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伯威
五 回乡路上（二）
第五章的小节目录：草搭棚舱的拖驳/船上种种/“老龟”（轮机长）遭辱/过三峡/新滩搁浅/宜昌和沙市/在汉口过年/换上大达轮航行大江
宜昌和沙市
出三峡不久，来到一个地方，叫宜昌。听人们的口气，这是我们离开重庆后所到的第一个比较大的城市。船在这里正式停靠了一些时候，好像有人货上下。跳板搭在很宽的沙滩上，我们也上岸去看光景。刚刚走上沙滩，不知怎的我突然肚子疼起来了，忍不住只好在沙滩上蹲下来，给宜昌留下了一点“纪念”，等于是涂鸦了：“胡××到此一游”。因此，我没有走到里面更远的地方去玩。
没有想到，我在中年以后多次去过宜昌。第一次是1968年夏天，我相信那时我看到的宜昌与1945年底路过那里的时候没有多大变化。那是一个相当大的中等城市，人口也不少，但是到处都是比较陈旧的也没有太多特色的平房。宜昌地处湖北省，但是语言和习俗都很接近四川。当然我已无法辨识出我留下过纪念的那片沙滩的位置。
八十年代国家一度准备划鄂西的一部分和川东的一部分，以宜昌为省会，建立“三峡省”。那时我是气象部门首批晋升的高级工程师（副研究员），当时的国家气象局副局长骆继宾来武汉动员我去宜昌筹建三峡省气象局，建成后拟任副局长。我的兴趣全在科研，没有当官的兴趣。太太的观点则是不愿意离开武汉到“小地方”去，于是我答复了罗局长，用流行的话叫做“婉言谢绝”。而国家建三峡省的事后来也吹了。但随着三峡工程的论证、筹备、开工，我先后多次去宜昌参加学术活动，眼看宜昌日新月异，逐渐成为一个漂亮的现代化城市。
船离开宜昌以后，江面大大地开阔起来。只是冬天的景色比较单调，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印象。而在没有预料到的地方，我们的船又一次搁浅了，那是在快接近沙市的时候。这回船不是搁在石滩上而是搁在水下的沙滩上。这次又耽误了我们不少时间，此时对于搁浅已经不感到新鲜，只觉得厌烦，所以也不记得后来是怎么解脱的。
好像是过了沙市之后，船上换了一位领港。原先那个老头子不见了，另外请来一个年轻的，是什么样子我一直没有当面看清楚。他不像那个老头子那样坐在船头甲板上，而是呆在驾驶室里，就站在驾驶员旁边，大概按规矩应该是这样的。都在传说这个领港曾经犯过神经病，这倒好，领着我们这组老爷船在废弃几年的复杂水道上航行的，不是鸦片鬼就是神经病，也许不这样的话这次旅行会显得太平淡。但是据说新来的这位领港在不犯病的时候头脑很聪明，他的技术是好的，对这里的航道也很熟悉。大家好像觉得船长作这样的选择有他的道理，结果在他手上真的没有出事。
在汉口过年
我们平安到达了早就闻名的大城市汉口。我想那时候行政建制上应该是早就已经把汉口、汉阳、武昌三镇合在一起了，但当时人们习惯上还很少用“武汉”这个名称，解放以后才改过口来。得知我们要在这里下船歇几天，然后换乘大船继续航行。有人来接我们，而且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操办这件事的是大叔叔的朋友于云峰，我记得他好像是在我们已经进了旅馆以后才露面的。这个人个子不高而且微胖，穿长袍，围着很长的毛线围巾，头上戴一顶卷毛皮的高帽子。说起话来声音比较大，看来性格很爽朗。安排我们住下以后，每次快到吃饭时间他就到旅馆来了，带我们上馆子吃饭，还请我们到他家了去了一次。一直到几天之后把转船的事情办好，送我们上船，从头到尾尽心尽力。我虽然一直不太清楚，但是知道他是大叔叔的同行朋友中比较亲密的一个。比大叔叔略微年轻些，大叔叔对他很好，他也很讲义气。这个时候他正在汉口的一个办事处做事，后来也没有迁到上海去。原来他还是一个京戏票友，曾经粉墨登场。我们到上海以后他曾经寄给大叔叔一张他扮大花脸的剧照，扮的什么角色我记不清了。准确地说我那时看的京戏还少，本来不知道照片上是什么角色。但是有个印象是清楚的，那是一个威武的“架子花脸”。
我们住的那家旅馆叫红楼旅馆，记不清我们这些人是怎么分房间住的，只记得至少其中有一间还不小，里面还有个方桌，几把椅子。那时大概已经恢复电灯了，但是经常停电。房间里有煤油灯，还有一盏汽灯。晚上出去吃饭回来还可以见到楼下楼梯口挂着一盏“电石灯”。现在真的要记述这件事的时候，我不免疑惑起来。首先是“电石灯”三个字记得准不准，我只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其次我对一块石头一样的东西泡在水里就能点着而且可以长时间地燃烧下去，很有些不理解。那时我还没读过什么自然科学，但似乎在心里已经本能地认为燃烧一定要消耗什么东西。水本来是不会烧的，石头长时间放在里面好像也没有少掉一点，那么火和光是从哪里来的呢？现在我活了这么大年纪，后来就没有再见过这种东西，中学和大学的化学课程里也没有提到过“电石”一词。现在专门来写回忆的时候我又想起这个疑问，最后是《辞海》帮了我的忙。我查到“电石”的词条，那上面简单的写着：“即碳化钙”。于是查“碳化钙”，那里写着：“亦称‘电石’………有臭味，与水反应，产生乙炔”。原来如此！那石头并非“顽石”，其中的碳和水中的氢结成了能燃烧的气体乙炔。我想这个点灯的土办法可能很古老了，但也许因为“电石”是一种稀缺的东西，以至我一生只见过那么一次。
有个上午冯叔叔大概为了发一封信，带着我和仲威出旅馆去溜达了一趟。红楼旅馆外面十分热闹，原来它就是在汉口火车站附近，大约只有半里路的距离。那附近还有一家“铁路大旅社”。我在定居武汉之后曾经有两次顺便到大智路汉口火车站一带去找红楼旅馆和铁路大旅社，不仅不见影踪，而且，虽然我坚信那条街的格局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是时间隔得太长之后在感觉上好像不是那时见过的模样了。
大叔叔和爸爸的另一位朋友也请我们到他家去吃了饭，他的名字和作家老舍一样叫舒舍予。只记得他是个白净脸，西装穿得比较雅致。住的是一所市区里的那种洋房。虽然那时只去了一次，搞不清东南西北，现在看来这样的住宅只是在江汉路到胜利街这个抗战前的洋人租界区段内才有。汉口虽然经过几年沦陷，复归不久，整个城市建筑面貌还是略胜于重庆。
在那里我们还正好赶上抗战胜利后第一次过年。街上可以见到很热闹的民俗游行场面，这个我以前在昆明和重庆不知道为什么从来没有看见过。有狮子舞、龙灯舞、蚌壳精、旱船舞（有些名称当时叫不出，是后来知道的）。印象特别深的是踩高跷，因为那天我们正在一家饭馆楼上吃午饭，敲锣打鼓的游行队伍来了，几个穿着红绿衣衫装扮成各种故事人物的男女走到我们楼上窗子跟前来探头探脑的，倒叫人吃了一惊。原来他们双脚都踩在很长很高的棍子上，不但走得很自如，还能表演各种动作，我们几个小孩真是大开眼界兴奋不已。
为了换船我们这次在汉口大概呆了一个礼拜，当时何曾想到以后我还要回这里来，在大劫大难中从这里进入成年，从这里孤孤单单走进社会，在这里耗去我一生绝大部分光阴。在这里虽然我也和许许多多人一样经历过喜怒哀乐，但是始终摆脱不掉的主旋律是内心深处的无奈，我有太多的理由不大喜欢武汉。
换上大达轮航行大江
久闻大名的大达轮的“上层建筑”全被日本飞机炸光了。为了满足千千万万迫不及待回乡人潮的急需，匆匆做了修复。那船的确比我们从重庆一路下来见过的船都大，但是样子实在不雅。和我们原先乘的驳船一样，就是在船壳上面盖了一座大木房子，也是用芦席盖的屋顶。那时我没有特别注意观察过驾驶台是否也是临时搭的。不过我们住的船舱是小间，里面有双层木床。木床和木头板壁都是没有油漆过的。除了这种小舱以外还有“统舱”，那就是一个大舱里挤着许许多多人。在那里还听到了带“黄鱼”这个话，那就是有人不买票，私下塞几个钱给船上的某个船员，由他带上船来藏在一个地方，可以躲避查票，一直混到目的地。其实好像大家都知道有这回事，没见有人过问。这是我第一次耳闻在我们中国社会上行事的一种经典而垂永的方式（现在叫做“潜规则”），尽管轮船公司还是私营的。这次只能说是耳闻，因为我一直到下船也没有看出谁是“黄鱼”，毕竟他（她）们身上并没有长着鱼鳞，没有被放在竹篓子或木条箱里，甚至也没有像我那时猜想的那样是成天躲在舱顶的隔板上。
船开出汉口以后江面愈来愈宽阔，我心里惊叹长江有那么浩大。但是从此一帆风顺没有发生什么故事了，只记得船到九江、安庆和芜湖都停过。于是我知道了九江有瓷器卖，安庆有辣酱卖，芜湖有剪刀卖，因为每停靠一个地方小姑姑和冯叔叔都要下船转一圈，而且买回来一些东西。可恨的是每次到地方都在晚上，都不让我和仲威跟着下去玩，所以我们什么都没有看见。妈妈、婶婶、“新婶婶”则各自带着一个不满两岁的小孩，也都不能离船，于是每次都是小姑姑和冯叔叔代表我们大家去观光。
大概是在过了安庆以后，船上传开了一桩险情，说这一带岸上有“新四军”，有时碰上了他们要开枪扣船，还有其它等等。乘客有些紧张，但终于平安无事到了南京。
好像记得他们说大达轮还要继续一直开到上海，但是我们就在南京下船了。因为大叔叔已经做好安排，到南京改乘改乘火车去上海。在南京又有他的同行朋友用小汽车来接我们，到一个公司办事处休息吃晚饭，然后送上夜间的火车去上海。我童年时代只坐过两次火车，第一次是滇越铁路的火车把我带到逃难的终点——西南抗战大后方，那次坐的是货车车厢。第二次是京沪铁路（后称沪宁铁路）的火车把我送到回乡的终点——上海，坐的是卧铺车厢，是有门的小房间，就像现在的“软卧”，但我记得没有“软”床，里面也有点乱糟糟的。
到上海以后大家扳着指头算了一下，从重庆出发最后到达上海，正好用了一个月时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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