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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伯威

第七章 清心中学(三)

第七章的小节目录:申江之滨的教会中学/同寝室的几个人/小白脸 “爱尔翘”/新学期白相城隍庙/帮忙护理妈妈和带领弟弟/“小开”级任老师陈拱龢/清心中学的另外几位老师/凶神恶煞支教官/周末和爸爸去逸园(跑狗场)看足球/没有与耶稣教结缘,却酷爱唱诗班的赞美诗

“小开”级任老师陈拱龢

中学每个班仍旧有一个负责的先生,那时是叫级任还是叫班主任我已记不得了。从进入清心一直负责我这个班(应该说是我一直在他负责的班内)的先生叫陈拱龢。他还很年轻,据说是个有钱人家的公子、“小开”。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什么叫做十足的“洋气”。他个子不高,皮肤白里透红,血色超常。整个脸并不宽但是腮帮明显突宽,每天刮得很光也遮掩不住络腮胡根影。头发棕色,连眼珠也带棕色。除了鼻子不是特别高,眼眶不是特别凹,其他各方面都像个白种人,但整个长相看起来仍显得英俊。夏天他喜欢穿布料精致色调俏皮的花格子衬衫。冬天常穿的那件棕色皮夹克厚实而不显僵板,款式优雅。正如前面说的,拉链拉在恰到好处的位置,大约在脐上两个扣子的地方。上面随着身姿的改变开阖自如,有一种飘逸的动感,并时隐时现地露出里面雅致的羊毛衫。一个人的身姿和步态很难用话语描述,就像不能用数学公式描述一样。如果要说这位陈先生,不妨仅以潇洒二字给人们留出充分的想象空间,在这上面他几乎臻于完备。不过有几个颇具个人特色的习惯还是值得一提:在教室里上课时他喜欢像美国人那样随意地坐在讲课桌上,或者边讲边走下讲台踱步,走到哪个学生的课桌前高兴时就往那课桌上一坐,继续侃侃而谈。

他在我们班上任课最多的是英文文法,教文法在黑板上除了要写字还要划线条做图解(diagram)。他在黑板上写字划线时不用背过身去对着黑板,仍旧面向学生,中指食指像夹香烟一样夹着粉笔,大拇指在尾端稍微扶着点,就可以用右手在身背后黑板上随意写划了。如果发现正讲课时有同学在下面交头接耳或者做小动作,他会不动声色地从盒子里捡起一节粉笔头,以漂亮的手法准确地扔到那个同学头上,当被击者惊起抬头时,他只是淡然地丢一个责备的眼色便继续讲下去。他甚至在用戒尺打犯规同学的手心时动作也带着点儿cowboy的潇洒。但是,他这个人虽然很讲究外观修饰,却并非一般浮华纨绔之辈。我能感觉到他在上述各方面表现出的外观的洒脱均来自内在的睿智。他的课讲得很精彩,本来是最枯燥的文法课,他能讲得令大家听着入神。他的英语发音很漂亮,而且至少我们看到他在人文方面的知识也很广博。有一个学期他教我们的世界史课,那是大家听得最享受的课。特别是能在历史事件中贯穿着精彩生动的故事。印象特别深的是讲到古罗马史的时候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恺撒、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娄佩特拉之间的传奇故事。要知道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是四十年代末,而伊丽莎白?泰勒拍“埃及艳后”是六十年代的事。可见他的故事并非来自好莱坞影片,很可能是来自他常常看的英文书籍。

他对我们这个班的管理应该说很尽职,而且比其他班都严。许多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犯了错是要责罚的。那时至少是初中生还有体罚,就看老师的脾气如何。马虎的根本就不管,陈先生可要定时算账,打手心、“立壁角”(在墙角罚站)。调皮学生很有些恨他,因为他脸很红,同学们背后常叫他:“红面孔”,恨他的人干脆叫他:“红屁股”。其实他严过之后也会好好讲道理,叫人心服,我们这个班的确也让他整顿得风气比较好。他和部分同学也建立起一些友谊,学生到他寝室去还可能受到款待,他有钱,出手大方,有时班里面需要花点钱的事就由他掏腰包了。直到解放后第一年我们这个班竞买“胜利折实公债”,名义上是全班同学买,实际上是他出的钱。

他带这个班是由初一上开始的,所以我一去就听大家说他最喜欢班上两个学生,一个叫张权申,瘦小个子,特别是头小,绰号“小头”(上海学生俚语中“小头”有一层邪乎意思,和“爱尔”同义),另一个叫柳如浩,清秀斯文。这两个都很用功,品行端正。陈先生和他们的关系比一般同学显然亲密得多,就是下课后也常相伴。于是有人说闲话,说他两个是陈的“过房儿子”(其实年龄差别不过十来岁)。

不过,他对班上学生的管教中还采用了一套值得争议的办法。教室里每一竖行被陈指定一个“组长”,负责维持风纪,还要把一个星期内有作弊、打架、骂人以及其它不守课堂纪律行为的人的名字记下来,下个星期一交给他算总账,这是一种同学间的监察和公开告发。选择的“组长”都是他认为品学兼优的人,于是我这个插班生在第二学期(初二上)也当上了组长。我自己整个星期一点不犯错误是不大可能的,而且别人的事情有时我也看不见(我属于年龄比较小的,坐在前排),自己的事情则不会不知道。所以头一个星期我交给他的名单里头一名就是“胡伯威”,因为我上课时和后排的人说话了。陈拱龢先生这次又表现出了大将风度,对我,手心照打不误,打得丝毫不比别人轻些。但打过之后很严肃地对大家讲了一番话。对我的为人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将来能成事者就是我这样的人。其中许多道理其实我自己当时根本不懂,他是把诚实和聪明联系在一起的,里面隐隐含有“权术”的成分,就像曹操马践麦田之后割须自责一样(虽然他当时并没有举这个例子,但是有这类意思)。实际上我当时头脑里极其简单,我受《爱的教育》、《苦儿努力记》这些书以及类似的父母说教的影响很深,只知道人要正直、要公平、不隐瞒真情、不撒谎,所以在这种事情上很自然的认为检举了别人独不检举自己,道理和良心上都上说不过去。

解放以后陈先生还在清心教书,到了1957年听到消息说他和我一样被打成“右派分子”了。那时他在什么单位我不记得了,因为是听来的。不过我想他这样受欧美式教育熏陶很深,聪明而又心高气傲的人本来就是个“右派”的胚子。

清心中学的另外几位老师

这里我联想起另一件事。也大致就在那个前后(当时我们的教室在思鲍堂楼下,我记得两件事情的背景都是在那里),国文老师李彬之先生讲解一篇文言文(题目和作者都记不清了),其中一句有:“慎言、寡言、讷于言”这几个字。他为了使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三个词的含义,就举了我们班上三个同学为例。他认为“慎言”的典型就是胡伯威。这当然也很抬举我,因为“慎言”者是聪明人;“寡言”和“讷于言”者不是呆板、懦怯就是迟钝。但是李先生如果知道胡某人长大以后的故事不知将作何感想。实质完全不同的类似表象很容易被看混淆了,那时才十三岁的我,什么叫“慎言”?如果把“慎”字理解为认真严谨,那也许说对了。但后来我知道,现实社会里“慎言”大都被理解为城府深,善于自我保护。我要真有这种“慎言”的功夫,这一辈子就太平无事了。而我恰恰是因为有太认真的这种“慎”而失去了自我保护的那种“慎”,以致一生命运多蹇,这也许是李先生当时想不到的。

说到李彬之先生,他也是清心中学里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老师,他是宁波人。我已经说到了许多不同籍贯的老师,归总一句:那个时候凡是江浙两省的教员无论在课堂上、下几乎都是乡音不改分毫,因为江浙(除温州、金华等少数地方外)话上海人都听得懂,无需改腔。李先生说的当然是宁波话,朗读在那时是国文教师的基本功底,听李先生的朗读有如听音乐。课本上选的文章都是精品,文言文除古文外还有清代姚鼐、袁枚等脍炙人口的散文;白话文有胡适、徐志摩、朱自清等开创文字新风的代表作。文章好,诵者如痴如醉投入其中。诵即是唱,有腔有调。就像造房子打夯喊号子一样,各地有各地的腔调,也许还有门有派,各有千秋。李先生的师传当然来自宁波,用“贼骨挺硬”的宁波话进行儒雅斯文的唱诵,其效果竟然出人意料。演滑稽相声的说,宁波人说话像唱歌,那是揶揄调侃。意思是说宁波话里面都是“do rei mi fa so la xi”。但是李先生用宁波话让我们听到了真正美妙的音乐,他的调门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次他还把我的一篇作文拿在班上朗读,写的是什么不记得了,唯一记得的是提到了在寝室的床上看到中秋的月亮。多少年来已经不讲究文章唱诵了,“摇头摆脑,抑扬顿挫”,成了耻笑迂腐老学究的贬义词。其实唱诵的确有助于充分发挥文章的音韵之美,习学作文还是要借鉴老祖宗的熟读熟唱,自然达到潜移默化。十几年前我在看了女儿用的语文教材后简直怒不可遏,小学生、初中生学语文去搞那么多枯燥繁琐倒胃口的“分析”干什么?不知道这些编书的蠢材到底是怎么想的?或者说是受了哪个蠢货的指挥非得这样搞不可的?现在的语文教育远不如过去的八股先生。

地理老师叫王笃信,从他的名字可知是出生于基督教家庭,他家里也很富裕,年龄也和陈拱龢差不多,而且也是一表人材,仪态也很潇洒。但两个人之间显然各有特色,如果说陈或多或少有点cow boy气质的话,王则具有正格的温文尔雅的学者气质,脸庞端正饱满,戴一副“秀郎”架眼镜,穿西装且打领带,或者穿一件款式正规的短大衣,他的潇洒融合在端庄之中。除他们两个以外清心中学还有一个风雅才子叫方文滨,是教国文的,穿中式长衫,面皮白净,五官清秀,举止飘逸,又是独具一格。此外还有一个姓屠的年轻教师,据说家里也很有钱,但此人相貌平平而且缺少风度,连说话都有点吐字不清,是在解放以后因为表现积极进步,那时我才对他有点印象的。

王笃信先生讲地理课要求我们打格子画地图,这个方法效果很好,不仅练习了制图技巧,而且经过自己画地图之后,脑子里的地理位置印象非常深刻。他还想出些巧妙的记忆方法帮助同学记住一些比较繁琐枯燥的地理事实,例如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把原来的东北三省(老百姓常叫做:“东三省”)划分为九省。原辽宁省分为辽宁、安东、辽北三省;原吉林省分为吉林、松江、合江三省;原黑龙江省分为黑龙江、嫩江、兴安三省 ,他用九个字使我们一下子就记住了新设的九省,这九个字是:“老哑巴,桔松核,黑良心”,用上海话念起来和“辽、安、北、吉、松、合、黑、嫩、兴”这九个字的音很接近。解放以后东北地区的行政区划立即改了,除恢复原来三省的建制以外,还把黑龙江西部一大片划归内蒙自治区。就是因为王先生的这九个字,我到现在还对那短暂实行的九省区划记得一清二楚。

作为教会学校,清心中学的英语教学应该说是不错的。除了陈拱龢以及王校长的太太以外,教阅读欣赏的主要是一位苏州老先生,叫钱秉良。秃顶和戴金丝边眼镜使他显老,实际可能不到五十岁。选择的课文都是一些有趣的经典故事,有两个薄本书,还有Arabian Night(天方夜谭)的一个节选本。此外我印象比较深的故事有“King of the golden river”,“Robin Hood and Allen?A?Dale”,“Allibaba and Forty Robbers”。但是我始终对英文本身没有发生过多大的兴趣,因为那东西主要是靠死记硬背。我继承了自己在小学时候已经形成的特点,喜欢思索,喜欢探究,讨厌背书,讨厌死记的东西。我的兴趣主义是根深蒂固的,追求知识没有现实目的。虽然干妈曾说过初中毕业后要送我去美国留学,但那时候我平时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也就完全没有想到为此要下功夫把英文学好。相反地,对一道几何难题倒是舍得废寝忘食去想,好像解得出解不出与我命运攸关似的。

音乐课是在礼堂里上,因为钢琴放在那里。老师是个广东人,好像是姓蔡,戴眼镜,上课时也穿大衣。用的一本音乐教材全部是欧洲著名经典音乐家及他们的代表性歌曲作品的介绍。有巴赫、韦伯、海顿、汉德尔、贝多芬、莫扎特、布拉姆茨、舒伯特、门德尔松等。我对五线谱感到极大的头疼,因而对它有排斥心理,看着五条横线上丁零当啷挂满的“豆芽菜”心里就发麻,到头来只勉强能够慢慢读出C调。好在解放以后读高中的时候就从五线谱里“解放”出来了。但是从清心那时候起我已经形成很不错的嗓音,而且唱起歌来颇有表现力。

体育老师王焕刚我已提到过,他除了体育以外还有音乐才能,他会拉钢锯。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市里面的中学团体操比赛,清心中学的团体操从编曲子、编动作到全部组织、操练都是他一个人包下来的,有些来参加的同学比较散漫,这件事搞下来弄得他筋疲力尽,他火气大,为此发了不少次脾气。

凶神恶煞支教官

学校里还有一个军事教官,名叫支蔚钧,后来听说他是朝鲜族人。此人黑瘦高个,眼神犀利,络腮胡虽然刮干净了还可看到腮帮发青,常穿一件深色的大衣。整个形象有些像解放以后在苏联电影里看到的“契卡”总头领捷尔任斯基,而且他们干的也倒有点类似同行。他不是一般教员,来这个学校是另有背景的。他除了教一节军事操练课(不过是一般的站队、步伐等)以外,公开的说主要是管学校风纪,实际上还有政治目的。当时内战开始加剧,上海市内有各种社会风潮。支教官有时突然到庚午宿舍查房,表面上是查风纪、查淫书,实际上是查学生地下政治活动,查共产党书籍。这是我在解放以后才知道的,当时和我同年级不同班,而后来考进上海中学才和我同班的邱善昌告诉我,他有一次在交通大学玩的时候正巧遇上国民党特务在那里镇压学生运动,他亲眼看见支蔚钧和其它特务一起在那里挥鞭子打学生。由此看来平时派在各个学校的这些“教官”之类的人物都是隶属于特务机关的。

支教官上教练课的时候很凶,对同学责罚的时候更凶,当然这些公开的责罚并不涉及政治,都是针对一般的“过失”。吃过苦头的同学自然恨他,有人不叫他支教官,而叫他“骚教卵”。我这个规矩人偏偏运气不好,在他手上触了一次霉头。就因为出了一次校门,在校门口附近买东西吃,记不得怎么会被他知道了。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拿一根专用的板子,打了十记手心。他打手心可不像陈拱龢打手心那么容易受,我的手肿了很长时间,有人叫我用砚台压在手心上感觉凉一些就疼得好一些,但我试了,并没有多大效果。

周末和爸爸去逸园(跑狗场)看足球

一般星期六下午家里的三轮车会来接我,有时直接回家,有时先去爸爸公司,等他公事完毕后再一起到逸园(又叫“跑狗场”,在上海西区)去看足球赛。爸爸是个足球迷,那段时间我也被他带动着对足球感兴趣了。我记得那时上海最有名的篮球队一个是东华队,一个是青白队。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上海足球队好像也叫东华队,而它经常的对手是侨居上海的外国人组织的西联队。西联队有个号称“铁门”的守门员叫麦尼地,我喜欢看他非常精彩的扑球动作。中国队这边的守门员叫张邦伦,也是很厉害的,比起麦尼地来则稍逊一筹。前锋主将是张林根,后卫还记得一个韩尼波,还有一个号称铁脚的李尧。说到铁脚,抗战时在重庆我就听说过李惠堂,当时可以说是中国的球王。据说他弟弟是一个很出色的守门员,不服他哥哥。有一次要找他哥哥打赌,李惠堂在十二码处(就是发点球的位置)射门,弟弟守门,结果一球踢在弟弟的肚子上送了他的命。这才叫“铁脚”。不过回忆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很可靠的传说。

没有与耶稣教结缘,却酷爱唱诗班的赞美诗

星期天下午回校后,有时要在学校西边的小礼拜堂做礼拜。平日除了吃饭前用唱歌代替饭前祷告外,早自习课之前还有一次祷告。有时由学校请一些著名的牧师,也包括外国牧师来学校礼堂布道。记得有一个美国牧师讲道时曾用“嘀嘀嗒,嘀嘀嗒……”的无线电导航来比喻上帝在冥冥中指引着我们的心灵和人生途程。那次是由王心康校长亲自担任翻译。有时还集中几天时间在校外礼拜堂举行“奋兴大会”(“奋兴”两个字不知道我写对了没有,当时只闻其音未见其字),通过集中布道发展一批新教徒,接受洗礼。听讲道我是没有多大兴趣的,但是我喜欢唱诗班的赞美诗合唱。有一个大约十来个人组成的唱诗班,唱的那些赞美诗我都耳熟能详了(许多我在重庆黄桷垭做礼拜时就听过)。合唱的时候一律穿围着白领圈的黑袍,其中有一位是学校的年轻教师,叫李摩西,由于他穿那样的唱诗班衣服,所以得了个绰号叫“剃头师傅”。

我一生中除了在重庆曾受婶婶、小姑姑、冯叔叔的影响,接触过耶稣教,相信过一阵子,也许因为我太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所以长大些后和什么宗教也没结不上缘。但是我从来倾向于对世界对人生采取理想主义的、真挚的、肃穆崇敬的态度和感情,至少前半生是这样,哪怕曾被主流社会遗弃和摧残过。我不信圣经故事里的耶和华、耶稣和圣母玛利亚就像不信如来佛、观世音和太上老君一样,但是基督教音乐却能够在我内心引起震颤和共鸣。实际上这是人类自己的东西,是包括巴赫、莫扎特和舒伯特在内的欧洲古典音乐家贡献于人类心灵升华的创造。1990年我去美国科罗拉多的Boulder遇见曾在北大一年级和我同过班的陈章昭和他的太太赵燕曾(她是比我们低几届的同学,是解放前后著名科学家赵九章的女儿),他们定居在Boulder附近一个法国名称的小镇Lafayette。他们,特别是赵燕曾对耶稣教的信仰可以说虔诚至极。在那里的时候对我热情款待,离开之后曾和我保持了好几年的书信联系。很自然地离不开信仰的话题,我曾明确地告诉他们,我要信教太难了,而且我现在就是在哲学信仰上也完全在迷途中,对唯心论和唯物论都有一大堆疑问,连对曾经多年深信不疑的达尔文进化论也感觉到不少破绽了。但是我说我对基督教音乐,对赞美诗情有独钟。我去他们家的时候就一起听他们的录音带(那时在国内还很难听到)。赵燕曾也爱好音乐,共同爱好使我们更接近。当时她就选录了两盘磁带给我,后来又陆续邮寄了两次,还包括复印的歌单。这些年我们家里几乎每年圣诞夜入睡前都要放他们寄来的圣诞歌曲录音带。后来听到一些CD碟片,我还发现,在音乐中应该是最保守的基督教歌曲也在“与时俱进”。有一部分已经或多或少离开了纯古典风格,掺入了jazz甚至pop的味道,对老歌作了新的诠释。所以归根结蒂宗教神圣的东西还是人自己的东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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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言 目录
从南京到昆明(一)
从南京到昆明(二)
重庆. 北碚(一)
重庆. 北碚(二)
重庆. 北碚(三)
又回昆明(一)
又回昆明(二)
又回昆明(三)
又回昆明(四)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一)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二)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三)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四)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五)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六)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七)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八)
回乡路上(一)
回乡路上(二)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一)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二)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三)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四)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五)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六)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七)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八)
清心中学(一)
清心中学(二)
清心中学(三)
旧上海谢幕,少年时代结束(一)
旧上海谢幕,少年时代结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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