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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胡伯威

六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六)

第六章的小节目录:东熙华德路余庆里八十五号/跟祖父弄堂门口走走,拿“储备票”兜小菜场/“出有车”阶级/“光复”之初的上海印象/家常生活的变化/在上海家里怎么玩/听“无线电”/“无线电”里的广告/“娘舅”的收藏/“干妈”吕亦陶和“干爹”冯友真/塘山路小学/学校里的小小风波/和“阿德哥”打架/几个要好的朋友/朦胧暗恋和“英雄美人”梦/再忆看电影/隔壁小朋友张之范之死/忧  国/春游和大叔叔的商界应酬/上海的热天/后来当了卫生部长的陈敏章/祖父七十大寿/小“五妹”之死/抗战时期相处过的故旧来访/少年时期父母的家教 /迷上了京戏

忧国
  
六年级的时候我们的历史先生叫顾君璞,身材略矮,白净面皮(这四个字是我那时开始看的章回小说里常用的),将近四十岁了,我记得他好像还是教导主任。那时已经讲到近代史阶段,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他口才很好,讲得非常生动。外国侵略者那样的穷凶极恶欺负中国,满清政府是那样的昏庸腐败,使我们中国人只能任人宰割。这个时期我对世间真实的不平事开始知道一些,它并不像武侠故事里那么好玩。最初的想法是恨不得自己能变成“原子飞金刚”,把坏人、侵略者、贪官污吏、奸商、流氓恶霸统统消灭。那个年龄谈不上叫什么“忧国忧民”,一时激愤而已。

大概在六年级暑假,家里请了小姑姑复旦大学的两位同学来做我和仲威的家庭教师,一位叫李孃孃,一位叫江叔叔。先来的是李孃孃,脸皮微黑,穿着旧的阴丹士林布旗袍,短发梳得很像后来看到的老解放区来的女干部。她除了辅导功课以外,和我们交谈的题外话不多。后来江叔叔来接替她,江叔叔经常在讲课中间给我们讲国家大事,社会上的事。他的想法很有点特别,我们那时也知道一点社会上有很多坏事,政府里也有很多腐败荒唐的事,爸爸在家里也常常说起,但是我觉得江叔叔说起来还有他的一套道理。别的我听不大懂,但我知道他说的是这个国民党政府本来就不好,为的不是老百姓,以前没有全心全意抗战,现在只知道搜刮民财,不顾百姓的困苦。美国也不好,支持这个坏政府打共产党,共产党是要解放穷苦大众的。起先对他有些话我不完全同意,比如我说打败日本人是靠美国丢的原子弹,否则抗战还不会胜利。他说光靠轰炸没有军队在地面打仗是不行的,打败日本最后还是靠苏联出兵东北。逐渐逐渐地我觉得他的许多话像是对的,这时候种下的种子成了我解放后“进步快”的原因之一。后来小姑姑带我和仲威到复旦大学去玩的那一次,走在校园路上我看见江叔叔和李孃孃还有別的人在一起说话。我告诉小姑姑:“江叔叔他们在那里……”,小姑姑赶紧拍一下我的手,叫我:“不要去叫他們,人家有要紧事体”。后来小姑姑才告诉我,他们是共产党的人。

春游和大叔叔的商界应酬

到上海第一年大概是五月份,我们有一次快乐的郊游。是大叔叔的公司里办的,游玩地点是上海南面的佘山,那里有个天文台。去的是他们航业界的许多同仁和家属孩子,除了小汽车以外还用了好几辆“十轮卡”。住在上海的人想要看看绿树、青草、田野就要走很多路出去。市中心附近的外滩公园太小,除了能看看黄浦江,别的实在没有什么。西区有个“法国公园”(抗战后叫“中正公园”,解放后叫复兴公园)比外滩公园大些,但也平常。最大的兆丰公园(抗战后叫“中山公园”,直到现在)远在市区西部边缘了,上海人很稀奇那里有“山”,把我们这些从重庆回来的人笑坏了,原来是人工堆起来的一点不过两层楼高的土墩墩。苏州河以北就只是一个虹口公园,我看比法国公园还不如,不过那旁边有个虹口游泳池倒是我们以后最感兴趣的地方。到佘山去,一方面是参观天文台,另一个目的是去看看这座离上海最近的真正的山。我记得那时一首歌里有一句:“上海没有花,大家到龙华”,我们这回是“上海没有山,春游去佘山”。

坐在有帆布篷的卡车上,我看见前面司机台里坐着一个穿着和梳妆都很时髦的女人,她戴着一副当时流行的阔边的、镜框像蝴蝶翅膀那样两边上翘的女式墨镜。这时记不清是谁告诉我们:“她就是大叔叔的那个……”她一直也没有和我们家的人互相打招呼。婶婶那时身体还没有完全好,没有来参加这次郊游。

在车上一路看江南仲春田野景色,喝正广和汽水、可口可乐、“鲜桔水”,吃面包、蛋糕、茶叶蛋。路上还经过了有城墙城门的青浦,我们没有进城,从城边过去。到了佘山那里一看,山也不过那么大,天文台倒很有趣,但是没有人好好讲解。

大概下午三点多开车回上海,来到一座漂亮的楼前,楼上有一个大厅是他们一帮业界朋友伙同设置的一个“俱乐部”,我只模糊记得有大桌子,有不少沙发。于是大家在沙发上休息,他们从电冰箱里拿出许多大冰砖(方块冰激凌)分在碟子里端给我们。休息好了才回家。人有了钱就要娱乐享受,光是影院、剧场等觉得不够了。有钱人就要有俱乐部、还有叫沙龙之类的聚会娱乐场所。晚上或假日聚在那里喝白兰地、威斯忌、咖啡,开party,打bridge、“沙蟹”(上海话“soha”,是听他们常说起的输赢进出最快的一种扑克牌打法)。曾经看见他们带回来的一张在那个俱乐部的几个人合影,几个和大叔叔来往最频繁的朋友,有一张爸爸也在内。虽然西装革履,在那个场合却是放浪形骸,有的坐在沙发上,有的坐在地上勾肩搭背,喜笑颜开。其中有两个瘦猴形的人物,是最会嬉闹的。真名我不得而知,只知道一个叫“KK”(好像姓王),一个叫“OK”。这些人还不时到我们家来,当然其中还有几个年龄比较大一点,地位也比较高的,例如一个叫徐挹和,还有一个章靖蓭。抗战时期爸爸开始在昆明做生意时就和章靖蓭有来往,抗战结束前夕就是他来找爸爸入伙去上海创建东南公司。他大儿子章北屏回上海前暂时在广益中学就读时在我家住过一个段时间,他二儿子章北威后来在上海清心中学和我还同过班。这些人平时都温文尔雅,在我们家里摆宴请客的时候,酒一下肚就热闹喧嚣,百无禁忌了。比如有一次“OK”先生把一个女人带来了,是什么关系我现在也不太了然,看来不会是正经太太,是那时所谓“交际花”的样子。穿戴极其入时,长得也确实漂亮,不然“OK”也不会得意洋洋把她带出来展示。她的出现使席间更加活跃,他们把她叫做“O妈妈”,出典是那时候正流行一首歌:“Oh,mama!”,她又是“OK”的那个,所以这个颇有创意的称呼恰到好处。起先大家争先恐后向“O妈妈”敬酒,然后有人起哄要“O妈妈”唱歌,闹到最后越来越放肆,有人要求和“O妈妈”kiss一个,我没有看到后来到底kiss了没有。一到这种场面,妈妈和婶婶都躲得远远的,客人来了,最多打个招呼就离开,客人走了如同送走瘟神,松一口气。对大叔叔来说,这叫做“应酬”,非有不可的。

上海的热天

我觉得那两年的夏天,上海的天气比我们原来住在重庆黄桷垭还要热,家里除了人手一把扇子以外,还买了几台“华生”牌和“GE”电风扇分别放在楼下的客厅里、楼上大叔叔房里和祖父住的屋里。那阵子“无线电”里成天在做一种叫“奇异锭”的广告,我见过那是装在一个比口红管子短一些粗一些的“电木”盒里的白色半透明棒棒,擦在脸上的清凉效果和万金油差不多。苹苹那时已是个漂亮小姑娘,陈新都家的“阿杨”特别喜欢她,经常打扮她。但是苹苹夏天最爱长痱子和“热疖头”,脸上常常搽痱子粉搽得像个曹操一样。

家里不知道还从哪里弄来了一个“冰箱”。冰箱是木制的,外面涂着棕色油漆,里层是做煤炉烟囱管子那种“洋铅皮”,上下好像分三格 ,都放着“洋铅皮”的大方盘子。每天要从外面定送一大块机制冰放在最上层,下面就放需要冷藏的食品,还可以做凉粉、凉面、清凉绿豆汤。那么大一家人只靠这个冰箱还是嫌太小了,连剩饭剩菜都放不下。当时家里虽然还算富有,但是剩饭剩菜一般是不作兴倒掉的,所以热天早晨吃的泡饭(是用隔夜饭煮的)常常觉得有点馊味。那个时候家家对此都习以为常,无所谓。

后来,大叔叔又买来一个电冰箱放在楼上客厅里,按现在说叫做“单开门”的,但那样子还是很豪华,而且很厚实。里面有做冰块和冰激凌的盘子,起先试过用KLIM奶粉来做雪糕,效果不大好。后来才知道外面有卖现成的冰激凌粉,装在比一般奶粉罐头还要大的封闭罐头里,冰激凌粉里面含有鸡蛋成分。做出来味道基本上像冰激凌,但最多也不过就是“雪糕”。真正要做成冰激凌还要在冰冻过程中不断搅动,这在冰箱里做不到。

夏夜,上海一些地方开办了“空中花园”,这和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当然毫无关系,实际上就是在繁荣市区大楼房的楼顶平台上布置了盆栽的花木,设置了咖啡点心茶座,五彩灯光,歌舞说书等表演,在管弦乐队(上海俗称“洋琴鬼”)伴奏下跳交际舞。我被带去过两次,一次在静安寺路附近,一次就在离我家很近的提篮桥汇山大戏院(提篮桥有两个电影院,汇山大戏院就在百老汇大戏院斜对过,解放后改称东海电影院)楼顶,那次我和仲威被下面的电影吸引了,跑到下面去站着看,记得那是一部外国古代战争片,回忆起电影里将军士兵穿戴的盔甲,拿的武器,以及翻越雪山的情景,现在我想可能是古罗马凯撒时代在阿尔卑斯山的一场战争。

空中花园有时还举办抽奖活动,有一次家里大人去玩没有带小孩去。晚上十点过了我正等得不耐烦,爸爸妈妈回来喜形于色,原来是妈妈在那里抽到了二等奖,得到一床粉红色的英国毛毯。据说一等奖和二等奖都只有一个,一等奖是一辆英国三枪牌自行车。这床毛毯一直到妈妈去世还在。

后来当了卫生部长的陈敏章

夏天里我们最兴奋的事是学游泳,起先是爸爸或大叔叔带我和仲威去。上海那时只有三家公开营业的游泳池,最大的也就是离我家最近的虹口游泳池,其实路也不近,在虹口公园边上。那里有一个深水池,一个浅水池。池水碧蓝,有一股不大熟悉的气味,说是放了漂白粉的。我们开始当然是在浅水池里扑打,学会头闷在水里屏气,初步知道了自由式、蛙式的游法。大叔叔游得很棒,他身体好,而且是海员出身。后来我们又到更远的江湾游泳池去,那里只有深水池,但是更正规些,可以作正式比赛用。去那里的时候我们已经稍微有点基础了,是“娘舅”陈新都的两个儿子带我们去的,一同去的还有两位我们不认识的时髦女青年。陈家大儿子已经是大人了,小名叫方方。个子很高,体格健美,他游得很好。有他在我们可保无虞。他的性格好像略有点内向,不苟言笑。我听说后来他参加了空军,解放前夕到台湾去了,然后又去了美国。老二小名叫炳方(这个“炳”字是不是这个字我没有把握,也许是“秉”或其他字也未可知)。他的脸宽,个子矮,走路时屁股有点翘,戴一顶白的荷叶边遮阳帽。他爱说爱笑,很活跃。他就是“改革开放”后当了多年国家卫生部长的陈敏章。

我进中学以后配了一副近视眼镜(我的近视眼主要是经常喜欢躺在床上看武侠小说造成的),炳方哥哥也戴眼镜,有一次他问我眼镜多少度,我那时125度。他说:“现在还可以暂时不经常戴,别过(但是)勿要大意,侬迭个年纪还好好叫有窜头嘞!”。“有窜头”就是还有发展,度数还要加深。我的近视来得比较早,他这次给我的“医学指导”使我后来对眼睛比较当心,最深的时候也只达到300度多一点 ,现在年纪大反而下降到200多度,稍微近一点看电视,不戴眼镜反而比戴眼镜还清楚。

我高中到上海中学住读以后,好像再没有见到他,仿佛听说过他去读医了。直到他当了卫生部长以后才听到大叔叔和婶婶说起他的一些请况。他很早已经在医学界崭露头角,成了中南海的“太医”(经常给中央首长看病的)。改革开放实行“干部专业化”的方针以后,他由副部长而部长。而且那时几乎是全国在电视屏幕上出镜最频繁的一个部长,他的脸相要仔细看还是那个炳方,但乍一看我几乎认不出来了。因为他以前脸宽,体态也宽 ,老了和我一样也瘦得变了相。我想他之所以经常在媒体上露面可能因为他是中国部长“知识化、专业化”的一个最早的典型。他到这个位置主要来之于医学和医术上的成就,他从小就比较活跃外向,这一点也可能适合于做领导工作。但据我听到的一点琐事,说明这个人本质上始终是一个勤勤恳恳的科技人。他父亲陈新都虽然中年时期就患高血压,可是竟然活到九十八岁。记得他们好像是在解放前夕就搬了家,在靠近苏州河的地方租了一套公寓房子住着。我还跟大人一起去吃了一顿中饭,下午大人在谈话,我们从那里到卡尔登去看了一场美国电影,是一对音乐情侣的故事,具体情节记不清了,只记得涉及那个时代经典音乐和新崛起的爵士乐的冲突。后来陈新都也许又搬了家,但一直住在上海。陈敏章当了部长以后实在是忙,好几次因公到上海都只能和他父亲通一个电话,“三过家门而不入”。担任部长后按规定他可以居住单独一座部长楼(据说是九间的楼房),但是他不要(至少是我听婶婶说话前那段时间还没有要),还是住在原来的公共楼房里,原因是两口子一天到晚都忙在外面,房子大了没有用,也顾不过来。有一次他父亲去北京时到他家去看了,里面乱七八糟,脏衣服臭袜子到处扔着。老头子一辈子是很讲究生活质量的人,看到儿子这个样子,叹息不已。走时丢给他一句话:“侬迭个卫生部长实在勿卫生!”。前几年惊悉陈敏章英年早逝,我想以他父亲家族(包括我婶婶)的遗传因子应该有长寿的可能,但事实会是这样!看起来与他这样过日子的方式也不是没有关系。

祖父七十大寿

家里一件最热闹的事,大概是在1947年秋祖父的七十大寿,那次真是“大动干戈”。楼下客堂里摆起寿堂,挂满了各方亲友送的寿幛,花篮一直摆到小天井。供桌上大小三对铜、锡蜡烛台事先都擦得闪光锃亮,最大的一对花蜡烛上有盘龙。几个大盘子如山般堆着寿糕(将粗米粉填在一个个模子里蒸出来的有甜馅的糕,叫做“定胜糕”)、寿桃(宁波人做的糯米粉糰子)、各色水果。挂的摆的各种五彩装饰,事后我们拆下来的彩色小玻璃珠、玻璃管就够玩的。还请来一班和尚念经;一班道士做道场。还有一班奏乐的“小堂命”(后面两个字我是记的音,是不是这两个字“吃勿准”)。大天井顶头搭了一个台,做“堂会”。请来说书的、唱评弹的、演滑稽的,还有演杂技的,其中两个姑娘的凤凰铃扯得非常精彩。当然都不是那些上海滩上有名气的班子。

生日那天,祖父穿起了黑缎子马褂,接受全家人轮流的磕头拜寿和亲戚朋友的鞠躬行礼。本来还不知道,事隔几十年后才听说,那天大叔叔的新夫人要趁拜寿的时机和公公见第一次面。但是婶婶一直到老对“那边的”这件事耿耿于怀,绝无通融余地。所以“那边”当然不可能过来,只好由祖父亲自瞒着婶婶过去一次,接受了磕头,赐了见面礼。这就算表示了接纳。

这样的“盛举”要花多少钱我当然无从估计,不过数额不菲是可想而知的。一家人为此也忙得个焦头烂额,换来的就只是个热闹。我那时毕竟长大一些了,对这些热闹场面也没有太多的兴奋,堂会上的表演在我看来不如听听无线电,不如到国光花点小钱买张票看一场三轮电影。我唯一感到新鲜的是和尚念经和道士做道场。念经乍听去很难听,但是仔细品一品那嘶哑的众声合一,伴随着笃笃的木鱼声、叮叮的磬铃声也是别有风味。那道士像煞有介事地摇铃焚纸,念念有词,一切都可笑而有趣。

住在83号的那个张家才是一个殷实大户,土头土脑的财主。像我家庆祝祖父七十大寿那样的俗套“盛事”,那只是出于儿子们体恤古稀老人心思的孝心,终身唯一不再。而我记得在那个张家这种大操大办挥金如土的事好像屡见不鲜。

小“五妹”之死

我的小妹妹在大家庭这一代女孩中排行第五,因此大家都叫她五妹或“小五”。可叹的是还没有来得及给她取个名字,小五就匆匆离开我们了。生在重庆时还在襁褓里她就患了一场肺炎,险些送命,是那位姓周的女医生把她救活了。来到上海大约一年她渐渐懂事了,是个小精灵。她和田田的个性差别很大,田田小时候有点傻乎乎的,没有心思。刚从昆明到重庆的时候妈妈拆了自己的一件金绒旗袍,给她做了一件漂亮的小丝棉袍。她穿到身上很是得意,挺着小肚子走到这个跟前、那个跟前去炫耀,小嘴里还不断嘟哝着:“年(她还咬不请“棉”字)袍子,年袍子”,憨态可掬。因为她憨,我和仲威常喜欢逗她玩。有一次我们三个躺在爸爸妈妈的大床上闹。我们封田田为军长,我们两个是营长(那个时候刚到重庆,我们还没有玩过海陆空军棋,对“军长”、“营长”还没有玩过棋以后知道得那么多,大概还以为是“金长”和“银长”),在她左右“拍她的马屁”。嘻嘻哈哈闹了好久,田田突然大叫:“妈妈,我要屙尿(南方话这个“尿”字读“sui”)!”,我们大笑:“不得了,军长要屙尿了!”。还有一次是谁惹了她以后,她握着两个胖胖的小拳头,胳膊伸得笔直,眼睛横着,摇摇摆摆走着,鼻子里一直:“哼!,哼!,哼!”的,那样子叫人忍俊不禁。到上海以后她还是有点憨里憨气的。小五刚会说话大概还不到两岁的时候就有点能说会道,反应很灵光,大人们都说她小精灵。我还说将来大了可能田田的毛线衣还得叫小五来替她织。当然后来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我离开家以后田田是爸爸妈妈身边最大的孩子,再由于那时家境变化等种种原因,田田从十几岁起就要帮着妈妈做不少事。中专毕业参加工作以后,逐渐地里里外外一把手,一生在操劳忙碌中过日子。那就不仅是会织毛线衣,裁缝活也会了不少。但归根结底她做人还是“憨”,耿直有过而丝毫不善机巧,脾气还执拗,做了一辈子吃力不讨好的“老黄牛”。

至于小五,更不可能替她姐姐织毛线衣了。1947年冬天大概只有两岁多的时候,她又患上了肺炎,高烧不止,只好住院。我记得上海当时最好最贵的一家医院在很远的西区,叫宏仁医院(好像是解放后的第六医院)。大概先在那里住了几天,没有见好,也许因为开支太大,时间长了支付不起,转到也是在西区的“中西疗养院”。转到那里以后我还去过一次,我想那是因为看到希望可能不大了,妈妈特意让我再去看看小妹妹。那是很漂亮的一家医院,小五睡在小床上,脸上紫红,不会睁眼说话了。大约只过了一两天,我中午从学校回来,看见妈妈和婶婶都在家里的“天桥”上,坐在一张桌子边缝小棉袄、小棉裤。我问妈妈这是做什么,妈妈咬着嘴唇红着眼睛说不出话。婶婶轻轻的告诉我:“小五走了!”我听明白了,走进房间里面大哭起来。她走得那么早,还从来没有和哥哥姐姐一起出家门去玩过。她在世时我记得我经常为她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冲克宁奶粉。奶粉在杯子里冲了水以后,用一个带把的多孔圆盘上上下下不断搅动,使得里面看不到一点疙瘩为止。我有耐心,所以这件事常常是我的。

那些日子妈妈非常伤心,有一天我和田田不知为了什么吵闹起来,妈妈哽咽着说:“现在就剩下你们两个了,还要这样?”我听了很难过,从那时起我变得懂事了一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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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言 目录
从南京到昆明(一)
从南京到昆明(二)
重庆. 北碚(一)
重庆. 北碚(二)
重庆. 北碚(三)
又回昆明(一)
又回昆明(二)
又回昆明(三)
又回昆明(四)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一)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二)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三)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四)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五)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六)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七)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八)
回乡路上(一)
回乡路上(二)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一)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二)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三)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四)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五)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六)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七)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八)
清心中学(一)
清心中学(二)
清心中学(三)
旧上海谢幕,少年时代结束(一)
旧上海谢幕,少年时代结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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