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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水千山十七年

                          ----孙昌龄

(四)

一年又一年

1、评比教学

初次讲课的期中,教研室主任ZS召集师生座谈会,评定三门主课的主讲教师。另外两位虽是转行,但比我资深。党员主任本想发动学生炮轰我这个不好驾驭之人,杀我“威风”,维护党支部书记Q,可是,学生用最美好的言辞盛赞了我,批评的矛头却直指Q,这是主任始料不及的。同学毫不留情,主任招架不住,就旗帜鲜明地褒贬起来。他说我的《MSL》课容易、好讲,兄弟院校这门课也都受到好评,而党支部书记Q的《MCL》不好讲,在各兄弟院校教学效果也都差。其实并非如此,在BH,ML讲《MCL》,YG讲《MSL》,反映截然相反。YG辅导过我们大四的《G》课,平时经常被学生的问题难倒,惯于说“我本子上记的有”,令人最无法恭维。

我年轻气盛,当即提出下一届与Q换课,把“容易”的让给他,我讲“特别难”的,以便与之再决高下,但未获准。在学生好评如潮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面对事实,但又不愿承认我的学术水平,只是勉强承认了我的教学效果,要我向其他讲课教师介绍教学法。不问业务优劣,教学法从何谈起?我回答不懂教学法,教学效果基于备课过程的付出和教师的业务深度。这让领导更为头疼,此后,领导借口我要求调离,彻底剥夺了我讲课的权利。换了别人担任我的课,《MCL》仍由Q主讲。历时数年,我始终调动不成,Q始终讲他的《MCL》,学生始终听不懂(讲者都不懂,怎能讲懂听者?)。讲课是我之所长,领导无视学生的反映,毫不珍惜。我又一次感到如今的大学不讲学问,到底在追求什么呢?

我热爱教书,又有那么成功的开端,就这么失去了机会,我很失落。此后,本来有课的学期,我只能设计制作实验设备,心中留恋着讲台,怀念着学生。我期盼春季学期,可受命指导毕业论文,有机会接触学生。他们没有听过我讲课,但是我在第一届学生中的声誉届届相传,后来的学生都知道我是讲课最好的老师,填报毕业论文选题时,绝大多数报在我的名下,人数几倍于规定一个教师指导人数的高限。在学生中的威信成了我的盾,那些“新生力量”工作中有求于我,不再明目张胆地踩我的肩膀;我的工作始终做到无懈可击,使得“组织”无从挑剔,除非“欲加之罪”。

2、被诬“知识私有”

又一届学生做毕业论文,领导安排两个青苗也指导学生做我的题目,三人各带一组。其中一人总是谦虚地求助,我尽心尽力地帮他,相处融洽。另一是团支部书记CY,他总如讨债一般,好像我欠他的;我并不计较,就算出于私心,我也照样帮他,他们成长起来,或许我调离就容易些。不管他什么态度,我都耐心地解答他的问题。也许是好面子,每次解答完了,他必说他问的不是这个问题,以示他并非那么无知,然后另提新问。久而久之,我的耐性尽失,不愿费力而不讨好,每次他提问,我就请他写下来,确认无误,我再解答--他被激怒了。

他向组织汇报,诬我“知识私有”(这倒使我觉得周围对我比以前客观,承认我有知识了)。他非党员,但也是党信任的“新生力量”,党相信他们的谗言,不容我解释。我绝不逆来顺受,绝不违心地“虚心”接受批评,我要反驳,尽管从不成功。于是,我被记下一笔又一笔的“罪状”。

3、他伺机报复

还有一事让团支部书记CY很窝火。我教过一个调干生,党员YJ,为人谦和。我曾经常主动帮助、加强辅导他和一些出身贫苦、没有条件打好学业基础的同学,他们特别感激我。YJ毕业后留校兼任系团委书记,一次相遇,他问我超龄退团后的想法。我如实相告:申请退团后,团支部书记偶然碰见我时,草率而冷漠地通知:“下个月不用交团费了”。这确实引发我无限感慨,十多年团龄,入党问题不在日程,当时的人必然产生“政治失落”感。我只是宣泄郁闷,全然不想为难别人,可是这一感慨,无意中告了团支书的状,系团委很重视,责令他检查,并要求支部重新处理我的退团问题。支书通知我补开欢送会。我知道欢送会只是过场,以欢送为名,行批判之实。退团后,虽说“政治失落”,但不再过组织生活,不再受新生力量数落,却是天大好事。我拒绝参加欢送会,决不因此重陷不堪境地。支书忍气作罢,送我一本《论共产党员修养》作为退团纪念,我表示了感谢。

支书因我退团被迫检讨,他耿耿于怀,因而不得不求助于我时,就如讨债一般,我帮助他,还落个“知识私有”。后来他不愿求助于我,自己又不能发愤图强,他所指导的学生极为不满。为了解决问题,他的学生都来找我求教。我不便插手他的工作,而且做论文的思路不是唯一的,一个老师一个带法,所以总是劝学生去找自己的导师。后来他的学生不来找我,转而去问我的学生。支书很恼火,他全然不知我怎样维护他在学生中的威信,反而认为我拆他的台,因而伺机报复。

4、答辩轶事  

期末,校方组织了一个大型毕业论文答辩,校长亲临。教研组选中我的两个学生,我和学生都很重视。我一贯治学严谨,答辩前又做了充分准备,学生在答辩中,概念清晰,语言流畅,似无懈可击,整个阶梯教室里,无人提出问题。

突然间,团支书CY对学生大吼:“你的图画错了!”语气里流露着幸灾乐祸。他说到图,我立即明白他何出此言,知道他要露怯了,替他捏了一把汗。我的学生镇定自若,信心十足,他也明白CY老师何出此言,却不急于辩解,故意等待老师落实错误。CY其人好面子,我很想暗示他不要继续追问,可他为了借机报复而一意孤行,终于自我暴露了,他厉声喝道:“你对照一下教材,看应该怎么画!”此言既出,谁也救不了他了。学生调皮地说:“书上的对,我画的也没错。”CY气不从一处来,把平时对我的恨一股脑撒向学生,竟然大骂学生。主持答辩的教研室主任不懂业务,大声问我是不是画错了,如果我指导的学生论文中有原则错误,他也会乐于看笑话的。我放心地让学生自己解释,因为学生在做论文中犯过同样错误,照抄书上的图,我一针见血地纠正过他们,他们早就胸有成竹。CY之所以露怯,是因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知学生的图与书上不同,却不知论文题目与书上问题的前提不同,如果照抄书上的反而是概念错误,看来,他没有掌握所涉及的基本理论。

学生不慌不忙指出前提的不同,从基本理论出发,做了精彩的答辩,全场折服。CY泄私愤不成,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亲临指导的校长对CY大为不满,认为他以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待学生,违背了刚发表的毛主席春节指示。CY被抓了典型,不得不听命检讨。我知道CY不是对学生,而是冲我来的,很想为他求情,不要上纲到“违反最高指示”。但是一经成为典型,说什么都没用了。

CY当然不解我的用心,反而认为是我坏了他的事。他本是受重用之人,两度被迫检讨,似乎在青云直上的途中出现了障碍。他强压怒火,把一切归罪于我,可我何罪之有呢?他耿耿于怀,直至史无前例,他不遗余力地整了我(此为后话)。

春节指示大体是,不能以对待敌人的方式对待学生,考试中可以交头接耳、冒名顶替,抄一遍别人的也应得50分。我自幼接受良好教育,思想深处接受不了“春节指示”,不认为严格要求学生就是视学生为敌人,严师出高徒是古人的经验之谈啊。CY虽刁难学生以泄私愤,我也不希望他因这样的指示而受罚。

5、杀一儆百

有个被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教师,平时爱发牢骚,对党员、干部多有不满。基层领导掀起了批判他的高潮,依靠“新生力量”整材料,频频开会批判他的反党言行。这在当时叫做阶级斗争,现在想来真真岂有此理,一个非党员,就算持不同政见,也没有理由批判。而在那个时代,不要说对执政党有意见,就是“触犯”了个别党员、干部,弄不好也得当右派。

一开始,谁都认为是要帮助他,最多是挽救他,他也习以为常,没把这批判当回事,该反驳,他决不失时机,始终坚持所谓自然灾害是人为的,揭露领导干部的特权,看不惯党员的表现。政治学习时,他毫无顾忌地发言,讨论“春节指示”时,他说:“怎么能允许学生考试作弊呢?毛主席是一时冲动,不可能真的那么想。”组织上正苦于整不出什么“钢鞭”材料,这下子他自投罗网,落了个攻击伟大领袖的罪名,基层批判升级为全校大会批斗。

出乎意料的是,全校批斗会竟以警方将他铐走而告终,判了他三年劳教。我真觉后怕,我的“犯上”言论不在他以下,可能是对女士稍微客气些,拿男士开刀杀一儆百吧。在这个老师之前,曾有另一男士因有“二话”被下放劳动,那人不堪屈辱,在下放地点上吊身亡,被指为咎由自取,对家属没有任何交代。组织显然认为那次的处罚力度不够,所以这次动用了警力。组织上说,这是革命越来越深入,革到了每个普通人的头上。自从苏联出了修正主义,党就教育说,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我很困惑,不禁问:难道一直越来越激烈吗?可是又说共产主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那么进入共产主义的前夕,就应该是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激烈到极致后,骤然消失,那将是怎样消失的?无人能答,只有继续困惑。

6、“最后通牒”

事情起因于调整宿舍。我不得不与另外三人同住一间十来平米的房间,不便之处可想而知,这已足够难为年近而立的女士。更有甚者,这次还安排我与非教学人员同住,作息时间难于一致,有人神经衰弱需要早睡,有人要看书备课,不可能早睡;还有正值热恋的,男友不时闯入。以后如何共处,实在是个问题。

于是,去找系行政副主任,希望合理调整。

办公室的门大开着,只见这位领导躺在转椅里,两脚高跷于办公桌上。我敲门,说有意见要反映,想来,女士来访,他应改变不雅姿势。他却纹丝不动,漫不经心地说:“有什么话,说!”我等待着。他喊道:“进来呀!”我简直觉得受了屈辱,命令他:“请你把脚放下来!没见过这样谈话的。”他无礼地说:“你没见过的多了”。我脱口而出:“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当领导。”然后扬长而去,领导追出门来呵斥,我不再理睬他,已经不想向他反映意见了。

不论年长与否,一个男性领导都应尊重女士,这是高等学府,我尤其要维护作为女教师的尊严。可是此后,系、组两级党的领导明显地更加对我冷眼相看。我敏感地察觉是恶人先告状了,为了免受不白之冤,干扰调动工作的大事,我不得不主动澄清事实。

果然不出所料,总支书记C劈头盖脸指责说:“我们不能给你解决两地关系问题,你已经发展到和党对立了,就地改造,改造好了再放你走。”我反问:“副系主任就是党?”不管他听不听,我抢着描述了当时的情况,据理力争。C书记为之辩护:“怎么说CH主任也是老同志,在部队是当团长的,一呼百应,轮不到你教训他!”就这样给了我“已经跟党对立”的结论。太可怕了,这是“最后通牒”,不知道前面等待我的将是什么灾难。

他们说我这次的“跟党对立”并非偶然,是一贯的。我的确经常顶撞上司。一次邮寄机密资料,系办公室的FR主任执意亲自寄出。我受过严格的保密教育,一再叮嘱交给他的是机密资料,要求军邮。他嫌我絮叨,好像他这个老党员、老八路用不着我嘱咐。不久后,收信单位来函批评泄露机密,一科令我检讨。领导的意思是给FR主任留面子,让我承担责任。我说明经过,澄清责任,拒不检讨。FR主任被迫认错,但每每见我都是横眉怒目--他是党,我让党难堪了。基层领导早视我为眼中钉,只是碍于我在学生中的威信,他们又不够强大,不好无端加罪于我。教研组最高领导与我的积怨是上不了台面的,他赴京进修期间,为了享受北京的福利,将工会关系转到了北京,可是假期回来又申请补助。这位领导是申请补助的常客,每次的理由都是孩子多,经济负担重。讨论时,众人纷纷发言表示支持,只有我力排众议,指出他的工会关系已不在本校,没有资格申请补助。那领导涨红了脸,说是工会小组长让他申请的。公会小组长也是受信任的“新生力量”,巴结领导,送补助上门,不料领导把责任推给了他。我搅黄了领导的补助,他耿耿于怀,上级领导加给我“与党对立”的罪名,正合他意,我休想得到基层单位的保护。

领导另眼相看,必然影响绝大多数群众,没人敢反党,所以没人支持我。两地关系问题因此而搁置,无人关心,连我自己也无法过问。

从教以来,我能得到的温暖与拥护只来自我的学生,而学生来去匆匆,他们一毕业,我就陷入莫名的阴冷。这种特殊境遇使我无比珍惜教育与教学,热爱我的学生。这种特殊的感情使我离不开这个岗位,我把时间和精力毫无保留地给了这个事业,给了我的学生。我在育人中净化灵魂、陶冶情操。教书育人的使命感使我有足够的力量,在艰辛的生活旅途上一往无前。               

7、受命改行 走马上任

说起来,我任教之处也是全国唯一的RE大学,某些专业也有些知名教授,但是治校水准低下,过分突出政治,少有学府风气。专业设置上缺乏学术见解,之所以筹建我所在的保密专业,就是因为省领导说了应有自己地区成龙配套的国防体系。仅仅四年,这个专业就下马了,我早就认为这个学校连办该专业的起码条件都不具备,而更主要的原因据说是中央防范地方搞独立王国。

三年前,ML学校的组织督促我们结婚,说否则不能作为“两地关系”解决调动问题,我们照办了,因而已是地道的两地关系,专业又下马了,说明国家已不需要,理应调回北京。但此时北京户口愈发紧张,对方组织又几经换人,关心我们两地问题的领导早已调离,新领导对此敷衍了事,加之我因触犯了领导,得到了“最后通牒”,致使调动问题难上加难。

我正想着专业下马有可能调走时,基层领导通知我转系。他客气地告知我可自愿选择去向,还可以与远在北京的丈夫商量,可是次日上午就通知我已经定了,把我安排到一个并不结合我专业的教研组。

不是可以自己选择吗?简直是欺骗!我敏感地意识到这又是在整我,只要我不服从组织安排,就是罪上加罪,就更有理由“就地改造”我,而不理睬我的调动要求。我知道党说一不二,提意见是没有用的,却因忍无可忍,说了一句气话:“你制造骗局,还有什么必要虚伪地让我选择去向?!”

领导前脚离开,一个学生接踵而来。他是我将要任教的学生课代表,前来要求下午集体答疑。我愕然,连教材都没有呢,也不了解讲课教师是怎么讲的,然而,我从来不会驳回学生的要求。问清答疑内容,说好下午三点在某教室--当时已是上午11:00。我匆忙跑到图书馆,赶在关门前借了书。顾不上午餐,我埋头攻读,理出重点,写了简单讲稿,效率之高实属空前。3:00之前,我站到了新一班学生面前的讲台上。不知道主讲教师的讲法,学生也没有提出具体问题,我自作主张,结合章节内容大讲学习方法,指出重点和要学到手必须掌握的关键--其实就是讲我在11:00到3:00之间的读书心得。

集体答疑应付了过去,学生的反映出我所料,他们没看出我并非行内之人,甚至要求我主讲此课。

“组织”就这样硬把我安排到技术基础课教研组,我所学的尖端保密专业只得废弃,组织不珍惜,我无能为力。好在这里没有“新生力量”充当革命动力,多数人是资历比我年长的男同胞,气氛要好得多,虽说专业不对口,心情却舒畅多了。但是初来乍到,新的领导想的只是怎样使用你,绝不愿让你调离,所以我的两地关系问题一时提不到日程上来了。

我还是庆幸离开了原来那个教研组。在那个“政治空气”浓厚的环境里,我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开朗,遭遇使我郁闷、压抑,身心俱受摧残,独处时总想拍案怒吼发泄愤懑。爱好体育帮了我的大忙,常常跑到人烟稀少的操场做运动,呼吸些许清新空气,感受短暂的心旷神怡。

新的教研组安排了工作,让我担任辅导教师,主讲人是一个早我一年毕业的“老教师”,他们把我当成新手。我不能接受这种新与老的划分,提醒教研室主任说,我一毕业就主讲前沿学科,教学水准人所共知,请领导充分估计我的能力,发挥我的作用。老主任很客气,主讲教师也很谦虚,立即决定共同分担主讲。后来他们与学生一样称赞我的教学效果,我对这样的领导和同事无话可说,而且又被感动了,工作中没脾气地挑起重担。有机会接触学生我就高兴,能教他们科学知识,帮他们树立严谨作风,鼓励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我会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每一个学生的性格、兴趣以及过去的基础,以便在教学中有的放矢、因材施教,也因此能和学生以朋友相处。在党号召“教书育人”时,我已自觉地这样做了若干年,因为我的老师以言行告诉我:教师是神圣的天职;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当教师,我做到了忘我,为学生,我忘掉了个人的不幸,只要学生需要,我的时间、精力以致全部心血,都属于他们。

我从未受过领导表扬,更不曾评为“先进”,在“组织”眼里,我是个没改造好的落后分子,但在学生中的良好声誉与威信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真正的褒奖使我幸福,靠着这种幸福,我才能从坎坷中挣扎出来。学生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若有来生,我还选择从教。我对教育事业热爱之强烈,对学生感情之深厚,都不为同事所理解,他们是服从分配当教师的,而我,用心从教。

8、自由岁月    

原来的系里,尽管我脱颖而出,组织理应乐于培养,但领导藉口我要调离,不给予任何学习机会。新系领导有些不同,1965年伊始,派我赴N市下厂,在生产一线编写教材。我的第一感觉是兴奋,因为这是久违的信任,致使调动工作的急迫暂得缓解。

春节后,我痴心地想着直接从N市调回北京,因而带走了全部家当,来到N市一个全国闻名的大厂,犹如久禁的囚徒重获自由。每天往返于驻地与工厂,一路天蓝树绿,路人看着顺眼,心情豁然开朗。厂里的人们对我的第一印象,可能是矜持,骄娇二气俱全,怕我不能与工人同甘共苦,但事实证明我吃苦耐劳、平易近人。我与厂里的工人、技术人员相互尊重,融洽相处,以致这一年在我的记忆里,是工作以来难得的自由岁月。

半年之后,系主任J来厂了解派出人员的表现,厂里有关干部群众对我是一派赞扬声。据说派到其他厂的同事们得到的评价并不理想,而他们当中多为党员。调查结果与领导预期相反,系主任一再暗示厂方多给我提缺点,工厂的人很实在,系领导的这种“启发”使他们反感,直言不讳地说:“人家表现就是好,我们凭什么说缺点?”领导不得不承认事实,不情愿地肯定了我的工作。

直接调回北京的设想天真到了愚蠢的地步,在N市度过一年,我不得不带着全部家当返回学校。系里组织了评委会,评审了我们编写的教材。系主任特别告诉我,我所编写的被公认最佳,这是工作以来首次获得公正对待。能得此公正,归功于密封评审,如果明示出编者姓名,那么,恐怕不是所有评审者都愿承认这个事实。我满意新领导的作风,他们尚能“重在表现”,不受原单位的影响。这是原单位领导绝对没有的作风,我倍受感动,立即信告丈夫,“组织”培养我下厂一年,我必须为新单位做出贡献,所以暂不能要求调动。那时全心全意为党,甘愿没有家庭生活,否则就是经不起考验;甚至总觉得自己离党要求的“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 相差甚远。

遗憾的是,不久就停课闹革命了。我编写的教材尚未面世,就被归入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整整一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后来,红色恐怖笼罩学校,教材不翼而飞,我也没有可能追究。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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