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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胡伯威

四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七)

第四章的小节目录:再到重庆/南岸黄桷垭/杨家花园附一号/胡家三代团聚大后方/精华荟萃的战时“小江南”/黄桷垭时期爸爸和大叔叔/南山小学/我成了“小打手”?/南山上的抗战气氛/山镇家居/过江进城玩/在抗战后方的异乡婚嫁盛事/山上过得很快乐/“记得当时年纪小”/山里生了病怎么办?/“国军”来扰/妈妈的“咪叔”,年轻的新六军连长/冯叔叔/广益中学附小/童子军/与雷震的儿子打伙集邮/还记得几个同学/抗战胜利/分批回上海/难忘的“大甩卖”/三十八年后的凭吊

广益中学附小

我在广益中学附小也是读了三个学期,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又读了一学期才回上海。广益中学在黄桷垭镇附近,也就是在杨家花园后面,坐落在风景区南山的东南坡。出杨家花园朝西走不远就是学校大门,进门有大石条铺叠的宽宽的阶梯大路,两旁都是参天松柏,夏天特别清凉。拾级而上一百多米,就是学校主体的中学部。有几座洋楼,也有平房。那时听说抗战期间重庆名气最响的中学是位于沙坪坝的南开中学,其次就是南岸山中的广益中学了。中学部西边有一个广大的操场,差不多是标准足球场的两倍,山区里能开辟这么大一片操场有点令人惊奇。操场北面是一条岭子,是南山的余脉。从操场边爬到山梁上不过一刻多钟,站在山脊可以朝北眺望长江和嘉陵江夹持的重庆市区。嘉陵江水是清的,长江水是浑黄的,汇流之处有一条清晰的界线,“泾渭分明”。著名的文峰塔就在这段山梁上,塔不高,孤零零的树在那里。附近不远露出几块巨石,巨石之间围成一间天然的小房间,有进的门和出的门。那时任何风景区极少见到像现在这样拥挤热闹的游客,偶尔来一个人或几个人在这里悠闲地徘徊观赏。那时候就在这文峰塔下出了一件悲哀的疑案,有一天上午我家的男工老皮从外面回来说:“文峰塔下面死了一个摩登儿!”。很多人都去看了,后来听人说有一个穿漂亮旗袍的摩登女人晚上坐滑竿上山,到文峰塔下坐在塔门口死了。怎么死的没有人说得明白,只说那女人旗袍的领扣解开了,是因为难受作呕而解开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呢?反正后来关于这事没有听到一个结论。后来,也是晚上,我们先后到文峰塔边去了望了一件巨大的悲惨事件和一件万众狂欢的事件。前者是菜园坝的大火,菜园坝在市区西南江边(现在市区大大地向西扩展了,那里不能算是西南边了)是一处靠近江边地势很低的平坝,重庆通了铁路以后火车站建在那里。那个晚上正街上传着:“市里起大火了,市里起大火了!”。大家摸黑爬到文峰塔附近去看,菜园坝一片火光冲天,烧了很久,人们下山时火势未减。另一次就是1945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晚上,听说市区里举行火炬游行,黄桷垭的人大多数就只能上山远远地观看这一盛景了。人们看到了重庆那边比平时亮得多的火光,还有划破天空升起的信号弹,还有探照灯光组成的标志胜利的“V”字(victory)。总之文峰塔那里成了黄桷垭人快捷感受市里动静,与市里共悲欢的信息台。没有听说过黄桷垭有电话,但不知道蒋介石等军政首脑在家里和市区是怎么通话的。

大操场的西端,也就是过了足球场的另一个球门,再走十几步,再上坡就是附属小学的所在。其中只有一座小的两层楼房,也就是楼下一个教室楼上一个教室。其余只有几所平房,共有几所我记不清了。再往西上行还有几个小平房,是住读生的宿舍。这所附小只收四年级以上学生,班次不多,整个说来学生比南山小学少得多。在这个学校生活的正课学习情况,我还是没有留下什么印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班的一位级任老师。是一个身材娇小的年轻女老师,我总觉得她的脸相有些酷似我家那副扑克牌上的Queen(上海人俗称“皮蛋”)。她很年轻,在我们面前只能算大姐姐,但是她对待学生有一种深切的母性的挚爱。总觉得她一年到头为她带的这个班的学生操着心,她认真地教,带我们活动,责备起学生来的时候在严肃中带着感情。虽然我如今记得的具体事例很少,但我一直记得我当时深爱这位老师,很可惜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连她姓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就像对小磨滩那位好心的女老师一样。只怪我开始来静心回忆童年做得太晚了。

还记得有一位中年男老师,带一副黑框眼镜,长着扎扎胡子,一口音调诙谐豪放的重庆话,声音也很有中气。他好像是教我们地理的,他在课堂上讲着讲着就忍不住要骂“下江人”。实在说,他代表了当年不少重庆本土人的一种情绪。所谓“下江人”主要指长江下游的江、浙、上海人。抗战期间从“下江”涌到重庆来的多数是比较有钱有势的人。他们除了与本地人在风俗习惯和语言上有差异,叫本地人不满的主要是随之而来的对物资的购买力破坏了原先封闭的天府之国的自给自足,引起了当地物价上涨,损害了本地人的利益。这就使得他们中不少人说起“下江人”就有气。那位老师有时说得激动起来简直有点咬牙切齿,也不避讳坐在下面听的学生有不少都是“下江人”的子弟。

童子军

另外,还记得一位“童子军”教练老师。“童子军”有点像解放以后的“少先队”,但是更多的带一点军事化色彩。从当时一本教材上得知童子军起源于英国,宗旨是锻炼少年儿童勇敢自强自立的品格和技能。我记得当时四年级以上的学生都是童子军,每个人度身购置一套黄咔叽(或黄色斜纹布,咔叽也是斜纹布,但是比国产斜纹布的质地好得多)的短裤脚军装;一顶同样布料的船形士兵帽(当时“国军”大多数戴的是有舌状帽檐的便军帽,只有后期新建的受英美训练的机械化新军,例如新一军、新六军才戴船形帽);一块方领巾我记得似乎是黄绿两色的布在对角线上缝接的(这一点我不太有把握,是否黄绿两色,也许记错了,不过肯定是双色的),一支系在墨绿色绳带上的管状铜哨子,塞在胸前上方衣袋内,绳带则自然潇洒地悬垂左右衣袋之间。还有一根缠绕成柱状的白色棉绳是供野外生活的各种用途。此外每个人还发了一根短棉绳,教练老师教过我们许多种绳子打结的方法,有平结、双套结、接绳结等等名堂,如今我也记不完全了。每个人还发一根长短齐眉的白木军棍。但是最得意的装备是一把有牛皮套的短刀,长不及尺,双刃呈宝剑形,铜刀柄上刻有“智、仁、勇”三个字(束腰的皮带铜扣上也有这三个字)。短刀本身也是铜的,镀成银白色,刀刃钝秃,不能切割,只是摆样子的东西。每次上操的时候要唱一首《童子军歌》,歌词是:

“中国童子军,童子军,童子军。
我们,我们,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
年纪虽小志气峥,献此身,献此力,献此心为人民。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终是我们行动的精神。
大家团结向前进,前进,前进,青天高,白日明。”

这位童子军教练也是一口四川话,高额头,鼓眼睛,年不过三十。他除了教我们操法还教结绳搭帐篷等行军知识。还教过我们自制汽水,每个人上山采寻薄荷叶,到正街上去卖柠檬粉、小苏打,说是加水加糖起了化学作用就变成汽水了。但我回去如法炮制,尝了一口完全不是滋味,赶紧吐掉。我想做汽水大概不是那么容易的。他虽然没有真正教过我们野营造饭,但我倒一辈子记得他教的那一段带动作的游戏绕口令:“切(也许是重庆土话发音,这个字他不念‘qie’,念法近乎‘cei’,更准确的念法是德语的‘ce’)格勒格,切格勒格(动作是左手握菜状,右手掌比作菜刀往下切)炒,炒,炒。(右手掌朝上,稍微窝起,作锅勺炒菜动作)啵格勒格,啵格勒格(念到‘啵’时,右手拍嘴示意进食)饱,饱,饱(拍肚子)。切格勒格炒,啵格勒格饱。切格勒格,啵格勒格,饱,饱,饱”。后面这几句也交换着做相应动作,所以越念越快的时候往往弄得手忙脚乱,嘴巴里也乱起来,令人捧腹。

他在上操的时候像长官对当兵的那样,动辄呵斥,甚至推搡踢腿。还有一次不记得是为了什么原因,他罚我们全班男生跪在楼上教室外面,说要跪半天,不许任何人起来。大约跪了个把钟头,他走上楼来说:“算了算了,念你们初次,原谅原谅你们了”。大家一哄而散,有人还笑着学他把“原谅,原谅”说成“月亮,月亮”。更有甚者,有几个年龄较大的本地学生背地嘀咕他对男生狠,对女生媚。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烧(谐音‘骚’)棒”。

说到这几个年龄大些的本地生,多数是住读的,来自四乡。也有不是住读的,家在正街或附近,也许由于家庭背景和教养的缘故,沾上几分流气。例如下课后住读生有时到文峰塔那里去玩,他们就想得出来给那里几块巨石围成的天然“房间”起了个字眼猥亵的名字,叫“麻X室”,据说是因为它的形状像女人身上那个我们已经隐约知道但不好意思说的部位。另外还有一些脏话都是从他们那里说出来的。他们还结帮对持,互相摩擦。其中有一个,我清楚的记得他的名字叫万宗义,家里在黄桷垭正街开了一爿门面狭窄的文具店。他长的个头不高,一双略为挂梢的单眼皮透出一种冷漠的威势。这个人成了一帮人的头,有几个住读生(其中有个子很大的)都拥戴着他。但他们在班上还没有做出什么大打出手的事,一般同学也不去招惹他们。

与雷震的儿子打伙集邮

常和我一起玩的是雷震的儿子雷德成和“陈大律师”(就是在广益中学大门对面坡下树牌子的大律师)的儿子陈令。因为有两个学期我们三个人同一张课桌,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比较合得来。雷德成的爸爸雷震是名气很大的一个国民党中央要员(后来因为在台湾主张民主改革,反对蒋介石而受迫害,更是在海内外成为热点新闻人物),他家就住在杨家花园那所有很大的茅草屋顶的平房里。我到他家里去玩的时候好像没有看见什么人,所以可能当时雷震自己很少住在杨家花园,那里可能是他的乡间别墅。雷德成是个老实孩子,他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很有特色。他脸色微黑,眉毛更是浓黑,上唇汗毛密致,影影绰绰好像长了纤细的小胡子。更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后脑勺扁平,上海人把这种头形叫“菜刀头”,因为侧视轮廓有些像一把菜刀。他和你说起话来的时候总好像有点傻乎乎的瞪着一双大眼睛。陈令也是江浙人,瘦小清秀,性格平和斯文。我们在一起除了男孩子通常玩的花样以外,三个人还打伙集邮。回忆起我们收集的中国或外国邮票,很富有那个时代的一些痕迹。有两套战前使用的最普通的邮票,画面都是国父孙中山的头像。一套叫做“纽约版”的,画面比较清爽简约,头像略小。另一套叫“伦敦版”的,印有拱楣和廊柱形的边框,头像略大一些。这两套邮票虽然简单普通,但是印刷都很精美,每一套都包括不同颜色和面值的十余张,所以如果收齐了也是洋洋大观。另外还有一套国民革命人物头像邮票,分别印的是民国初期的大人物,例如其中之一就是头顶大盖军帽,胸挂绶带,肩饰灯笼状流苏,英武潇洒的蔡锷。此外民国各个时期各种纪念邮票的纸张和印刷的精、粗、工、拙各有差别。有一套面积很大也很华丽的中华民国开国纪念邮票,上面印有五色(代表“五族共和”)国旗和桑叶形的中国地图(因为包括外蒙古,所以呈桑叶形),无疑也是在国外印制的。还有“林故主席纪念邮票”(纪念那时刚去世不久的林森)和“蒋(中正)主席就职纪念邮票”,以及一套“平等新约纪念邮票”。当时已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晚期,英美和苏联结成同盟,蒋介石代表中国也忝列其中,称“四强”之一。这套邮票是纪念那时同盟国的一次首脑会议,先后有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德黑兰会议等,都有决议或宣言。我已记不准这套邮票是纪念哪次会议及其盟约,反正是有蒋介石参加的那次中、美、英、苏四国会议。我只记得几次会议中有的中国没有参加,有一次苏联没有参加。鸦片战争以来凡与外国订约,都是丧权辱国的,这次四国盟会共同对敌,至少在形式上中国能与其他三强平起平坐,当时国人引以为荣。这几套邮票都印刷精美,当然都是在国外出版的。美国邮票中印象最深的是罗斯福总统逝世后发行的罗斯福纪念邮票。英国各属地的邮票都有乔治六世国王(今伊丽莎白女王的父亲)的头像,其中印度邮票都很大,乔治六世戴着王冠,而香港邮票上的乔治都是免冠的。印尼邮票上的政府首脑不知其名,头戴一顶黑帽子,形状像是把洋铁桶(上海人叫铅桶)倒过来。还有一套苏联红军邮票,记得其中一张是戴着有防风镜皮帽子的空军飞行员,我从这套邮票上第一次知道了苏联红军。当然还有五大洲其它许多国家的邮票,从邮票上学到了小学课程中没有的许多地理政治知识。其中欧洲的匈牙利和美洲的古巴这两个小国的邮票,其图案和色彩之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希腊邮票一般印制比较简陋,我觉得希腊字母也不太好看,但是有一张精致的希腊邮票以粉红为主色调,画面是一群身躯健美,穿着半透明纱袍,翩翩起舞的美丽女神,我那时觉得它是邮票中顶尖的艺术精品。从澳大利亚邮票上第一次认识了袋鼠、鸵鸟和鸭嘴兽。中国邮票里面还有清朝的龙邮,还有伪满的邮票,皆属粗制滥造。有些邮票是在过时未售出的邮票上加印一些黑字,改了币种和面值,废物利用以应不济。反映了来得太快的政治和经济变迁。那时在公路旁边开了一家集邮商店,可见当时黄桷垭及其附近的时代经济文化要素色色俱全。上面提到的有一些新邮票我们自己并未拥有,就是在这家店里见到的。我已记不清哪些我们曾买了或者从别的途径收集到自己简陋的邮票册里了,哪些只不过在小店的橱窗里或玻璃板下眼馋了几番。至于我们三个人在集邮上是怎样合伙的,现在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合伙中还发生过争吵,以至我和雷德成在课堂座位上打起架来,他是个老实人不知那次为什么会惹得我那么生气,打得他直叫喊,后来我们很快又和好了。

70年代晚期,我从上海中学老同学秦家骥那里借到一份香港杂志(那时大陆政治刚开始有一点松动),上面有一篇文章记述了曾经轰动岛内外的“雷震事件”。国民党政府逃到台湾以后,秉性正直而颇有书生气的雷震因反对独裁政治,与蒋介石闹别扭而长期遭受囚禁迫害。文章中专门提到其长子雷德成在此逆境中才三十几岁便英年早逝。我想直到他去世前,他一定还记得我这个同桌同学,像我记得他一样。

还记得的其他同学

我们三个还和一位叫丁长江的比较要好。丁长江白脸,瘦长,年龄比我们大一些,他家里在正街上开一家布点,在万宗义家文具店的斜对面。他不怕万宗义,而且有点对立,但基本上和平共处,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有好几回他请我们到他家楼上(布店在楼下,居住在楼上)去玩,好像是一起合作喂蚕还是合作玩别的什么。总之他像一个大哥哥那样对我们。

还有一个同学,他的名字和长相早就记不起来了,他喜欢讲故事。有一些三国、西游和水浒的段子我都是首先从他的口中听到的。但他常常会把一些故事搅混在一起,还添油加醋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有一次我回到家里对大人们转述了他讲的故事,其中说有一个长着三个鼻子的神通广大的人管着三个头大如芭斗的徒弟,他们本事都很大等等。我说这是“三国”里的事,把他们乐坏了,说这是哪一家的《三国演义》?

还记得一个同学的名字叫年家华,是个广东人,华侨,黑瘦脸。我和他交往并不多,为什么记得他呢?因为我曾很奇怪,他以前住在广东和南洋,那是热带地方,可他反而最不怕冷,到最冷的天气也只穿一件薄的球衣,外罩一件单夹克。

还有一个人,名字我不记得了,但是忘不了的一件事是音乐先生曾经推荐他在教室前面为大家演唱了一首美国歌,那首歌他唱得太动听了。后来才知道,那首歌就是福斯特的《The old folks at home》。因为我自己爱唱歌,对他唱得那么好,格外有共鸣,我想大概他在家里有过特殊的教习。

班上还有几个女生,但是因为从来没有在一起玩,大都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得有一个叫巴琳琳的,名字起得有点怪,而且长得像外国人(现在想来她也许就有外国血统),所以有些印象。坐落在正街上的那家“ABC”西餐馆,好像就是她们家开的。

广益中学的中学生中曾经成为我心目中英雄的就是足球队的那些中学生,广益的足球活动十分活跃。正当我在那里读附小的时候,在南洋的“万金油大王”胡文虎资助组织了以亚洲球王李惠堂为首的“东亚足球队”来四川。而且头一个开脚就是和广益中学生的足球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给了广益的中学娃娃(但在我眼睛里这些队员都是我崇拜的“大人”了)极大的面子。中学部有几个足球队经常举行比赛,下课时我们小学生常去看。有几个“明星”都记熟了(虽然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羡慕他们追球疾跑的速度,羡慕他们盘球的技巧花样和潇洒的动作,羡慕他们穿的漂亮球鞋和“琵琶腿”上的肌肉,特别感到洒脱豪放的是球队队长在赛前赛后带领全体队员用漂亮英语整齐响亮应答的几句口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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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言 目录
从南京到昆明(一)
从南京到昆明(二)
重庆. 北碚(一)
重庆. 北碚(二)
重庆. 北碚(三)
又回昆明(一)
又回昆明(二)
又回昆明(三)
又回昆明(四)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一)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二)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三)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四)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五)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六)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七)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八)
回乡路上(一)
回乡路上(二)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一)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二)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三)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四)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五)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六)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七)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八)
清心中学(一)
清心中学(二)
清心中学(三)
旧上海谢幕,少年时代结束(一)
旧上海谢幕,少年时代结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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