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伯威

第八章 旧上海谢幕，少年时代结束（一）

第八章的小节目录：抗战接内战/婶婶惊呼“热昏！”，只缘物价飞涨/上海滩勿太平，照旧不夜城/金圆券和蒋经国“打虎”/从东北溃逃的新六军军官在我家里留下一箱子军装/重庆号巡洋舰/“逃难”遇难/“和谈”期间透过来一些“那边”的消息/我们没有走/炮声中的安宁日子/过了一个静悄悄的晚上，迎来“解放区的天”

抗战接内战

抗日战争刚胜利，国共还在马歇尔协调斡旋下谈判的时候，报纸上称共产党为“中共”，爸爸还买回来当时出版的两本精装硬簿面画刊，一本叫《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一本叫《抗日战争画史》，里面都有大量的历史照片，附有文字。前者从简略交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会议说起，德国纳粹党和意大利法西斯党的崛起；希特勒在戈林、戈培尔簇拥下从兴登堡总统手上接受总理任命掌握政权；张伯伦、法拉第出卖捷克斯拉夫（当时是这样称呼的）的慕尼黑会议………，整个二次大战过程一直到联合国的建立；纽伦堡审判和战犯上绞刑台（照片上看是仰卧着绞死的）。后者则溯源到明治维新、满清退位、日本侵华政策发展史以至整个抗战过程。主要是报导“国军”主战场的情况，但也报导了一些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动态和战功。除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一些照片外还刊出了林彪、刘伯承、彭德怀、陈毅、项英、叶挺、叶剑英等不同场景下的照片。还包括一张披着军大衣的女作家丁玲的照片。

不久之后报纸上出现了“戡乱”一词。开始了内战的报道，“中共”、“共军”改成了“共匪”、“匪军”。起先常见到的是诸如：“刘匪伯诚（‘承’字常常被写成‘诚’）一股窜扰××（地点）国军予以迎头痛击，歼其大部”；“国军挺进××，匪向××仓皇逃窜”等语。后期则往往看到：“匪某部大举窜犯××，国军顽强抗击后已胜利向××转进”。这“转进”二字有点深奥，后来看多了才明白，“转进”用上海话说就是“别转屁股”来“前进”。

婶婶惊呼“热昏！”，只缘物价飞涨

法币重返上海取代汪伪“储备票”以后物价一直是在涨的，但是起先还不算厉害。我在小说《慈母泪》里看到外国的物价也常往上涨。但是后来越涨越快，于是牢骚大盛。杨妈从小菜场回来说：“今早黄芽菜卖到××块哉！”，婶婶只有无奈的惊叹一声：“热昏！”。

最后终于到了“飞涨”的阶段，家家户户惊恐起来。商店里的东西一天可以换几次价码牌，来不及换就在上面划掉旧价写新价，有时划了又划，改了又改。几天不买东西再去商店看那价钱就看不懂了。渐渐地，买一样日用东西动辄论万，然后是十万，然后是百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个大饼（上海人说的“大饼”就是我们弄堂口山东人在炉膛里烘出来的甜烧饼和咸烧饼）最后卖到三百万法币，所以报纸上谈物价时有“天文数字”一说。新出来的法币的票面当然越来越大，纸张越来越蹩脚，印刷越来越粗糙。这样还是赶不上物价，所以上街买东西要装上一大捆一大捆的钞票，据说那时有人用麻袋装钞票去买东西。我没有亲眼得见，但我想那时要买大东西和贵重东西用麻袋装钱也是不奇怪的。只此物价一项已使各等样人都是“人心惶惶”了。“等涨”使得有些商店囤积货物，特别是米店动不动关起“排门板”宣称无货，靠囤米发财的“米蛀虫”引起老百姓公愤。而“怕涨”的心情又使得老百姓拿到钱后也赶紧抢购囤积点东西在家里，不然过两天钱就不值钱了。大家都不敢存钞票（指“国币”），于是早已多年不见踪影的银元突然大量冒出来，人们得了钱要不立即花掉的话就得赶紧去购买银元，到买东西的时候又把银元拿去换钞票。于是出现了银元市场和银元贩子，交易都在街头进行，我记得集中的地方之一就是北四川路。银元贩子也叫“银牛”，因为那些倒卖紧俏物品（包括戏票、电影票）的街头“游击队”都叫“黄牛”，“黄”改成“银”更是厉害。这种非法行当警察按理要抓的，但是就和现在的许多事差不多，雷声大雨点小，紧紧松松，真真假假，老百姓眼里扑朔迷离，结果是越抓越猖獗。银牛们手掌上掂着一大摞“大小头、鹰龙洋”（即分别铸有袁世凯、孙中山头像和鹰、龙、图像的银元，虽然它们的重量和成色只有细微差别，但在那时黑市价格很有点出入。在这上面袁世凯的“大头”比孙中山的“小头”吃香，曾使我心里有那么点愤愤不平）抖得当当响，形成满街的银元大合奏。

久之银元出现了假货，辨别真假的主要方法是听声音，左右手各把一个银元托在食指肚上，互相轻轻碰击，真假之别听声音自是了然。还可以把银元轻轻捏在指间用力一吹，要是真的也会发出颤音，假的则木然。

有钱有“路道”的人还可以购存和投机买卖黄金美钞，黄金实物的形式是“条子”（一指多长的金条）和“小黄鱼”（小金砖）。爸爸是没有“条子”的，我只见过一枚“小黄鱼”收藏在大衣柜打开最右边那扇门上面第二个格子（平时放钱包和贵重东西的地方）里。不过我有时星期六下午坐三轮车回来，到他公司办公室的时候听到他打电话常常讲的是美钞价格、股票价格等。解放后他自己也“交代”，在公司做一般业务的同时也和别人一样做了点美钞证券等的“投机买卖”。其实那时候除了真正的“赤贫”，许多人家都要做点这样的“投机买卖”，以免辛苦得来的钱很快变成废纸。

上海滩勿太平，照旧不夜城

除此之外社会上的事我直接知道的实在极少，但从报纸和传闻中可看到社会动荡不安，新闻层出不穷。学生示威游行（有一次为什么事抗议英国政府，把外白渡桥下英国领事馆建筑和铜牌上都涂了柏油，直到解放后多年还铲除不掉），工人罢工（最大的一次是申新第九纺织厂的大罢工）商人请愿，舞女冲击社会局。有一次学生到市政府请愿示威，市长吴国桢（抗战胜利接收初期市长是武人钱大钧，后来到快解放时一直是文人吴国桢）出来调解，挨了一顿打，报纸上说吴的眼镜也被打掉在地上了。

这当中又发生了轰动全上海的著名越剧女伶筱丹桂自杀案，报纸上、电台上长时间一片沸沸扬扬。事情的主角除了自杀的筱丹桂本人还有戏院老板张春帆，另外牵涉到一个据说是筱的情人叫冷山的。越剧界同人（那时唱“绍兴戏”的都是女的）把张春帆告上了法庭，这事涉及当时“戏子”与老板的关系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由于发生在名伶身上，又出了命案，把许多事都抖出来了。越剧界的“姐妹”们几乎全部站出来联名上告，为打官司演戏募捐，领头的是袁雪芬。“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我当时毕竟还很小，只记得这场热闹。最后好像是张春帆无罪释放，筱丹桂冤沉海底，在社会上引起极大不平。其中的复杂过程和牵扯到的方方面面我看不明白也没有记住。我倒还记得这么一点小情节：在舆论界一片激愤的情况下，是哪家报纸登出一则小消息，标题是：“冷山偷铁”。其中写的冷山是警察局抓到的一个小偷，也可能实有其人，却偏偏和筱丹桂案中被人们同情的冤方之一的冷山同名。小偷到处都有，本不值得专门写一则报道，而且用那么一个醒目的标题使“冷山”这个名字卑鄙化，这个记者到底是“轧闹忙”（凑热闹）插科打诨还是故意搅混视听，不得而知。

袁雪芬解放初就作为戏剧界进步人士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后来又主演拍摄了根据鲁迅短篇小说《祝福》新编的同名越剧电影，声名大噪，几乎家喻户晓。文化大革命前夕尚未出台就被禁演的电影片《舞台姐妹》里的主角竺春花身上就有袁雪芬的影子。而由上官云珠演的那个因人老珠黄被遗弃而自杀的演员（我不记得在影片中她叫什么名字）则部分取材于筱丹桂的身世。这个电影里有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我想不是没有来由的。在这些声势浩大的社会事件中都贯穿着和当时炮火战场平行的政治斗争。

上海还是不夜城，上层社会还是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一切照旧。有一个女歌星兼电影明星白光正走红，她的影片我没有看过，她的歌到处收音机都在播送，女低音，特色是词调淫荡。流传得最广的是她演的一部电影（不记得片名了）里面的插曲“假惺惺”，歌词还记得一点：“假惺惺，假惺惺，做人何必假正经。你要看，就请看，不要那么样的做作，不要那么样的××………一本正经，吓坏了人！………”。我说过，那时清心中学里都是男生，同学间喜欢取女性绰号相戏谑。解放前不久曾和我同寝室的一位同学叫金以光，就因为名字里有个“光”字使他得了个“白光小姐”的绰号，可见当时白光名气之响亮。解放后白光当然被看作旧社会腐烂文化的典型代表人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后来见一篇文章说白光是国民党“文化特务”，她的影片和歌曲是特意用来腐蚀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这就不知是真是假了，反正这个人是逃到台湾去了。想不到的是前几年突然看到电视台转播台湾的一个具有纪念性的歌唱会的节目，居然有年逾古稀的白光出场，受到台湾歌迷狂热的欢呼，说明这个人到台湾后还是长期活跃在艺坛上，还在“腐蚀麻醉”着我们“水深火热中的台湾同胞”。不过看看如今国内娱乐市场的情况，当年白光的“黄色”只不过是“小菜一碟”了。

金圆券和蒋经国“打虎”

在物价已达到天文数字并且还停不住涨势的情况下，法币钞票在百姓眼里已经是毫无用处的废纸了。南京政府突然宣布进行币制改革，收回法币，发行“金元券”。这个名称取得很好听，使人似乎感到钞票的背后是亮光光硬梆梆的“金元”。政府确实也信誓旦旦地宣称新币有可靠的黄金储备做保证，不管有什么议论，我感觉到当时在老百姓中是引起过一阵兴奋和好奇的，老百姓即便半信半疑也总是期望真有好事降临，就像现在人们一年复一年地看着“党和政府”在反腐败方面的用词上每一次“与时俱进”了一下，有点新意，那么就期望着“这一次”能够真正奏效一样。

终于看到新钞票了，果然形象不凡，纸张挺括，印刷精美，“蒋总统”的头像第一次出现在钞票上代替了国父孙中山的头像。据说这批钞票是早就在美国印好了的，那时老蒋还没有正式当选总统（曾经闹过一场“竞选”，是由程潜出来扮演老蒋的竞选对手，结果自然是预先铁定的）。我那次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一个财政数字概念，我记得宣布首次发行金圆券的总额是二十亿元，也记得官方宣布了一个金圆券与美金的比价好像是二比一，但我却不记得要拿多少老法币兑换金圆券一元，可能是因为那时法币的币值本来就天天在变，如果新币确如所宣布的那样稳定，那么在兑换的限期内兑换比价应该是天天变动的。究竟如何我想只有当时懂经济的人记得了。金圆券发行不多时马上就有风潮，流言纷纷，人心依旧惶惶。记得政府动用警方采取高压手段不许市场上再涨价，谁再兴风作浪要杀头的。但是隐隐然一股潜流似已不可遏制。我虽然懂得很少，但也感觉得到国民党政府那时就像对打仗已经失控一样，对经济，对整个社会都基本失控了。

这时蒋经国来上海了。蒋经国虽然没有什么显赫官职，但是以其“太子”的身份加上早已为人熟知的一些传奇经历和个性格外引人注目。记得早在重庆黄桷垭夏夜乘凉的时候，小叔叔吹得天花乱坠的故事之一就是他在江西受训（他在司法部门当过书记，那时所谓“书记”只是纪录员）时经常见到蒋经国，说他是个朴素、随便而胆大的人，经常和他们学员生活在一起。学员凌晨天未亮就出操，多次看见有一队莫名其妙的人也在远处操兵，但是天色一亮就无影无踪了。这事情引起了惊恐，因为这一带历史上有过多次大战，当兵的战死无数，大概是冤魂不散。在一次出操时大家把蒋经国拉来看，果然又看到了，蒋经国只是用他的宁波话冷淡地说：“对，格（这）是赤佬（鬼），是赤佬，上操，上操，勿用去管其（它）”。

“小蒋”到上海后，以铁面包公的形象在上海刮起了一阵旋风，打了一些“老虎”。他带来一批年轻人在他手下办事，撇开那些原有的官僚。接待上海各阶层的人来访，直接了解民情。大叔叔回家来讲过一件事，说他的一个商界朋友去见蒋经国，事先因为听说小蒋很朴素，他也不敢显得奢华，特意穿了一条麻膏布（当时也算流行的一种白色掺麻，质地较硬挺的面料）的裤子去。但是到那里一看，小蒋穿的是黄斜纹布的裤子，相比之下觉得自己穿的还是太讲究，在那里还是局促不安。

如所周知蒋经国此次行动最后是灰溜溜地收兵回朝，不了了之。据说是碰到了硬石头，在孔、宋两家太岁头上动了土，宋美龄告了枕头状（虽然不会有人在“枕头”边听见，但人们总会这样设想的），被老蒋金牌召回了。后来共产党的文章则用阶级分析说蒋经国此行无非是为了反动政权的苟延残喘欺骗麻醉人民玩的一个花招。观蒋经国到台湾以后，特别是继任总统以后的表现，他还是有一些去除弊政改良强国的抱负和作为的。金陵梦断的时代蒋政权整个说来已是腐烂透顶，十个包公也无法力挽狂澜，这是小蒋的悲哀。

蒋经国走了之后金圆券就像溃堤一样一泻万里，不多时物价又到了天文数字。无论如何从实际结果看来，发行金圆券一举，是又从老百姓头上残酷地刮了一大把。绝大部分处于中下等地位的人（包括我们家）统统被坑了。只有那些裹挟大量黄金美钞的人毛发无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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