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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水千山十七年

                          ----孙昌龄

(三)

困难时期  

来到C市的第二年,困难时期就开始了。许多人说,从前这里好得不得了,我来了,日子就每况愈下,听着好像我是个丧门星,该自我谴责似的。

全国“自然”灾害,本是天堂的这里竟然成了重灾区,粮食定量远低于其他大城市,商店货架空空如也,市场萧条不堪。党委领导要求教职员工发扬互助友爱精神,把定量微薄的粮、油、肉票,上交食堂统一管理,转发成内部票证。其实这只有利于食堂管理人员,教职工帮厨时可略沾光吃得足斤足两。内部人员吃的馒头大而松软可口,卖给职工的则又小又硬,似未经发酵,个人定量的油和肉任凭管理员处理,群众不满却不敢吭气,因为有意见的必被指为不与国同心同德度难关。这种不公平往往无需领导出马,帮厨的人,哪怕就得了一次好处,也主动为之遮掩,当然无疑是越描越黑。

粮食定量之外,每人每月有一斤点心票可自行支配,能买些说得过去的小食品。后来又有了所谓的高级点心、高级糖,价高质劣,五元一斤的高级糖不过是粗糙包装纸裹着的饴糖,色味俱差。

饥饿的人们设法填饱肚子,有些人得以乘机赚些小钱。校园里来了些农民模样挑担叫卖的小贩,有卖酱油的,有卖胡萝卜的。我买过胡萝卜,七毛钱一斤,当时算高价。(现在呢?)我从不买酱油,那古老的酱油桶看上去很脏,而且小贩说他卖的是“水解蛋白”酱油,听起来太玄乎。学校附近有了自由市场,鸡蛋五毛钱一个,蔬菜品种日益丰富,人们纷纷去逛自由市场,以确保不因饥饿而致浮肿。

没过多久,党委书记作政治报告,说开辟自由市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基层领导积极贯彻党委精神,开会要求群众检讨阶级立场,买自由市场东西的行为源于立场不稳,助长资本主义滋生,进饭馆吃饭是破坏国家粮食政策,造成浪费。我想,国家是党领导的,只要党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买农民的胡萝卜绝不会使国家改变颜色。可是人人响应党的号召,主动检讨过关,怎容我一人保持沉默?团支部书记Y点我的名,说有人看见我进过饭馆,买过农民的菜。我理直气壮声明,进饭馆的粮票是定量之内的,没浪费国家粮食;农民没有因为卖给我菜而变成地主富农。“立场”坚定的人们无言以对,却照例给我扣了不少“大帽子”,群起围攻,说我思想落后。         

这样人人过关的会没能阻止“资本主义倾向”,饥饿迫使越来越多的人去逛自由市场,我只偶尔去一次,就巧遇了做报告的党委书记。于是我在政治学习时,故意主动坦白自己逛了自由市场之后,强调碰见了党委书记。基层领导挺身保卫之,说他不是给自己买,而是为了第二代,给家里孩子买,令我羡慕孩子和有孩子的人。不过从此,自上而下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的声势渐行渐弱,自由市场则势不可挡。

响应党委号召

校党委创造性地发展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提出“自力更生,丰菜足肉”的响亮口号。说种花是资产阶级情调,应该改种蔬菜,校内各基层单位无不闻风而动。我们教研组响应“足肉”的号召,养了一只兔子,大家轮流值日拔草、备水。后来就真给杀了,从法不责众的自由市场买来丝瓜,顿了一锅,每人分得杯羹。又听说小球藻营养丰富,教研组立即培养起小球藻来。首先到幼儿园讨童子尿,那些小男孩争先恐后地提供,神态自豪。不记得小球藻培养结果,更不记得吃过那玩意儿;只记得人人参与抗灾,形势轰轰烈烈。

这样一来,就更不要去想什么学术空气了。没谁钻研业务,更没人开夜车,早早睡觉保存体力,更指望漫游梦乡忘掉饥饿。唯独不能少的是政治学习,务虚,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头脑,以便拿出正确行动与国分忧,抗住“自然灾害”--当时,没人怀疑人祸之可能。我能克服任何困难,但仍担忧我们的高等学府向何处去。

领导使我恍然有悟

忙于读书备课,平时并不在意被别人监督的处境,日子还好打发。一到周末,室友FB回家,小L毕业于本校,有老同学相聚,只有我举目无亲,乡愁袭来。那时没有方便的电话,信件往返至少半个多月,有苦无诉,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我本不是优柔寡断之人,也志在闯荡四方,为国效力,可是一上任就被送上了被告席,受那些“革命动力”的监视。他们绝不出类拔萃,甚至很糟糕,我岂能服气接受他们改造!这种日子何时是尽头?周末独处时,委屈、惆怅,泪满心田。

我的事业心很强,渴盼一个正常的环境,竭力发挥作用。人们应收起怀疑的目光,给予我充分的信任。年轻单纯的我,连起码的被信任还要期盼吗?现实告诉我,这,得自己争取。

于是我迈出第一步,主动依靠组织。组织在哪里?我以为党的干部都是组织,都是可信的,包括任何“个人”。决定去找总支书记C,为不影响领导的日常工作,我于周六下班后登门拜访。

C书记透过吝啬的狭窄门缝对我说:“有事下周上班时间再找我,你看,现在是周末,大人孩子都回来了,……。”我自责不该打扰书记的天伦之乐,拖着沉重的脚步悻悻离去。回到空无一人的宿舍,在孤独中思索,猛然隐约有悟:书记总告诫“个人利益不得置于国家利益至上”,我以国家利益为重,千里迢迢来此工作,完全放弃了天伦之乐,书记却连周末半小时的天伦之乐都在乎--我难道不值得他学习?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我处理的比总支书记好啊!

自以为这是重大进步,从此不再无原则地检讨“个人主义”,开始客观地评价自己和别人了。我认识到自己远远不是自私之人,我比特殊材料做的好,他们考虑个人远比我多,并将考虑个人合法化。我服从分配,远离故土,阔别双亲,还一心做好工作,凭什么被他们监视、指责?他们不能面对我经受的考验,却反诬我个人主义,我是他们的榜样,他们没有资格批判我。想到这个地步,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脑后”--没有“反骨”。这样想明白了,我不再苦于被另眼相看,从此理直气壮地面对一切。

方知有个人事处

室友FB的两地关系问题解决了,调到遥远的H市与丈夫团聚,却与父母分离,普通百姓少有两全其美的,好像这就是国家需要,得经得起这种考验。FB临行前,关心地问起我的打算,我没有打算,听组织安排,母校的组织告诉我“组织会妥善安排”。她笑我幼稚,说“这种事你不提,组织就认为你不要求调动,根本不管你,会无限期拖延,你至少得在人事处备个案,表明要求调走。”感谢她让我知道了管两地关系的部门叫人事处,忙问了地点。

第一个接待我的人事干部流露着厌烦,我忍住不满,平静地表示了调动的要求。心里想,他既管人事,必是共产党员,那就是可信赖的“组织”。不料他横眉冷对:“你刚来就想调走,那么容易?……”--给了我当头一棒。我忍无可忍还嘴说:“你可以不给我解决问题,凭什么这种态度?”他蛮不讲理,说他就这态度,“哪个敢说老子的不是!”一个人事干部把老子挂在嘴边,我得维护个人尊严,更不容他给党抹黑,厉声地说:“你这种人也配当党的干部!”转身离去。

“党的干部”当时在我心目中是个神圣的称号,尤其是机要部门的,因为这种人应具有高素质,至少也是关心群众疾苦的,而我竟遇到了这样的人。当时有些失望,随着逐渐成熟,倒不觉得是坏事,反而觉得这类事帮我丢掉幻想,认清现实,摆脱愚昧。

事情很快传开,C书记严词责备我给他这个领导丢了脸,竟敢闹到学校,此后两地问题的解决更加渺茫。

后来又找过人事处长S,是个女官儿,但也没有因为性别相同而多份理解,她也官气十足,冷言冷语,我几乎被推到了绝望的边缘。

那些年,最盼望的就是ML的来信,绝望中收到了,我如获至宝。不料,信中充满斥责,“还想不想调动?”,“为什么要闹遍全校?”我莫名其糊涂,“闹遍全校”何所指,他又何以得此结论?同一信封内的另一封信说他不该在情况不明时就怪我,他完全可以找正在那里进修的我的领导,了解我的表现,……”。 我气不从一处来,恨他居然要找领导了解我的表现,恨他既然明知不该怪我,还告诉我他怪了我。我以不予回复的方式惩罚他,他仍不以为伤了我,好像不知道我在生气,一味催问不回复的原因。面对木讷之人,我只能让步,千里之隔,正常通信往返最快也要半月余,赌气必更耽搁。再说,依靠组织是天经地义的,当时很正常。我回了信,免不了说些气话。

不解的是,正常反应意见怎么会被传成“闹遍全校”?我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恋爱双方也要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啼笑皆非!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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