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伯威
六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一）
第六章的小节目录：东熙华德路余庆里八十五号/跟祖父弄堂门口走走，拿“储备票”兜小菜场/“出有车”阶级/“光复”之初的上海印象/家常生活的变化/在上海家里怎么玩/听“无线电”/“无线电”里的广告/“娘舅”的收藏/“干妈”吕亦陶和“干爹”冯友真/塘山路小学/学校里的小小风波/和“阿德哥”打架/几个要好的朋友/朦胧暗恋和“英雄美人”梦/再忆看电影/隔壁小朋友张之范之死/忧 国/春游和大叔叔的商界应酬/上海的热天/后来当了卫生部长的陈敏章/祖父七十大寿/小“五妹”之死/抗战时期相处过的故旧来访/少年时期父母的家教 /迷上了京戏
东熙华德路余庆里八十五号
火车到上海的时候正是拂晓，跟在大人后面一路呵欠走出车站。大人们相见（爸爸、大叔叔他们来接）一片热闹声中我只注意到有人说：“华德路兆丰路”，这大概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大家分乘几辆小汽车（多数应该是出租车，因为自己家里只有大叔叔的一辆小汽车）转弯抹角经过几条马路朝“华德路兆丰路”开去。所谓“华德路”，全称应是东熙华德路。抗战前上海绝大多数的马路都是用一些与上海有关的外国名人的名字命名的。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接收上海之后，做了一项改革，就是所有大大小小的马路都有了中国名称，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借用全国各地的地名。东熙华德路是虹口区靠近黄浦江一带的一条主要干道，苏州河口以北从外白渡桥到“小苏州河”上的中虹桥这比较短的一段叫熙华德路；过了中虹桥一直到提篮桥就叫东熙华德路（习惯上一起简称华德路）。而路牌上已经改了，前者写着“长治路”；后者写着“东长治路”。但最初一两年，人们口头上还是习惯叫老路名。兆丰路也已改名为高阳路，是一条垂直于东长治路的横马路。我们家所在的里弄就在东长治路边，快要到高阳路的那个地方，所以凡说起家里所在地点就叫“华德路兆丰路”。
那条弄堂（里弄）叫“余庆里”，门牌是690弄。写到这里，忽然唤起我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一个小小细节的记忆：在重庆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则广告以后曾经写信到上海一家邮票社邮购一套外国邮票，其它过程，包括要买的是什么邮票以及买到了没有，都不记得了，却记得那家邮票社的地址里有个“××弄”。在昆明在重庆我都不曾遇到过地址里有这个“弄”字，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到了上海才明白差不多大部分人家都住在马路旁的某一条“弄堂”里。弄堂不是简单的一条巷子，而是由一条主干巷和宽窄横竖的一些支巷构成的一片紧凑的住宅区。弄堂口都砌得有一个门坊，有的甚至还有门楼，余庆里就有门楼。门坊上楣有三个（个别的也有四个）大字，就是里弄的名字，“××里”、“××坊”或者“××邨”。里弄的门牌号码是和街上的店铺一起按顺序统一编排的。店铺是临街的，而它们的背后的纵深区都是里弄里的住宅。
余庆里的弄口左手有一家酱坊，我们平时叫它“酱油店”，其实里面除了酱油以外还有辣酱、甜面酱、醋、各种酱菜、腌菜、泡菜以及其它各种调味品，凡是味重的东西一应俱全。甚至还有用竹提子和“洋铅皮”漏斗零拷的白酒、黄酒和各种食油等等。使它和别家商店格外不同的一个特点是店前有一个放着大酱缸的有围墙的天井（大概是解放以后某一次修路时，这个围墙拆了，天井也没有了，酱缸也没有看见了），这样它就突出在左右邻店的前面，而在它靠余庆里一边的侧墙上有一个大大的“醬”字。这个字至少有一层楼高，成为老远就可以看见我家地点的最醒目标志。
我们的家在余庆里最深处，进去有两种走法，但都要拐四道弯才能到家门口。弄堂里比较大比较好的房子都是所谓“石库门”式的。石库门房子也像城市里其它房子一样都是一家紧贴一家连接成排，中间没有空隙的。我们家所在那一排有三座石库门，四个门牌号码。但是它有一种独特的结构，我后来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没有见过。实际上它是由并列的两排楼房构成，而且三个单元（每一座石库门里面算一个单元）内部相通，合起来封闭成一统。两排楼房之间和前后两侧共有三条巷子，前排楼的前门（石库门）前的巷子左端进口有两扇大铁门，平时不打开。所以那一段宽巷子实际上成了三个单元共有的一个大天井，它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宽，但是比篮球场长，后来成了我们打羽毛球和踢小橡皮球的场所。中间那条巷道也在首家（79号）那一端做了一道门与外面隔开，但那道门经常开着。进了这道门，里面的中间巷子并不是简单直通的，在每单元之间隔着一道门。平时三个单元之间的这两道门也开着，所以进了首端的门以后也可以走到每一个单元。后来这些门被封砌了，于是三个单元便各自独立，这条中间巷子也就被分割成各单元的“中天井”，平日进出都得走各自的后门了。后面那排房子和后面的巷子之间还有一道围墙，这也是其它的里弄房子所没有的。围墙上有三个门，也就是每单元一个门。进了围墙里面又是一条三单元相通的窄巷，里面才是直接进入房子的几个后门。 除了前面有三座石库门以外，还有一个现象能够体现这组房子是由三个单元组成的，那就是在前后两排房子之间，楼上有三座过街楼（或叫“天桥”）相通。也就是说每一单元有一座过街楼把前楼后楼连成一体。过街楼两边的玻璃窗是滑动式开闭的，还有一部分面朝内天井的房间窗子也是滑动式的，这也似有一点日本风格。前排房子上面是西式红瓦盖的屋顶，后排房子楼上朝向中天井的外走廊上，各单元都有一个铁扶梯可以登上三单元相通共有的一个大屋顶平台。
这房子为什么在我们住进去之前采取了这种三单元一统的结构，我至今还不大明白。但是后来得知两点情况：1、这组房子早先是上海闻人叶澄衷建造的。小学国文书上有一篇专门讲了叶澄衷的故事。他从一个一贫如洗的少年，开始做小工，积攒了几个钱，弄一条舢板（小木船）专门在黄浦江上抛锚停着的外国军舰周围打转，廉价收买军舰上熬牛肉汤以后丢弃不要的骨头和肉，拿去加工零卖，就这样一步一步奋斗，终于成了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富豪。他还创办了上海颇有名气的澄衷中学，就在虹口。我的妹妹田田后来就是在那里上的初中。但是记得我又曾经听说我们这个房子是茂昌公司的房产。叶澄衷与茂昌公司是什么关系？是前者转给了后者还是他们本来就是一家？我就不知道了。2、 至少在抗战时期，这房子是在日本人手上。我们住进去的时候那里还有不少日本人的家具。我结婚时从上海家里搬来武汉的一个柳桉木的方桌直到现在还在作饭桌用 ，这个桌子就与中国式的方桌（“八仙桌”）式样完全不同，而且它不用木榫而是用螺丝钉拚装起来，显然那个时代中国家具没有这样做的。还有几样家具式样也很特殊，特别是有几个四方矮凳，那凳子不到一英尺高，但凳面有半英尺厚，面上刻有围棋棋盘，一定是日本人坐在地上下围棋用的。我们初到上海时还有许多日本人的印刷品堆在“电话间”里，有书、杂志、日历牌等等。那上面除了日本字母外常可看到我不懂的“株式会社”四个汉字。总而言之，这房子有它的特殊性。而且无论是在日本人手上或是在茂昌公司手上的时候，究竟是作为一般住家用的还是办公用的或者是办公兼宿舍？这些问题，我住在那里时从来不曾与闻，大了回家也没有想到和问起这些事。而知道内情的人现在都不在世了。倒是最近才从妈妈遗留的“交代材料”里得知，大叔叔那时的“新”岳父（婶婶的父亲早亡，“岳父”是指不久前娶的二房的父亲）是茂昌公司的人，这房子是经过他的关系租住的。
第一个单元79号那时住着三户人家，前楼楼下是婶婶的嫡亲哥哥陈新都（他的第二个儿子陈敏章可能很多中国人都熟悉，因为他在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中期当过中国卫生部长）家；楼上是婶婶的另一个哥哥沈仲毅（她就是在重庆时来我家住过的“仲毅嫂”的丈夫）家；后楼楼下除了一个公用厨房以外还有两间房好像住的是陈新都的绸布庄的几个穿长衫的伙计；楼上住的一家，户主宁波人张文耀是航业界某公司的职员，他还是爸爸那家公司里的一个股东。第二个单元有81号和83号两个门牌号码，住着两家，一家姓金，好像是茂昌公司的人；另一家也姓张，有点粗俗土气，但却是殷实大户。姐妹俩嫁一个丈夫，分别做大小老婆，有一大群孩子。相比起来，金家的人显得斯文些，但从穿着上看也是属于“老派”的。
第三单元85号整个就是我们胡家住的了。祖父母老两口先来上海早已住进去，他们在后楼楼上的最大一间，已经请了一个四十几岁叫“阿宝”的苏州女佣人照料他们的生活。那个大房间边上有前后两小间，前面一间是书房的布置，但实际上没有派到书房的用处。主要是里面有一台电话，所以就叫“电话间”，电话号码是51064。五位数说明那时全上海只有几万部电话，但是书桌上放着的电话号码簿已经是厚厚一大本。祖父母卧室和电话间之间有一条小过道通往里面一小间，它还有一扇门直接通祖父母卧室，安排小姑姑住在那里。
进了石库门又有一个前天井（所以家里算起来有三个天井：石库门内的前天井、两楼之间的中天井和石库门外三单元共有的“大天井”），正面和侧面都有房间，它们面对天井的不是墙壁，而是镶着雕花玻璃的排门，这是石库门房子的典型格式。正面一大间就是客堂，里面有一张长沙发、几把红木椅子、茶几，正面还有一张大供桌。但是这里平日主要还是用作饭厅，中间有一张很大很厚实的长方桌子，桌子中间是活动的，可以加长和缩短，我想这又是日本人留下的东西了。
天井侧面的大房间是爸爸妈妈的卧室。爸爸把全套家具都漆成乳白色，可见他那时虽然已是个商人，但一生未曾摆脱知识分子的气质。这套家具好像不一定是全新的，但是除了一张书桌含有三夹板成份以外，其它的都是上等木料做的，一直用到六十年以后的现在（季威弟结婚时把主要的两件改做成了时新样式）。大房间后面一个较小的房间置了两张单人床成为我、仲威、苹苹、田田四个小孩的卧室。小房间出门，也就是客堂后面，是上楼的楼梯，楼梯底下做了一间小盥洗室，有一个抽水马桶和自来水脸盆。我还记得楼上楼下的抽水马桶后面的水箱上都有英文字“standard”，六十年以后我在上海装修新买的房子，买自来水盥洗设备时才知道最优质最吃香的品牌叫“美标”，英文写的“American standard”（美国标准），原来老相识了。
楼下客堂的上面是一个西式客厅，它比楼下客堂略短一些，所以在它后面还有个小房间延伸到楼梯下半截的上面，做了全家公用的储藏室。全家所有大大小小的箱子、大帆布包等等都分属各“小家”有序地叠放在里面，大家就叫它“箱子间”。
爸爸妈妈卧室上面就是大叔叔和婶婶的卧室，布置得最考究，还裱贴了漂亮的花墙纸。它后面也有较小的一间房，开始几个月是小叔叔一家住，后来小叔叔搬了家，这间房先后派了不同的用处。
再往后一间是一个比较大的盥洗室，里面除了自来水脸盆和抽水马桶外还有一个四脚支地的，厚铁胎搪瓷的长形自来水澡盆。我想这间盥洗室是爸爸、大叔叔他们接手以后改装成的，因为它和别的房间一样铺的是木地板而不是水泥瓷砖，改得不彻底。实际上后楼的楼下本来有一个大浴室，里面有瓷砖砌的一个很大的公共浴池，墙和地平也砌着瓷砖。从这一点也可以推测这套房子过去具有某种集体使用的性质，我们住进去以后它一直被废置在那里，堆放一些笨重而一时用不着的东西。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被一家“生产组”（上海“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一种里弄合作制小厂的称呼）占用。
大浴室隔壁有前后两间，前面一间作女佣人的卧室，后面一间就是厨房，边上有一条过道，从前后搂之间的天井通向全家的后门。上海石库门房子的住户平时进出一般都是走后门的，我们也是一样，后门装了个电铃按钮，而电铃则装在中间天井里，过街楼下面。对于这么大的一套房子电铃是不可少的。60年代由于种种变故，电铃被拆掉了。我们原来的厨房被搬进来的一家人住着，只要他们的人不在家，即使用尽全力拍门，里面也往往听不见。所以家里的人出去都只好自己带着钥匙，我从外地回家探亲，身上没有钥匙，碰到几次大麻烦。
这就是初到上海时我家住宅的大致情形。
跟祖父弄堂门口走走，拿“储备票”兜小菜场
刚到的第二天祖父领着我和仲威出去看他买菜。平时主要是阿宝买菜，这天他是要带我们到小菜场（上海人把家常菜都叫“小菜”）和附近街上看看，才亲自出马的。弄堂口右手有一个水果摊，小老板是个宁波人，这个摊子一直摆到解放以后。各色水果琳琅满目，最引人注意的是当时充斥上海滩的美国“花旗蜜橘”，类似重庆的广柑，但是外观漂亮得多。每一个照上海话说都是“嘀呖滚圆”，而且个个的大小一点不差。皮上盖着一个英文的印章，标明产地，还用红色半透明纸包起来。价钱当然就比国产水果贵多了。
弄堂口左手则是一爿“老虎灶”。上海普通居民向来住房拥挤，家里没有像样的厨房，只有一个煤球炉子，加之过日子求生计从早忙到晚，自己烧开水也成了个负担。所以弄堂口、马路上到处都有这种“老虎灶”。一个大灶整天烧得旺旺的，灶上砌定大大小小几口大肚皮罐子式样的铁锅，这锅不开那锅开。那里有马口铁（上海人叫“洋铅皮”）的舀勺和漏斗，要买开水的就提着壶和热水瓶去灌，那些年物价一直在变，所以现在无法说出多少钱一壶，多少钱一瓶。老虎灶隔壁是一家小小的烟纸店，上海所谓“烟纸店”就是以卖香烟为主也兼卖其它杂货的。那是祖父时常要光顾的地方，他几乎每天都要到弄堂口附近兜马路，嘴里经常叼着一根烟，但是很少见他认真吸过，往往烟已经息了自己还不知道，甚至已经在椅子上睡着了，有一次把长衫领子下的衣襟烧了个洞。他在路上喜欢边走边停下来和各色人等打招呼，搭讪攀谈，所以这里不少人都熟悉这位好脾气平易近人的“老太爷”。
这条街上各种商店应有尽有，但多属中小规模和档次的。后来我知道，在上海它不能和那些最繁华气派的街道相比，但又比同在上海的许多穷街陋巷强得多。虹口区很早就是日本租界，比不上苏州河以南的英、法租界，其中说得上比较繁华的是远离黄浦江的四川北路（上海人习惯称：“北四川路”），其次就是这条东熙华德路了。
出弄堂口“斜对过”有一座四方形高大房子，顶楣有“英商卜内门洋行”几个大字。朝左手方向走几百步有一个围墙圈着开有大门的院子，里面有一栋高仅两层但是很气派的，中间有圆拱顶的建筑，据说是日本占领时的海军司令部所在。它旁边的横马路叫新建路，跨过路口是一家占有几个门面宽的食品店，后来都习惯叫它“八开间”，是形容它的宽敞，怎么叫做一个“开间”我没有考究过。“八开间”的东长治路斜对面有一家叫“信丰”的百货商店是这条路上最大的一家。沿新建路走到“海军司令部”后面就是我家平时买菜的一个菜场，家里人把他叫做“小三角地”菜场。因为再向南走到靠近苏州河的地方，也就是百老汇大楼（当时上海高度仅次于国际饭店的第二大楼，其实它的体积更大，造型更雄伟。屹立在黄浦江畔苏州河口，解放后改称“上海大厦”）附近，有一个全上海著名的“三角地菜场”，是很大的两层楼房，它的底面呈三角形。而我们这里的小菜场地面也是三角形的，当然不是楼房，而是有围墙的一片场地。
不管哪里的菜场，都是最嘈杂、喧嚣、脏乱、拥挤的地方。在黄桷垭我见过，上海亦然。但是这里有些荤、素菜在重庆是没有见过的，例如鸡毛菜，也是一种青菜，但是形状大小都和鸡毛一样，再也长不大的。又如“塌枯菜”，色深叶厚而多皱褶，之所以叫“塌枯菜”，我想可能是因为形状扁塌，又因其皱而联想到“枯”。这也许是我在胡诌，因为我连上海话的“ta ku cei”是哪三个字都没有落实过。但是后来在上海饭桌上经常有这两种菜，以其滋味和口感叫人百吃不厌。此外就是鱼类里面海货特别多，尤其是以前在内地没有见过的黄鱼和带鱼，太多了。这两种鱼在那时的上海是价格最贱，最大众化的鱼，因为从宁波到上海这一带沿海可张网大量捕捞，供货源源不断。解放后却因种种原因，曾经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仅内地对黄鱼、带鱼翘首不及，就在上海它们也成了饭桌上难得一见的奢侈品。说到价钱，那天我在菜场里一听到祖父讲价的时候大吃一惊，贵得我完全听不懂了。实际上我真的是没有听懂，原来他们说的价钱不是法币多少，而是“储备票”多少。储备票是汪精卫伪政府发行的货币，纸张绵软而不像一般纸币那样新的时候拗起来“呱呱”有声，印刷也比较粗糙。那时要200元储备票才能换一元法币，据说抗战期间后方和汪伪统治区通货都在膨胀，前者的经济状况也不比后者好多少。国民政府接收之前两种货币的购买力差别决没有那么大，但是因为储备票只被暂时允许流通，很快就要作废，所以陡然一落千丈。这就苦了沦陷区攒着活命钱的老百姓。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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