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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胡伯威

四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六)

第四章的小节目录:再到重庆/南岸黄桷垭/杨家花园附一号/胡家三代团聚大后方/精华荟萃的战时“小江南”/黄桷垭时期爸爸和大叔叔/南山小学/我成了“小打手”?/南山上的抗战气氛/山镇家居/过江进城玩/在抗战后方的异乡婚嫁盛事/山上过得很快乐/“记得当时年纪小”/山里生了病怎么办?/“国军”来扰/妈妈的“咪叔”,年轻的新六军连长/冯叔叔/广益中学附小/童子军/与雷震的儿子打伙集邮/还记得几个同学/抗战胜利/分批回上海/难忘的“大甩卖”/三十八年后的凭吊

山里生了病怎么办?

麻烦的事情只有生病,祖母生了几次病,医院在山上走去不方便。好在有一个医学博士住在公路边,开了一个私人诊所,他是婶婶在上海的一个好朋友的先生的同学。姓周名伦,他与婶婶在上海的一个朋友的先生赵启华在德国一同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周伦在德国读书的时候因为失恋企图卧轨自杀,结果没有死,但是失去了两条腿。好在德国的医学发达,装了假肢。看起来长的还魁梧壮实,就是走起路来显得僵硬不自然。替祖母看病都是出诊,他是坐自己的私人滑竿来的,所以浩浩荡荡带着两名滑竿夫一名看护,看护提着一个小皮箱,里面药品器械一应俱全。我家其他人看病主要也都是找他,能够走就到他那里去看门诊。婶婶在上海时就学会了打针,医生开了方子,买回针药,就在家里自己注射。针管针头消毒器械都备得有。后来好像家里的女人都学会了,再后来到上海,苹苹、田田长大了以后也都学会了,所以我们家里有自己在家打针的传统。

我在黄桷垭曾经重病一场。先是喉咙痛,记不得在哪里诊断了说是白喉(后来妈妈确切的告诉我是鼻子感染了白喉细菌),白喉在当时被看作与霍乱、伤寒、鼠疫并列的几大险恶传染病之一。妈妈着急得不得了,带着我在山里走了好几处地方去诊治,主要是因为那里很难找到唯一对症的药——白喉血清。有一天,从西边的协和医院看了,又要转到东边很远的汪山去看,我再不想去了(虽然是坐滑竿),妈妈叫我无论如何要坚持:“这个病不赶紧治是要死的!”到汪山那个医院去已经很晚了,等我们拿药的时候,早已下班了。后来几经折腾才拿到了药。那次病了好些天,不能吃干饭只能吃稀饭,每顿都用皮蛋下饭,在这以后我有好多年见了皮蛋就恶心。

妈妈在那里也害了一场大病。她从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得了胃病,那次发作得很厉害,吃什么吐什么,很长时间卧床不起。除了周伦来出诊以外,还介绍了一位叫孟德尔的德国医生来会诊。这次轮到我来服侍妈妈了,因为她不断地呕吐,就用一个大的扁圆的火腿罐头里面衬了报纸来接吐的东西。差不多吐满了,我就负责去倒掉,然后换上新的报纸。那次妈妈病得确实厉害,有一天可能看着很危险了,我看到爸爸一个人暗自到客厅沙发上坐着流泪。后来妈妈逐渐地还是好了。

在黄桷垭期间,婶婶、“新婶婶”和妈妈先后分别生了一个女孩。婶婶生的三妹叫庆庆。“新婶婶”生的四妹起先不知道该取什么名字,后来小叔叔回来取笑他们银行里有一位年轻女同事交了一个男朋友是美国军官,一天要打几次电话。每次打电话第一句就是:“哈啰,密斯脱奥斯曼!”这个话说笑了多次,忽然异想天开就把自己新生的女儿叫“奥斯曼”。后来改叫思曼,到上海以后才正式取名胡怡静。妈妈生的五妹一直到去世都没有取名字,她是最可怜的,大概只半岁左右就得了一场肺炎。那时肺炎也是凶险的病,先请周伦来看了,又请了孟德尔来会诊。那时已经有盘尼西林(青霉素)了,只是价格非常昂贵,用了以后仍不见效。后来不知从哪里又请来一位女医生,她也姓周。三个人一起会诊。就在会诊的时候,忽然出现一个紧急情况,小五因喉咙被痰堵塞发生了窒息,脸上已开始发紫,怎么拍打捶按都没有用,已是奄奄一息。这时那位姓周的女医生不知是胸有成竹还是突发奇想,叫人先打一盆热水来替小五洗澡,同时打一盆冷水来放着。澡洗到一半时,猛然把整盆冷水朝小五身上泼去。婴孩受到这突如其来的强刺激,浑身一抽搐,竟把喉咙里的痰逼出来了。就这样,女医生以果断而富有想象力的措施把小五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了。后来又继续注射盘尼西林,终获痊愈。真是巾帼不让须眉,一位中国的德国博士和一位德国的德国博士在她面前只能自叹不如。可惜小五到上海以后还不到两岁,又感染上肺炎,虽然送到最好的医院住院救治,还是没有医好,不幸早逝。

“国军”来扰

除了“病”以外,我们家还遭到一次“兵”的骚扰。有一天下午,突然有人来捶花园的门。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来势汹汹的,没有人敢去开门。不多时只见在我家高处的邻居砖砌围栏后面站着几个持枪的士兵,吼着叫我们开门,说他们的长官要在我们这里歇住。他们已经进了邻居的家却一定要来我们家住,可见整个杨家花园他们就看上了我们“附一号”。

谁家里敢让兵住进来呢?记不清是谁壮着胆子和他们答了话,说我们家里不方便,请他们到别处去。那些兵一听就火了,其中一个把步枪端起来,拉着枪拴逼我们赶快开门。正在惊惶无措的时候,当兵的后面走上来一个披着军大衣的长官,挥手叫当兵的把枪放下来,他走上前来比较斯文地向我们解释,为什么要在这里暂住一些时候。后来得知他是个营长,没想到一个小营长还有那么大的威风,而在我们玩的军棋里,“营长”实在是不值一提的角色。他的态度虽然比较缓和,但家里人当然懂得把这些人放进来会有什么后果,大人们心里不能不好好掂量。他们悄悄的商量了一下,一边与那个军官周旋着,一边冯叔叔(可能还有小姑姑)就溜出去了。在公路边上不远处有个宪兵队,宪兵就是军队的警察,专门管军纪的。大概是因为蒋介石住在附近,所以这里有个宪兵队。不多时果然来了几个头戴钢盔的宪兵,把营长请走,把几个士兵也驱走了。冯叔叔一向胆子很小,记得有一次他切西瓜不小心把手指割破了,竟吓得晕倒过去。这次去搬宪兵,倒是做得很漂亮。

妈妈的“咪叔”,年轻的新六军连长

大概就是在这件事前后,家里来过一位当“国军”军官的亲戚,那是妈妈的六叔,我们叫他六公公。但是他比妈妈还小十来岁,所以妈妈叫他“咪叔”。我们在昆明的时候他还是中学生,我记得他穿一件白衬衫,很活泼的。这次他找到我们家来,走到门廊那里的时候爸爸从房门出来,他马上立正行了一个漂亮的军礼。他变得壮实了,皮肤也晒黑了。他的军装和一般部队的军装很不一样,是美国式的军装,很潇洒。原来他在昆明参加了新六军,新六军是当时组建的一支新式部队,即所谓机械化部队。专门招收学生、知识分子参军,在缅甸接受训练,还在那里和日本人打了仗。这个军全部是美国装备,当时最新式的卡宾自动步枪、汤姆森轻机关枪、美国坦克、大吉普(十轮越野卡车)、小吉普(越野小车)、中吉普(可载十来个人的帆布蓬越野车),钢盔也是美国式的。“六公公”这时已经当了连长,可见他在缅甸的时候和日本人打过硬仗。他在我们家里住了一两天,就睡在我和仲威的房间里,因为年轻,和我们很快就搞熟了。可惜时间太短,而且他可能在外面疲倦了,很能睡,不然可以缠着他讲不少我们最喜欢听的军队里的故事。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新六军在东北打仗,战争结束后他又回到昆明家里,不知道他最后升到了什么军阶,大概新六军在东北溃败时他被俘虏了,解放后被送去劳改了相当长的时间。1978年我和爸爸去昆明住在舅舅家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也来看了我们,完全不像过去那个英俊青年了,老了,而且长相变得有点粗。可能是与世隔绝的劳改生活使他的性格变得很单纯,但很健谈,说起话来中气很足,言谈中痛悔自己“对人民犯了罪”,对共产党充满感激拥护之情,有点像末代皇帝溥仪出狱以后的情态。1978年,不管以前怎么样,那时大家感激和拥护“邓爷爷”的新路线,对国家前途产生了美好期望,所以对他的话或多或少有点同感,没有人去泼他的冷水。现在又快过去三十年了,他应该将近九十岁了,不知道这期间他结了婚没有。最近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有人在报纸上写了文章专门提起那批参加“国军”、曾在印缅受训并和日军进行过拼死战斗的热血知识青年,到内战的时候自然“站错了队”,背上了“反革命”历史问题。受到的对待远远不如战败的日军俘虏。少数苟活至今的晚境都很凄凉。但据那篇文章说,最近被采访到的几个人对过去的事都已淡然,没有什么怨言,而且我想还有像六公公一样曾经怀着深深的罪恶感,对“党的挽救”感激不尽的。“六公公”久久未有消息了,不知他还在不在?

冯叔叔

冯叔叔每次从北碚回黄桷垭的时候,都睡在我和仲威的小房间里,和我们亲密相处。

他有一肚子的故事,有圣经里的故事、莎士比亚的故事、《天方夜谭》的故事、《三国》、《水浒》、《西游记》的故事,还有其它一些故事。只要是有机会,我们是不会放过他的。就像后来我在北大读书的那几年,每次进城到前门外掌扇胡同小叔叔家里去玩的时候,三个比我小得多的堂弟妹们每每缠住我讲故事一样。在这种无拘无束的相处中,小的对大的很自然会产生出一种崇拜敬爱之情。在这几年的记忆中,冯叔叔是一个和善诚挚的基督教徒。他是学医学的,学医要学德文。常常听到他大声朗诵,其中常常读到“ja!”(相当于英文的“yes!”,所以我后来懂一点德文以后就怀疑,现代美国口语中常常用“yah”代替“yes”是不是在二战后受了德语的影响。英语“yah”和德语“ja”的发音相同)。有时候小姑姑在旁边听到他读“ja”就应一声:“嗯哼!”。因为上海话叫父亲叫“爷”而且发音和德语“ja”一样。在辈份上占“便宜”是中国人一种传统的调侃方式,走遍东西南北概无例外。

学医的要画解剖图,他有几本精致的原版医学书,上面有现成的器官剖面彩色图幅,他就照着书上用各种画笔精工临摹。因此他对一般绘画也有一定的兴趣和功底,但主要还是擅长于写实的工笔画——用硬水笔勾勒廓线,再用水彩均匀涂满,这种画法与他画解剖图是一脉相承的。另一种就是铅笔画,也是照着书本上的人、物照片或雕塑照片临摹的。事先还打格子,轻轻勾勒轮廓,然后细细涂抹,深、浅、光影力求与照片上一样。我记得其中最精彩的一张是一个外国老头的头像,现在推测几乎可以肯定那是一位德国医学大师。他作的画在一张画面上没有虚、实、工、草之分。所以他只是画工之画而不是画家之画,主要是由于所学专业的需要引起兴趣,不过在我当时看来他画得十分精美。而且有一次他还画了一张漫画,那是得知日本战犯首相东条英机倒台时画的。把东条画成一个稻草人,旁边有人用绳圈套向稻草人,正要把他扳倒。画的好不好,凭我现在一点模糊的记忆无法评判,但作为漫画,在寓意方面显然过于浅平,用表演艺术界的行话说,缺乏幽默的“包袱”。

在暑假里冯叔叔又是我和仲威的家庭教师,每天上午有一段时间带着我们学习,主要的各科都教,他还会纠正我们的普通话读音,比如说“给”字应该读“gei”而不是读“ji”,南方人多半读成后者。不过现在想,那时候他这个上海人自己的普通话不晓得都咬准了没有。过一定时候他出个题目叫我们做作文,他对我描写一次大雷雨的作文十分称赞。我写作文大概主要得益于看过一些课外读物,例如我印象最深的是爸爸给我买的一本叶绍钧(叶圣陶)写的《稻草人》,那是一个短篇童话寓言的集子。叶绍钧的文风清纯朴质,感情真挚,语言严谨而规范。这本书里的插图都是丰子恺的漫画。其中有被关在古塔里的公主和为她传信的青鸟;有耸立在街头眼见周围发生的种种悲惨故事而流泪的一位王子的石像;有拉胡琴的瞎子和他卖唱的女儿;当然还有日日夜夜站在田里替农夫驱赶害鸟的稻草人。

我在南山小学读了一年半,在应该升入四年级的时候,父母送我去投考当地最好的一所从高年级起步的小学——广益中学附小。发榜的时候得知我中了第二名。那几天,冯叔叔一直在埋头临摹外国画报上的一幅画,上面是在大海中迎着朝阳航行的一艘正面观的三桅大帆船。我起了好奇心,问他:“你画这做什么?”他说:“我要送给我的一个朋友。”完成以后,他在画面的右上角写了四个有立体效果的美术字:“前程万里”;在画面的左下角写了几行小字:“伯威学弟,投考广益,荣膺第二,可喜可贺,特作图赠,冯新为作”。画好之后裁了一块同样大小的硬纸板,把画裱在上面,又在外面包了一层玻璃纸。这位恰好比我大一轮生肖(他也属猪)的大朋友和老师,对我一直非常器重。抗战胜利后,他同我们全家一同回转上海,他的家住在大沽路。初到上海不久的时候,有一次他带我和仲威到他家去玩过。那是一间楼下的光线暗淡的屋子,那里有他的老父卧病在床(他的父母抗战时都没有离开上海)。那次去我没有别的印象,只记得他有许多抗战前就留着的唱片。他用留声机给我们放了,而且讲解了贝多芬的交响乐,让我第一次认识了这位乐圣。

他家有三弟兄,他是最小的。战后他的大哥冯大卫(他家原来就信基督教,所以取名“大卫”,后来两个弟弟就袭用一个“卫”字而且又改成“为”字)曾在爸爸的公司设在广东路普益大楼的office里当过职员。戴眼镜,穿长衫,也是文绉绉的。他二哥叫冯勤为,就在我们还住在重庆的时候从美国留学回来,只知道他是学工的。他与他哥哥和弟弟长得都不大像,体格魁梧,肤色微黑(可能是国外健康生活习惯所致)。那次好像在我家住了两天,少不得又被我和仲威缠着讲故事,还教我们唱了一支儿歌:“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尾巴,一只没有脑袋,真奇怪,真奇怪”。只住了几天,我不知道后来他到哪里去了。

回到上海之后,冯叔叔与我家来往渐疏,半年多以后简直就没有再见面了。所以不知道他怎样修完他的医学,又在哪里做事。直到解放以后,1950年冬天我在上海中学高中一年级,时值“抗美援朝”,学校里掀起了报考军事干部学校的高潮。我也决定去报考,这时自然想起了我这位曾经崇敬的师友。我给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地址大概是小姑姑提供的),因为这是我对自己人生途程的一个重大选择,希望得到他精神上的支持。不久他给我回了信,似乎对我的决定没有作明确肯定的表态,只是对我的爱国热情表示了赞赏,其中对我有一句突出的评语:“和你相处几年,知道你这个人从小就很深刻,不是一般的孩子。”

又过了二十几年,在我历尽坎坷刚在武汉成了家的时候,有一次小叔叔(三叔)从上海回贵阳路过武汉来探望。其间谈起,1950年他调离北京时曾暂居武汉,那时得知冯新为也在武汉,不知是协和医院还是同济医院,但没有联系上。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曾经一再写信到这两个医院,却都没有回音。又写信向院里问,也没有人给我回复。80年代时,我从一次省科技论文奖得主名单上看到医学类获奖者名单中有一位叫冯新为的,我又写了一封感情洋溢的信寄往同济医院,仍然是石沉大海。后来我也问了几个遇到的同济的人,还是没有打听到他的下落。但我相信那个冯新为就是他。同济医院是大单位,里面的人互相不认识也属正常。但由此可知,他后来事业上的成就并不十分突出,因此在单位里知名度不高。也许我越是在信里对他表示了崇敬和怀念,他反而越是回避见我了。他回避见我,可能还与另一件事有关。据婶婶后来告诉说,冯新为在重庆住在我家的时候,与小姑姑同在北碚上大学,同来同往接触很多,又都喜欢音乐,都信耶稣教,小姑姑渐渐地对他有了“意思”,但冯叔叔并不愿意。他们两人不相配是很显然的,这当然会叫冯叔叔很为难,所以到上海以后就逐渐疏远回避我们家了。虽然说胡家在重庆的三年对他照应不错,但这种事岂能勉强?假如他真是为此愧疚而以至于不好意思来往,甚至到今天还要回避我这个十分敬爱他也受到他器重的“小朋友”,好像大可不必。最近倒是巧得很,同济大学庆祝一百周年校庆。有家电视台做了一个专题访谈节目,访问了还健在的同济老人。其中有全国很著名的老教授,多半是建筑学方面的。转到医学方面的,屏幕上突然打出了一位“冯新为教授”,我一看就叫出:“是他!”。从二十方出头的大学生变成八十四岁的耄耋老人了,如果没有提到名字我当然认不出来,既然提到名字细看一下那不就是那么样的一张长脸盘吗?原来六十多年前从重庆回上海他就从江苏医学院转到同济大学继续学业了。这段访谈还特意安排他带着怀旧深情唱了当年同济校歌的一段,为什么没叫别人唱要叫他唱呢?显然是做节目的人从同济人那里得知他有会唱歌的特长,而这个我早就知道,我自己之善歌原因之一也是小时候受到他的影响。当然毕竟八十四岁了,听着嗓音已苍老,也有点接不上气了,但原先的功底还有痕迹。为了找寻他我已有过两三次行动,这次又有线索我也不想再折腾了,好在电视屏幕上已经见了一面。

大概是1999年,有一个晚上我也是在电视里看到一则中央有关官员和几位院士座谈的报道,其中有一位名叫冯勤为的院士发言。此人从年龄、从块头又都很像冯叔叔的二哥冯勤为。那个年代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学工的,搞得好,今天成为院士大有可能。这也是我的一个悬念。但我与他只是六十几年前有过一面之交,也许他根本就不记得我这个人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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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言 目录
从南京到昆明(一)
从南京到昆明(二)
重庆. 北碚(一)
重庆. 北碚(二)
重庆. 北碚(三)
又回昆明(一)
又回昆明(二)
又回昆明(三)
又回昆明(四)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一)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二)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三)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四)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五)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六)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七)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八)
回乡路上(一)
回乡路上(二)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一)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二)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三)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四)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五)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六)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七)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八)
清心中学(一)
清心中学(二)
清心中学(三)
旧上海谢幕,少年时代结束(一)
旧上海谢幕,少年时代结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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