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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水千山十七年

                          ----孙昌龄

(五)

史无前例中(一)

1、运动之初

1966年5月中央发布了“五一六通知”,要抓五一六分子,“一个也不能漏掉”,校党委的头等大事就是全校师生员工学习这一文件。本以为这是社会上的事,学校里哪里有什么五一六分子?一切将照常运作。时已入夏,我照例游泳,不日,泳池里只有我一个人,这才恍然大悟--别人都响应党委号召,投入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我也不可置身于外,于是不敢再去游泳。

6月初,全国的学校均停课“闹革命”,据说阶级敌人已很猖狂,赫鲁晓夫睡在身旁,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让毛主席都睡不着觉了,于是他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很难按时序记清桩桩件件。某一天,全校人员分别在许多分会场收听广播,得知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是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印象较深的是,康生最后讲话,浓重的山东口音,颇具煽动性地大谈阶级斗争复杂、深入,说他不能下车伊始,其实他已说了许多。过去我并不熟悉此人,眼下却以为他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从不是头面人物的陈伯达,也受毛主席信任当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康生和毛夫人江青也是其主要成员。听说江青在延安嫁给毛主席时,党中央提出的条件是不准她介入政治,此时她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造反有理”,不再容忍廿年来所受之“压”了(当然肯定是遵旨)。后来得势的还有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批判《海瑞罢官》立下奇功的姚文元,以及救过毛主席命的无名小辈王洪文。

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变本加厉地响应中央号召。党的领导自觉地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开始领导运动,根据党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整“地富反坏右”,后来又感到这五类分子是死老虎,得抓活的。毛主席说了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术界有反动学术权威,怎么也得抓出几个?革命比以往深入了,党的领导也自身难保,刚刚提拔上来的党委副书记H首先被揪了出来,大字报责问他何以青云直上,附之以生活琐事的人身攻击,以利批倒批臭。

2、革命深入

党报接着发表《触及人类灵魂的大革命》社论,意味着革命愈发深入,要扫除一切不利于进入共产主义的因素。既然触及人类灵魂,那么凡是人类,都跑不了。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宁左勿右,立即提倡“火烧百分之百”。我想,无非又要像历次运动那样人人过关检查,做为平时就被监视的重点,我自以为有了首当其冲接受批判的准备。   

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越来越多,戴着红袖标的红卫兵学生,头戴军帽,腰缠武装带,手持皮鞭,监督“牛鬼蛇神”劳动改造。他们把柳条编成的簸箕绑在被监督人的前胸,贴上白纸,上写革命群众给定的罪名,如走资派、反动权威、XX分子、……。他们劳动中经常莫名其妙地挨鞭子,按湖南农民运动斗地主老财的规格,戴高帽子游街;开斗争会时,红卫兵压着他们,反扭双臂,下压上身(当时叫“喷气式”)。有人不甘受辱,挣扎反抗,则不仅立遭毒打,还必引来 “打倒XXX”,“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之类震天动地的口号--无产阶级立场特别坚定者担任领喊。我不得不随大流挥臂响应,但喊不响亮,心似翻滚热泪,跟不上这种来势汹汹的形势,甚至心存抵触。我与被斗的人并不相识,却看不下去他们受辱。不过由于还很相信党,也曾自谴“阶级感情”问题。停课闹革命后,终日惶惶不安,说是红色恐怖,不适应者必有问题,只得故作镇静。

3、剪掉“怪发”

学生都成了红卫兵,他们常常边走边唱“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还有“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女学生也一样出言不逊,耀武扬威革别人的命。

一天,走在校园里,忽然有人从身后往我衣袋里塞东西,下意识地回头看,是一女红卫兵,她塞给我一个小纸条:“剪掉你的怪发,站到我们一边,一起革命吧!”我真想和她理论,无奈,她塞进东西就匆匆跑开了,大概她也不觉得这种“革命行动”多么光彩。我为了方便游泳,剪了运动短发,当地人称之为“梭梭头”。原来,这个城市已掀起强行剪发高潮,如若不从,会遭到剃阴阳头的惩罚,而且红卫兵总部“通情达理”,已勒令各理发店,免费为顾客改成“革命”发型。我很反感这种荒唐,但是不想惹祸,也去改了。在原有基础上,要剪成一边齐没有层次的那种,只能尽量剪短,后脑勺被高高地推剃发青,成了不折不扣的怪发,好像革命就是要变真善美为假恶丑。

4、被“触及灵魂”      

终于有一天,教研组外的墙上贴出了大字报专栏“XXX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我比谁都了解,这XXX意见多多,但绝不反党,XXX不是别人,正是我--终于被“触及灵魂”了。头天晚上,领导通知少数几人整一个同事的材料,大部分人没来教研室,可这少数人并非骨干。原来是调虎离山之计,多数人秘密行动整我的专栏,让我措手不及经受大字报的“考验”。细看内容,我哑然,不得不供认不讳,揭发的都是我在会上的公开发言,这样反党多笨!我决定找协理员(即党支部书记)说理。

协理员原本是事务科长,好像不懂高等教育与工学,写得一手好书法,看上去仍不像知识分子,也没表现出什么组织领导能力,但绝对是个好人。他告诉我,本教研组并不想整我,可是原单位的人一再施加压力,说他领导运动不力,若再不揪出我这个反动分子,他们就造反。所谓造反,就是无法无天地胡来,协理员怕他们揪斗我,让我难堪,再说也必须表现出领导运动得力,所以组织大家写我的专栏。我理解协理员是形势所迫,他不算心狠,不认为像我这样的同事会是反动的敌人。可是红色恐怖的大环境里,有人点你的名,岂有不揪出之理。我只能接受挨整的事实,对新单位的和缓态度也很知足。

5、大字报越发离谱

事实远非如此,革命已深入到不分单位,原单位对我耿耿于怀的“新生力量”,借机不遗余力地整我,甚至从不认识的人,也踩着我的肩膀往上爬,以致我难以支撑。

原单位接连给我出了两个专栏,贴在主楼醒目的墙上,我虚心地拜读。此时恰逢党报社论“革命大字报好得很”出笼,人们看我边看边摘抄,唧唧咕咕地议论,纳闷我看了革命大字报,为何不像社论所说“脸发青,出虚汗”,猜测我坦然摘抄是否为了秋后算账。如果他们问我,我会告诉他们,所谓我的反党言行,是连篇累牍的捏造,属实的部分则是我光明正大的会上发言。“新生力量”们显然欠缺教育,写大字报的水平实在可怜,说我一进校“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我乃正面角色,那他们就是反面角色。说我是“资产阶级西方小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证据是“衣服自家做,蛋糕自家烤”。我家衣服的确是home made,但没有条件烤蛋糕。

就算革命真的深入到私人生活,在这所学校里,也轮不上我受批判。我生长在极为简朴的家庭,在父母的教育下,从不讲究吃穿。文革时,我已工作八年,还穿着打补丁的罩裤,那是中学时期的第一件新衣,以前都穿兄姐穿小了的衣服。那条罩裤是浅灰色咔叽布的,洗成了白色又染蓝了,褪色后翻了个面,磨破了又打了补丁。如此穿着打扮,仍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我不禁反思,上初中时,大家穿一样的校服,我不过在母亲教育下,衣服洗净熨平;席地而坐时,从不让鞋帮沾土;打球时,从不抱球弄脏衣服;大概就是这些使我与众不同。曾被评“贵族味儿”,又被批“资产阶级”,似应自谴没改造好了。其实整人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我朴实无华,消费绝对在他们以下,于是想方设法编造钢鞭材料,狠挖我一切“罪行”的阶级根源。

大字报说我是“国民党反动军官之女”,“过惯了腐朽的寄生生活”,可是我父亲从不介入政治,而且对当时的国民党极为不满;母亲一贯勤俭持家,轻蔑腐朽寄生。我严格要求学生,被说成是“继承其父军阀作风,打击报复工农同学”,可是父亲只在军阀治下当过军医,且因不满军阀作风而冒险逃离。糊满三面大墙的专栏,除了大帽子,就是抄自报纸上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的“编者按”,我怎么看都不“出冷汗”。

大字报显然捕风捉影,怎么捕,怎么捉的呢?父亲当军医的履历只在档案里才有,一般群众,甚至一般党员,都不会知道。原来我的大字报是在原单位党支部领导下写的,为此党员主任查了档案,然后歪曲篡改,可见档案是用来整人的。主任下此狠手,大概是报复我曾让他失去公会补助吧。

6、隔离审查

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中央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变成了一部分人整另一部分人;触及人类灵魂变成了火烧百分之百。首当其冲被烧的是工作能力强的,形象高雅的,头脑聪明的,出身不好的,性格倔强的,直言不讳的,或是路见不平的等等。这些人是出头之鸟先中枪,我早已成为众矢之的,挨批判是意料之中的事。我尽力克制着自己,痴心地想着,入党的夙愿怕是更难实现了,但我不放弃,决心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

大家学习“政策”讨论“国家大事”时,我被隔离在一个小房间写检查。十月一日前,别人都发了毛主席像章和一套毛选,我被划在人民队伍之外,不予颁发,还剥夺了我参加十一游行的权利。从1949年起,我年年参加首都的盛大游行,并作为队长或旗手带领数百同学走过天安门,很看不上外地的游行,检阅台小里小气,检阅队伍的人无非是些地方官,真让我参加,我还未必服从,但这次是不准我参加,他们是违法的,我强烈不满。“革命”真的深入到连一个直言不讳的知识分子都容不得了吗?“革命”意味着什么?我是不服输的,明知无处讲理,仍要尽行其事。我故意对领导小组说:“你们说我反动,需要改造,不发毛选,怎么改造?”这样做纯粹为了发泄不满,若在原单位,那些整人狂必先打我的态度,新单位却有人为我说话,认为我有道理,想整我的人也不敢说要毛选反动,于是很快就把毛选给了我--这是我的胜利。

校内一些朋友,此时也纷纷划清界限,断绝来往,写大字报迎合对我的污蔑。我为人正派,生性淳朴,工作出色,严于律己,原单位挖空心思也编造不出令我“脸发青、出冷汗”的钢鞭材料,想捕风捉影编造人们最感兴趣的桃色新闻,但无风可捕、无影可捉,反而证明了我的为人。正直的人们后来跟我说,看了大字报,反而了解你是个特别好的人了。我想,连档案都惊动了,他们再不会有什么招儿了。

解散了一年多的原教研组并不死心,有组织有领导地整我,置于死地而后快。

7、学校的劳改队

红卫兵成立了“劳改队”,勒令正副校长、正副党委书记(谓之走资派),最知名的教授、教师(为之反动学术权威)加入,每天早晨在主楼广场亮相。其中被定为全校头号反革命分子的一位教师,极其擅长拉手风琴,音乐水平很高,红卫兵知人善任,勒令他指挥唱“牛鬼蛇神嚎歌”。我不了解凭什么让他们劳改,听说W副校长讲党课说任何事物都应一分为二,有人问,毛主席呢?他毫不迟疑地重复:“任何事物都应一分为二”,他就以攻击伟大领袖罪被揪了出来。文革前,我从不跟领导打招呼,领导很反感,知道W校长的“罪行”后,佩服他坚持真理,见了他,我主动打招呼。(后来,他说:“你这个同志很奇怪,以前见了我,装看不见,我劳改以后没人理了,你倒是主动招呼我了”--我和他都笑出了声。)

8、团支书CY下狠手

原单位的团支书CY,因我退团和毕业答辩两次被迫检讨的事,始终耿耿于怀,伺机报复。正是他不时骚扰,给我的新单位施加压力,加大整我的力度。他迫不及待地纠集一群一心积极投入革命、不明真相的群众,贴大字报“勒令”我去“劳动补课队”报到,并威胁我教研组说:“如果你们包庇反动分子,我们就采取革命行动”。“劳动补课队”是CY的创举,目的是改造虽非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但三反言行严重,生活方式资产阶级的人,级别仅次于“劳改队”。

其时,教研组主任靠边站了,由红五类出身的实验员小Y主持教研组工作,他为人正直,不会整人,坦诚地告诉我CY的一切举动,担心他会找不讲道理的红卫兵前来造反,强行给我剃阴阳头,不由分说拳打脚踢,不如就去劳动补课。我立即表示理解和感谢,从此脱离了教研组,被打入了“劳动补课队”。

我不怕劳动,但心中不安,也不服受辱。不安的是,因为CY整我,连累了200余人被揪来“补课”,多为无辜者,都是工作上的能手,无非是心直口快得罪了人而引火烧身,我莫名地对他们有着歉意。不服受辱,则是因为“造反派”勒令补课队和劳改队全体人员,每天早晨在主楼广场亮相,围观者指手画脚评头品足--团支书CY必在其中,得意洋洋,幸灾乐祸--面对此情此景,我想呐喊:“士可杀,不可辱!”补课队里也有个别因偷窃行为或男女关系问题受了处分的,观者可任意猜测,我当时的年龄显然既非走资派,亦非权威,大概很容易被怀疑是此类人等,流言蜚语的义务散布者不乏其人,谎言说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最终落下的罪名可能比被诬陷为反动更恶心,更冤枉。一位年长的小学老师,因名字与某大汉奸只差一字,革命群众硬说她是那汉奸的侄女,我就奇怪,叔伯与侄女的名字怎么会这样取呢?同她一起劳动,也同她一起被附小学生嘲笑谩骂,至少被指“不是好人”,“好人”那时候是不劳动的。

得以泰然处之的动力,只剩下了问心无愧,我一向宠辱不惊,能客观评价自己,赞扬声中必审视不足,被贬低时必昂首傲视。然而毕竟年轻且举目无亲,难免处于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之境。“战斗组”很注意我,或是出于关心,或是不想承担责任,总是派人监视我,以防万一不测。我由衷感激关心者,这,对已被孤立之人弥足珍贵。至于担心,则大可不必,我没那么脆弱,能忍辱负重,那时完全相信毛主席发动的革命不会整好人,耐心等待有朝一日水落石出。

9、劳动补课岁月         

红卫兵都是学生,不像某些教工那样存心整人,主管看管劳动补课队的红卫兵S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认为劳补与劳改两个队伍应区别对待,于是 “劳补队”不必在主楼前“亮相”了。每日体力劳动,虽精疲力竭,但心情比含冤检讨时愉快。队员之间逐渐熟悉,彼此了解打入此队的原因,共同语言颇多,日子好过多了。

驻京联络站负责接待我报到的干部Z某也每天出席,他是基建处的,平时负责教工每周的义务劳动。我以为是红卫兵派他来管我们的,可是他并不管事,还闷闷不乐,见了我很不自然,后来方知他也是被“革命群众”揪出来的。我恍然想起,他曾令我注意对组织的态度,警告我如若不改,“以后会吃亏的”。真让他说中了,可是他怎么跟我一起吃亏呢?我笑对他说:“当初要是知道你也会挨整,就不顶撞你了。”引得队友发笑。总务处长也被拉来补课,他始终自名清高,不屑与我们打成一片。我故意问他,是否以为只有他是被冤枉的,而别人都是该挨整的坏分子,告诉他多跟大家谈谈会受启发。他可能觉得我有挑衅之嫌,可我不是轻易说的,这些人都不该挨整,这样搞运动绝对是错误的,而这位处长没有这般觉悟。

一天得令挑土,一部分人用锹往柳条畚箕里铲土,另一些人一次挑两畚箕土运到另一地方,这是无功劳动,目的只是“补课”、改造。铲土的人低头弯腰不问来者何人,不分男女一律上满。我和男士们一样,挑着满满两畚箕土不断往返。当我又一次往起挑时,忽听红卫兵S大喊“给女同志少上点土!”应声看去,只见他涨红了脸,似在悔恨失言。是啊,这些人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称他们“同志”,在当时是立场问题!我想,这个学生颇具人性,才流露恻隐之心,就大胆问他:“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像同志?”他没有成见,默认了,并直言,他根本不了解情况,只是听那些揪出我们的人介绍,说我们反党且不劳动。我告诉他上当了,这些人都是好人;至于劳动,他已亲眼所见。我如实细谈了被勒令劳动补课的经过,他认真调查之后,证明情况属实,宣布“解放”我和另外两人。我立即说应该“解放”所有的人,S答应逐一调查处理,如果成立补课队本身就是错误的,那就解散。大家赞赏我仗义,不满足于自己解脱,为大家说了话。

“劳改队”照常亮相,某天,全校“头号反革命分子”ZZ正指挥劳改队员唱“牛鬼蛇神嚎歌”,从主楼高层的窗口飞下片片传单。原来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在传达“中央文革”精神,传单大意是说,劳改、唱豪歌等做法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勒令取消。

10、我批“资反路线”

“补课”队彻底解散,“劳改”队也不了了之。被侮辱了的人们不知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归谁负责,不仅无处喊冤,而且还得感谢毛主席伟大英明。要求这些人把仇恨集中在“资反路线”上,矛头不能指向整了人的群众。所谓“资反路线”,是指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所执行的路线。刘少奇没有整我,也没指使谁整我,我却只能恨他。狠狠整了我人算是“群众”,竟然和我一样属于受害者。我心中不平,整人者的丑恶灵魂就不该在如此深刻的革命中“触及触及”吗?

我着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时我最恨的是团支书CY,可是直接写大字报批他,会被指为“群众斗群众”,倒是我不对了。我注意到,在勒令我“劳动补课”的大字报上有他们单位头头T的签名,本着“矛头向上”的精神,就点T的名写大字报,指桑骂槐行批判CY之实。效果出乎所料,T怕成为“资反路线”典型,慌忙托人向我解释,说他不明真相受了CY的骗。其实我早知道整我的人是CY,因为毕业答辩整学生和处理我退团的两次检讨,报复我之心不死。批判“资反路线”的革命形势下,他早已对其所为心惊肉跳,我不屑于点名批判他。而T这位头头,不管他怎么解释,见利忘义秉性已暴露无遗,不明真相,却受下级左右。文革中这种人无处不在,只要能往上爬,不惜踩踏任何人的肩膀,哪怕踩了之后也爬不上去。如我之草民的肩膀,踩错了的是受蒙蔽无罪,踩对了则更上层楼。自古以来的至理名言“墙倒众人推”,正是十年动乱的社会基础。

11、曾被抄“家”

我被整之初,教工中的一些出身好的“红五类”羡慕学生红卫兵由来已久,不失时机地成立了“赤卫队”,戴上红袖标,继承了湖南农民运动赤卫队的专横跋扈,开始“造反”。一天,一大帮赤卫队员闯入我的宿舍要破四旧。其中多数与我并不相识,只因为原单位的“革命大字报”说我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义愤填膺。不解的是,赤卫队长,北京来的实验员P曾与我同室,应该了解我是多么简朴,而且我对她夫妇二人均很关照;对门的贫农儿子虽交往不深,也从无瓜葛,友好相处;这些人都翻脸不认人,踩我的肩膀以证明他们是革命左派,日后好往上爬。文革中,整人,有绝对的自由,对门的贫农儿媳不是赤卫队的,而且是外系的,却也探头探脑窜进我的宿舍。

他们勒令我交出四旧,我问他们指的是什么,他们就说我狡猾,我只好由着他们一一过目我所有的“家当”。离家之人那有什么家当?

他们翻了半天,拿走了结婚时在上海做的棉衣、当时不多见的婚纱照(这些都曾为周围的人无比羡慕),以及丈夫的来信。拿走东西没有清单,说是“革命行动”,叫做“抄家”。我不解,“革命”难道连个人隐私也不予尊重?他们有什么权利看我的私人信件?我信告丈夫所蒙受的奇耻大辱,他却毫不在乎地回复说:“他们看了咱们的通信,就可证明你不反动了”,可我凭什么接受这样的“证明”?!

那是不堪回首的日子,身心均受严重摧残,曾经一度,只要提起,我必泣不成声。可是那年月,我们的字典里没有“人权”二字。

12、只为讨回公道舒畅心情

“抄家”的举动当然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猖狂一时的“赤卫队”一夜之间成了“保皇派”。红五类们悄悄解散了这个队伍,但仍狡辩说当初“破四旧”是革命行动,所以不肯还给我抄走的东西。我必须针锋相对,任其继续胡作非为就等于承认自己是革命对象,由不得我不借批判反动路线的东风。

全国一度掀起“革命大串联”热潮,大多数人免费乘火车玩遍全国,我从开始挨整,就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包括不许串联--这当然归罪于“资反路线”,理应解禁,可是热潮已过,无从补偿。我正在琢磨如何对付“赤卫队”,有人发起“徒步串联,走红军长征路”。这个机会我的抓住,算是恢复政治权利,顺便证明自己能吃苦耐劳,粉碎整我者所谓“资产阶级西方小姐”的恶意攻击,于是要求参加。其时正值冬季,年迈的父母知道我的棉衣被抄走,特地赶制了一件寄来;父母之爱使我身心温暖,抵御了凛冽的寒风与逆境。后来多年,我一直保留着母亲亲手缝制、父亲亲自邮寄的这件棉衣。

父母送来的温暖,已使我不会受冻,但为了落实他们抄家是错误,我必须借“革命串联”之机,要回抄走的棉衣和所有东西。于是找到赤卫队长(也就是那个北京来的女实验员P)索要,她仍执意不还。赤卫队已经解散了,他们到底还想做什么?我那件在上海很普通的棉衣对革命有什么危害?无处讲理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是写大字报,把抄家的过程公诸于世,以便得到公正的众议。

我的大字报朴实无华,描述生动,引起强烈反响,赤卫队们坐不住了。已被称之为保皇派的他们,再也经不起革命群众的抨击,不得不承认错误,归还所有“抄物”,通知我到某处去取。我立即反对说:“你们大张旗鼓抄了我的家,必须照同样的声势送回来,凭什么要我去取?!”站错队在文革中可是致命的,赤卫队解散后,没有了后台的支撑,他们怕的要死,居然不敢顽抗,乖乖地照我的要求办了。

除少数临时离开学校的,几乎是原班人马,抱着“抄物”来到我的宿舍。我注意到对门那个“贫农儿媳”躲在家中,就请她过来;她不肯,我说:“抄家时你起劲地站脚助威,现在不能少了你呀。”她操着乡音,一副小市民腔调:“对门识户的,咋个能不关心吗?”我学着她的腔调还以颜色:“是啊,对门识户的,咋个不过来受教育吗?”有趣的是,她也不敢不听我的--我在造“资反路线”的反啊!

人到齐了,我命令红极一时的赤卫队员“拿出毛主席语录”。这是当时很正常的做法,我以此方式发泄积郁,没什么不对的。他们竟然没有一个带语录的,我抓住机会治治他们曾经的盛气凌人:“‘语录随身带,用时学起来’,你们连起码的觉悟都没有,难怪站错队。”他们追悔莫及,服帖地在我的带领下诵读毛主席语录,连对门那个不讲理的老婆也不敢怠慢。其实我真想笑,毛主席说的话绝了,竟能从中找到恰当的根据,批判这些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小丑,我充分体会到它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听罢我完美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他们灰溜溜地走了,我倒顿生恻隐,他们在这没谱的时代里跟风,真的可怜,造反派转瞬即成保皇派,革命动力弹指则成革命对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似乎难以捉摸,人们永远抓不到它;左派阵营似乎虚无缥缈,人们永远走不进去。但是党教育出来的民众似乎又都自觉自愿地追随那路线,千方百计地往那阵营里钻,许多年以后方知其幼稚可笑。我从不想整别人,即使是整过我的赤卫队员,我“造反”,只为讨回公道,舒畅心情。

而我的心情并未真的舒畅,因为始终没有机会像教育赤卫队那样,面对面地教育原单位那些往死里整我的“新生力量”。整我的时候有人召集,该道歉时却成了无人负责的乌合之众,他们的丑恶灵魂就这么轻易地躲过了“史无前例”的“触及”。好在后来还有私下里向我表示歉意的,说他们受了反动路线的毒害,认为我的“反党言论”都是对的,甚至有党员告诉我总支书记对某女党员有不轨行为等等。最下力气整我的党支部书记Q和团支书C都各有各的报应。Q犯了男女关系的错误,臭名远扬;CY与自己老婆相处不好,终至离异;上一级的领导后来的境遇也都不尽人意。世界上的事情还算公平,存心害人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想到这里,我自责了,自责不该幸灾乐祸。

【写中有感】写至此,读者可能误会,以为我不是在写高校的事,但我是在写,边写边怪:当时钱学森为何不问。这还没完,“我们这儿”的高校“继续革命”,所以我的学府生涯还有很长的这般篇幅。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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