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伯威

六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五）

第六章的小节目录：东熙华德路余庆里八十五号/跟祖父弄堂门口走走，拿“储备票”兜小菜场/“出有车”阶级/“光复”之初的上海印象/家常生活的变化/在上海家里怎么玩/听“无线电”/“无线电”里的广告/“娘舅”的收藏/“干妈”吕亦陶和“干爹”冯友真/塘山路小学/学校里的小小风波/和“阿德哥”打架/几个要好的朋友/朦胧暗恋和“英雄美人”梦/再忆看电影/隔壁小朋友张之范之死/忧  国/春游和大叔叔的商界应酬/上海的热天/后来当了卫生部长的陈敏章/祖父七十大寿/小“五妹”之死/抗战时期相处过的故旧来访/少年时期父母的家教 /迷上了京戏

学校里的小小风波

第二学期我们班换了一位级任先生，是个女的，叫王瑾。她有一张略显丰满的圆脸庞，但看上去很漂亮、妩媚，现在回想起来她的身材也是苗条而丰腴的。要加重这一点就是因为她曾为此惹出些事来。她在我们班主要教英文，记不清附带还教一节什么课。她无论上课或者作为级任老师对学生的管理训导工作都是很认真的，只是听到有同学说，曾经看见一家照相馆橱窗里展出了她的一张彩色放大照片。

有一天早晨刚去到学校就听到一片吵吵嚷嚷，出了什么事了？原来都在传说我们的校长周启贤（这三个字不一定准）昨天晚上对王瑾先生做了很卑鄙的事。周校长我们经常在礼堂或操场的讲台上见到的，他戴着一副黑色（也可能是深咖啡色）框眼镜，穿一件深灰色昵大衣，留着点小胡须，倒也堂堂一表。在讲台上他经常讲些什么我不记得了，但那时我知道他讲的都是教训我们做好人的话，他怎么会有这个事呢？一些同学在议论的同时嘴里反复嚷着：“dau来啦，dau来啦，五百洋钿dau来啦！”。上海，至少是我们住的这一带，宁波人非常多。宁波话“拿来”就说“dau来”，江浙一带说的“洋钿”就是洋钱。早先的中国钱就是方孔小铜钱，在满清末期已经有了新币，大约老秤七钱多的银币。首先可能是洋人铸的（也许是墨西哥），上面的浮雕是一只展翅老鹰，所以后来在做银元买卖时，这一种银元就叫“鹰洋”，此外也许受满清政府委托铸了一种雕龙的银元就叫“龙洋”。民国时期铸的银元还是和这一般大小，孙中山当政时铸的有孙中山头像，头的比例较小，银元贩子称之为“小头”，袁世凯时期铸有袁世凯头像的就叫“大头”。法币（纸币）最先是和银元等值的，可能就因为它肇始于洋人铸的“鹰洋”，于是法币一元也叫“一块洋钱”，上海人叫“一只羊”，后来再怎么贬值也不影响它的称呼。所以这里说的“五百洋钿”就是五百元法币，是那时我们交的学费数目。这样嚷嚷的意思就是说校长出了这种事这学校办不下去了，把学费退给我们吧。显然大多数学生是跟着瞎起哄好玩的。闹得这一上午许多班上都没有上课。我们班是首当其冲的，因为当事人是我们的级任老师。大概是第二天王先生还是来上课了，她对全班同学详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周如何对她早有挑逗；如何在那天把她诓到家里；引诱不成又企图威胁强迫，最后王先生没有就范。周校长从此没有再露面了，不久便调走了。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就在那几天我们的音乐老师（他很年轻，记不得姓什么，是个广东人）突然来了创作灵感。他根据同学们嚷的：“dau来啦，dau来啦……”谱写了一首歌曲，马上油印了发给我们学唱。他说他的用意是要制止这种胡闹的气氛，把大家的情绪引导到正路上去。所以他配的歌词是：“胜利啦，胜利啦！（指抗战胜利）……”。至于歌谱他略为加工就行了，因为正如“无线电”里演的一个滑稽段子调侃的那样，宁波话几乎都是由：“do ，re，mi，fa，so，la，shi（我们中国人常常把第七音ti唱成shi也就是汉语拼音的xi）”组成的。这位老师的创作印证了果真如此。

和“阿德哥”打架

我们班还有一个叫做“大王四股党”的小团伙。这几个字用上海话说起来和当时广告做得很热闹的纸卷包装的“大王水果糖”基本上谐音，为首的叫石善德，还有一个高个子的副手叫赵德康，另外两个是谁，我也不大清楚，实际上还有几个或多或少附和追随他们的人。他们也还够不上是“小流氓”，只是不把读书放在心上，许多时间在外面玩，在学校里在班上“充狠”。对我们这些年纪小些的规矩学生他们倒也不来惹，但是总和个别“仇家”过不去。有一个叫钱什么的，名字忘了，只记得这个人被他们叫做“三点红”。到底为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大概在他们看来这个人表现“勿乐开”，他们总是百般设法凌辱他，不放过他，不只在学校里，而且打架还打到校外。

这些人没有惹过我，倒是我们的级长（相当于现在学校里的班长）冯起德有一段时间很和我过不去。他也是个宁波人，功课还算比较好，所以当了级长。但是身为级长，他却和“四股党”这些人比较套近，好像还有点狐假虎威。我发现江南沿海一带对人昵称喜欢叫阿什么阿什么的，好像宁波人这样叫的更普遍，而且叫“阿德”的特别多。就像我前面说把江北人叫“小三子”一样，叫起“阿德哥”就会想到宁波人，而且往往感觉有点江湖气味。冯起德名字里有个“德”字，班上许多人就叫他“阿德哥”。他和我怎么作起对来的，我已记不清了，总之最后终于激化到拳脚相见了。有一天他们叫我下课不要走。我打过架，但是没有遇到过这种约好的打斗，心里没底，很有些紧张，最后一节课也没有心思听。上午最后一节下课后我们就在讲台上对峙起来了。边上有他几个助威的，还有围着看热闹的。好在他这些助威的都还讲“江湖规矩”，坚持一对一，旁人不插手。这样我就不怕了，冯起德比我大，但是长得并不比我高。那时在学校里比斗，不大行拳打脚踢，主要是像摔跤一样最后把对方按在地下翻不过来就赢了。我们相持时间不短，那些来给他助威的，后来变得“敌我不分”了，看见我占优势的时候也叫起好来了（大概是因为我比他小）。最后是冯起德“吃瘪”了，但是我这个“胜利者”因为迟回家，交待不过妈妈的追问，哭起来，承认：“我和级长打架了”。我的优点是从来不作兴说谎话。

几个要好的朋友

和我同座的两个同学，左边一个叫杨昌业，冬瓜形的大头上长过癞痢，所以剪成平顶式的头发显得很稀疏，他的性格比较沉稳。右边一个叫沈鸿祥，尖下巴，高颧骨，暴出一口黄牙，而且有点口臭，说起话来唾沫星四溅。他手背上特别是指根部长了不少癞疥疮，同学给他取个很难听的绰号叫：“la ga bo”（这是上海话的“癞蛤瘼”，而“癞疥”二字的上海音就是“la ga”，所以就把癞疥疮和癞蛤瘼联系起来了），他的性格喜说好动。他们都出身在穷困家庭，虽然我对沈鸿祥的唾沫星和据说会传染的疥疮有点戒备，但这两个人都很朴实热心，我们相处得不错。我是到了上海才开口学上海话的，所以初进学校时还说得不地道，他们不时给我提醒纠正，一两个月之后我就能操地道的上海话了。隔几个座位，还有一个男生，叫邬精石，他能以很简练的笔法画出“小书”上的各种武侠形象，姿态很生动。我很佩服他，也学着画，但是我怎么也画不出他那种简练而生动的风格。

后来我结交了两个好朋友。一个叫吴志高，他比我大一点，但是比我矮一点，剪平顶头，说话时总喜欢睁圆了眼睛直视着对方，对人很朴实真挚，学习很努力。后来知道他家里是山东人。有一个姐姐做工。我去他家里玩过一次，就在塘山路往苏州河方向走不到一里路，家里平房陋室显得清贫。他姐姐二十岁左右，倒是长得很俊秀，知道我们是吴志高的好朋友，所以对我们很热情。因为那次在他家里没有见到别人，所以只记得他这个姐姐。还有一个叫江祖尧，就住在高阳路上，从我家去学校走到半路的地方。他的哥哥江祖培也在我们同班，个子长的比较高，很有点调皮好动。江祖尧则长得瘦小，性格反而比他哥哥显得稳重。他家里房子比较大，楼上楼下都是他家的，听说他父亲是警察局的什么官。我们常常到他家里去打乒乓球，我们还常常互相借书看，一起在地摊上买桑叶，养“蚕宝宝”，总之都是些“好孩子”的玩法。他们也好几次到我家去玩，爸爸妈妈也喜欢我交这样的朋友。直到我进了清心中学以后，互相还有一两回来往。但是清心中学在南市，太远了，我又是住读，见面机会就少了。江祖尧进了麦伦中学，在虹口区算比较好的学校，解放后改称“继光中学”（纪念战斗英雄黄继光），我弟弟季威后来也是上的那个学校。吴志高因为家境贫寒没有升学，后来没有听见消息，会不会进了什么职业学校，或者像他姐姐一样直接去做工了。

朦胧暗恋和“英雄美人”梦

班上女生大概有十几个，高年级男女生之间已经不是那么“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了。男生一般是不和女生单独说话交往的，一伙一伙地起哄调侃倒是有的。有一个叫胡泰利的男生例外，他喜欢和女生说话和玩笑，于是就有些同学给他取个外号叫“色迷迷”。这些女生中有一个令我心仪的叫蔡曼丽，我觉得至少在这个班上她是姿容出众的，记得她在冬春时节总穿一件像电影上外国女孩那样的花呢短大衣，仪态雍容。她的妹妹叫蔡瑛丽，也是同班，个子比她略高，但容貌平常。听说她们家里就是在提篮桥开“中西大药房”的，那是一家比较大的药房。我看到蔡曼丽时，目光总忍不住要停驻一下，此时如果与她的目光相遇，我就怦然心跳。但是两年中我没有叫过她一声，她也没有叫过我一声，也许这是因为我的座位和她的座位总是离得比较远。唯一的交往是在幻想中，有时我幻想我们是一对男侠、女侠，我有一口“龙泉宝剑”，她使一口“凤”什么宝剑，我们的武艺不相上下，终于比武成亲，威镇群雄。有时候我又幻想自己驰骋在一匹骏马上，戴着一顶被打出几个枪洞的cow boy的阔边毡帽，系一条cow boy的绸领巾，衬衫上套一件敞开的小马甲（背心）。手执双抢，撕破了的衬衫袖子迎风飘荡更显得潇洒。蔡曼丽正被一伙坏人围困着，我疾驰过去，双枪齐发，立即就撂倒了几个。说时迟那时快，马已经跑到蔡曼丽跟前，我一弯腰就顺手把她搂上马来。回头又开枪撂倒两个追上来的坏蛋……。当然这都是从电影上看来的。小时候曾经住在上海提篮桥并且在塘山路小学读书的蔡曼丽老太太，如今可还健在？不知她还记不记得那个坐在前排的叫胡伯威的男生。如果真有那么巧看到了这段文字，当心不要把牙齿笑掉！

比这更早的是儿童时代头一个产生“感觉”的重庆南山小学的董保智，最近竟奇迹般地“重逢”（虽然还没有当面见）。也说不定有生之年又遇上奇迹，能和少年时代塘山小学的“梦中情人”蔡曼丽晚年际会。

再忆看电影

大概是1946年的时候，东长治路商丘路口“转弯角子”上开了一家“国光大戏院”，不多时再往西走一段路的中虹桥附近又开了一家“华德大戏院”，实际上这是两家三轮电影院。上海电影院那时分“头轮”、“二轮”、“三轮”。大光明、美琪、大华、国泰、皇后、巴黎这些是头轮；大上海、沪光、卡尔登、光陆、百老汇、金城、金都这些大概算二轮了，此外散处各区、街的一些小电影院只能算三轮。新来的好莱坞大片或特别走红的国产新片首先在头轮影院开映，热过很长时间之后才由二轮而三轮。但是也有一些头轮电影院看不上的不太卖座的片子，也可能一开始就在三轮影院推出了。有的片子正好是大人不屑看，小孩特别喜欢的。国光开张伊始，相继放映了两部美国片子，一部叫《外国血滴子》，一部叫《原子飞金刚》。从翻译的片名上看显然太缺“文化品位”。“血滴子”是“小书”里面暴君雍正皇帝大内豢养的一批鹰犬，他们经常在月黑风高时穿着夜行衣飞檐走壁，在王公百官（特别是雍正的政敌）府邸屋顶上监视、监听、行刺，为雍正剪除异己。他们除了带刀以外还有一种厉害的暗器，那就是随绳索抛出一个斗大的黑布套子，能够百发百中地套到他们要杀的人的头上，随后将绳索一拉，布袋口周围的几把小刀向内收紧就把人头割下，同时顺势就把布袋包着的头拽回到手。《外国血滴子》里面的主角打入“坏人”中间见机行事，每当要行动的时候就套上一个黑面罩出现，这个面罩既可掩盖身份还有防弹作用，它的样子很像“血滴子”杀人用的黑布头套，所以这部电影就译为《外国血滴子》。

《原子飞金刚》里面的主角也是一个外国侠客，本人很英俊，但是长得并不高大。他遇到一个神仙愿意做他的保护神，每当他和坏人战斗，处境危难的时候，只要念一声：“sesame！”，顿时轰然一声冒起烟雾，烟雾散时他已经变成一个特别魁梧健壮，身穿闪亮的紧身衣，戴着飘洒的披肩的“金刚”了。“金刚”当然是刀枪不入的，敌人的枪弹打在他身上纹丝不动。他还可以在天上飞，以便追击敌人，紧急搭救美人。为什么要加上“原子”两个字，叫“原子飞金刚”呢？这又是上海人的“噱头”。因为那时震惊世界的原子弹刚刚在广岛投下一年多，人们谈原子而色变。所以光是“飞金刚”不够轰动，要叫“原子飞金刚”。不久之后圆珠笔发明上市，可以不吸墨水写很久很久。这样稀奇的东西当然也要取一个非同凡响的名字，那几年就叫“原子笔”。后来“正名”为圆珠笔，两者倒是谐音。

在国光大戏院我们还看过一些国产古装片，例如《武松和潘金莲》，金焰演武松，顾兰君演潘金莲，刘琼演西门庆。还有《精忠报国》，刘琼演岳飞。还看了麒麟童的京戏影片《斩经堂》。可惜的是，不少天天在报纸上登了大海报的“头轮”大片，例如泰罗保华的《罗宾汉之子》、埃洛弗林的打斗片《单刀赴会》、好莱坞恐怖片《杯弓蛇影》，还有欧阳沙菲的《天字第一号》、石挥和李丽华的《假凤虚凰》等等在报纸上都作了很长时间的特大广告，但我们都只有对着报纸“望梅止渴”。

爸爸妈妈有时带我到他们最喜欢的大华电影院（解放后改称新华电影院）去。这家电影院在静安寺路，不算很大，但是品位高雅，专门放映外国文艺片。我在那里看过的有一部片子那时译名《小宁馨》，是讲述一对年轻父母和他们非常可爱的，但最后悲惨死去的女儿的故事。去年我在电视上的经典影片回顾节目中还看过一次，但因为是中途开始看的，所以不知道现在用的译名是什么。还有一部片子看的时候曾很感动，现在只记得是一位漂亮潇洒的音乐家和他的女学生之间的爱情悲剧。引起我流泪的镜头是音乐家投河自杀以后，每当他的爱人（那时说“爱人”是指恋人，解放后说“爱人”是指配偶）、女学生奏起一首他们在一起最喜欢和动情的曲子时，河面上就会出现音乐家随着波光闪动的影子。演男主角的可能是平?克劳斯贝。后来我想这影片很可能讲的是舒曼和他的音乐小师妹（实际上他也可以说是她的老师）和恋人克拉拉的故事，那河就是莱茵河；那首曲子就是《春之声》。在舒曼死后，比他小23岁的勃拉姆茨还徒然爱上了比自己大14岁的克拉拉，无果而终。我记得在大华还看过贾莱?古柏的片子，虽然是西部牛仔片，但大影星贾莱?古柏却是经典的。

隔壁小朋友张之范之死

79号张家兄弟里和我同岁的张之范和我同班，早晨我们常常一起去上学。有一天我生病了，托他上学时替我请假，第二天我去上学有人告诉我说：“张之范在触侬咯蹩脚”（“触蹩脚”就是背后说坏话）。原来那天同学们问他：“胡伯威今朝哪能唔没来？”他回答说：“生磅”，“生磅”就是“生病”，是一个诙谐打趣的变音词。上海人把瓦罐子叫“磅”我不敢肯定是不是这样写法，姑且用之。“病”和“瓶”上海话读音一样，而“瓶”和“磅”在一起就是“瓶瓶罐罐”，还有放鞭炮的“乒”和“乓”两个声音在上海话里也与“瓶”、“磅”一样。所以开玩笑就故意不说“生病”，说“生磅”。关键是同学问：“啥咯磅？”，答曰：“相思磅”，这就是“触蹩脚”了，当然也是一句玩笑话。所以我听到他们取笑我害相思病时只不过笑着说了个：“ce na！”（上海人最简洁而亲匿的骂人脏话）。

实在意料不到的是不久之后张之范突然得了恶病，说是脑子里长了个东西。那时候好像在翻译词汇里还没有“癌”这个说法，实际上长的就是这个。张伯伯和张伯母急得要命，还有她的阿娘（宁波人对祖母的称呼）都在想尽办法给他到处去诊治。那次我们第一次听说镭锭放射治疗，拖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期间我们去看过他，那次他躺在床上用他那尖细声音和我们说起话来还很有精神。但是最后终于突然恶化去世了。他阿娘家里很有钱，才能为他医治这么久，据张伯母说，为治病花去的钱足够用金子铸一个孩子了。这话也许有所夸张，不过那时镭锭放射治疗在世界上还是新事物，价格之昂贵当是可想而知。即便像我们这样的“小康之家”，也是决计承受不起的。张伯伯好像不过是一个什么海运公司的普通职工，他们的宁波“阿娘”我不知道是什么背景，哪来那么多钱。不过那时在上海确有一些“殷实大户”，他们看上去也许土头土脑，没有一点传统书香气，更没有欧美化教育染上的“洋气”，家里一切生活方式都是很“旧式”而粗俗的。但是他们的家底比之我们这样的家庭着实要雄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