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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水千山十七年

                          ----孙昌龄

(七)        

14、另类“战斗组长”

还是停课闹革命,左中右阵营转瞬即变。运动之初,党员聚集的 “造反派”组织HQ战斗队名噪一时,一夜之间成了保皇派,一个叫做DFH兵团的组织夺了权。形势逼人,每个人都得站队,站错了队就成为“老保”(保皇派的俗称)。看来是“左派”的DFH,为了证明自己彻底肃清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准我这个并不受他们欢迎的人加入。教研组随着旧体制被“砸烂”,成立了战斗组,革命群众公推我为“战斗组长”。

我主持政治学习,每天照例先做三件事:唱歌,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念诵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原来的红五类组长带领大家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同样的歌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曲谱,他五音不全,每次起头唱第一句,大家都摸不准他到底唱的那一首,于是你唱你的,我唱我的,场面滑稽,众人爆笑,组长则一本正经警告大家严肃对待“三件事”。我主持政治学习,这个问题迎刃而解。此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职责,教师的天职是教育培养学生,舍此谈何革命?“组长”无正业,我不想徒有虚名,自问,能为群众做点什么好事呢?我无实权,能做的只是关心、帮助同事。组长当得无聊,辞职又辜负了大家的信任。终于,事情找上门来,“革命委员会”决定解决教师住房拥挤的问题。我全面了解组内情况,就把名额给了最困难的教师L,他是少数民族,一家三代住一间12平米的集体宿舍,人又老实,与人无争。全组同事都拥护我的决定,DFH“左派”革委会却不批准,说L是HQ老保。我据理力争,L按“革命”要求站队,他一个普通群众,怎么知道那派一夜之间倒了台?“造反派”群起攻我,指责我不该为保皇派谋福利,蛮不讲理地说,他们是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份上,才让我加入了造反派,我却不与他们合作,威胁要开除我。我回击说:“你们这样造反,不用你们开除,我主动退出,但是革委会必须解决困难户的房子!”争执中,围观者已人山人海,异口同声赞扬我的正义与刚直不阿;“保皇派”的核心人物--原来整过人的党员向我示好,似乎认为我站到了他们一边。其实我哪边都不站,就是坚持合理解决问题。同情弱者,这是自幼父母教育使然。

掌权者滥用职权,最终没有分给L住房。我深感歉疚地向他检讨,他知我无权,不仅理解,而且一再感谢,叫我别得罪那些不好惹的造反派,我只遗憾自己没能尽到责任。

不久,不可一世的红卫兵组织采取了新的“革命行动”,八十万人上京告状。我早就担忧整个国家坐吃山空,如此大举行动更将劳民伤财,当然坚决反对。我的态度与一起劳动补课的几个教师以及学生不谋而合,成立了一个战斗组,反对上京告状。这当然为当时的多数所不容,攻击谩骂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掌权的造反派千方百计地要揪出叛逆,文革造反派和共产党一样不容异议,只要一言堂。我们不得不转入“地下”,被查出者得在私设的公堂里“逰地府”,那里的刑法相当于“下油锅”、“老虎凳”之类。

围绕“上京告状”,掀起了新的辩论高潮,少数人哪里挡得住一心上京的千军万马?许多人并无政治观点,要的就是免费旅游,这样的人主意尤为坚定,他们成行了。

15、“要武嘛!”--武斗

一句“不要文质彬彬,要武嘛!”引发大乱,“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更给本已疯狂了的“革命群众”以启发——武斗开始了。就连我们这所高校,红卫兵都在校办工厂造起了手榴弹,成功后还满街张贴“公报”。持枪的人也不在少数,军警才有的枪支怎么会到了造反派手里?街上很危险,不断传来有人中流弹的消息。一位女医生正在哺乳的初生婴儿中了流弹,尚未满月就在母亲怀中离开了他还一无所知的世界。我校一名教师头部中了流弹,幸而距离较远,子弹未穿透颅骨,在颅骨上转了一圈,此人虽未至死,但已失意识。

一天晚上,命令传下,说保皇派要反扑,全校进入战备,人们纷纷抄起家伙。漆黑的校园里,仨一群俩一伙地议论着。忽见远处有一身影走来,黑色衣裤,前胸后背绑着畚箕,头上扣一畚箕,黑布蒙面,只露两只圆睁的眼睛,恰似古代战场上身披盔甲的武士。开口说话,方辨认出是同系的W。他十分郑重地批评大家警惕性太差,没有像他那样武装到牙齿--他的样子又瘆人,又好笑。

时已夜深,没有什么动静,大家自动散去。接着的日子很不平静,据说校园之外,形势紧张。W的小道消息最多,一天更兴冲冲地讲他的英勇事迹,说他在路上骑车,有保皇派跟踪,他警惕而沉着,暗地里瞄准老保,一枪打中其小腿。(当时只惊其枪法不练自通,“要文斗,不要武斗”之后,有关方面追究流失的枪、弹,有人记起W的英雄事迹,让他缴枪,吓得他魂不附体,连声承认那是吹牛。严肃的阶级斗争中,竟无人穷追猛打,因为都知道W一贯厚爱吹牛。)

危急形势下,终日惴惴不安,渐渐地,校内几乎无人留守,集体宿舍里除我之外,还有一外来人家。我的大家小家都在北京,每年只在假期短暂团聚,除此之外,不敢想到回家,只能不情愿地遵守规定。我只盼着快放暑假,名正言顺地回家,因而老老实实地呆在学校。外来人家是躲避更厉害的武斗而来的,问我为什么还不离校,我说还没放假,他们说我太老实:“现在还等什么假,学校领导都躲起来了。”这一语提醒了我,平时领导管得很严,有些群众也紧紧盯住,我一离校,必有人一天天数日子,归期延误,扣发工资。武斗使他们吓破了胆,老领导、新头头,革命群众,全都逃之夭夭,倒是我这个被他们指为问题严重的人自觉地坚守岗位,若因此卒于流弹,岂不冤枉!

我决定回京,当即轻装去了火车站,打算买了票就走,不回这空无人迹、冷冷清清的学校。

16、文革中的旅途

火车站已是水泄不通,挤了半天才找到买票人长蛇阵的队尾。排了一天一夜,总算买到了直达北京对号入座的硬座车票。好容易挤进站台,顿时被那场面惊呆,根本没有直达北京的火车,只有一列是开往西安的。车站处于无政府状态,无处说理,我想,西安就西安吧,近了一半,而且西安应该有开往北京的车次,上去再说。隔着拥挤的人群遥望车窗,只见车内黑压压地塞满了人。我奋力挤到车门,众人在门口乱推乱搡,根本无法上车。想找列车员说明我连夜排队购票,无论如何也应该让我上车,可是不见列车员的踪影。原来,在我们老老实实连夜排队买票时,造反有理的红卫兵纷纷捷足先登。车厢里早已挤满不买票的造反派,响应毛主席号召就是他们的理,因为有理,所以造了购票乘车的反,买了票的反而没理了。

开车时间已到,车门依旧拥堵不堪,急中生智,我钻到火车下面爬到了另一侧。车窗离地面太远,我又刚犯过关节炎,怎么也爬不上去。天无绝人之路,一位熟人送家人上火车,他帮我爬进了车厢。多想说声谢谢,可是我已无法再近窗口,视线完全被无缝的人群遮挡。

座位早就没有了,我下定决心站到西安,但走道上几乎连站的地方也没有了。车下的人继续挤进,我理解玩命上车的人们,他们一定是买了车票的,挤不上来票就作废,无处说理,希望守规矩的人都能上车。脚下地盘越来越小,我被迫踮起脚来,直至被架空,只得央求坐着的人允许我坐在椅背上。他们勉强同意,却不断流露明显的厌恶,并给以颜色,把我的腿脚挤得生疼。我不愿求人,更不愿看脸色,就站上了椅背,两脚不得不踩在他们两人之间的空处。他们借口不安全,让我下来。我被挤“升空”,休想“着陆”,硬挤下去,地上的人又该反感了。总不能下车啊,抬头望见行李架,觉得是个去处。于是,奋力挪动行李,形成一个马鞍形的窝,吃力地爬了上去,半躺在窝里,算是安定下来。碰巧近处有一年轻同事热心递给我食品,令我感激不尽。抵达西安之前,竟有人问他:“行李架上的人是医生吧?”这是因为车里的人都满脸乌黑(那时是蒸汽机车,过山洞时煤烟大量灌入打开的车窗),只有居高临下的我,显得清洁。

到了西安,关节剧痛,我已无力挤入那玩儿命的人群,不敢出站,以躲避出进站的两番拥挤和盘查。下一步该怎么办?既持有到北京的直快车票,在这造反有理的乱世,我有理由乘坐任何一次开往北京的列车,想到这里,我觉得自己在文革洗礼中变得很聪明。几个小时以后,来了一列到北京的慢车,我毅然登上,绝不敢傻等直快。一路竟然破天荒地没有晕车,“革命”真是锻炼人啊!

难熬的旅途终于结束,重新回到了首都北京。没有亲人接站,走得匆忙,无法通知他们。车站到处是红卫兵小将,个个盛气凌人,一派红色恐怖,没有丝毫的故乡亲情。

17、团聚也不安

回到家中见到亲人,压在心底的委屈如火山喷发,一涌而出。提起文革以来不堪回首的往事,满腔热泪源源夺眶,完全失去了克制力,母亲竭力劝慰。父母不能理解他们一贯放心、自幼要强的孩子何以成为众矢之的;家人不明白思想进步、依靠组织的我,怎么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挨整;但谁都不愿寻根问底,却一致地催我求医--他们看出我病得不轻。近两年的“史无前例”,尊严尽被剥夺,进而伤害身体,噩梦频繁,往往泪湿枕巾。

医生开了病情证明,给了较长的病假。丈夫的室友回了家,我住进了集体宿舍暂时安定下来。好景不长,“造反派”夜间来查户口,来者虽是他的学生、我的校友,却明知顾问“有无不该在京逗留之人”。当时不少红五类出身的,都是这样凌驾于人。有理无处诉,我心中怀疑文革的目的,两地分居本已不符人道,我探亲、休病假,反而成了不合法居民,说中国已不存在人权问题,我不能苟同。

不过,长期孤身在外,能在家病休也算是幸运了,我不想返回。每天上午都进城,除了看病,都在父母膝下。新中国成立后,父母就没有了自己的住房,栖身条件最好的二姐家。能分得两居室住房,不仅因为二姐夫的资历,还因为迁来父母的户口。父母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外地工作的子女回京投奔父母,体味短暂的天伦之乐。文革中,姐夫被定为走资派兼反动学术权威,剃了阴阳头,每天倒煤(无目的地来回搬运煤)劳改,无稽之谈的大字报甚至把二姐难产送医院,租用了单位的汽车,也列为特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不再劳改,并重新启用,但仍被视为革命对象,自己得承认尾巴没有退化,并遵旨“夹着尾巴做人”,“小脚侦缉队”警惕地盯着他们。

一天清早,我照例回家,百米之外,看见父亲站在大门口。父亲等候已久,谨慎地说了情况,递给我一个沉甸甸的饭盒,里面装着母亲赶制的饺子。父亲不忍心地说:“去你嫂子那儿吧。”昨夜全家人被野蛮的敲门声惊醒,小脚侦缉队大队人马前来查夜,厉声质问是否窝藏了闲杂人等,还要了户口本,一一核对。他们不问青红皂白,手电上下照遍,连堆放杂物的吊柜也不放过。我与父亲深情对视,恨自己不能与近在咫尺的母亲见面,理智的父亲催我快离开。事后,母亲说他们是来查我的,多亏我没留宿。

那真是无法无天的时代,小脚侦缉队凭什么夜闯民宅?没有人敢拒不开门,试想,万一是一伙强盗呢!那时若不开门,不仅门被砸破,姐夫还得落个不支持革命行动的罪名。无处说理,受过教育的人有罪,任凭无知者摆布。她们都是为人之母的人,为何如此损人不利己?她们以为世道从此变了,“红色家属”翻身了,管制别人可显出自己革命的坚定性--不知她们最终能否自知浅薄。

我端着饭盒,拖着沉重的步子,心中茫然。革命深入了,服从国家需要远赴他乡工作的我,却失去了自由。父母把我从遥远的地区,危险的环境,盼了回来,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聚。年迈的父母该怎么想呢?缠足的母亲,出行艰难,只能包些饺子传达母爱。这样革命下去,能得人心吗?我又怎么能拥护这样的革命呢?边走边想,好像走了很长的路,才来到并不很远的嫂子家。

嫂子是有初中程度的家庭妇女,在没有文化的居民中也就备受瞩目。在那个小圈子里,硬要宁左勿右地“各阶级分析”,我家绝对离“黑”更近,所以文革期间,嫂子提心吊胆地度日,偷偷砸烂了父亲收藏的古董,旧社会银行同仁送给父亲的银盾,还有一副旧货摊买来的象牙麻将牌(从前过年时,家中娱乐用的,平时不许动它,父母不准我们玩物丧志)。不过,在嫂子家我还能安全立脚,哥哥是普通职员,维持八口之家,一家人衣食简朴,红色居民也无从挑剔。

见了嫂子,我忍不住热泪涌流,嫂子安慰并热情接待我,和侄儿侄女相聚,重拾童年欢乐,使我略感慰藉。爸妈以前也住在这里,1963年去了外地我姐的家,文革开始,二姐夫被打成黑帮,二姐上班较远,一度托嫂子照管两岁的儿子。嫂子在文革前做过大手术,所以父母特地回京,解决二姐家的困难,到京出站等出租车时,红卫兵厉声问成分,父亲镇定回答:“军属”--长孙是现役军人,红卫兵立马安排了出租车。后来我想,如果有人谎报成分,不是也能骗过“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可笑的是,红色恐怖之下,无人敢说谎。还有更可笑的呢,西单那里曾有巨幅标语:“XXX拉长你的兔耳朵听着,不老实交代,就砸烂你的狗头”,狗头上怎么长了兔子耳朵?处处可见“油炸XXX”的标语,周恩来也在“油炸”之列。知名红卫兵多为高干子弟,之间的相互争斗,实际上反映了他们父辈的纠葛。封建主义这座大山并未推到,世袭传统难改,争权夺利造成社会混乱,老百姓大可不必“站队”,改朝换代都是换汤不换药,老百姓总是老百姓。60年来讲历史,说过去都是改朝换代,而推翻国民党是革命,本质不同。其实,有什么两样?共党执政后,一切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从未将人民放在首位,最高领袖农民意识根深蒂固,继承封建衣钵并变本加厉,控制意识形态,人民甚至不敢怒,谈何敢言?这是我后来的认识,过去,我期待他领导中国走向幸福的明天。

18、“要文斗 不要武斗”之后

武斗比比皆是,江青名言“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打人的人,谁会说自己是坏人呢?后果当然是打人有理。中央文革大概觉得打得差不多了,终于下达“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全国乱象这才平息。学校不断催我返回,说病休也不能脱离火热的革命斗争。尽管我不知自己算是革命动力还是革命对象,但也觉得游离在京不是“革命者”的姿态。伟大领袖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我和所有人一样,暗自衡量自己。运动之初我被划在三、四类之间,连“可以改造”的三类都不如,豈敢奢望左派?曾想过,我的前景必是卷起铺盖去当右派,并信告丈夫划清界限。他没听党的话与我结合,已经影响了组织对他的信任,不想再牵连他,我若当右派,他在保密专业将前景叵测。何况他说过绝不因远隔两地而变心,但是犯了政治错误就另当别论。我虽未问他所谓的政治错误之所指,但知道不如三类的我,政治上当然是犯了不小的错误,我得抢在组织通知之前告诉他。父母那里,我不用打招呼,他们不会与我划清界限,不在乎我反不反党;他们最知我的品格,即使“犯了政治错误”,父母也必不离不弃,我永远是他们心爱的孩子。

丈夫的态度出我意料,他根本忘了关于“政治错误”的话,坚定地相信我,表示我们之间牢不可破,他不在乎什么影响。这样,犹如汪洋怒涛中的一叶孤舟,拼死挣扎的我更加坚定,决心闯出惊涛骇浪,到达彼岸--我深信那里绝不凄凉。

不论政治生命将如何,都必须面对现实,我必须返回岗位。

临行前,有件事我放心不下,就是自幼的好友YL的下落。YL抗美援朝时参军,复员后上了大学,因病休学逾期,未能复学而参加了工作。YL酷爱文学,天资聪颖,文革中成了公认的笔杆子,加之组织才能,又被选为造反派头头。文革形势翻云覆雨,她又被隔离审查。其夫与我偶遇时只告知:“任何处境,YL都不会出卖朋友”。这不是我所关心的,我等皆问心无愧之人,我相信她,也不怕牵连。此后一直无消息,苦于无法联络。碰巧在电视的样板戏节目乐队里,看到了YL的亲戚,就写信询问。回信令我失望:“YL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已自绝于人民,别再找她”。世态炎凉,令我心冷。YL是我最好的朋友,热情开朗,怎么会抛下年幼爱女,撒手人寰?我带着疑问、悲凉,返回远离故土的地方。

19、依旧停课闹革命       

学校依旧停课闹革命,没有中央文革的命令,谁也不敢擅自复课,造成的后果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来,没有人为停课担忧。工厂停产的后果则可想而知,人口大国只能靠国库来维持,岂不坐吃山空?我不由自主冒出一个万万不敢公开的想法:世界上一定没有一个帝国主义想侵略中国,台湾也一定不想反攻大陆,否则,何不乘大乱之虚一举而入呢?不过当时似乎人心齐,一经号召,或许一致对外,或许敌人也不会轻而易举地得逞。折腾了很久,才想起“抓革命,促生产”。

每天照例从“三件事”开始,从早到晚政治学习、武装头脑--这就是全国性的头等大事。红宝书中,除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多是某一时期的政令,如何联系当前实际,特别是个人的实际?每个人的心得体会都是牵强附会,千篇一律,可就这样,也评出了学毛著积极分子,开讲用会,现身说法证明毛泽东思想放之自己也灵验。林副统帅更说,马克思主义离我们太远,学毛著立竿见影,一本万利,此言使我觉得林这个人颇通商道,而无商不奸呐。副帅另一高论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所以知识分子不务正业,只学毛著。

外面的世界突飞猛进,国人单科独进提高阶级觉悟。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中国则逆流而退,权权权,命相连,只要不变颜色的江山,不要中华民族的前途。

不知何方何高人意识到单调的政治学习不得人心,发明了“三忠于”活动:忠于毛主席,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忠于中央文革小组。从此革命形势生动活泼,革命群众全时投入绣毛主席像、用红纸剪出复杂而革命图形,如跋山涉水的长征队伍,延安窑洞,当然最多的是毛主席像。教研组艺术大师F更有绝招,从垃圾堆里拾来大量五颜六色的玻璃碴,混之以胶,竟然在一块三合板上,贴成一幅毛主席像,令人叫绝。众人七嘴八舌,怂恿他在头像上方加了几朵祥云。反正不务正业,做这玩意儿消磨时间,倒也是个乐趣。

大字报已经没有什么内容可写,我等突发奇想:出个诗词专栏。首先得有诗词,我好生琢磨领袖诗词的词牌,填了许多首。由于投稿者寥寥,“天降大任于斯人”,整个一面墙上,几乎都是我的诗稿,我成了专栏作者。两位同事别出心裁,在宣纸上打了红色的竖格,展示了他们漂亮的书法,整个版面古色古香,人见人赞,轰动一时。追悔莫及的是,没有留下底稿,如今再也发不出那样的诗性。

忽然掀起了忠字舞热潮,据说是东北人发起的,遍及全国无处不跳,一边唱毛主席的颂歌,一边手舞足蹈,说实话,毫无艺术美感,绝对丑态百出。不管你是否爱好跳舞,都必须跳忠字舞,跳不跳是立场问题,跳得好不好是方法问题。我时值妊娠,逃过一劫,否则,强我所难参与丑态百出之事,必将终生留下不快记忆。

“革命”就这样继续着,人们无不积极投入。

20、“劳教犯”平反

原系一党员跟我说,文革前全校大会给教师H戴了手铐,送去劳教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我即生反感,当初是你们党整了他,怎么来找我?冷静想来,这个党员并不是那种整人成性的,他毕竟认识到了错误,为同事鸣冤,无奈势单力薄,才来找我。我参加的人数极少的战斗组敢于维护正义,坚持真理,立即为此采取行动。文革中砸烂公检法,没费任何周折,就从市公安局打听来劳教地点,学校的人事科长也痛快地交出大捆“批判材料”(批判会记录)。主要工作是组里一个学生红卫兵完成的,他最早反对上京告状,具有反潮流精神。

H被营救出狱平反后的情况,我知之甚少。整人成性的人应因羞愧而改弦易辙,不再作为错误路线的群众基础,众人不推,墙不易倒。但是,打他入狱的人比比皆是,多数不甘承认错误,后来听说他又被整了。党的领导、“新生力量”都要当一贯正确的左派,他们需要证明自己从未做错。好在,找不出什么理由,让H重返铁窗。

为受冤者平反,在那些浪费生命的日子里,总算是实质性的举动。

21、也“触及”了他的“灵魂”

“赫鲁晓夫睡在身边”

1969年初,为迎接下一代问世,我又回北京。火车一般不能正点,我虽妊娠,也没通知丈夫接我,独自回到也叫做“家”的狭小单身宿舍。已值午夜,丈夫被日益深入的革命形势所逼,次日必须交出检查,我不知他被“触及灵魂”的原因,只知不能打断他写检查。于是,一切自理,现缝被子,他只有一个人用的。我们一直两地分居,他与人合住男单宿舍,室友刚成家搬出,才有我容身之地。

凌晨,他写完检查,详告了处境。有人揭发他的室友打碎了毛主席石膏像,此人不承认,找我丈夫给他作证。揭发人说的时间正是他俩外出串联中,不可能“作案”,他一贯实事求是,挺身而出为之辩护。两天后,工宣队警告我丈夫:“你已陷得很深,敌我不分,赫鲁晓夫睡在身旁,你却包庇!”原来在红色恐怖强压下,他的室友一方面对他一口咬定没干过那事,一方面却为了争取坦白从宽,不仅承认,还深挖资本家出身的阶级根源,说自己打上了阶级仇恨烙印,中学时就在毛主席像上画过眼泪,立誓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丈夫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对室友的保证坚信不移,软硬兼施下,毫不动摇地为之鸣不平。当工宣队告知被揭发人已坦白时,辩护人啼笑皆非,落了个包庇罪,还勒令交代是否同谋,检讨也得深挖阶级根源。我看后觉得许多内容大可不必,比如,结婚时的项链与婚纱照,我们之间的确有过不愉快的争执,我反对,他则站在家人一边对我不满。说真的,他的检查倒是说明我俭朴,没有资产阶级思想,但这些与“检查”毫不相干,交代了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可是他被告知,只写人所共知的是过不了关的,必须交代人所不知的。此外,他还主动交出家里给的一对戒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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