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伯威
四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五）
第四章的小节目录：再到重庆/南岸黄桷垭/杨家花园附一号/胡家三代团聚大后方/精华荟萃的战时“小江南”/黄桷垭时期爸爸和大叔叔/南山小学/我成了“小打手”？/南山上的抗战气氛/山镇家居/过江进城玩/在抗战后方的异乡婚嫁盛事/山上过得很快乐/“记得当时年纪小”/山里生了病怎么办？/“国军”来扰/妈妈的“咪叔”，年轻的新六军连长/冯叔叔/广益中学附小/童子军/与雷震的儿子打伙集邮/还记得几个同学/抗战胜利/分批回上海/难忘的“大甩卖”/三十八年后的凭吊
在抗战后方的异乡婚嫁盛事
再有两次印象深的进城活动分别是小叔叔和大姑姑的婚礼。小叔叔已经过了三十岁生日，大姑姑也过了二十八了。他们都在黄桷垭时期找了门当户对的四川籍配偶，而且都姓杨。小叔叔娶的新婶婶（从结婚到老我们都一直叫她“新婶婶”）叫杨慧卿，出身于成都的大家族，长得颇清秀，就是额头高了一些，因此搭着几绺刘海。她是个老实人，性情也非常温和。小叔叔这个人高兴起来的时候诙谐健谈，眉飞色舞。不高兴的时候就雷霆大作，来势吓人。这两个人在一起几十年能够相安无事，是以“新婶婶”长期的忍气吞声为代价的。
大姑姑叫胡文娟，长得颇有姿色，皮肤白皙，体态修长匀称。在上海的时候在幼稚园里当过教师，弹风琴教唱歌（所以在黄桷垭的时候常常听大姑姑和小姑姑用上海话唱的：“排排坐，吃果果，幼稚园里朋友多------”）。后来听说起，大叔叔的老师，资本家杨志雄垂涎于她的貌美，常借故去幼稚园串门搭讪，企图纳之为妾。家里人虽不敢得罪于杨，但千方百计回避推却了。到重庆的时候大姑姑已是二十六、七大龄了，可能是经大叔叔的朋友介绍与四川本地杨姓大家族的公子杨锡祥结识。他曾去德国留学，当时在银行做事，五短身材，身高不超过大姑姑，但相貌也还英俊，面皮白净，蓄一撮小胡子，言谈举止（在没有喝醉的时候）斯文潇洒。他喜欢唱英文歌，我还记得名歌《鸽子》和福斯特的《老黑奴》（“Old black Joe”）都是从他口里第一次听到的。他与大姑姑相识之后常来我家。看起来两人情投意合，进展很快。
那期间，有两件趣事常常成为我们家的笑谈。有一次，杨锡祥在我家呆到下午，眼看天色将晚，他该回城里的住处去了。他磨磨蹭蹭走到楼下门廊口，站住了，嘴里还不断嘀咕着：“哎呀，要下雨了！”其实天上虽然起了云，但是还没有真要下雨的样子，他是在启发我们家留客，我不记得那次留了他没有。还有一次，他们快要结婚了，晚上在我家吃饭。做客的除了他还有刚从上海逃难来的婶婶的两个嫂子（婶婶的亲戚关系繁复，她从小是过继的，哥哥有的姓陈，有的姓沈，她自己又姓王。其中关系我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弄明白）。这次来的两个嫂子都是沈家兄弟的，一个叫“仲毅嫂”，一个叫“季良嫂”。也不知为什么，大人叫我们称前者为“阿姨”，而称后者为“舅母”。“阿姨”长得秀气，性格也随和。“舅母”矮小，貌不惊人，脾气也躁，她还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这次晚宴很热闹，有酒。我们自己家里人都不会喝酒，但客人里面这位杨叔叔（后来结了婚改叫姑父）和“仲毅嫂”都很能喝。杯来盏去的，阿姨没有醉，杨叔叔喝醉了。收宴后摇摇晃晃上了楼，来到阳台后面的那间小客厅沙发上横倒了，口里不断叽哩咕噜，一会儿中国话，一会儿外国话。我和仲威见了好玩的场面无有不赶热闹的，就赖在他跟前逗。只见他把茶杯举起来嚷着：“树叶嫂，再干一杯！”（我们家的人用上海话，“仲毅嫂”的发音近乎“song ye sao”，这个发音我也不解，因为这个“毅”字本来按上海话应读作“ni”而不是“ye”，这就无从考究了。而他一个四川人喝醉了混听混说就成了“树叶嫂”了）。这已经够令我和仲威捧腹，但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节目：他躺着“哈哈哈……”笑了一番之后，兴致越来越高，说：“来，我跳草裙舞给你们看”。拿了一个枕头（也许是沙发垫，我记不清了）顶在头上，手上举起一个装了污水的痰盂，就在客厅里转舞起来。这一下可把我们两个乐得在沙发上打滚了，笑得肚子疼了半天。“草裙舞”我是第一次从他口里闻知的。但这个人还是个好人，脾气也随和。后来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家庭、历史等问题劳改过相当长的时间，死得比较早，实际上抗战胜利离开重庆以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
准备大姑姑的婚事是当时家里的一件大事，比小叔叔的婚事隆重。为办嫁妆，家里很忙了一些时。还专门托人从上海购置了衣料、衣服、化妆品。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段粉红色的叫做“歇克斯汀”的织锦绸缎。整体是粉红色的，但在花、叶、背底之间，深浅相宜，亮柔相衬。料质着实的华丽高贵，真是美极了。结婚那天她在婚宴上穿的就是用这段料子精裁细缝的旗袍。
说到两次婚礼，我记不清是哪一次婚礼上仲威当了小傧相，那时他的年龄正好合适。当婚礼进行曲（那时国内婚礼上用得比较多而人们比较熟悉的是瓦格纳的那一首，门德尔松那一首好像不大普及。我想原因大概是后者一开始那两个乐句气势磅礴，只有一般乐器的小乐队很难奏出效果，而前者没有这个难处，如果环境逼得因陋就简，连口琴都可以勉强对付）奏起的时候，新娘穿着雪白的纱裙由大哥（我爸爸）挽着从会场后面沿中道缓缓前行，前面是一个穿着漂亮短纱裙的小女孩（女小傧相）提着花篮一路撒花瓣开道，那时用的都是真的鲜花瓣而不是纸的或塑料的。仲威在新娘身后，穿着他的苹果绿小西装，牵着长长的白纱披的尾端，亦步亦趋。一曲奏完，新娘刚好走到早已立候在婚礼台前的新郎身边。以后的仪式程序一如现在许多电视电影里所见，小时候第一次见到觉得非常新鲜。
包括婚礼仪式在内的种种西方生活习俗，例如生日吃蛋糕，吹小蜡烛，唱“Happy birth day to you”（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们好笑，说这像是唱的：“黑伯伯在偷油”）等等，就在战时重庆也流行在一部分社会阶层中。从五十年代起绝迹了几十年，最近十年中又重新学着国外或港、台，起先一小点一小点，然后是大踏步“引进”。似乎许多内地年轻人都以为这是二十一世纪的“时尚”和“前卫”。
山上过得很快乐
那时，在楼下小客厅里还经常举行快乐的家庭party。伴奏的乐器主要是冯叔叔的口琴，他的口琴吹得很好，口琴的牌子是“真善美”，是当时最好的进口名牌。跳舞伴奏少不了打节拍的打击乐器，小客厅里有一张原木桌面（“原木”是指没有上漆的）用细竹竿密密扎成一圈坚实底座的矮圆桌，不知是谁想起来把它侧倒当作一面大鼓，用一根大擀面杖敲打。还到厨房里拿来了刷锅的竹刷子，在椅子背上拍打，发出“擦擦擦”的声音。两样结合起来就奏出了响亮的“蓬擦擦，蓬擦擦……”。大人们对对起舞，妈妈的交际舞是最老到的。大姑姑、小姑姑则从上海带来了舞场上流行的一种挽手成排的集体舞，和着那时的流行歌曲。有一首是什么：“香槟沫子满场飞……”，当时我也没有听清楚，倒是最近这个歌又好像从港台“返销”回来了（像别的许多上海老歌一样）。黄桷垭的家庭party就像北碚小磨滩的游艺晚会一样，人，特别是年轻人，其实也包括老年人，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顽强的去找回似乎已因环境的变迁而远去了的快乐。
小姑姑遗憾的是脸貌和矮小身材，但是老天补偿给她一副金嗓子。她大概在上海读书的时候没有辜负自己这个天赋，下功夫练过美声唱法，已有一定素养。冯叔叔也是音乐爱好者，也有很好的歌喉，他正在江苏医学院读书，学校也在北碚。周末和小姑姑一同回来，常常在一起唱歌。唱的歌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欧美经典名歌，其中有一段时间反复练得最用心，所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Ave Maria”（是舒伯特那一首，难度大，所以他们练了好多天）。还有一些耶稣教赞美诗，特别是几首圣诞歌曲，我都听得烂熟了。另外一类是近代中国歌曲，例如黄自的《天伦歌》，还有在重庆流行的一些抗日歌曲，有的不一定是左翼的。例如有一首歌词是：“暴日凭凌，破坏远东和平，连天炮火，遍地血腥……”。大姑姑甚至有时妈妈和婶婶也参加进来。但是小姑姑还唱过那时已在上海流行开的日本歌，有一首：“wa ta xi jiu lo go man diu mo si nei（我是一个满洲姑娘）……”。她们离开上海之前日本人已经控制了教育、文化，在这个国际大都市也许日本人的表现收敛一些，市民中浑浑噩噩、“商女不知亡国恨”者多有之。
冯叔叔是一个虔诚的耶稣教徒，也许是受他的影响感化而信教的先后有小姑姑和婶婶。他们常常到广益中学附近那座小礼拜堂去做礼拜，有时把我和仲威也带去了。牧师讲道很像文化大革命“讲用”《毛主席语录》。一开头总是叫大家翻开圣经某一篇（例如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哥林多全书等等）第×章，第×节。每一节不长，最多百把字。我至今记得最清楚的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献给他们，使一切信祂的人不致灭亡，反得永生。阿门！”。念完圣经后就从这一两句话出发，微言大义，滔滔不绝，尽情发挥。牧师的口才都是顶呱呱的，而且抑扬顿挫，极富感染力。但是我最喜欢的当然是唱诗班伴着风琴的合唱，许多也许是从巴赫、莫扎特的时代开始，历代积累下来的优美曲调，庄严、虔诚、圣洁，把人们笼罩在神圣的“天人合一”的感觉氛围中。我从小对音乐感觉敏锐，从这个时候开始在音乐课上显示了很不错的童声禀赋。进了广益附小的时候，大姑姑常喜欢叫我唱课堂上学的歌。有一次我记得我先唱了一首我自己当时最喜欢的翻译歌名叫“烈士”的美国军歌，她听了没有说什么。接着我又唱了刚学的勃拉姆兹的《摇篮曲》，她说：“唔，这个歌好听，太好了！”。可见男子汉和女人偏好不一样。
“记得当时年纪小”
还有一首歌，我特别喜欢，歌名不记得了，还记得的几句歌词是：
“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吹，小鸟在叫。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梦里花儿落多少！”。
这首我感觉有着浓郁的纯情诗意的歌曲从那时以后半个多世纪我好像再没有听到过，我以为它已经佚失了。但是也就是在两年前一个电视节目上，有孙道临和秦怡在内的几位老艺术家表演了一首小合唱，唱的就是它，很令我激动了一阵。我有一点奇怪，就是在最近几年，许多在记忆里湮没久远的东西逐一再现，存在过的好东西，其生命力比我想象的要顽强得多。这个年头“文艺”一样一样在“复兴”
最近我曾留心查找这首歌，先后在网上和一本书上找到了它的歌词，版本是一样的，但和我当时记的歌词有些出入：
“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 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儿在叫。 我们不知怎样困觉了， 梦里花落知多少?”
我相信这个版本比较正宗，文字比较“雅”。但我也相信我上面写的那个歌词没有记错，这个“正宗”版本的“花落知多少”出自脍炙人口的古诗，但那时小学已经不学文言文，小学生未必听得懂。前面那个“风在林捎”也不容易听明白，还不如“风在吹”。所以我想大概是我们的音乐先刻蜡纸印歌单的时候有意改了让我们听得懂唱得顺口的。
还有一件快乐的事，夏天，花园里的蚂蚁忙碌起来。同时屋里也常受到苍蝇的侵扰。困顿无事的时候，爸爸经常拿着一个铁纱的苍蝇拍子到处打苍蝇。打死了就放在门廊前的石阶下，他叫我（有时还有仲威）蹲在那里观察动静，说有好戏看。不多久便有一两只蚂蚁从那里经过，在苍蝇身边踟蹰一番就离去了。大约过了五分钟左右，无数蚂蚁排成的一条长线沿着途中地势起伏曲折地波动着，而这条流线的形状是“准定常”的。这样的蚁群多是褐黄色的，体积小。在队列的旁边有时出现单个的、颜色一样但个头大一些的蚂蚁，它们似乎在那里前后照应和指挥着，像是“班长”或者“排长”什么的。到了苍蝇跟前，蚂蚁们便一只只拥上去，上、下、左、右忙活起来。起先似乎在那里端详测量，彼此之间交头接耳，看来是在讨论或传话。最后终于各据各位，朝着来路的方向合力拖动起苍蝇来。那阵势很像那年头我们看过的美国电影片《小人国》中的臣民在搬动格列佛的躯体一样。它们的猎获物（或者我们供给它们的猎物）有时还有更大的，如螳螂、知了、蚯蚓等。这就比较费事一些，蚂蚁们要费不少时间去撕咬、肢解猎物，然后一块一块地搬运。这时它们出来了又回去，回去了又出来，仍旧沿着同一条路线。面对面奔着的两只蚂蚁碰头时往往稍一停顿，然后继续奔跑，仿佛在一停之间传递了一个什么口令。这一切活动忙碌而寂静无声，组织得非常好，但不知它们是如何在协调指挥的。
有时候，正当一群蚂蚁在那里作业时，从另外一个方向来了另外一支队伍，朝着同一个猎物，于是一场战争爆发了。两群蚂蚁混战成一团，一般说它们的“肤色”相同，又没有穿军装或带其他标志，但在战争中看来无疑都能分清敌我，从不会弄错的。混战中留下一具具尸体，还有伤残者，一瘸一拐地回家去。最后由胜利者搬回战利品。
还有一类体积相对庞大的黑蚂蚁，其个头比黄蚂蚁约大十倍。两种蚂蚁遭遇时也会发生战斗，这种战斗并不遵循一对一的章法。一只黄蚂蚁咬住黑蚂蚁的一条腿死死不放，于是另一只又上来，第三只又上来。黑蚂蚁虽然是“巨人”，但是看起来它们的组织性远远比不上黄蚂蚁，所以往往成了失败者和牺牲品。我可以兴致勃勃聚精会神的蹲在那里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其乐趣不亚于看一场电影。
大概在我九岁的时候，我们迷上了下棋。最先是在黄桷垭街上买了一副“海陆空军棋”，这是我离开重庆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的东西（到上海以后只见过简单得多的“陆军棋”，相比之下简单得太不过瘾了）。走这种棋像打麻将牌一样，彼此看不见对方棋子的正面。棋盘上双方的后方是陆地，中间隔着海洋，但在两侧还有长桥相通，而且是铁路线。“陆军”里面从小到大是工兵、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总司令，每一方的总司令和军长都只有一个，其他的都有一对。相碰时大的吃掉小的。但是工兵可以挖地雷而其他军官们一碰上地雷就死掉。工兵在铁路上只要没有棋子阻挡一次想走多远就可以走多远，比象棋里的“车”还厉害，因为他还可以转弯，而别的棋子在铁路上每次最多只能走三步。在公路上大家都只能一次走一步。海军从小到大是驱逐舰、炮舰、巡洋舰、主力舰、潜水艇，也是大吃小，但是驱逐舰又可以专门摧毁潜水艇，而炮舰走到“岸边”可以轰击陆上的军力。到了陆军拼得所剩无几的时候主力舰可以登陆当师长用，巡洋舰登陆当团长用（那时我们已经听到过太平洋战争中有“海军陆战队”）。战争末期海战的意义已经不大（那时除了德国的V1、V2,还没有海上发射的远程导弹），因为最终目标是夺取陆上的军旗，谁夺得军旗谁就赢了。军旗可以放在最后一排两个棋位中的任何一个，这时往往就需要制造假象。不放军旗的地方放一个不大不小的棋子，永远不去动它，使对方不知道你的军旗究竟在那里。还有各种迷惑对方的方法，例如将一个排长放在某个地方也不去动它，使对方以为是地雷，等他用工兵来挖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克星。但是不宜用太“大”的棋子来伪装，因为真正的强将储藏起来不用是不合算的。其实“兵不厌诈”的名堂太多了，还可以做许多假动作来迷惑对方。但是“空中”还有两架飞机，一架是侦察机。任何棋子一落到它的航线上就可以被侦察到（把被逮住的棋子亮给对方看）。另一架是战斗机，可以轰炸航线上任何官兵或潜水艇以外的军舰（潜水艇在水底，所以不能炸毁，但是炸不掉也等于侦察出来了），它还可以击落侦察机。但空军也不是绝对自由的，每一边有两尊高射炮，它们是可以在一定范围移动的。飞机要是莽撞碰上它就完了。炮舰可以轰击陆上，反过来陆上每边有两个炮垒在固定位置上不能移动，敌方除潜水艇以外的军舰走近它就会遭到轰击，起到掩护己方弱舰和阻止登陆的作用。陆地上各方还有两个炸弹是凶险的武器，它可以像其他棋子一样走动，碰上任何棋子都是同归于尽，所以得小心保存好，专门设法用来炸军长、总司令等高级将领。其实我觉得这种军棋虽然不及那些古老经典的棋种，但其设计也还很巧妙。下起来充满了全面筹划，综合调度，“人尽其才”，设计圈套，判断对方等种种智力训练。下军旗始终要保持“军事秘密”，就是碰棋、“吃”棋的时候也不能翻开来看，所以下棋时还要请一位“公证人”坐在边上。这是麻烦，不管哪个大人最多开始一两次有兴趣来“公证”一下，找的次数多了就不耐烦了。不过那时物质条件确实太差，做棋子用的木头不知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每个棋子的色泽、木纹格不相同。时间一长我和仲威几乎把每一个棋子都能从背面认出来，成了下“明棋”，侦察机可有可无了。有时大客人来，我们缠着他来下棋，赢家自然是我们了。
象棋也在那时学会了。用的棋盘和棋子是冯叔叔从上海带来的德国拜耳药厂的广告品（也是购药的赠品）。都是用光滑精致的硬板纸做的，印刷很漂亮，每枚棋子背面印着以字母Y为交点的横竖两个BAYER组成的十字图形。走棋的时候不用把棋子拿起来，只要用食指按着在光滑的棋盘上推动。我们还在黄桷垭文具店里买了跳棋和斗兽棋，真是门门齐全了。说到跳棋，又可见那时大后方制造工艺之拙。棋分红、黄、蓝三色，几乎颗颗棋子的高矮胖瘦都有差别，颜色的深浅、木质的粗细也不尽一致。所以除了奕棋以外，我们还把棋子派了另一种用途，就是排演海战。那时正是美日之间太平洋战争处于高潮的阶段，经常听到大人们谈论战事的进展。消息来源除了我们家订阅的大公报以外，还有从市区买来的图文并茂的时事杂志。我们耳朵里也听熟了那些美国海军将领的名字，知道谁的官大，谁的官小。于是我们令那些互有区别的棋子扮演不同的角色，哪一个是麦克阿瑟，哪一个是尼米兹……。我们按照大人叙述的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发挥，在客厅的小桌子或地板上排演起战争的故事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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