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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水千山十七年

                          ----孙昌龄

(一)     

诠释:标题的“万水千山”是半个世纪前,和同命相怜的“两地关系”们一起自嘲时用的词,源于话剧之名,是为众多夫妻两地分居的写照。“十七年”则是两地分居的历时,我后来的外国同事不能理解,双目圆睁,说:“This is our whole life!”(这是我们的整个生命)。是的,我们的黄金时代、青春就是这样逝去的,无从立业与成家,哪里会有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非分之想?

曾写过的大学时代,是在“运动”中度过,现在写高校任教的十七年岁月,其中至少有五年停课闹革命,困难时期三年,其余时间浪费于盲目的专业设置和变动,上马下马“领导”说了算。回忆原本存于自己的脑海,却写了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钱大师留下了“之问”。拙见以为,大师是留洋的,不了解国情,所以临行前才会“哪壶不开提哪壶”,“之问”若出于我们之口,则有明知故问之嫌。

将连载的是个人经历,从个人视角观察,以个人觉悟判断,不过,总算得是历史汪洋大海里的一滴水吧!海洋是滴水汇成的。

走马上任

从BH学院毕业后,我被分配到CD学院任教。该校通知我留京待命,说是就算我已报到,但未予履行任何手续。

一等就是三个月,同学们纷纷上岗报效祖国,唯我赋闲家中,无奈和郁闷如冷水一般泼向满腔热情。每天跑到CD的“驻京联络站”催问,高个子微驼背的Z某说他代表校方。在我看来,他应该就是该校的“组织”了。不料“组织”态度生硬、出言欠雅,谈吐举止与我心目中的大学范儿大相径庭,令我失望。本来气就不顺,面对此人,顿生无名之火。催了几次,我就直截了当地顶撞了:“国家不是需要人吗?你们迟迟不安排工作,说明不需要,那就让我到需要人的地方去!” Z某反而平和下来:“你这个同志年轻气盛,这样下去会犯错误的。”我急于工作,犯什么错误!有理说理。

毕业离校后,住在家里,不能及时走上岗工作,终日闷闷不乐。日后方知,今生此后再也没有守在父母膝下的宝贵时光,彼时未能珍惜,未能快乐地享受天伦,追悔莫及。

联络站Z某叫我耐心等待,我充耳不闻,坚持每天到联络站催促,指责校方工作拖拉,没上任就得罪了“组织”。心情使然,不免语无遮拦,但急于报效祖国,我理直气壮无所畏惧。

每天下午,我到附近钓鱼台小山包上的树林里跑步、运动,郁郁葱葱的密林助我忘却烦恼,从绿枝缝隙洒下的阳光引我企盼光明。多些外出,更是为了不让父母察觉我的焦虑和郁闷。

三个月后的一天,总算盼到了不错的结果,通知我留在BH校内,师从苏联专家,进修保密级别更高的新专业。这三个月,校方不开工资,我没有意见,反觉得理所当然,干了工作都不计报酬,没干工作就更不该拿国家的钱了。总支书记似很开恩地说:“不管怎么说,从明年起给你开工资吧”。他是在说我还没工作,组织就发饷,提示我应该感恩。他把推迟报到的责任归咎于我,使我逆反,我及时报到又迫切要求工作,是校方拖延不予手续,我已自觉放弃索要工资,为什么还要感恩呢?当时忍住了,一心只想赶快工作。

回家一说,爸爸发现了问题。书记说“明年”开始发工资,而我是“今年”毕业的。爸嘱咐我说清楚,否则等于默认晚一年毕业,以后会有麻烦。我很怵,但是爸爸饱经沧桑阅历丰富,得听爸的。

我跟书记说,不在乎工资少发,但报到时间应算我第一次去联络站的那天。书记显然认为我在计较个人得失,不屑地让步:“好好,我跟财务说说,看今年年底能不能给你开工资”,倒好像他很大方,不跟我纠缠。很久以后我才明白,按我报到时间,他们整整少发给我三个月的工资。国家规定从报到之日发放工资,怎能由一个总支书记信口胡说啊!?当时不懂,非但毫不怪罪“组织”,还不好意思开口,不得已开口之后,还自责个人主义。

此后,我有过一段空前自由的美好时光,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没有必须依靠的“组织”和不得不联系的“群众”。

珍贵的两年

来了一大批苏联专家,良莠不齐。讲授《MCL》的K教授既有学问又有风度,我受益匪浅;其夫人热情友好,会说几句英语,容易交流;他们的小儿子人见人爱。讲授《MSL》的H讲师神态滑稽,讲课尚称清楚;其夫人文化程度显然不及K夫人,很少交流;其幼女像爸爸,也有点滑稽。这两位专家定期与我们讨论问题,还具体指导了设计,接触最多。最年轻的教授L主讲《FM》,印象中,他是最棒的苏联专家,听他讲学很享受。老专家N教授平易近人,我旁听过他讲的概论课,是个不错的学者。也有不敢恭维的,曾来过一个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据说是个助教,样子更像工人,讲授《N》课,不时瞠目结舌,曾由中国教师走上讲台解围,而他仍被尊为苏联专家。

这段时间还是宝贵的,学了多门数学课程,终生受益。最愉快的是朝朝暮暮独来独往,不受别人或组织的管束。

好景不长,CD学院派来大批进修人员,我必须融入这个队伍,不得不告别“独立自由”。

他们中少数人先于我参加工作,但不懂专业。多数人则是提前毕业的大三学生,称之为“青苗”。我脑中闪念:拔苗助长啊?有人说,我之所以有这个进修机会,是因为原来派的党员教师被补划了右派,不能接触保密专业。若非如此,也许我就不会被分配到该校了。

青苗们听本科生的课,老一些的教师和我一样,跟苏联专家学习,他们都很用功。我是唯一有专业基础的,深感责任重大,只要他们需要,我都毫无保留伸出援手。我心怀良好愿望,可总感到隔阂与不被信任,这绝非神经过敏。教师中的党员虽业务不济,却是这个集体的“核心”。青苗被钦定为“新生力量”,摆出生来就是革命动力的架势--唯一的革命对象好像就剩下我了。

尽管如此,毕竟暂时不离父母膝下,离开双亲后,恍悟如此幸福时光一去不返--这段时光是今生最为珍贵的两年。

新的“组织”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被要求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新单位的组织远不如上学时的正规,没有人关心我。1949年以来,我虽已习惯于依靠组织,但没有组织盯着,倒也自由自在。

没过多久,“组织”就来关心我了。虽说喜欢自由,得到组织主动关心,毕竟说明是被信任的。“组织”是个年长的党员,家有妻儿,我乐于接受这个“组织”,坦诚表达自己的夙愿。可是这个“组织”并不关心我的政治要求和业务抱负,而是想帮人牵红线,谈话内容不外某甲很好,某乙也不错。我表示自己刚参加工作,不考虑个人问题,一口回绝“组织”的关怀。另一身为负责人的“组织”听说BH学院骨干教师ML与我接近,怕我将来被挖走,干脆明示:结交其他地区异性朋友就是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需要之上。我与ML较多讨论学术问题,并没想过进一步发展什么关系,但是,经“组织”提醒,我倒不自主地对比着ML与“组织”推荐的某甲某乙,心中的天平自然倾向了ML一边,接触反而多了。我不考虑个人问题的声明让“组织”很生气,毫不掩饰对我的反感。从此大会小会领导必不点名批评“有人身在曹营心在汉”,号召和鼓励年轻教工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地找对象。我理解领导想稳定师资队伍,但其提法未免庸俗,以致此后漫长的十七年,我始终反感这所学校,与“组织”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大约一年以后,ML提出与我“肯定关系”,我一向喜欢自然交往,不刻意寻求解决个人问题,听着别扭,所以没有答复。接着,他的“组织”ZK找我谈话,说ML是认真的,问我到底什么态度。当时的概念里,天下组织是一家,而且这个具体的“组织”是我同系同学,好人。一直被批判个人主义严重的我,申明我得遵守新“组织”宣布的“原则”,不能不以国家需要为重。ZK笑了,告诉我这不矛盾,只需安心工作,其他问题组织会妥善处理,让我正式向新校组织汇报我和ML的关系。新的“组织”容不得我这么一个离经叛道的人,负责人Q以威胁的口吻挤出了四个字;“后果自负”。

惜别双亲

“解放”以后,我和当时多数青年一样,逐渐要求“进步”,加之课外活动的吸引,读书时,我不怎么恋家,即使放了假,也不时往学校跑。甚至除夕夜,都不顾母亲的期盼,不知珍惜天伦之乐,一味热衷于参加学校的集体活动。离别父母之际,方知心底的依恋。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全部援华专家,进修生活随之结束。面临离家,心中茫然,无比珍惜在父母膝下的岁月,可我不得不去那遥远的地方,谁能帮我留下来?我陷入无限的惆怅。梦里,被分配到近了一半的WH大学--当时并不知道有这个大学。

盛夏的一天,我被迫惜别双亲,随CD学院人员奔赴遥远的他乡。爸爸送我上火车站,妈妈更想送我,无奈出行不便,只能在楼上临窗目送。我一步一回头向妈妈告别,妈妈依依不舍招手示意,因为身边有刚强的爸爸,我的热泪才未夺眶,而流入心田,母亲慈爱的面容镌刻我心。转弯处,视线将断,我知道妈妈一定不离开窗口,我不想转弯,一旦转过,就真将阔别妈妈。爸爸催我快走,说离开家是好事,年轻人就应该出去闯荡。   

到了北京站,找到新校同事,爸爸就果断离去。爸一走,我就彻底离家了,爸爸难道不知道我多么想尽可能和他多呆一会儿?一定是特别信任我,或许担心火车启动瞬间我会落泪,不愿让同事笑我软弱。我托同事照看行李,送爸爸出站,真想跟爸一起回家算了--哪儿敢呢!爸怕我掉队催我快回,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目送着,想留住爸爸。

我知道妈妈会想我,但没想过她会怎么想。第一次重逢时妈妈说,我走后,家中剩她一人,觉得我用过的什么都是念想,弃置的东西也舍不得扔掉,包括我涂碘酒的棉签。纯朴的话语传递着母爱,本应暖流涌动,却是悲凉袭来,我对不起妈妈,又没有办法从此对得起她,我不得不服从“国家需要”,而“国家”似乎就需要我远离亲人。

ML没有送我,好像肯定了“关系”心就定了,他以工作为重,没有为此请假。我也没有让他送行的要求,那时只在电影里偶尔见到恋爱双方依依惜别的场景,现实生活里不宜,那,叫做小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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