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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伯威

六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二)

第六章的小节目录:东熙华德路余庆里八十五号/跟祖父弄堂门口走走,拿“储备票”兜小菜场/“出有车”阶级/“光复”之初的上海印象/家常生活的变化/在上海家里怎么玩/听“无线电”/“无线电”里的广告/“娘舅”的收藏/“干妈”吕亦陶和“干爹”冯友真/塘山路小学/学校里的小小风波/和“阿德哥”打架/几个要好的朋友/朦胧暗恋和“英雄美人”梦/再忆看电影/隔壁小朋友张之范之死/忧  国/春游和大叔叔的商界应酬/上海的热天/后来当了卫生部长的陈敏章/祖父七十大寿/小“五妹”之死/抗战时期相处过的故旧来访/少年时期父母的家教 /迷上了京戏

“出有车”阶级

大叔叔仍活跃在航运界,和好几家公司都有关系,前后也有些变迁,这些事我一直不很了了。那时他有一辆轿车,好像是他私人的或者公司给他专用的,早晚出门回家或者其他时间要用的时候司机就把车子开到弄堂口,因为弄堂开不进来。刚开始是一辆老式样的(脱胎于早先欧洲马车的基本外形,车壳不是曲线型的)车子,司机名叫金山,和电影明星金山同名,身材瘦小,年纪有四十以上。后来换了一辆四十年代前期流行式样的宽敞轿车,造型上多了曲线,但还不属于四十年代后期时尚的“流线型”。司机也换了一个,还是姓金,不知是叫“金豹”还是“金保”,年纪轻一些,身材魁梧壮实。

爸爸在离开重庆前夕参与了一些熟人筹划在上海创办新公司。成立后叫“东南建设公司”,他的职位是经理。境况当然比大叔叔差一层,小汽车置不起,买了一辆私人三轮车。三轮车那时在上海兴起不久,我在昆明、重庆、汉口都未曾见过,看来除上海外其它地方基本上还没有。式样很明显是由黄包车(人力车)演变而来的,黄包车去掉拉杆,脚踏车去掉后轮,两者拼接起来,但是比黄包车宽敞,双人座。那时上海三轮车和黄包车并存,绝大部分是营业性的,车夫向车行租借在街上载客赚钱。比起私家三轮车来,它们制作比较粗糙,一般漆成土红色。私家三轮车则是“豪华型”的,制作精细,用材精良,造型流畅,喷漆和镀“克罗米”的部位都和小轿车一样光滑锃亮,。可折叠的车篷和刮风下雨时前面扯起的遮帘都是牛皮革的,座位是弹簧沙发,踏板周围镶铜,铺着软垫。冬天车上还备有一床毛毯,特别冷时盖在腿上。爸爸的三轮车回家时可以从石库门进来停放在前面天井里,这一点比汽车方便些。最早的那个车夫叫顾宪章,是个年轻人,操着带江北(苏北)口音的上海话。穿一件旧的花呢长大衣,戴一顶同样旧的“罗宋帽”。罗宋帽是当时至少在上海、江浙一带流行的冬季御寒的帽子。“罗宋”是那时上海人对俄罗斯的俚称,(实际上我觉得把它作为音译比“俄罗斯”更准确些),俄国式的土豆番茄牛肉汤叫“罗宋汤”;俄国式西餐叫“罗宋大菜”;俄国式的梭状硬面包叫“罗宋面包”;流亡上海的穷困潦倒的白俄人叫“罗宋瘪三”。“罗宋帽”则是一种厚软的呢帽,平时卷折起来戴在头顶,特别冷的时候可以拉下来,除了露出眼睛以外包括耳朵、嘴巴、脸在内的整个头都被包住了。电影《林家铺子》里的林老板戴的就是罗宋帽。爸爸自己也有一顶罗宋帽,一直戴到解放以后。回忆起这个顾宪章的长相,有点像解放以后的电影《平原游击队》里演李向阳的郭振清。此外无巧不成书的是他还有点像前年一部电视连续剧里的顾顺章(上海地下党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特科的领导成员,后来叛变),两人的名字又像是兄弟。这人好像有点油腔滑调,或者说有点玩世不恭的诙谐,闲下来也喜欢找我和仲威说说话,开开玩笑。有一回用他家乡一带的凤阳花鼓调配上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唱词唱给我们听,我只记得其中一句:“人家的老婆都会打花果,我家的老婆一个大屁果(股)”。我们不懂什么叫“打花果”,他说那意思就是梳妆打扮。这个人呆的时间不很长,后来先后换了两个车夫,一个叫文涛,还有一个只记得姓杨。

大概由于三轮车兴起不久,还是一件时髦的事,外面的营业三轮车一般情况下还是比较有钱的人顾的,以至和摩登女郎联系在一起。刚到上海常听到的一首流行歌曲就是:“三轮车上的小姐真美丽,西装裤子短大衣,眼睛大来眉毛细,张开了小嘴笑嘻嘻……”。三轮车过外白渡桥或苏州河上其它桥的时候,车夫踩不动只好下来,一手把龙头一手抓着骑垫使劲拖。这时桥下早就候着许多衣衫褴褛的人,赶紧抢着到车背后帮忙推,其中年轻人、小孩、老人都有,有的看上去瘦骨嶙峋,饭也没有吃饱的样子,不管怎么样总也能帮上一把力。如果乘客心好,体谅车夫也体谅推车的,就在推到桥顶时多多少少给几个钱,皆大欢喜。也有小气计较的,宁可让车夫多费力,不愿额外掏小钱,就赶忙摆手喝止:“勿要,勿要!”,或者:“走,走,走,沒零碎鈔票!”有的你再赶他也要推,推到桥上如果坐的人不给钱,推的人就拉住不放。有时推车的“小瘪三”之间还要抢生意“打相打”。那时每天在报纸上发表连环漫画《三毛流浪记》的张乐平有一天就画了这样的事。车夫、坐车的、推车的三方往往形成微妙局面,最难的是车夫,他当然希望有人帮着推一把,也同情和他一样卖苦力的人,但又不想得罪坐车的顾客,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就要看他的性格了。而我们在过桥前,都要准备好一点零钱的。

“光复”之初的上海印象

初到上海一家人可以说是紧锣密鼓地玩了一段时间,我也初次见识感受了大上海。我记得是从看戏看电影(老派上海人的说法叫;“看影戏”)开始,接二连三几次都是全家出动。有时乘电车,有时坐大叔叔的汽车加上一两部出租汽车。我所知道那时上海的出租汽车公司只有两家,最大的一家是祥生公司,车子最多,各处发车场的房子上大书其电话号码:“50000”。还有一家“银色”汽车公司,车壳上喷漆成银色,但是看上去还不如祥生公司的黑车子气派。这家公司的名气不如祥生公司。

好像头一次看电影不是去大光明而是在霞飞路(我忘了抗战胜利后有没有改过一个中国路名,解放以后则改称淮海路)巴黎电影院(后来也跟着路名改称淮海电影院),看的是好莱坞当红明星埃洛弗林主演的《反攻缅甸》,描写头戴套着线网的美式钢盔的美国兵在缅甸丛林对日军作战的故事。这也是在上海初期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场电影,一来是因为本来就对打仗的故事格外有兴致,但还有一个原因是对留着两撇小胡子的埃洛弗林在影片战场上显出的潇洒帅气彻底着了迷。由于早几年是在后方,也由于那时年纪还小,没有机会即时在银幕上认识诸如克拉克? 盖博和范朋克这些巨星,于是埃洛弗林成了我的第一个“好莱坞偶像”。回家以后好些天我都带着仲威、苹苹、田田模仿表演电影里的情节,当然由我自己演埃洛弗林的角色(那支小部队的头领)。就在这不久,又在大光明电影院看了一场描写美国空军在缅甸和中国对日空战的片子,片名忘记了。还有一场美国片,翻译的片名为《国家至上》,那里面没有打仗,比较严肃。那时电影没有语音翻译,只有看不大清楚的字幕,所以这种内容严肃的片子看不大懂,也就兴味索然。大光明影院以其外观的豪华气派,音像效果最好和地处上海主要市中心的优势,在上海名声最盛。其实仅就建筑、装饰的豪华来说,北京西路的美琪大戏院(那时许多电影院挂出的牌子都是“某某大戏院”)也许比大光明更胜一筹,很像电影里看到的欧洲宫殿。轰动一时的国产大片《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是在大光明看的,那好像是稍后一点的事。尽管大光明之夜是在周遭一片光怪陆离的景象和歌舞升平的氛围中,毕竟八年抗战还是刚刚过去的事,白杨、陶金、舒绣文、上官云珠、吴茵等演出的战乱历程中紧连着人情变迁的揪心悲剧,引起前座后座的上海新老居民一片唏嘘抽泣。还有一张广告做得特大的国产“抗日”间谍片《天字第一号》,主演是欧阳沙菲。过了不多时鼓噪得最厉害的是李丽华和石挥主演的《假凤虚凰》。它们的上映都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前,我们没有去看,但是从报纸广告和记者评介上知道的已经不少,和上电影院看过差不多了。“假凤虚凰”的故事说的是:男主角(石挥扮演)和女主角(李丽华扮演)都是社会底层穷人,为了攀“龙”附“凤”成就一门好亲事,都在亲友媒人怂恿“帮忙”下弄“虚”作“假”(片名四个字都出来了),把自己包装成豪门阔少和大家千金。闹了一连串令人捧腹的笑话终于双方都被“拆穿绷”,但终因门当户对好事竟成。不料片子上映后不久小报登出一则消息:电影明星石挥再不敢去理发店了,害怕剃头店里“小三子”(上海理发店大都是“扬州帮”,而当年在上海“小三子”成了江北后生的泛称,就好像那时“吉普女郎”见了美国水兵都叫:“hello John!”一样)恶作剧,把他的眉毛剃掉。因为他的精彩表演明明叫剃头师傅们“坍台”(丢失体面)。要放在解放以后就应该说成是:“恶毒丑化污蔑劳动人民”。

从大光明顺大马路(南京路那时还叫“大马路”,依次往南排过去,九江路叫“二马路”,汉口路叫“三马路”,福州路叫“四马路”,广东路叫“五马路”)折回一些,到跑马厅(解放后被分割成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旁边西藏路进去一点又有一家华丽、气派的皇后大戏院(解放后改称“和平电影院”,文化大革命期间最忌讳“和平”,于是曾改成“战斗电影院”)也是我们最早光顾的剧场之一。但我记得到上海之初皇后大戏院还演出京戏,晚些时才不演京戏专门放电影了。离大光明很近的国际饭店左边狭窄的横马路进去一点有一家比较小的卡尔登大戏院(解放后改称长江电影院),虽然小也由于位置好而颇负盛名。

这一带正好是大上海最繁华的中心,那里有上海建筑高度之最的国际饭店;过了西藏路再往东一点就是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四大公司,以及数不清的名店、名楼、名馆、舞厅夜总会……。看电影进出都是在晚上,适逢家家霓虹灯争奇斗艳,从最低的一二三楼到最高的二十四楼(国际饭店的二十四楼在那时的感觉中真是高耸入云)构成浩瀚而峻深的,瞬息变幻得叫你目不暇接的光和色的海洋,顿感自己又像飘浮其中,如在仙境,不免联想到自己刚开始有连贯记忆的时候在重庆瞰江饭店行军床上的那个梦境。其中鹤立鸡群的国际饭店顶上四个霓虹灯大字:“礼义廉耻”,周围几里路外都能看见。而在当时它成了做讽刺文章和漫画的热门题材,因为恰恰是在它辉映之下的这块地方,企望而莫及的就是“礼、义、廉、耻”四个字。这难免叫人一看就觉得——滑稽,不过这是我晚些时才懂的。

看戏的地方离这里也不远,西藏路朝南走一些,拐进小街(我从来没有去记那些小路名,虽然它们很可能因为戏院在那里而很出名)那一堆有好几家,其中三家是专演京戏的。大名角、大戏班一般都在天蟾舞台轮流登台。我们刚到时首次逢到的是新近红起来的童芷苓(青衣兼花旦)和纪玉良(须生)挑的班子,资格还不深,但是在上海不管这个,只要你讨人喜欢,能卖座,可以在一个戏院里享有相当长时间的包期。这一对生和旦都年轻、俊美,确实也有才华。仅那时候我去看过的,从收音机里听到转播的,以及从报纸海报上见到的童芷苓上演过的剧目就包括了几个门派的看家戏。但她最拿手的有两类,那时候说起来都不在“正道”上。一类是通常被认为有点“色情”的,例如“盘丝洞”、“蝴蝶梦,大劈棺”、“翠屏山”等;另一类是反串大杂烩,例如“新纺棉花”、“十八扯”、“四五花洞”等都不是正剧,没有什么剧情,只在某个场景下由她一个人或者配一个搭档,七扯八拉地表演和反串各个行当(生、旦、净、丑)、各个门派(例如旦里面的梅、程、尚、荀)的段子,还包括其他地方剧种的段子,甚至还唱起当时的流行歌曲。这些都为内行戏迷所不齿,但要是没有童芷苓那样的聪明灵气也来不了这两下子,而且这正好迎合了上海大众的趣味。纪玉良没有这一套,而他的唱、做技艺至少我这个从来没有开过眼,更谈不上懂戏的小孩确实看得津津有味。报纸上对他的评价也不错,特别是说他的扮相好。但小报上也登过他的一些风流韵事,甚至有一幅题名:“纪玉良左拥右抱”的漫画。传播这种绯闻也许反而更把他捧得更红了。我之所以对这个档次不算很高的班子印象很深不仅是因为先入为主,还因为他们这次把在这个台上的时间很长。童芷龄一家有几个人都在这个班子里。哥哥童寿苓演小生,不出众;妹妹童葆苓也是青衣,在里面也只演配角。还有一个小弟弟童祥苓,当时还是个小孩,需要时演娃娃角色,例如“汾河湾”里的薛丁山。谁能想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许多名角都被“革命的铁扫帚”扫进垃圾堆时,就是他,因为在革命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里扮演杨子荣,成了家喻户晓的红星。

最近香港凤凰卫视“鲁豫有约”里播出了陈鲁豫小姐对童祥苓的访谈。收看了这次访谈我才知道当时在银幕和舞台上灿烂辉煌的童祥苓,每次卸下戏装之后就进入被监督改造的真实生活。原因和情况很复杂,并没有因为他的样板戏演得出色,立了大功就得到宽容。而且在毛泽东死了,“四人帮”垮台以后他还长时间处在坎坷曲折之中。他的命比其他的京剧名角更可怜,但看上去他的性格特别开朗,在讲述这一切的时候诙谐逗趣,经常开怀大笑。

就在天蟾舞台附近,还有一家“大舞台”和一家“共舞台”,在那里才能看到地地道道的海派京戏,那就是“机关布景戏”,也叫“连台本戏”(就像电视连续剧一样一集一集往下演的)。我们只去了大舞台,那时在那里挑大梁的是旦角白玉薇,上演的长篇故事叫“荒江女侠”是一个在郑成功反清复明抗争背景下的侠男侠女的故事。那时我虽然对京戏是个彻底的小外行,但是一看就觉得这种“布景戏”是四不像的瞎胡闹。它有话剧一样的布景,有故弄玄虚的“机关”(所谓“机关”就是一些武侠小说中描述的惊险刺激的机器陷阱),甚至还有吊在钢丝上的空中飞人。用一切五花八门的渲染包装来迎合外行观众的好奇心和浅薄趣味。其实这是最早的京戏改革派,用文化大革命的口气说,它才是第一个“打破了传统京剧的条条框框”。例如有一个“女侠”乔装打入满清王爷府,用色相来迷惑那位王爷,有一场在王爷面前表演歌舞的戏就完全没有“条条框框”了。换了几次装都是现代的,中间跳起了半裸的草裙舞,然后又穿上西装短裤洋草帽载歌载舞,当她每次扭着身肢,侧首面向观众,丢着媚眼,嗲声嗲气唱到“哥哥!”两个字的时候,楼上看台就有不少男人高声回答:“哎!”。上海人把这叫做“吃豆腐”,而演员想要的效果就是这个。白玉薇的主要搭档是老生陈鹤峰,在这种“布景戏”里老生可以不戴髯口(胡须),现在的改革京剧也继承了这一点。陈鹤峰本是麒麟童麒派的,解放以后许多年固定在武汉京剧院,和也是麒派的高百岁平分秋色。

其它多数的游玩和购物活动是由“小分队”(即以大家庭内的小家庭为单位)进行。爸爸妈妈带这我和田田坐自家的三轮车出去。

永安公司是南京路四大公司之首,由隔街的两座楼组成。西边一座是宽广的商厦,如果我说它是将近60年之后的现代商厦的“雏形”,似乎还有点委屈了它。因为它已经基本上具备了现代大商厦的规模和要素,有些设施论起质量来还“贼骨挺硬”地道得多。例如遍布商场的大玻璃镜,全部都是厚实的毫无瑕疵的玻璃砖。举一而反三,你不用担心里面任何设备和装潢是光华其外、败絮其中的廉价代用品。只不过那里面的电梯是老式的有铁栅门的。东边一座底面呈三角形比西楼略小一些,但在临交叉路口处突起一座塔楼,高度仅次于国际饭店,“七重天”咖啡馆就在它的最高层。永安公司对面的新新公司、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类似,略小一点。往西走到西藏路附近的大新公司的建筑形式不是欧洲古典式的,多一些现代风格,外墙是米黄色陶面砖砌的。里面多一样东西,那就是在当时算比较新颖独此一家的自动扶梯。解放以后大新公司最早实现国营,改称“中百公司”后来又改称上海第一百货公司。得到政府更多的扶持而保持兴旺,上升到第一位。永安公司则相对衰微了。当然我说的都是1990年代以前的事,后来的大变化不在其内。

妈妈留连不疲的是服装衣料部;爸爸喜欢转悠的是食品部;我和田田眼馋的是玩具部。那时当然没有电子玩具,依靠发条而“自动化”的玩具已是五花八门,但这些东西贵而不经玩(不仅是指容易坏,而是说玩了几天就失去新鲜感了)。爸爸妈妈从来不过于惯宠小孩,包括在消费上。给田田买了一个会睁眼闭眼的洋娃娃,还有什么记不清了。我已经不是玩一般玩具的年龄,买了一付板羽球,因为我家的“大天井”里正好适合打板羽球,正式的羽毛球则需要更大的场地。一年多后爸爸又给我买了一只国光牌口琴。而我那时因为看多了京戏和武侠故事的小人书,最迷恋向往的不是大公司里的玩具,而是街头巷口玩具摊上卖的五彩缤纷的木头的大刀、短刀、长枪、宝剑,。不过也很少去买它,我自己用木头削了一口“宝剑”,还在柄上画了一条龙,取名为“龙泉宝剑”。仲威得到一辆玩具脚踏车(自行车),不记得是自家买的还是亲戚送给他的。样子和正规自行车基本一样,只是矮小得多,在后面两侧一边伸出一个带有小轮子的支架,以防摔倒。有点会了的时候就可以把小轮子拆掉。后来我们都用这辆玩具车在大天井里初步学会了骑自行车。

到了上海,女人的装束不能不跟潮流。那时流行大姑姑在重庆就梳的那种带有日本特色的发型,前面用剪下来的人发做的卷筒衬在里面垫得高高的,到后面紧贴脑勺,下面将近颈项处又做一条卷卷,梳起来颇费功夫。那一阵旗袍时兴高领的,足有两三寸高(不久以后又兴低的了)。流行面料冬天是格子花呢,春秋是织锦缎。刚到上海的时候是冬天,妈妈和两个婶婶一人人做了一件当时流行的深蓝色海普隆大衣,配一个同样海普隆的暖手袖笼,兼做手提包,里面可以放钱、手帕、化妆品等。在重庆的时候她们基本上是不化妆的,来到上海虽然也不曾浓妆艳抹,出门时也少不了要略施淡妆。妈妈的梳妆台上错落有致地摆设着蓝色玻璃瓶的巴黎香水、雕花镀金的粉盒、胭脂、口红、面霜、发油、指甲油等等一应俱全。那时讲究的男人头上也搽油,一般的像爸爸他们是梳头时轻轻刷一点生发油,使头发整齐光泽。就这样晚上睡觉还要戴羊毛织的“压发帽”以免翘了头发脏了枕头。如果要梳“飞机头”就要搽发蜡,它的主要成分是凡士林,搽在头上油光可鉴。在小学里还流传着一套俚语:“敬礼报告总司令,外头来个阿莫林,头上(音lang)溻仔(搽着)凡士林,面孔上溻百雀龄……”,那是唱着好玩,附带也奚落那些浮华少年或学时髦的土包子的。到上海不久大姑姑来上海探亲时去拍了一张全家福,那次我去理发,搽了一回发蜡,吹了风,拍照以后赶快洗掉了。

跳舞厅本来不是小孩去的地方,但是爸爸妈妈带我和田田到永安公司“七重天”咖啡馆去玩了一次,那里也有舞场。后来还到国际饭店最高的24楼咖啡馆去了一次,那里没有舞场,但是可以俯瞰上海市区全景,下面南京路上的汽车看着像火柴盒,那时叹为奇观,如今司空见惯了,而国际饭店在那里已经是“小矮人”了。

那时上海大部分地方都很难见到日本人了,只有我们所在的虹口区有时还可以碰到一些,大都是低着头走路,匆匆过街。在北四川路那边有一条虬江路,那里大概是以前日侨云集的地方。当时正在一批一批地遣送回国,虬江路上摆满了日本人的地摊,出卖那些不便于带走的东西,就像我家要离开重庆的时候一样。我们也去观光过,想淘点派得着用场的便宜货,那些衣服完全不适合,不大有人要。有些用品比较精巧别致,我很欣赏的是日本的瓷器,它的式样和花色比之中国的瓷器是别具一格,我觉得那简练的图案比花鸟、人物、山水看着更舒服些。

黄浦江里停着的巨大的美国军舰是一大景观,有好几艘就停在外摊当面。美国货跟着海军一起来了,有一样不要钱的东西属于所谓救济物资,那就是美军的餐盒。也发给小学生,得到几盒我记不清了。一个表面上蜡的硬纸盒里包着几样东西,有椒盐味的压缩饼干,有一块很厚很结实的巧克力,有火腿,有一小听cheese(一种咸味的奶酪),还有香烟和纸棍的火柴,我也记不完全了。其中一部分确实如有的报刊上所说已经或多或少有点霉味了。还有作为救济品的美国奶粉,也是军用的,装在军绿色的大罐头里。那味道也不能和市场上出售的美国克宁(KLIM)奶粉相比。

最最声势浩大风靡一时的美国货就是所谓“玻璃”用品。那些年可以说在上海(也许包括全国其它许多地方)营造了一个时髦的,光怪陆离的“玻璃”世界。头一样就是女人的“玻璃皮包”,皮包的“玻璃皮”并非透明的(否则里面的钱和东西都暴露出来了),只是其光亮有如“玻璃”。皮包上的拎环倒还算是玻璃的(有机玻璃)。最初风行的玻璃皮包式样几乎有个小枕头那么大,是黑色的(模仿皮革的颜色)。后来式样和色彩不断翻新,越来越好看。其次就是“玻璃丝袜”同样叫“玻璃”,但是和玻璃皮包的玻璃完全是两回事。玻璃丝袜比真丝的丝袜更光滑、透明、性感,更是倾倒整个市场。男人的“玻璃皮带”主要是无色透明的,就像软的玻璃一样,当然也很漂亮。后来还出现夹色的。还有玻璃表带,质地和玻璃皮带一样。“玻璃”用品逐渐扩展到许多方面,举不胜举了。当时婶婶的一位侄女也就是79号沈仲毅的侄女(后来她也搬到79号来住了),我们叫她“云云姐姐”的,在一家“波斯顿公司”做店员,这家公司就是专营“玻璃”用品的。

材料革命的第一个大浪潮就是在二战结束后在“do-mi so la-mi la-,do-re so do-………(这里粗体字表示高八度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歌的伴奏下登陆上海,泛滥中国市场的。现在说起来无非就是塑料、人造纤维等化学合成材料,价格低廉以致不登大雅之堂。但在当时的确新颖稀罕,初开眼界并能引人入胜,也就显其高贵。而且凭良心说那时的“玻璃”及其制品的质量和它的地位也还相称,东西看着确实可爱。

马路上常可看到三五成群放假上岸的美国水兵,带着雪白的的水兵便帽,潇洒的蓝呢水兵服,很吸引青年男女的眼睛。有三五成群走在街上的,也有在小吉普上喧嚣风驰的。平时还算规矩,如果从酒吧间出来就跌跌冲冲、喧喧嚷嚷。惹是生非的事,伤风化的事也在报上时有所闻,所谓吉普女郎我倒没有亲眼得见。街上也常出现腰悬警棍,戴军绿色钢盔的MP(宪兵)和戴白色钢盔的SP(海军陆战队宪兵),闹事水兵被他们逮住难免狼狈。

我们在重庆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时那般狂欢的心情和气象记忆犹新,可想而知当时沦陷八年的上海民众之兴奋当更加难以言表。那时有一首歌我初进塘山小学时还时常听到:“炮火隆隆,歌声汹涌,伟大的胜利是多么光荣。欢迎呀欢迎,民族的英雄!………”,后面还有:“如今每一个中国人,抬起头来挺起胸!………”。大家激情欢迎的“民族英雄”就是他们翘首盼望的从大后方来接管上海的“抗战国军”和“抗战政府”人员。可是后来这首歌越唱越没有劲了。

到上海后爸爸没有再订《大公报》,而是订的《新闻报》(解放后改版称“新闻日报”),原因大概是《新闻报》上多商业、经济方面的东西。报纸上除了层出不穷的本市社会新闻以外,对于“抗战胜利”这个话题正在由兴奋转为忧愤,反映了沦陷过的上海老居民对“光复”、“接收”的失望和反感。接收被说成是“劫收”,来自大后方的“抗战英雄”,中国自己的政府大员前来解放沦陷区,可是有些事做得就像征服者对待被征服者一样。仗着“钦差大臣”的地位,萌发起按捺不住的贪婪,尽情搜刮,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那时叫做“五子登科”,“五子”就是房子(抢占的“敌产”豪屋)、车子、票子(美钞)、条子(金条)、婊子。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大概就是在这个转折关头加速发展了。另一方面对日本战犯和汉奸的态度和待遇上也出现了一些叫老百姓“看不懂“的事情。有些被老百姓恨之入骨的日酋和大小汉奸得到出人意料的宽容。报上有一幅漫画,画的是受审时的恶名昭著的日本甲级战犯冈村宁次坐靠在大圈椅上,把一双穿着铁蹄军靴的脚搁在审判官的办公桌上。被画得很小的中国审判官则是一副毕恭毕敬、战战兢兢的讨好模样。

这些就是我对上海——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上海的最初印象。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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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言 目录
从南京到昆明(一)
从南京到昆明(二)
重庆. 北碚(一)
重庆. 北碚(二)
重庆. 北碚(三)
又回昆明(一)
又回昆明(二)
又回昆明(三)
又回昆明(四)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一)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二)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三)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四)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五)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六)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七)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八)
回乡路上(一)
回乡路上(二)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一)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二)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三)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四)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五)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六)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七)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八)
清心中学(一)
清心中学(二)
清心中学(三)
旧上海谢幕,少年时代结束(一)
旧上海谢幕,少年时代结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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