿,整顿完了就发凋零。又是BH的人事干部要回档案,说他们有指标了。任何单位都不愿给人当跳板,除了放档,别无选择。他们要回我的档案后,如石沉大海,无人过问我们的问题。在这样的刁难中,黄金年华白白浪费,我有条件为国效力,可是无人珍惜。

连路程在内的短短一周事假转瞬即逝,我必须返回岗位,不能辜负我校对我的关怀,争取调动事宜还得靠我先生。我不能搞得太僵,所以与领导的谈话以和为贵的原则结束。

帮我弄到出省就医证明的我校资深领导很觉奇怪,那么多人调进了北京,他认为我的条件更好,却迟迟得不到解决。于是建议我不要非调到对方学校不可,先调回北京再从长计议。我忠诚教育事业,热爱教学工作,众所周知。当了近二十年教师,对这事业更是感情深厚,真的不愿离开教育岗位。我从不在乎教师的两袖清风,当时也没有学衔可奔,留恋的就是“人民教师”的称号,以及赋予它的神圣天职,忘不了“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席老话。面临不得不离开这个岗位,有一种说不出的惋惜,我不情愿。

3、节外生枝    

那位领导写了一封推荐信,让我回京探亲时,持信去见他的战友,一个高干,重要部门的领导。第二次见面,他告知已将我安排在他属下的国营大厂,在很远的郊区。本着先调来再说的原则,我不得不同意并感谢,总不能听任对方人事干部拖延和破坏,而继续浪费生命。工厂不是我喜欢的去处,这意味着必须离开我热爱的高校,看不见学生们可爱的脸庞,不能站在讲台上博得听众的拥戴,也不能探索人类灵魂的奥秘,并悉心地去塑造,我热泪涌流。那是心底的泪,那心牢牢地栓在课堂里,连到学生的心上。

几天以后,未来的领导,那位高干,通知我去见他,说有东西带给他的妻子。原来他妻子是我校的党委干部。我不禁感慨,人家也是两地关系呀!我先生没为这次请假,因为取他要带的东西,担心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很难兼顾,我也没带女儿。这位领导主动约见我,却身着睡衣,脚踩拖鞋,故意不给女士起码的尊重。我本想取了东西就走,他却不急,还端茶倒水,让我进里屋,一时弄不清,是他没有架子,还是东西在那儿要我去拿?进门方知,那里是他的卧室,我顿生不快,就说还有事,催他把东西交给我。他说还有工作安排的事要谈,我仍存疑,基层技术干部的工作也要一把手安排?我遵其命坐在沙发上。他本应坐在小桌另侧的沙发给我布置工作,可是他踱来踱去,露出让我腻歪的笑容。我再次表示不能让日理万机的领导耽误太多时间,他“和蔼”地说:“跟你谈话也是我的工作呀。”说话间,他蹲到了我的沙发前,双手搭在沙发扶手上,没给我任何活动的余地。我已极度反感他制造的气氛,命令式地说:“X书记,请那边坐!”他不得不站起身来,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大道理,比如,拜工人为师,学习工人的品质等。我多次请他拿出要带的东西,他都打岔。当他又要蹲下身来时,我猛地站起,干脆说我有理想和抱负,托人解决两地关系问题是不得已而为之,今后不会成为工厂的包袱等等,暗示他别再“训话”。我之正气凛然,使他无从非分,但我不能忍受他贪婪色欲毫不掩饰的“赞美”,多呆一秒钟都觉蒙受侮辱。这次约见是明显的设局,根本没想托我带东西。我警惕地想着对策,明知得罪他的后果是两地问题难上加难,但顾不了那么多。趁其不备,我敏捷地夺身站到门口的位置,威慑地说:“您没有东西要我带,就告辞了!”调动的长期困扰,我不能不担心他恼羞成怒,就给他留了点面子,边往外走边说:“您什么时候准备好了再通知我吧。”

我无法忍受极度的屈辱,走在首都的大街上,痛与恨的泪水悄然涌流,普通民众的委屈能向谁诉说?

父母问及,我只说问题解决了,让他们放心。我非党员,却也习惯于自觉自愿地维护党的威信,生怕父母把个别干部问题归罪于党,可谓忍辱负重--我真的认为只是个别干部有问题。可为什么倒霉的事总让我碰上?我强忍愤怒的泪,与父母共进了午餐。

把这“节外生枝”告诉了关心我们的BH原系领导Z,现在是校领导之一。他是我大学同学,令人敬服的党员,有口皆碑,文革中,不堪小人企图整垮他未能得逞。他真诚地说我们漫长的两地生活不容易,当初他是唯一支持我们结合的领导,也了解我的业务能力和人品。说话时,他流露出胜利者的感动,似乎在说他没看错,我以实际行动有力地驳斥了闲言碎语。Z将与人事部门交代,说还是调到BH。

我请求北京人事局调回档案。一位端庄正气的女干部接待了我。本以为我反映的情况只是一面之词,她还得调查,那高干要是反诬我,他们大概会相信他,那就完了。可是接待我的女干部W毫不怀疑,她说,现在干部中这类事情很多,女知青受害者屡见不鲜。她关切地问那高干对我做了什么,我公正地说,什么也没做,但是我的直觉让我提防;若在他的领导之下,我不怕什么,自尊自爱者不会上当受骗,但会影响我的政治生命,比如这位书记冠冕堂皇地讲党课,我仍忘不了他私下的表现,不可能肃然起敬,或许还会不再执着争取加入这样人领导下的组织。他是坏干部吗?他那么受党重用;他是好干部吗?他那么令人作呕。

W女士善解我意,说还是调到大学。她当即查阅大学口的两地关系名册,几大厚本里竟然没有我的名字。她反复问及我的年龄,因为四十岁以上的两地问题基本上都解决了。后来无意之中在大学生毕业分配的名单里发现了我的名字,我已四十出头,只有啼笑皆非。我的名字不在W女士管辖的大学口,她爱莫能助,但她的正直、好心令我难忘。BH人事干部WZ与人事局主管大学生分配的干部G之间多有交易,G就全按有利于WZ的原则处理该校的两地关系。一次,经人引见,我来到人事局心脏地区,在一人宽的楼梯上与WZ狭路相逢,他下我上。他惊讶我怎么能进入这必需持有公函的地界,怀疑我摸清了他的不正之风,到处散布,我若调进,将来不好管,从此铁了心不解决我的问题。他想把我先生挤出BH,以除后患,可是我先生的系里不放他。这就是他们不调进我,还阻碍我调到其他单位的根源。WZ耍尽无赖,我校委托出差人顺便促进解决我的问题,电话约见,WZ定了时间,可人家来了,他找借口不见,事后还说不能肯定打电话的人就是我校方所派,倒打一耙。我校来者必持公函,WZ是故意找茬,我真希望有机会当面驳斥他。

只得再等,女儿该上小学了。人事局终于想出良策,以那个大厂的名义发了调令,承诺进京后调换单位--进京问题总算解决了。进京指标的借口不存在了,BH校方若真帮忙,调我进校教书易如反掌,但是他们仍不安排。我只能先办理离校手续,回京待命。

空前友好的欢送

系里为我举行欢送会,曾被孤立的我料想不到欢送会的盛大和与会者的热情。无论平时有无交情,大家都不吝美好言辞,赞扬我在校十七年的表现。时任党支部书记的L女士说:“这个同志能力强,工作热情高,主动担当,为系里排忧解难,很好使用。”还说,如果不是两地分居十七年,如果不是北京坚决不放对方,他们真不愿放我走。我在这所学校曾被另眼看待,由于个人坚实的脚步,也由于人们毕竟在进步,或多或少认识到不该整人,将离时,尽享同事们投来的热情友好目光,以及为我终与家庭团聚所表达的庆幸与惜别之情。

十七年辛酸历程,在这样的气氛下离开,我有一种成就感。

承上启下之结语              

所写林林总总,不像是高校吧?但这就是我从教的第一所高校。它是那么革命化,可是文革时,还是把1949-1965年的教育批判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其中前九年,我受修正主义路线的教育,后八年,我为修正主义路线服务,因而得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典型”。有幸的是,这十七年之前,我还受过几年不讲路线的纯粹教育,使我终生受益。

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因为“红与专”的对立,知识分子只有接受改造的份儿,只能服从人为的“国家需要”,做“普通劳动者”,“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至于专家、学者、教授等名词,已从一代人的字典里消失,更何况大师、诺贝尔奖?

然而,“我们这儿”疯狂折腾的岁月里,德先生和赛先生周游列国,我们停滞、倒退,世界突飞猛进。一出一进,差距之大可想而知。这过程中,我们闭关锁国,不知不觉。

“万水千山”是我走进社会前十七年的亲身经历。大学毕业后,服从国家需要来到遥远的他乡,始终不解国家为什么需要百姓远离故土告别亲人,却认可这就是国家需要而一贯努力工作。光阴荏苒,催我不惑,历尽艰辛岁月,逝去青春年华,总算熬到万水千山结束之日。

调回北京,却未柳暗花明,我继续为不能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而焦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篇分解。

(完稿于2012-2-11 北京陋室)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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