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伯威

四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八）

第四章的小节目录：再到重庆/南岸黄桷垭/杨家花园附一号/胡家三代团聚大后方/精华荟萃的战时“小江南”/黄桷垭时期爸爸和大叔叔/南山小学/我成了“小打手”？/南山上的抗战气氛/山镇家居/过江进城玩/在抗战后方的异乡婚嫁盛事/山上过得很快乐/“记得当时年纪小”/山里生了病怎么办？/“国军”来扰/妈妈的“咪叔”，年轻的新六军连长/冯叔叔/广益中学附小/童子军/与雷震的儿子打伙集邮/还记得几个同学/抗战胜利/分批回上海/难忘的“大甩卖”/三十八年后的凭吊

抗战胜利

战争还在进行着，家里订有一份《大公报》，爸爸他们还不时从市区带回一些报纸杂志。当时经常被提到的将领是胡宗南和汤恩伯，后来知道这两个人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前者在西北战场，后者在西南战场。汤恩伯的一个儿子叫汤建盘，是南山小学仲威的同班同学，听说很调皮。我之所以还记得他的名字，是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像上海人说：“挡箭牌”。抗战早期和中期，日本军队一直没有能进入中国西部（即现在属于“西北行政区”和“西南行政区”的所有省份），直到抗战胜利前一年，有一段时间战局紧张起来，战争威胁好像直接临到头上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发动了一次直接侵入中国西南大后方的大规模攻势。日军从湖南进入广西，相继攻占了桂林、柳州，接着西进北上进入贵州。日本人进军的方向显然是指向贵阳，从贵阳再北上三百多公里就是重庆了。

最近看到有的文章回忆说，那时大后方的人极度恐慌，但我感觉我周围的人好像并没有多么恐慌。也许是我年纪小不懂事，但是至少我看到我家里的人没有多少慌乱紧张。早些时虽有过“去西康”的议论，也不过是说说而已，没有人正经打算过。大概因为当时整个世界的形势已经令人乐观，所以大家大概觉得西南攻势虽然来势汹汹，小日本也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但是日本人眼下毕竟是步步进逼到跟前来了，家里除了每天谈论战局以外，还买了一幅西南地区大地图，用图钉钉在楼下客厅右墙上。冯叔叔用两种颜色的纸剪了一些小三角粘在大头针上，做成代表国军和日军的小旗子。每天根据报纸上报导的最新战况，哪方占了什么地方，哪方撤离了什么地方，就把旗子插上去或拔下来。其间虽然有几次拉锯，但是总的来说日军在步步前进。汤恩伯曾发誓要死守独山，但到头来独山还是失守了。我记得清清楚楚，地图上的日军小旗最后是插到了独山正北方的马场坪，离贵阳只有几十公里了。所幸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到那里以后日军就止步不前了。

当欧洲战事成为热点的时候，我们家墙上还钉了张欧洲地图，也是用小旗子来标示战况，我的直接收获，是从那上面熟悉了欧洲的地理概况，知道了德国在法国东边，两个国家差不多大小，中间还隔着瑞士、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这几个小国家。除了瑞士，各小国是老早一下子就被德国占领了的。听他们说法国人在边界筑了一条钢筋水泥的马其诺防线，曾经夸耀是攻不破的防线，谁知打起来一点用处也没有，法国很快就一败涂地。法国北面隔海就是英伦三岛，德国人一下打不过去，但听说除了轰炸以外，德国人还发明了“飞弹”V1、V2，没有人驾驶，可以自动飞过海去炸英国，任何大炮都没有那么远的射程，也没有那么大的威力。听说德国人的科学是非常厉害的。那时候对战争和科学谈论很多，有人说科学家正在研究一种“死光炮”，发出去的不是炮弹，而是一股特别厉害的光，碰到什么就毁了什么，而且可以攻击很远很远的地方。听到这些，很是恐怖，将来科学真要发达起来可怎么得了！原来，所谓“死光炮”就是那时候有人根据已经发现的莱塞（激光）设想出来的，可能由于具体的技术、经济合理性等种种原因，直到现在将近60年以后还没有这种“炮”出现，倒是派上了许多其他很精彩的用途。

接下来就是美军参战，诺曼底登陆，艾森豪威尔、丘吉尔、蒙哥马利、戴高乐等几个名字脍炙人口。报纸上对东线战场苏联红军的大反攻提得很少，所以人们口头谈论也不多。后来组建联合国，学校里音乐课上教了一首“联合国国歌”，当时翻成中文的歌词是：

太阳在天空现出笑容，
大地发出雄壮歌声。
全世界的人们都欢唱，
庆祝新世界的诞生。
联合国万众一心，打倒敌人。
为自由幸福新世界勇敢前进。”

我非常喜欢这首欢乐、雄壮、振奋人心的歌曲，后来知道它的曲作者原来就是苏联大名鼎鼎的肖斯塔科维奇。

在德国投降欧战胜利的前夕，威望很高的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由一个尖鼻子戴眼镜的副总统杜鲁门继任总统，报纸上还登出过他年轻时戴着钢盔当兵的照片。副总统由进步党的华莱士接任，人们议论这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事。从大人们的议论中我得知美国总统一向都是由民主党和共和党竞争轮替，其它党派一般无缘。民主党总统杜鲁门遴选进步党的华莱士任副总统，可以说是打破了惯例，而且听说进步党是比较“左倾”（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政治上有“左”和“右”），就是说比较亲苏联，亲共产党的。不久以后就有一个热门新闻，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中国到重庆来做客。记得报纸头版登出一个有趣的横排标题：“华来士来华”，这个标题正着读倒着读都是一样的，是报纸编辑弄的一点小噱头。

1945年夏天以前，大概谁也没有听到过“原子弹”这个东西，直到原子弹已经扔在日本广岛了，才知道还有这种武器。这个消息真是惊天动地！听说美国飞机投下的一颗“原子弹”把整个城市和全市的人毁灭得干干净净，过了几天听说美国人在日本长崎又投了一颗原子弹，比广岛那一颗更厉害，这一下小日本肯定彻底完了。报纸上大概对原子弹有了解释（我听大人转述的），介绍了什么叫“原子”。这和我小时候心里猜想的世界上一切都是由极小极小看不见的颗粒拼成的完全对头，所以我好像心有灵犀一点通，不费理解。还提到造原子弹的原料“铀”，这个东西是新鲜奇妙的，它会自动放出致命的射线，在原子和原子之间一传十十传百飞快的全部引发起来，造成比普通火药炸弹猛烈万千倍的爆炸。

接下来听说苏联红军开进东北，不到几天就把关东军打垮了，很快就传来了意料中的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重庆市里沸腾起来了，黄桷垭也一样沸腾起来了，见到的人们都兴奋得无以复加。小叔叔回来说他们一个同事前两天就说了，等到宣布日本投降那一天他可以脱光了衣服赤裸裸的上街去狂欢游行，当然那天他还是没有勇气那样做。重庆的夜间火炬大游行我们是爬到山上文峰塔旁边去看的，两股探照灯光组成一个大大的“V”字。人们以各种各样方式做成“V”字标记，包括举手张起食指和中指做成“V”字形，就像现在许多年轻人莫名其妙的高兴起来就做这个动作一样。抗战胜利的狂欢伴随着美国派头是我的一个印象，那时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威信空前高涨。许多老百姓见了美国兵就翘起大拇指说：“顶好！”美国兵也同样回答，当时成了互相打招呼的一种礼节。

我还听到了可怕的“切腹自杀”，据说不少日本人在听了天皇无条件投降的诏书以后就跪在地上用一把锋利的匕首插进小腹左边，往右边一拉再朝上转一个弯，这就叫切腹自杀。这就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令人听着毛骨悚然。

分批回上海

抗战胜利了，狂欢之后外来人的第一个心思就是“回老家去”。我还在上学，家里的动态和种种策划我都不太了了。总之，不多时以后爸爸和大叔叔先走了，又过几个月，祖父祖母也走了。小叔叔大概也是比我们提前走的，因为后来在我们回上海的漫长旅途中他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不过也说不定他比我们还晚几天，他毕竟是有单位有职务的。杨家花园我家那座楼里人口渐稀，留守者都是妇女和小孩了。楼下祖父祖母的卧室空出来了，家具都还在，那房间成了留下来的人聚会闲谈的场所。那时不知道家里从哪里弄来了一批罐头，其中有一些已经变形了，里面装的东西叫“阿华田”，说是美国货。现在想来不知道是抗战胜利后运进来的还是从美国军队里弄出来的。阿华田的味道像可可，但是含糖，是甜的，更像回上海以后常喝的乐口福麦乳精。罐头打开来其中有许多都已经结成硬块了，只好用榔头敲，用菜刀剁成小块，然后冲了开水化开喝。

这一切变化对我们几个小孩并没有什么影响，我还是上我的学，小姑姑和冯叔叔也还是去北碚继续他们的学业。

这年秋天，从上海传来的一个消息引起了一次大震动。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信里传来的还是哪个熟人告知的，说大叔叔在上海交际场结识并迎娶了个小老婆。听到这个消息，家里一下炸了锅，婶婶还为此气出心脏病，住进了南山的一家医院。后来回家一直还在打针，其中有一种装在有橡皮盖的小玻璃瓶里的乳白色的叫做“牛奶针”。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大姑姑、小姑鼓、妈妈都先后写信到上海去责备大叔叔，替婶婶出气。后来不知道哪里来的消息说大叔叔看了妈妈的信之后，脸一下子刷白了，说妈妈的文绉绉的绵里藏针的信给他心里的震动比其他人的指责都厉害，但事情是木已成舟，无法挽回了。

到了冬天我们也要走了，一切都在准备起来。除了已经走了的，除了大姑姑因为已经结婚是四川的人了，她的今后取决于姑父的去向，这次要一同回上海的大大小小（连同冯叔叔在内）一共还有12口人。家里的东西不少，抱着就要去上海的心情，那些家具大概都不值一顾了，我没有听说也没有见到打算怎么处理。倒是许多衣服、用品，多了不好带，带到上海恐怕也不值。大人们商量后决定“卖”。卖的办法是摆地摊，这事情叫我们这些小孩兴奋起来了，因为从来只有买过东西，没有卖过东西，而且大人允许我们也参加，这太好玩了！各房把不想带走而还值得一卖的东西清理出来，这些从来没有做过生意的人一起来讨论给每样东西估价定价。小姑姑冯叔叔他们剪了许多纸条写上标价，用大头针别在要卖的衣服、裤子、帽子、手套等东西上。我记得为此我们好像还分了工，把临街的那座小楼下面从来没有开过的大门也打开了，在门口摆了一个主要的摊子，同时在消防队坡下公路边也摆了一个摊儿。吸引了不少看热闹的，来的主要都是本地人，外来人绝大部分都是自己也要走的。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真正的“大甩卖”，因为如果不这样，肯定是卖不出去的。来买的人，有的厚道些，价钱谈到差不多就买下了。有的则再便宜也嫌不够，还要使劲压价，有个男人看中了一双手套，价已经压得很低了，他还嫌不够，还要往下压，我在一旁听得都不耐烦了，冲他没好气地说：“行，你拿一只去吧。”他白了我一眼，扭头就走了。

终于要启程了，一家人围着圆桌吃了在重庆的最后一餐午饭。正吃饭的时候，来了一个三十来岁的太太。这个人以前从没有见过，操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她一进来，妈妈婶婶她们赶紧站起来接待，她连忙摆手说：“你们用饭，你们用饭！”小孩子们从没有听到过“用饭”一词，而且是一口京腔说出来，便觉得很好玩，所以后来到了船上我们还反复笑着学她的“你们用饭，你们用饭！”从大人谈话中我听出来她是来买房子的。但是现在想，那么大一座花园洋房，就在我们离开前一个多小时才跑来谈，而且马上就谈定了这笔交易，那是不可能的，大概事早就谈好了的。

离开家上了船以后，我们得知这个客气礼貌能说会道“你们用饭”的女人，可不是个好东西。船因故停了一天，泊在港里没有开出，长期在我家挑水做杂工的老皮就上船来找我们了，他哭诉说，我们一走，那个女人就要把他立即赶走，这当中的情节我当然弄不清楚。房子易手的时候，可能有过什么协议，也许涉及我们家许诺给老皮的一些权益，那个女人可能都翻脸不认了。说起老皮，在我们家已经做了很久，大家都觉得他人好，待他也不错。他是重庆本地人，看上去四十多岁了，虽然是干粗活的，但是终年穿着长衫。他和我家的女佣人何妈相处长了成了相好结了婚，在城里找了个住处，结婚以后何妈离开了我家，住到自己家去了。有一次老皮还带我和仲威去他们家里玩，他们住在望龙门西面大约至少有一里多路靠近菜园坝的江边坡上，像是个大杂院，但是因为在坡上，房子高的高低的低，有不少还是竹子撑起的吊脚楼，如果不是身在其中而是悠闲旁观，倒可以说它“别有风味”。

三十八年后的凭吊

就此我们告别了黄桷垭，告别了在那里整整三年的童年后期生活。因为到上海不久，妈妈大概是在一次给我买衣服论及尺寸的时候对我说：“你现在虽然不是大人，但也不算是小人了，是中人”。所以童年到那时基本结尾了，虽然四月四日过儿童节还有我的份儿。在那里我还没有真正懂得什么，而且那里基本上又是一个世外桃源 ，国家兴亡，人世悲欢虽然耳有所闻，但对我来说不过是听了一些悲喜故事而已。在我记忆里只有快乐童趣和对开蒙过程中从自己眼睛面前逐渐扩大开去的对世界的美丽憧憬。瞰江饭店、磴子坎儿、小磨滩、车家壁、黄桷垭是瑰丽童年记忆里的一串珍珠，一颗比一颗大。每当想起来的时候总是对它们充满亲切怀念。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和重庆一别就是三十八年，人已老大。直到1983年秋天应邀参加在成都举行的一个重要研究项目论证会，我特意提前动身，先到了重庆。那时山城景象依旧，除了多出一个火车站以外，整个看来似乎只有显得比昔日更陈旧一些。天已黑了，我在车站存了行李包，背着装了洗漱用品和内衣裤的小包就上坡去找住处。那时出门吃住还是一件难事，晚上投宿常会碰钉子。好在我持有一张当时属于“新鲜事物”而且物以稀为贵的副研究员聘书，拿到坡上一家旅馆帐台前向他们解释说副研究员相当于高级工程师，（最初恢复“技术职称”时一般的概念高工至少是副厅局级待遇，虽然这在单位里从来不可能成为现实，但在社会上只要懂的人还是认账的 ）所以别人来了没有床位，我来了就“有”。虽然晚上有蚊子，大小便要下楼，洗漱在走廊上，但是洗漱时可以看到江景。早晨起来吃完简单的早饭，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望龙门过江。那里破旧了，是真的破旧了还是我的眼睛和小时候不同了？往坡下走时看见了缆车，还是那个样子，但那是真的毫无疑问地破旧了。高高的石梯也是过去的石梯，看到了轮渡码头和轮渡都是狭小破旧，和武汉不能相比。我突然感觉到，抗战一结束，人物一走，一度兴旺的重庆就此被扔在这个国家的屁股后面，再没有人回头一顾，这个感觉到了南岸黄桷垭进一步被证实了。

船到南岸还是一个石滩，只是再也看不见滑竿，我相信这个东西是从“劳动人民解放”的时候就废除了。到龙门浩还是走路上梯子，龙门浩倒是变了，进步了。再不是山路两旁的一小堆房子 ，而是朝里面一点找到一块开阔些的地方建成了能走汽车的街市，听说汽车从这里可以开到山上黄桷垭去。我想几十年前我在那里的时候离龙门浩滑竿路不远的这个地方就有公路，而我那时因为还小，没有看见过就不知道。现在懂得公路从这里是可以蜿蜒盘绕，连接上我小时候熟悉的黄桷垭南面坡下那条公路的。而且也回答了我那时的疑问：为什么不能走汽车的那条滑竿路边有德士古的汽油站。

不过现在这对我毫无意义，我的目的是来找老路爬山。龙门浩变了，所以开始上去的那一小段路和以前有点两样。但是走不远就寻到老路了，一路上多半能扭头望到长江和对面的重庆。我那时已是48岁，体力开始有些下降，半路歇了两回，一处是在三叉路口，从那里还有一条向西的下山路，问过路人说那是通往海棠溪的（中国到处的人口都多了，走在山路上已经时时都能遇见路人，以前可不是）。小时候“海棠溪”早已耳熟能详，但从来不知道还可以这样走去。老君洞找也找不到问也问不到了，土地庙当然也无影无踪了，这在意料之中，六十年代到处寻找革命对象的红卫兵对“土地公公”决不会放过的。大概是爬了将近一个小时，还是从那样的一个路口进了我们的黄桷垭。

正街完全换了一付冷漠荒凉的面孔来迎接旧人，路上还是石板，夹道还是鳞次栉比的房子，但是基本上没有了一个店面。昔日比肩接踵嘈杂喧嚣的景象不复存在，只见三三两两懒洋洋的住户。我赶紧加快脚步去找杨家花园，看见正街将要下坡的地方右手还是一块空地 。马上认出来了，我家住过的房子在，只是没有了围墙，没有了花园。花园被水泥铺盖起来，成了一块楼前地坪。楼门前挂了一块牌子，大书“××街道居民委员会”，有人进进出出，我不想透露我曾是这里的住户，佯装若无其事地徘徊端详。那座楼房还是老样子，爸爸妈妈的卧室成了一间大办公室，楼下客厅好像还是会客室。其余的因为不能走进去，看不见了。水泥外墙面还是“棘皮”式的；楼上楼下的窗子还是附加了百叶窗；瓦屋顶上还是有天窗；楼的右边和后边与那半圈护坡兼围墙之间还是留着那么一条窄巷子。留连感慨一番之后，我就继续往上走，想去看看杨家花园别的房子，我这才发现，绝大部分房子已然不见踪迹，少数地方留下些断垣残壁，似乎还有一两座破败了的小搂，空在那里摇摇欲坠。难怪那时候“国军”的营长唯独看中了“附一号”我们家。

继续往西走，很容易地找到了广益中学的大门。走进去还是那一条大石板上坡路，但觉得也有点破旧了，两旁树木也没有以前那么青葱茂盛，五十年代“大跃进”大肆砍伐山林大概也没有放过这里。走到中学部那片地方，房子还有，但是已看不到一所像样的了。这里显然已经不是一个中学校，因为见不到一个学生和老师模样的人。房子外面牵几条绳子晾着些衣服裤子，同样只见到几个懒洋洋的住家人，问以往事和变故，则茫然不得要领。大足球场当然还是那么大，只是感觉上不像小时候看上去那么辽阔，且长满了杂草。操场另一头的附小部更是认不出来了。那时到底还有没有广益中学？如果那时没有了，后来恢复了吗？以现在的条件如果在那个地方重新振兴这所学校一定是美轮美奂成为少年学子的天堂。

果然，后来我从一个“旅游网”上看到一则图文并茂的报道，我的理想得到了实现，恢复了的新广益的校园、房舍比我设想的还要漂亮、壮观，但是否“美轮美奂”更要看教育到底办得怎么样，凭着这几年长的见识，对这一点存疑是有充分理由的。

走出旧广益范围回到过去那条曾经天天走的通往南山小学后门的半坡小路，左手坡下倒是多了些房舍，有的好像还是什么单位 。但是这样一来我辨不出哪里是南山小学了，我只好估量着远近，摸到应该是差不多的位置，走下去看着那样子肯定是变了。但是再看看远些和近些的地方更不像，很可能就是那里了。碰到人一问，说那里现在是个中医院，问及昔日南山小学，又是茫然。我干脆下到公路上朝着黄桷垭走回去，一路所见大格局都和我留在记忆中的情形吻合。走到黄桷垭跟前时肚子饿得走不动了，于是在那里一家难得找到的小吃馆吃面时访到了前面说过的关于杨家花园的掌故。

那次我在重庆，在黄桷垭所见到的，恐怕不仅仅是一个被久久弃置了的“陪都”所特有的景象。1983年“改革开放”正在蹒跚起步，国家开始见到了一点复苏。如果再早几年我看到的可能会更叫人泄气。到处可见过去曾经光鲜的东西早已变得陈旧、枯萎和凋敝的情形（包括那时的“大上海”）。

现在，又过去二十年多，2002年在电视里我看到了直升飞机回旋俯瞰作为新设国家直辖市的现代化大重庆摄下的壮丽镜头，崭新的街市区早已扩大到过去的四郊。那么，山上呢？南山呢？我睁大眼睛紧跟镜头搜寻辨认，希望能发现哪里是南山黄桷垭。可惜镜头太宏观，也扫得太快，没有能找到。我开始发挥想象；黄桷垭大概还摊不上那份特殊的眷顾，像周庄和乌镇那样被尽量还原历史旧观，作为招引中外来客的旅游胜景，小心翼翼保护起来。更可能的是，那里因为风景优美而成了一个重要的开发区。于是正街的旧房被拆了，与南山公园配套，那里可能建了宾馆、饭店、川菜馆、“火锅城”、卡拉OK桑拿浴、彩卷和数码印洗、古董赝品、水货旅游工艺品的大排档。旧杨家花园那片地方可能又被有势力的房地产开发商看上了，在那里新建了高档住宅小区，现在又兴叫“花园”了，也许有想象力的聪明人又想到把有怀旧情趣的“杨家花园”老牌子用上了。那么在那里修缮保留一栋“旧建筑”也不是不可能。要是这样，唯一的就是曾经变成“居民委员会”的我们家了。“杀风景”的是，我难免又揣测，在这过程中现代开发商和“有关当局”操作之“黑”恐怕不亚于当年那个姓杨的“地痞恶霸”房产老板。

这些都是有趣的悬念，但如果不是以后某个时候碰巧有机缘，我决不会专门费事去解开这个悬念。这种事情往往是一旦明白无误摆在面前就没有意思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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