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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胡伯威

六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四)

第六章的小节目录:东熙华德路余庆里八十五号/跟祖父弄堂门口走走,拿“储备票”兜小菜场/“出有车”阶级/“光复”之初的上海印象/家常生活的变化/在上海家里怎么玩/听“无线电”/“无线电”里的广告/“娘舅”的收藏/“干妈”吕亦陶和“干爹”冯友真/塘山路小学/学校里的小小风波/和“阿德哥”打架/几个要好的朋友/朦胧暗恋和“英雄美人”梦/再忆看电影/隔壁小朋友张之范之死/忧  国/春游和大叔叔的商界应酬/上海的热天/后来当了卫生部长的陈敏章/祖父七十大寿/小“五妹”之死/抗战时期相处过的故旧来访/少年时期父母的家教 /迷上了京戏

“娘舅”的收藏

在三个单元两排楼房中间的“中天井”还连在一起没有隔开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到79号去玩,除了张家以外还有仲威的“娘舅”陈新都家的收藏极大地吸引了我的兴趣。他有几大本邮票簿,看了他这个,以前我在重庆黄桷桠和雷德成、陈令他们一起收集的那点邮票简直不值一提了。更精彩的是他收藏的古钱币。别人根本看不出他房里的油漆地板上有一块地方是活动的,而且有“机关”,打开后里面有做得好好的一个小地柜。放着一个小箱子(我记不清是木的还是牛皮的)。他小心翼翼把箱子打开,这一下叫我们大开眼界了。以前我只见过铜板和有方孔的铜钱,他这里有从上古时代到满清、民国的各种各样的货币。最大的铜钱直径有两寸出头,最小的放在桌子上要用指甲才挑得起来。还有许多奇形怪状的东西,那是钱的“老祖宗”。最多的有两种,一种是刀状的,一种有点像后来在物理实验室里看到的音叉,也就是早先在壹圆的法币上印着的那种东西。我们是婶婶带着才到他那里去玩的,因为他是和一个姓杨的小老婆(我们家里叫她“阿杨”,口音听得出是苏北人)住在这里,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都住在原配妻子(苏州人)那里。

“干妈”吕亦陶和“干爹”冯友真

妈妈在上海没有亲戚,只有她在中央大学时最要好的一个同学也就是我的“干妈”(上海话叫“过房娘”)吕亦陶住在上海。她是四川人,比妈妈大几岁,两个人在学校里的时候就形影不离,妈妈说她俩的毕业论文都是在一起做的,后来又曾一同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在妈妈的照相簿上,干妈和她孩子的照片贴了一页,并在页底题字:“挚友亦陶”。大概在我一岁左右的时候妈妈从南京回昆明探亲扫墓,那时这样的远途旅行是件大事,需要不少时间,于是就把我寄养在吕亦陶家里。这样她就成了我的干妈,她的先生冯友真我就叫做“干爹”。抗战开始后他们没有到大后方去,冯友真做谍报工作,除上海以外听说有一个时期在屯溪(今黄山市),不知那时干妈是不是一直跟随他在一起。我们在重庆的时候妈妈做梦也常常梦到吕亦陶,有一次醒来她很伤心,说梦里看见亦陶在前面,可是怎么喊也喊不应,哭醒了。足见她们以前感情之笃。抗战后他们家住在大西路(不知道后来改叫什么路了),在前法租界上层人物的西式住宅区,一套花园洋房。那地方离我们家很远,有时我们坐自己的三轮车去,有时冯友真派他的小汽车来接送。冯友真那时任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后来我从美国华裔共和党资深参议院陈香梅(抗战时期美国援华“飞虎队”创建人陈纳德将军的妻子)的自传中得知她当时就在冯友真手下(中央社上海分社)当记者。还曾为了援救一个被关押的共产党女记者去找了冯友真,冯把她保释出来了。

这位女记者姓麦,看了陈香梅的这段记载以后,我心里起了一个疑团。1956年深秋,有两位团中央报刊系统的记者(编辑)到北大学生宿舍来找我(我后来发表两篇“右派”文章就是他们奉领导旨意来鼓动的,至少他们起了导火线作用),其中一位女的叫麦梅,是青年出版社的。按当时年龄推测,和陈香梅说的那位麦女士(陈的书里只说了她姓麦,没有说她叫什么)似相符。50年代中国女记者、女编辑还不太多,“麦”这个姓又不大普遍,所以我想此“麦”即彼“麦”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干妈开办了一个“四川商务公司”,主要经营四川传统特产(如猪鬃)的出口。她可能比爸爸还稍大一点,个子比妈妈高一点,高雅的中年打扮,脸庞和体型略显富态,但脸上骨相棱角分明,眼神里流露出智睿、精明和洒脱。她的确很能干,也很有魄力,大叔叔的一些商界朋友和她打过交道,听说事后都感叹:“在这位女士面前我们岂得不拜倒在旗袍之下?”

他们家三个孩子都是女儿。两个比我大的都在美国加州读书,只剩一个最小的在跟前,小名“宝贝”,和田田差不多大,白白胖胖,头很大。后来我进中学的时候,恰逢干妈的一位美国神父朋友来华,她告诉我们她已经和那位神父打了招呼,等我初中毕业也送我到美国去升学。

此外就是冯友真的母亲,我们叫她“阿婆”的,也和他们住在一起。大概是一次过年的时候乾妈给了我一个金元宝,比一个锅贴饺子小一点。当然是妈妈给我收藏起来了。送给田田很大一本美国彩色画册,用很厚很精致的纸印的,里面有七八个将近一英尺高的没有穿衣服(只穿内衣)的漂亮女孩,每个都有名字(Mary 、Alice等等),后面则有许多套各式各样的漂亮衣服。把这些人和衣服都剪下来,就可以随你的意给他们穿着打扮。田田还小,是我替她剪的。女孩都很漂亮,每个长相各有特点,我最喜欢那个黑短头发的Alice。

但是我当时正热衷于另外一种剪纸玩意儿,就是马路摊子上买来的会活动的京戏人物,当然也是彩色的。头、身体、和双臂分开剪下来,然后按它的方法装起来,把其中一根纸条(那纸比较硬)一扯一扯,头和手都会动。但我觉得这样活动毫无意思,动到位置不合适的时候很难看。我喜欢的是京戏人物、戏装、旗靠、刀枪本身。所以我的玩法是把它们拚接到最佳位置,用胶水粘定。制作好许多人物之后,我就来导演种种剧情。当然这时候他们原来的身份(关公、周瑜、吕布、赵云、夏侯渊、岳飞、张宪、林冲、卢俊义等等)都由我根据剧情需要随意改变了。

冯友真是个大忙人,他外出的时间多,和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间少。印象只是不胖不瘦,皮肤白皙,留着两撇浓黑的唇髭,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浅色的成套西装的内内外外都很讲究。他的轿车漂亮豪华,司机是个彪形大汉,可能兼做保镖。有一次送我们回去,车子开到南京路和静安寺路连接处的时候,有一辆三轮车横过汽车前面,司机只好急刹车。那司机立刻下车抓住三轮车夫就是狠狠“一记头塌”(这个上海话词汇的意思就是在后脑勺上搧一巴掌),我坐在车里很不安,觉得这太霸道了。

塘山路小学

1946年春季班开学,我进了塘山路小学,第一学期仲威大概没有进这个学校,大概他和苹苹、田田曾经一起在另一个学校读书。婶婶有一个侄女叫“三星”(我因为在这方面不求甚解,所以到现在为止不敢肯定是不是这两个字),她是个孤儿,曾经当过嬷嬷(天主教修女)三十多岁还没有结婚,我们叫她“三姊”。她有一个时期带着仲威、苹苹、田田一起在一个天主教会办的善道小学住读,所以我想那时她自己大概是在那里当教师。她曾经在一个假期里给我们当过家庭教师。后来又曾经由她的一位和她年龄差不多的教友代替,来上课时还带了一本书,讲的是圣经里面的故事,还附有插图(耶稣教圣经是没有插图的)。我们只当听着好玩,记得其中《旧约》部分和耶稣教差不多。两个教派的经典究竟有什么异同,我后来再没有去关心过,直到现在也不清楚。只知道耶稣教反对崇拜偶像,圣经里没有插图也与此有关。后来我进中学前后他们三个也都先后转到塘山路小学走读了。

塘山路小学在抗战前叫做工部局小学,工部局是租界外国当局的管理机构,这个学校底子比较雄厚,设备好。日本人占领的时候可能做过兵营。从我家走到高阳路,沿高阳路朝北走到第一条和东长治路平行的塘山路转弯角子上就是这个学校了,所以大约只要走十分钟。记不清楚是解放前还是解放以后改称“十八区中心小学”;后来又改称“虹口区第五中心小学”。我们几个都从这个小学毕业,后来田田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在大连路小学当了几年教师,后被调到“五中心”这个重点学校,也就是她自己的母校。在这里当上了上海市劳动模范,直到1987年因为劳累过度而得心肌病去世,年仅46岁。

张之范也和我一起进了这个学校,而且得了一个我前面说过的绰号。他的书包是一个长约一尺半的小皮箱,很漂亮的。是那个时代外国小学生流行的书包,上海有钱人家的孩子也用这样的书包。拿这种小皮箱的方式有讲究,不是像拿大箱子那样拎着,而是把手掌穿进拎环里面,手指搭在小箱盖边沿,这样拿着轻巧而不容易晃动,我觉得这样姿势也优雅。要买个小皮箱大概不便宜,正好妈妈有一个专门放她珍贵东西的用了多年的小皮箱(我在回忆小磨滩时期的时候提到过),于是就腾出来给我做书包用。和张之范那个比起来稍显大了一点,而且像放衣服的皮箱那样,盖子有点褶皱伸缩,不是地道的书包样式,但是也将就了。

学校的主楼很大,由三排互相连通的两层楼房构成一个“E”字形,另外还有一座礼堂和一些平房。教室里的“黑板”不是黑的,也不是木头的。是淡棕色的有点像马粪纸那样的压缩材料做的,直接镶嵌在墙上。“黑板”很长,它两侧的下面都有矮壁柜,也许过去是用来放学生的一些东西的。有一次一个女同学为了敲一颗钉子,找不到榔头却在壁柜里找到一个菠萝状的手榴弹(二战期间日军和美军的手榴弹都是这种形状,不像我国的手榴弹是柱状带木把的)就敲起来了。她大概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幸亏有几个大些的男同学赶快制止了。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我记得那时有人说过这里住过日本兵。

至少在1946年整个一年,人们头脑里还铭刻着抗战时期的苦难,学校在礼堂里组织学生排演过回忆抗日的小节目。其中有一个小歌剧里面一首歌我一直觉得非常动情,也是后来长期没有再听到了的,我有时一个人自己想起来还哼哼。也是最近有一次在电视节目里面又听到它了,这才知道原来那时是借用了一首老的西洋曲调。

我们第一学期的级任先生叫邬普和,是个宁波人,有一双大眼睛,浓黑头发朝后梳,两旁有点拱起,所以看起来像有两个角,而正面顶上是一字平的。他总是穿棉袍长衫、布鞋。他又教国文,又教英文。国文书上有一课写了一个小故事,地点就是上海,有一家人,哥哥在抗战后成了囤积居奇的奸商,犯了法,几个警察来家抓人。正好在这时候当了空军军官的弟弟胜利荣归,见到这位年轻英武的长官,警察胆怯了。但是做弟弟的没有包庇亲人,只是教育哥哥“进去”后好好改正。邬先生把它改编成一个小话剧,由班上学生来演,他亲自导演。在选角色的时候他说演空军军官弟弟的要长得一表人材,而且要“派头很大”,上海人说的“派头大”一般是指潇洒、气派,也可能有另外一种意思,说这个人神气活现或者摆阔气,这就带点贬义。邬先生那时说的显然是前者。他的话刚一出口,坐在我后面的两个比我大一点的女生(一个瘦高而很活泼的,还有一个说北京话的,如今都不记得姓名了)在我背上一推,大声叫:“胡伯威!”

坦率地说,我小时候长得还算漂亮,以至在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先后被人取过几种女性的绰号,我最脸红这个,换了地方就对以前的绰号讳莫如深,但是新的绰号又会出来。现在老朽了,说这个更难堪,就让我自己知道吧。至于“派头大”可能与家里长辈特别是妈妈长期潜移默化的感染熏陶有关系。我进了初中以后,有一次小姑姑带我和仲威到她学校(复旦大学)去玩,和她的几个同学在校园散步的时候我走在前面,他们一个男同学对小姑姑说:“你这个侄子小小年纪走起路来倒是很有‘form’!”。那个时候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多看了些美国电影,而我多少有点演员天分,不管是说话、唱歌、动作身段,凡只要模仿起来自有那种味。不知不觉之间就能把自己所倾慕的电影明星的潇洒优雅姿态移植到自己身上来。比如刚到上海看了埃洛弗林的片子回家带着弟弟妹妹自导自演时就模仿过他的风度。后来看了不少美国西部cow boy片子就更不用说了,贾莱?古柏、约翰?韦恩等都是倾慕的偶像。他们从大腿弯后侧飞快拔手枪的动作、随意挥手开枪的动作、跃身上马的动作、在马上起伏晃悠的动作、灵巧的抛物接物的动作……,当然也包括走路的“form”,无处不显露出一股帅气。这个用不着专门去演习,只要凭你有那点灵气,耳目之所染,会自然而然溶化到自己身上来的。比方说下雨天打一顶布伞进门,你可以配合一个优雅身段随意把捏着伞柄的右手向外侧一挥,手脱开伞柄,伞在空中一飘,三个指头已经捏住了伞盖边沿,顺势轻放在地上。在这个动作之间你用不着停步就那么似不经意地走进去。如果这时候有一个感觉灵光的女孩子在里面看见了这个镜头心里会有那么一点震颤,会感觉得到进来的人气度不凡。所谓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也不一定是“站如松,坐如钟”,是随情景而异的。还有你在专注听一个有兴趣的演讲时或者自己在沉思时,以什么样的姿态用手撑着下巴和脸颊,手上怎么随意玩弄一只铅笔,通过凡此种种都能展示出美感,这都不必去听贵族学校礼仪课上那些规范教条,而且这本来就并不那么容易言传。全身是浑然一体的,整个发自于心、情和灵气。吾今老矣,况且骨瘦如柴,稍不注意时颈椎、背椎、腰椎都弯下来了,就像Foster的歌里唱的:“The head must bow and the back will have to bend”。而主要是平时精、气、神都懈散了,于是那“form”或者说“style”也就废然无存。不过那曾经渗入骨髓的东西总有痕迹可见,现在哪怕是穿着汗背心、旧短裤、塑料凉鞋(在武汉的夏天我不愿像有些人那样死要面子活受罪,就得这样),手里摇着的不是折扇而是大芭蕉扇走到哪里都还是有不少第一眼见到我的人论道这位老先生“十足的学者风度”或“典型的知识分子气质”,这不过是剩下的一点儒雅使然。但是有些场合会促使我自然而然地提起精神来,那“form”或“style”也就重现出来了。一个是在重要学术报告的讲坛上我会因为来了精神而自然显得风度翩翩,这与语言的感染力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是在指挥单位群众性合唱演出的时候,我虽没有经过任何的专业指点,也不可能事先设计动作,只有临场凭感觉发挥,而群众的赞誉也就在“风度”二字;专家的点评是“有招有势”。一直到我66岁那年的一次演出比赛,研究所的合唱指挥还找不到取代我的人选。再就是舞场上我会像有的人说的:“突然年轻了二十岁”。我没有刻意去学过各种舞步花样,更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训练班,只要音乐好,感觉就来了。有口皆碑的是身段优雅、动作舒展。缺点是我常常自己投入而疏于给舞伴以及时的暗示,在突然变换时会合不上步。最好是遇上真正的老手,不管你怎样她都能响应得天衣无缝。

话扯远了。邬先生给我们排演的这个短剧只是一次课外活动,没有拿去演出。记得还有一个刚从苏北来的年轻男教师,给六年级生排了一齣短剧,在小礼堂演出了。可能是他自己编的,演的是共产党占领统治的地方如何残暴,如何民不聊生。在拉开布幕之前,这位先生还站到台前来了一段激昂慷慨的朗诵,控诉共产党。这个人是什么背景我不知道,只是后来我想,他很可能原先是苏北什么财主家的人,当时内战期间解放军打进他家乡时,由于家里成了革命对象,他逃出来到上海当了塘山路小学的教员,所以他对共产党有“刻骨的阶级仇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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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言 目录
从南京到昆明(一)
从南京到昆明(二)
重庆. 北碚(一)
重庆. 北碚(二)
重庆. 北碚(三)
又回昆明(一)
又回昆明(二)
又回昆明(三)
又回昆明(四)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一)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二)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三)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四)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五)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六)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七)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八)
回乡路上(一)
回乡路上(二)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一)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二)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三)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四)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五)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六)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七)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八)
清心中学(一)
清心中学(二)
清心中学(三)
旧上海谢幕,少年时代结束(一)
旧上海谢幕,少年时代结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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