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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水千山十七年

                          ----孙昌龄

(二)        

C市初瞥

列车翻山越岭,载着我的惆怅,咣当了几乎两天两夜,方到C市。刚下过雨,天色阴霾,道路泥泞,无尽的乡愁挥之不去。

领队雇了几辆三轮车,车夫只肯拉到城乡交界,通往学校的那条路没法走车。领队答应了,下车后怎么走,我无从想起。

一路边走边看,路边的梧桐、蓉树,低矮的古老民宅,一派僻静。经过算是繁华的街市时,透过雾蒙蒙的空气,依稀可见各式店铺--这是仔细辨识方能得出的判断。店铺只有门脸,没有橱窗,一摞摞不足一尺宽的木板竖在墙边,后来知道,打烊时把它们插入门框上梁和门槛的槽中,外人无法进入。店铺的样式,色调,摊位的陈列,人们包头缠腰的打扮以致气度,样样古老,都像是《水浒》里描述的,我不禁怀疑自己来到了宋朝。

到了城边,车夫不再前行。停车地点显然不妥,下车时,我一脚踩下去,半截小腿陷进了泥沼,幸亏另一条腿还在车上,赶紧往出拔腿。这地方的淤泥粘稠之极,使足力气,只抽出了脚,没有鞋带的北京“懒鞋”留在了泥沼之中。这事儿给我增添了莫名的窝囊与扫兴,随之更加厌烦这座城市。

学校有人拉来“架架车”,比北京的“排子车”窄而长,几人把行李放了上去。据介绍,帮我们运行李的是教研组的团支部书记、青苗Y,身体不壮实,肯定也不经常拉车,我不得不担心泥泞路上翻车,行李落入泥沼就不可收拾了。但事实教育了我,当地人的劳动能力极强,车拉的很稳当,行李安然无恙。损失仍是难免的,徒步走了数百米无可选择的泥路,脚下的北京“懒鞋”算是毁了,我很心疼,那鞋是爸妈新给我买的,又添了一层对不起他们的懊悔。

新校印象

宿舍很简陋,门窗的木框形状欠规整,木质很粗糙。显然中空的墙壁里,不时奔跑着老鼠。两张双层床,供四人居住。厕所脏的下不去脚,盥洗室满地泥泞,没有洗澡条件。我濒临崩溃,却不敢流露,违心地想着“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

情绪低落,又带着旅途的疲惫和一路尘埃,没有洗澡条件,不记得当晚是怎么胡乱睡下的。

室友FB守家在地,逢周末,必回家,这使宿舍不那么拥挤,此人已婚,爱人在遥远的H市。室友小L在京时已熟识,人好,可交。还有一人,不记得了。FB和小L同我一样,都属于“两地关系”,不过我与小L都还未婚。

这所大学也是院系调整时由多所名校相关专业合并而成,与所有新建学院一样,抛弃中国老校传统,一边倒学苏联,以致我始终感受不到传统大学的风范。校园杂乱无章,校门与教工食堂隔马路相望,主楼前空地上有个花坛,主楼后是图书馆,再后面是学生宿舍区。主楼一侧是操场,另一侧小空场的尽头是附属工厂。教工宿舍楼坐落在教工食堂后面。我只能说前后,那地方几乎不出太阳,无从辨认东西南北。所有的楼都刚建好或在建中,却完全不像新校舍,边建边拆。最不可思议的是,校园里随处可见鸡鸭猫狗,甚至不时有牛马之类的大型牲畜,与其说是校园,不如说是农场。说是农场亦属抬举,哪里有农场的清新空气?环境卫生差到极点,遍地动物粪便也就罢了,最不能容忍的是高级动物随地吐痰。此时我深知不能再奢望儿时憧憬过的高雅大学,与这里相比,北京任何一所大学都是令人羡慕的天堂。总之,我对这个新环境全无好感,只希望尽快投入工作,好忘掉周围令人生厌的一切。

下马威

到校的次日,总支C书记召见,劈头盖脸训斥道:“你别想调回北京,你的那个关系叫什么名字?我们调他过来!”我不言语,绝不告诉他“那个关系”的名字,最好他永远不知道。这不过是幼稚的下意识自我防卫,“组织”怎么会不知道“那个关系”的名字呢?“解放”了的中国,个人的什么能瞒过组织?

书记命令我站在“新生力量”一边,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划清界限。几近训斥的口气和生硬态度似雪上加霜,给予举目无亲的我一个下马威,今后的日子必不好过。(时过境迁,我才意识到:我非党员,前来教书,书记凭什么召见?当时则毫不质疑,党领导一切嘛。)

所谓新生力量,是校方选拔提前毕业的一批学生;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来自外校,毕业稍早一些的教师,尤其是业务较好,个性较强的。有些“新生力量”在“组织”的恩宠下盛气凌人,专革别人的命,眼睛盯着年长教师,经常向“组织”进谗言。而不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倒是为人正直,钻研业务、勤于教学的,“组织”为什么视他们为洪水猛兽,说他们离心离德?后来,我自然而然地站在了后者一边,随之也从被争取的对象转化成被改造的对象,学生时期短暂拥有的“积极分子”称号与我渐行渐远。我逐渐恍悟,“新生力量”就是眼线,无偿地替领导监视,时机一到,被监视的目标必成为批判对象。党领导的运动接二连三,这样的时机随时都会到来。

得到如此下马威,我觉得自己在“政治”上算是完了。

教书生涯之初            

说是工作需要,却一直不安排工作,是在考验我的主观能动性?教研组只有一间房子和几套办公桌椅,没有仪器设备,没有图书。我将讲授高年级的课程,而学生刚上到三年级。工作需要?

领导安排我备课一年多以后才开课,这是“急需”吗?这里仅有的资料就是一本油印的苏联专家讲稿,拿什么备课?准备理工专业的课程,资料和仪器设备是必须的。我真觉得不如让我回北京,但这是万万不可提出的,“组织”早就说我“身在曹营心在汉”了。

我只得抱着那本粗糙的油印讲义开始备课。听苏联专家讲课时,翻译水平所致,谈不上掌握,仔细推敲起来,疑问相当多,讲义的每一页都被我画满了问号。我一遍遍地翻阅专家讲稿,查阅可能找到的相关资料。没有懂专业的人能参加讨论,只能独自思考,反躬自问。我一丝不苟地钻研,不轻易相信自己,“多想出智慧”嘛。

解决一个问题,去掉一个问号。去掉最后一个问号时,有一种空前的成就感。我如释重负地笑了,笑得十分轻松,简直一扫恶劣处境的阴霾。我不仅掌握苏联专家讲课的内容,且洞察其不足之处,开始按自己的思路写中国人自己的讲稿。我充满信心,以致盼望早日走上讲台展示自我。我迟早是要调离的,强烈的责任感促使我在调离之前,全力以赴建设好这里的专业。

无原则的换人

突然传来好消息:各有关院校将在北京统编教材,上级令我准备材料,届时参加编写。我的讲稿已初具轮廓,迫切希望向全国兄弟院校同行阐明我的学术观点和编写思路,如能说服他们采纳,我国的这门新课,可望有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教材。我将一改理工课本枯燥乏味的写法,力求赋予其“故事性”,来龙去脉引人入胜,所以我十分期待编写教材的机会。能重归故里,我喜出望外。

出发日期将至,我早已万事具备。领导索要我精心准备的书稿和编写意见,说保密专业的资料必须统一管理,专人携带。交出后,一身轻松,就到膳食科兑换全国粮票去了。

刚踏上膳食科高高窗口下的木台,系付主任ZZ就从背后叫住了我,说临时决定换人。问及原因,只说需要我留下来备课,我说课已备好,并表示自己对于编写教材有很多设想。可是,“组织”决定了的事是不能改的,而变化之快让我充满受骗了的感觉。而且不解他们竟会以为有了我交出的材料,就谁都能去当编者。

“组织”换派了青苗女党员LC,她完全不懂有关业务,怎能胜任编写教材的工作?!我只得顾全大局耐心帮助她,但她根本理解不了我的意图,后来在编写中完全是滥竽充数,兄弟院校甚为不满。这件事使我不能不质疑“党领导一切”,不明白为什么派她去,不理解她怎么就敢去,我为将要问世的教材深深担忧。

各院校聚集到北京的编写人一致认为时间紧迫,商定编写教材的原则是“剪刀加浆糊”。时间真的紧迫吗?苏联专家已撤走一年,中国教师有足够的时间博揽资料,博采各国之长。可惜他们没有,大家都在英明领导下,依旧妄自菲薄,跟在翻了脸的老大哥后面亦步亦趋,甚至都没有彻底理解苏联专家的讲稿。我努力做了,但精心准备的资料无人问津,派去的人表达不了我的思想,我准备的资料根本没有交给编审组。我也不可能违反保密纪律,直接投稿给出版社,那属于政治错误。再说,包括母校人员在内的编审组胸无大志,又不愿在书中注入我的心血,他们不会理解我的抱负。我是想尽一份力使中国的教材达到应有且可能具备的水准,别无他求,须知,那时出书,作者既不署名,也无稿费。

他们所谓的“剪刀加浆糊”,就是颠倒了苏联专家讲稿的次序后,再凑到一起。教材出版后,我遗憾不已。党一贯宣传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主观努力,任何人都不会被埋没”论调,这时在我心中彻底颠覆了。其实也不是因为个人的聪明才智被扼杀,未能发挥作用,而是觉得我国高校教材不应如此拙劣,不是没有可能编好,而是统一领导阻碍了编好。我隐约地想,这,豈不是“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应改变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吧?

我的设想只能传授给我将要教授的、为数有限的学生,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是成功的。

打响第一炮      

终于盼来了毕业班的学生,这第一班学生年龄比我小不了多少,个别人年长于我。那时的我,黑裙白衫,两条辫子,俨然一个女学生(在操场上锻炼时,曾有二年级同学以为我是新生,发展我加入校队),自知不易取得信任。所以,对于第一次讲课,我的认真程度怕是无人能及。

同事们都去春游,仅我一人留下,利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放声讲课。从“实战”出发,我不满足于掌握专业知识,因为话语的重音、语调,断句,都会影响讲课效果。我一遍遍地讲,直到自己听着了然。我深知好的讲稿还远远不够,同样的内容,不同人讲授,效果可能大相径庭。教师仅仅专业精通概念清晰还不够,要想最好地传授给学生,必须讲求语言水平,做学生时就听腻了语言不完美的讲课。那个年代,教书也要求运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尤其是矛盾论和实践论,因为它“放之四海而皆准”。记得我努力运用了,并获好评,窃喜中,在图书馆科技书架上,发现了一本书,章节标题全是毛主席语录,翻了内容方知是科技书,我服了,光是目录就令我汗颜。回忆起来,我运用的有些尚可,有些为用而用,不免牵强。当时,用不用是立场问题,用得好不好是方法问题,所以先得站对立场。

我真的成功了,不仅学生折服,前来旁听的教师们也倍加赞扬。良好的开端使本来就喜欢教书的我,更加充满对教书的激情和兴趣,竟能整个学期不找组织谈调动,甚至没想过此事,一心一意教好书。站在讲台上,就感到了国家需要,既是国家需要,我就尽全力,生命就没有浪费,我就能身、心一起留在“曹营”,而不去想“汉”。我的教书生涯就这样,以响亮的第一炮拉开了序幕。

上海籍学生Z成绩很好,有几分傲慢,教过他的所有老师都说他难对付,视他为另类。他突然约我谈话,说在我教他之前,没遇上过一个好老师,觉得这个专业没意思;听我讲课后,他对这个专业产生了兴趣。这种事情领导未必不知,如果对学生产生如此影响的不是我,而是党所喜欢的人,他一定被树为先进典型。对于我,领导只是不得不承认一些皮毛,诸如表达能力强,注重教学法之类。但是我的学生无一例外地喜欢听我讲课,尊敬我这个最年轻的老师。学生有口皆碑,老师还有必要在乎什么别的对待吗?在当时暗淡的日子里,这是我幸福的源泉。我在本专业的声誉被学生一届又一届地传扬下去,直到“史无前例”停课闹革命。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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