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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水千山十七年

                          ----孙昌龄

(六)

史无前例中(二)

13、体验红军长征      

文革中,中央文件明文将全国人民分为四类,一、二类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三类是有严重反党言行的、四类就是反革命分子了。运动之初,部队来的工作组积极贯彻中央精神,划分了全校师生员工,我被划为三、四类之间,就是有严重错误与反革命之间。虽说批判了“资反路线”,流毒却难以肃清,被划为一、二类的自是引以自豪,抱有个人恩怨的更是上蹿下跳,极力阻碍我加入徒步串联的“长征队”,以葆长征队的“纯洁性”。毕竟已批判了“资反路线”,一番辩论之后,正义公道的群众占了上风,他们欢迎我参加徒步串联。党员ZJ想到我被抄家,还主动借给我棉衣。长久孤立压抑、倍受歧视的日子之后,我重新感受到了同志式的情谊。(运动以来,有人愤怒抗议称我为“同志”,因为有苏联歌曲为证:“这里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我濒临反动,左派和争当左派的都不愿“混同”于我。)

队伍集结成都,由此出发,目的是走红军走过的路,故名“长征队”。队员个个头顶绿军帽,臂带红袖标,身背行囊和“红宝书”,豪迈地行进在祖国的大地上。计划翻越二郎山,至泸定桥折返,往返路程约2500里。二郎山以陡峭险峻、气候恶劣闻名,是千里川藏线上的第一道咽喉险关,人称“天堑”。歌中唱过:二郎山高万丈,枯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岗,羊肠小道难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挡。……,要把公路修到西藏。那时公路虽未修到西藏,我们倒也用不着走羊肠小道了,不过毕竟是座高万丈的山,对谁都是第一次。

听说二郎山风景异样,青衣江波涛,溪沟边泉水,茂密松林,白云飘过,每到五月杜鹃盛开,红蓝紫白交相辉映,花间高原彩蝶飞来舞去,绚丽多姿。山上有一片悬崖,隔着深深沟壑,可望层叠冰峰--那是庄严静穆沉吟不语的上古冰川尾端。1940年,画家张大千、叶浅予曾到此写生。然而,我等此行只为体验长征,无人流连美景--那涉嫌资产阶级情调,众皆避之。

队旗

队伍向目的地进发,红色队旗上有黄字队名:长征队,语录歌和革命口号响彻田野,引来围观者无数,沿途送红宝书给老乡,不由得自以为也是“宣传队”、“宣言书”和“播种机”。

队旗是队伍的象征,队员轮流打旗。年轻男队员居多,但是我愿挑重担,所以也主动打旗。不料只要我接过旗,总有两个人从我手中抢走,不友善的强硬态度使我无法以为是男同胞照顾女士。二人中,一个是上海工人子弟,形象绝不纯朴,另一是城市平民、受名牌大学熏陶却未脱粗俗。他们对我恶意挑衅,警告我“没有资格”打旗。我自是不服,“资反路线”流毒竟如此难以肃清。党员ZJ及时制止了他们,多数队友很友好,这才稍得宽慰。

“长征是宣传队”

一路晓行夜宿,每日行军约60余里。沿途享受红卫兵的待遇,被称为“毛主席的客人”。每到站点,人民公社都安排食宿,好生招待。我一路反躬自问:这就是革命?我们只是走路,固然得到锻炼,却不创造财富,何功之有?无功何以受禄?心中惴惴不安。

说只是走路,倒也冤枉,我们时刻为着“革命”,人群聚集处,必散发“红宝书”,真心觉得国人都以此武装思想,就无往而不胜了。另一重要任务是表演节目,这个我在行,从刚一解放的街头宣传,到上大学后的文艺社团,都参与过,并长于想出别具一格的新意。但是当时还被另眼看待的我,加入“长征队”都受阻,更不会让我负责什么,演节目是“为工农兵服务”,思想“反动”者,不可信任。起初,队长任命女士Y负责文艺演出,她主持下的节目呆板无趣,观者不感兴趣纷纷散去。苦出身的女职员抢着报幕,不会讲普通话,也不擅长当地方言,文化水平又低,报幕语无伦次,语病频发,人已中年,却学着红小兵的腔调与姿势,就连偏僻山村的农民都因其纰漏而面面相觑忍俊不禁,致使毛泽东思想宣传的大事欲严肃而不能。我在其中亦觉难堪,不能坐视不管,于是编了当时颇为流行的对口词,内容是伟大领袖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与我相处甚好的外系女士F赞口不绝,此人开朗豪爽,当即要我与她合演。我们认真排练,加了必要的动作,她出面申请演出,排斥我的人不好反对。

队伍来到一个小镇旁的空场,尽头有座圆弧形的断壁残垣,层层台阶自下而上,俨然一个观礼台。我和F不约而同把这背景想成了天安门,表演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对口词:“旭日东升”,“光芒万丈”,“山川起舞”,“江河欢唱”,……。我一句她一句,声情并茂,动作优雅,人山人海的民众掌声雷动。盛情之下,我和F临时加演了二重唱“毛主席派人来”。其实不全为演出,借机满足爱好罢了,我们都喜欢唱歌。F是不错的女高音,美声唱法,她唱主旋律,我配和声,虽未排练,亦受欢迎。群众表现出对节目如此喜闻乐见,表明我的思想感情并不远离工农,批判我的人们从此无话可说。成见不深的人们夸我“有两下子”,使我心情日益舒畅,我之欣慰不因那些夸赞,而因人们不再另眼相看,我似能逐渐融入集体。这种转变当然主要因为我一路吃苦耐劳,戳穿了原单位“革命动力”们的叵测居心,然而当时都归功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们的表演一时轰动,同路的红卫兵队伍都来学那对口词,就连本队那个上海工人子弟也诚恳地赞扬:“你们演的简直就像真的见到了毛主席”,他表情友好,潜在地认可我们对伟大领袖的“真情实感”(挨整平反后,以为得益于毛的革命路线,所以的确是真情实感,后来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了)。贫农出身的XD队长不甘示弱,要与战斗组长小Y演对口词。小Y极内向,并不想干自己不在行的事,无奈XD还硬逼他以姿势助朗诵。正式表演了,由于毫无舞蹈素质,动作可谓“自然主义”的,比如表现“舍得一身剐”,他做扒皮状,狠命撕剥着自己,引得观众捧腹。小Y早已笑得说不出话,XD则严肃执着,自以为表演才能欠佳也掩盖不住他红五类的“阶级觉悟”和“感情”--这在当时是最值得彰显的宝贵品质。

走了小半程,一路顾不上饱览景色,尽收眼底的是江青提倡的红海洋,镇上的门窗墙壁无不涂上红油漆,山上也不乏红底白字的巨幅标语--只觉得满目是红,衬托出当时推崇的“红色恐怖”。

翻越二郎山

5天之后,到达天全县城西50公里处的二郎山脚下,将要翻越 “高万丈”的二郎山。所谓高万丈是比喻它3437米的海拔。整休一天,准备翻山必备物件:到田野里寻找粗实的树枝当“手杖”,搓草绳绑在鞋上防滑。搓草绳是技术活,贫农出身的小Y在行,若不是他耐心教,我只会编辫子,而草辫子容易磨损,攀爬中会狼狈不堪。

次晨日出前出发,沿盘山公路前进。公路坡度极缓是行车安全的需要,对徒步的人来说,效率之低令人心急,兜了大大的一圈,又回到了原处,只不过海拔略高一些。我细心观察,发现或可利用两层公路间的山石树木直接由低层爬上高层,决心冒险试探,找到捷径有利全队。当然是有危险的,那里不乏“一失足成千古恨”之境。我胆大心细认真考察,一石一树都不放过,确定是牢固的方可利用。体育素质助我成功,攀石爬树很快上到更高的海拔,等了良久,走盘山路的人们才姗姗来迟。

面对批判我的红五类,本应自豪,可我觉得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而是他们不行。大家都想效仿我,以便尽快到达休息站。但是捷径是有危险的,我顿时感到责任重大,必须对他们的安全负责,万一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我千叮咛万嘱咐,毫无保留地介绍经验。可是他们的攀爬技术不佳,我总是最先到达更高层,善意地递过手杖的另一端,让下面的人抓牢,将他们一一拉上来。起初,男士们,特别是整过我的人,不好意思接受帮助,是我的真诚感动了他们,不仅接受了帮助,还很佩服我。女士YC曾不遗余力整我,大有“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之势。她的爬山状况惨不忍睹,大家照顾她,让她轻装上阵,前后保镖助力,她仍难以胜任,从此她再不好批判我缺乏劳动了。我一路担心着大家的安全,甚至默默祈祷,切不可有闪失。

正午时分,我们攀上了山顶。寺庙里的僧人为我们准备的午餐是搀了干玉米面的大米饭和盐水煮熟的洋萝卜(二郎山上唯一的蔬菜品种)。吃饭时,玉米面渣子满嘴跑嚼不着,毫无油水的洋萝卜很难吃,可是长途跋涉之后,谁都不少吃,不分男女。

后半日下山,当晚在另侧山麓的接待站夙夜。正直除夕,小镇最大的餐馆准备了丰盛的晚饭,迎接“毛主席的客人”。餐馆门庭简陋颇似工棚,饭菜味道却好,用膳的徒步串联者络绎不绝,个个狼吞虎咽。我则自觉受之有愧,心中忐忑与时俱增。停课停产不创造财富,国家哪里有这么多钱供这么多人白吃白喝?徒步串联究竟有多么重要,可以不计经济损失?餐馆的经营者是心甘情愿,还是见红袖标生畏,不得不以行动支持“好得很”的文化革命?          
安顺场渡口

队伍伴着语录歌行进,来到大渡河的渡口安顺场,据说是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地方。当地有人把众多徒步串联队伍带到一所学校,一位沧桑老人等在那里,据说是当年为红军乘船渡河的船工,后来也当了红军。他一副农民模样,身着不甚清洁的旧式黑棉袄,头缠本色毛巾,满脸皱纹,满目眼屎以致眼珠难现,他一定看不清周围景物。老人给了我们一个多小时的革命教育,难懂的方言,层层的听众,所获甚微。老船工忽然唱起歌来,只听出最后一句:“砸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说的是摧毁了国民党的坦克。老红军对国民党充满仇恨,却只字未提打日本,这就证明了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内耗,难怪日寇在淞沪保卫战重挫后,仍在我领土上横行八年。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所用旋律正是吾辈儿时音乐教材里的美国歌曲——红军青睐而“洋为中用”。文革中砸烂封资修、大洋古,这首美国歌曲却漏网了,倘若有左派知其来历,是否要揪出当年的填词人批倒批臭?

安顺场短暂逗留,我很难忘却那老红军,他帮助渡河的同志大都已是高干,而他如此贫困,不懂享受,连起码的卫生条件都没见过,活了几十年,还没刷过牙,眼疾更不得治疗。他,还有更多的他们,身处被遗忘的角落。想想成天蹲在窑洞边的陕北农民,我们究竟在“革”什么命?文革以来,学校停课不培养人才,工厂停产不创造财富,国家怎么维持?民生还有望改善吗?本应为人师表,却是游荡神州,不务正业。我担心中华民族的前途,暗自质疑“文化革命”。

对岸飞来“麻风”

沿着大渡河前行,怡人风景映入眼帘,不觉恍悟何谓“祖国壮丽河山”,爱国真情油然具体和深化。

大渡河上多处设有连接两岸的绳索软桥,小姑娘背着大背篓轻盈自如地走来走去,诚然诗情画意。我们试走软桥,感觉十分艰难,姿态不堪入目。另一种渡河设施就更不可思议了,就是横跨河面的一根钢缆,因为有人从对岸过来,我们才注意到它。那人借助于滑车,飞也似地滑着,滑到半路突停下来,高悬在河面上空。河水翻滚,涛声隆隆,我们看着危险,喊话请他赶快过来,好将红宝书交到他手中;他滑了一段距离又停下来,大喊:“把书放下,快走!我是麻风”。一行人茫然不知所措,顿生恻隐之心,忘了麻风是可怕的病。原来我们隔岸望见的是麻风病区,文革之风也吹到了那里,他们明知不久人世,还渴盼学习毛泽东思想,可见全国人民已把毛主席奉若神明。

麻风执意吊在那里不动,我们只好放下书继续前进。在休息站逗留中,公社卫生员安抚说:“困难时期,麻风病区供应较好,曾有耐不住饥饿的人偷偷搬了过去,一年之后被遣返,全家安然无恙;麻风病是接触传染,你们不会有危险的。”我根本没想自己的安危,久久思量那些病人的不幸。

次晨,队伍向泸定进发。大渡河震天的浪声一路伴着我们,举头可见万里无云的蓝天,蓝得纯净而深邃--长居阴霾之人想象不出这样的蓝天。俯瞰则是深绿而清澈的大渡河水。激流把河岸冲刷出长而直的石纹,呈现出无数奇观。河中间白浪滔天,气势恢弘。身处这般壮丽景色,犹如画中游,只觉精神焕发,倦意荡然无存,不知不觉中到达泸定。不需休息,女士们结伴来到河边,走上河畔巨石清洗衣物。

洗涤完毕,途经一处门面破旧的店家,不料竟是个小饭馆。虽已打烊,老店主还是破例接纳了我们,仅只片刻,就端来几大碗豌豆尖肉片汤,就着自带的干粮饱餐了一顿。鲜美的肉片,青嫩的豌豆尖,好像生平第一次享用那样鲜香的汤。汤碗的容量相当于一个儿童脸盆,女士们都滴水不剩。问及价钱,老店主只收0.25元一碗,不知是否会亏本。

两度往返“夺”泸定          

1967年的泸定桥是木板架在几条钢索上构成的软桥,高悬在离河面好几十米的上空,木板宽度二十来公分,两两木板的间距也有二十来公分,站在木板上低头可见大渡河汹涌澎湃的浪涛,涛声震天,顿生“一失足成千古恨”之虑。走上软桥,它颤动不已,多人同时走动,相互干扰,更难把握步履的分寸,也就更容易踩空,可谓寸步难行。桥的两侧各有两条钢索护栏,上下相距足有一米,手扶上面那条,担心被大风吹落河中,手扶下面那条,人又无法直立行走,所以靠边走似更不安全,万一失足落入怒涛,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再艰难也要过桥,泸定在修建红军纪念馆,革命串联的人都想到对岸工地去义务劳动。全队男女站在桥头皆毛骨悚然,怯于一试。又是被指为“资产阶级小姐”的本人,鼓足勇气从桥中间走,即使失足,还不致一落千丈。我头也不回,执著地向对岸走去,双目平视,余光搜索着一条条木板,尽量不看那奔腾的河水。就这样,好像适应了桥的振动频率,只觉越走越稳,不害怕了。我警惕着各种可能的危险,顺利地走完了约二米长的软桥。回首望去,桥仍不停颤动,我惊讶自己竟能从这极不稳定的桥上走过来,很是自豪。

队友们望尘莫及地遥望着我,仍是寸步难行,是我帮助他们的时候了。我从对岸走回来,告诉他们过桥的经验体会。人们受了我的鼓励,都学习我的勇敢,有些男队员因不服气或顾及面子,也都硬着头皮迈开了腿,只有狠批我的YC女士始终不敢。

大部分人壮胆过了桥,我则两度往返“夺”泸定,羡慕嫉妒皆有人在。我们在对岸参加了建设红军纪念馆的劳动——背石头。工地上有许多拆掉一端的两条腿长凳,长凳两侧各有绳套恰似背篓,那是背石头的工具。石头放在留下的两条腿上,连长凳带石头,总重量着实不轻,工作效率之低可想而知。后来红军纪念馆是否建成,无人再问,我们背的石头说不定被别的串联者易地,也把过程留作他们的纪念了。无功劳动司空见惯,心到神知,自以为做了“贡献”--那时觉得红军特别伟大,必须以实际行动纪念他们。

从泸定返回时,一部分人取道泥巴山经汉源至雅安,再原路返回,路程远了许多,见识亦可增广,我选择了这条路径。

途中,贫农出身、比较偏激的XD队长突然告诉我,这一路走过来,他完全看清了队里的人,说“有些人是很可爱的”。此话出自他口,我大为惊讶,不过我理解他的用意,也接受他的真诚。他向我道歉说,以前道听途说,就以为我真该挨整,现在了解了我的为人、性格和作风,他很佩服,再也不会盲从、上当了。此后他一直友好,妻子来校探亲时,小两口还请我做客。他能明辨是非,坦诚表白,在掌权的红五类里,难能可贵,我感动于其勇于纠错。       
初见“革命虫”

告别泸定的次日,跋涉之后,来到汉源,此地产梨,而我们光顾,则是为了参观一个大寨式的人民公社,叫做大树公社--这样才是突出政治,才称得上革命。

县革命委员会安排我们在旅馆宿夜,一间宽敞的大厅里摆放着二十多张床,棉被里外三新让人受宠若惊,深感无功受禄。正拟舒舒服服睡上一觉,苦出身的Z女士突然大喊“有虱子”。众皆慌神,纷纷坐起来抓虱子。解放初期,延安来的人说虱子是“革命虫”,无产阶级思想武装了头脑的人都容得牠,所以我们无人抱怨指责,表现出十足的革命乐观主义。幸而后来这小东西没有一直跟踪,想来后怕。

泥巴山奇遇

过了不安稳的一夜,次晨翻越泥巴山。出发之前,县革委会特派农民介绍地形、路径以及注意事项。原来泥巴山虽不高大,却不易攀爬,阴面终年积雪,阳面遍地泥浆,山路崎岖,容易迷失方向。

在阴面积雪中攀爬,坡陡路滑,十分艰难,唯空气清新,令心旷神怡。能力素质差异,前进速度不一,自然三三两两而行。不知不觉间,我爬上了一处高地,积雪无人踏过--此路无人走过,无脚印可循。踌躇中,另一串联队的一个女孩跟了上来,发现走入绝境,她害怕了:“咱们回去吧”。可是回去谈何容易,已经走过了相当长的路,若走回头路,很难按时到达接待站,会落埋怨!我说:“公社的人说,看着上空的电线走,就一定能找到公路。路是人走出来的,没人走过,咱们可以开辟一条新路”。我坚持继续前行,那女孩也不敢单独走回头路,就跟着我走了。她是个19岁的知青,响应他老人家号召到广阔天地练了三年红心,一定思想过硬,吃得大苦,耐得大劳,而我是有“三反言行”且“少劳动”的“臭老九”,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不能落后太多。可是走了一段,竟是我每每停步等她,她不时被我拉下几十米。我顿生强烈的责任感,得照顾好她,安全地带她到目的地。所有险路都是我先试探,确保安全再让她照样走。

不觉又遇绝境,前面无路可走,也没有可以开天辟地可望自己能走出的路,只有一条一人宽的陡峻斜坡,两旁积雪的丛生灌木搭接,与狭窄坡道形成直下的圆筒,就像很多年后才玩过的水滑梯,钻进去会不见天日。女孩显然慌了,肩负责任所致,我的镇定则出乎己料。我带着她,拄着棍子艰难下行。无奈坡道实在太陡以致无法直立,身不由己地坐地并飞速下滑。碰撞到的树枝毫不留情地落下雪团灌进衣领,久坐雪中棉裤也已湿透,如此上下夹攻弄得浑身浸湿。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狼狈之际,我没有忘记寻找高架的天线。

终于柳暗花明,滑出那“陡筒”,忽现一片开阔,心境豁然开朗。抬头看见电线杆,知已接近公路。但来不及高兴,又见新的险情--一条小溪横在面前,虽然不宽,但视线可及处没有桥。女知青灰心了,流露出埋怨。我安抚说,“陡筒”下滑还算容易,上行返回是不可能的,只有耐心想办法才是--其实我也没底。

天无绝人之路,河中多有巨石,经试探,纹丝不动的必可利用。我踩着牢固的石头,小心翼翼地过了河,那女孩才放心地跟过来。知道我们走了捷径,女知青高兴起来,我却因腕上手錶不见而沮丧,那是大学毕业时爸爸给我的纪念啊!若不是对女知青负有照顾之责,我真想走回头路去找,可是女知青没我不行,虽无人赋予我照顾她的义务,我却自觉地为她而放弃找錶,这样,我觉得自己很坚强。她并不在意,乐得继续接受我自愿的照顾,在她想来,只需再买一块錶。

上了公路,已是疲惫不堪。一辆大卡车缓缓驶来,司机关切地叫我们上车。两个并不强壮的女士负重走着偏僻的山路,好心人必生恻隐。女孩想上车,我则立即婉言谢绝:“我们是徒步串联,不乘车,多谢了”。司机朝着满车的红卫兵喊道:“看人家多自觉,你们这些小伙子倒是动不动就拦车”。公正评价是我久违了的,我以感激的微笑目送着好心的司机。我很欣慰,受尽批判之人反而比“革别人命的”红卫兵更能吃苦,并带动了女知青。

正午之前到达休息站,接待人员以为我们乘了车,听我们讲了经过,他们感到后怕,称赞我们的勇气,说难怪这么快,泥巴山路滑,公路的坡度极缓,走公路的还需很长才能到达。于是我们换下湿衣,换衣中,发现手錶没丢,只是带扣开了,滑到了上臂,一定是在坡道下滑中不得不举手推开太低的灌木枝所致。我喜出望外,欣慰地坐在火盆旁烤着换下湿衣。女知青敬服之心溢于言表。

从阴面捷径爬上山巅,虽历艰险,浑身浸湿,但无人踏过的雪洁白无瑕,空气无比清新,自然心情爽朗。午后走阳面沿公路下山,没有险情,却是另一番考验。泥浆没过脚腕,步履沉重,寸步难行。驶过的卡车尽管缓慢,仍不免溅起泥浆,使人有感来到名副其实的泥巴山--下了泥巴山,变成泥巴人。

到达休息站,天色已黑,大而简陋的“餐厅”里挤满了“毛主席的客人”--众多红卫兵和我们。当晚是除夕,接待准备了年夜饭,红烧肉管够,近月不见荤腥的人们个个狼吞虎咽,无人挑肥拣瘦,不少男孩子还要盛第二大碗。我又在想这笔开销从哪儿来?国家真的很富裕,供得起这么多人吃闲饭?有人因此感谢毛主席,我则担心坐吃山空--我们每天只是走路,不创造任何财富。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能行吗?忧心忡忡,却不敢流露,不可怀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大寨式的人民公社

次日,队伍来到全省闻名的大树公社,全国学大寨,各省不甘落后,都忙着树了自己的“大寨式”的典型。大树公社也学着大寨在山坡上造了梯田,田间多有红底白字的革命标语口号。还修了盘山堰塘引水灌溉。堰塘蜿蜒绕山,流水潺潺,观者刮目,却不知打造如此典型的经济代价。“典型”都是用人民血汗堆出来的,不是想学就能学得。公社干部引以自豪,朴实的农民则木然,不感骄傲。

在这个全省著名的公社,我们不仅看到肩挑背扛的劳动人海,而且觉得自己也像是这大海里的一滴水,完全融入其中。每人领来一个背篓,那是当地重要的劳动及日用工具,曾见过一位年迈老妪背着超载的背篓扒火车上路,我当能胜任用它把土背到远处。我背着背篓蹲在地上,任凭社员们一锹一锹地往里铲土。他们不管背者孰强孰弱,将走多远,我只觉得那土劈头盖脸而来,从脖颈直接灌入衣服里面。土上满了,只觉得背篓牢牢地长在地里,人怎么挣扎也站不起来,两膝已然失控。挨了整的人不敢说背不动,只有咬紧牙关,玩儿命较劲,勉强直立起来,离了歪斜地朝远处的目的地挪步。这样干了大半天,卸下背篓时,人似失重直往上升。休息时闲聊中,方知别人都不等上满土就起身背走,我太实在,不知量力而行,更不会取巧。事后证明,这次膝盖负荷过重,严重后果只能自负。

告别大树公社,队伍起程向雅安进发走上归途。由于泥巴山积雪里终日透湿早已周身不适,接着又承受力所不及的重体力劳动,以致腰膝剧痛,下肢浮肿,拄着棍子吃力地缓慢行走。好心的队友让我乘车返回,我虽十分痛苦,因为不知后果如何,还想坚持徒步,只是为了不拖累全队,才同意离队先行。

身体不适却不知后果如何,更不以为是病,回到学校也没有求医。我一向不知保重,对身体就像对自己的自行车一样,自行车能凑合骑,就想不起修理,自己没到实在起不来床也就硬撑着。好在那时年轻,拖了些日子,脚腕消肿了,关节疼痛也渐缓解,当时以为没什么问题,就又投入史无前例的革命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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