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伯威
四 抗战时期在重庆黄桷埡（四）
第四章的小节目录：再到重庆/南岸黄桷垭/杨家花园附一号/胡家三代团聚大后方/精华荟萃的战时“小江南”/黄桷垭时期爸爸和大叔叔/南山小学/我成了“小打手”？/南山上的抗战气氛/山镇家居/过江进城玩/在抗战后方的异乡婚嫁盛事/山上过得很快乐/“记得当时年纪小”/山里生了病怎么办？/“国军”来扰/妈妈的“咪叔”，年轻的新六军连长/冯叔叔/广益中学附小/童子军/与雷震的儿子打伙集邮/还记得几个同学/抗战胜利/分批回上海/难忘的“大甩卖”/三十八年后的凭吊
南山上的抗战气氛
住在黄桷垭的初期，日本人还在轰炸重庆.。听说在我们此次到重庆之前不久发生过一次惨绝人寰的“大隧道惨案”。大隧道在重庆市区，即长江和嘉陵江夹持的半岛形地区。也许原来的用途不是防空洞（不然为什么叫“隧道”呢？我这样想）但在空袭时成了最大的防空洞。在一次比较大的空袭中，大隧道里躲了太多的人。警报很长时间没有解除，隧道内新鲜空气愈来愈少，里面的人憋得实在无法忍受了，拼命想往外逃，一时秩序大乱。洞门口的军警不查实情，照例在解除警报前禁止出洞。因为阻挡不住人潮，竟然干脆用土石把洞口封住了。等到警报解除以后挖开洞口时，整个洞里的人都窒息死了。后来光是用卡车运尸体就运了好几天。
我们初到的时候，世界战局有了转折，但中国战场还处在严峻时期。虽然黄桷垭在与市区隔江的郊外山上，但可能因为住了些重要人物（仅仅在我和仲威的同班同学里就有雷震的儿子、汤恩伯的儿子等，他们都有家在那里，更不用说还有蒋介石本人），当然在防空上不能掉以轻心。杨家花园后面就有一个防空洞，很简陋，样子和矿坑差不多，洞内有圆木支架，洞道两旁一尺多高处还横支着圆木，让躲在里面的人（至少一部分）可以坐着。我大概只躲过一两回。警报信号的方式除了鸣汽笛以外，在山上竖起一根高高的柱子。预行警报（在防空部队获知日本飞机快要或可能来袭时）柱子上升起一个红球；空袭警报（已经肯定有飞机来袭）升起两个红球；紧急警报（敌机已临近）两个红球都落下来；解除警报（空袭结束，或空袭未成事实）则升起一个蓝色的圆筒状灯笼。
战事还在发展，在学校里，在社会上时时都感觉得到官方的以抗战爱国为主题的教育动员民众的一些作为。南山小学每天早晨上课前在操场列队升国旗，吹起军号全体合唱：
看国旗，在天空，飘飘荡荡趁长风。
颜色丽，气度宏，青天白日满地红。
扬国威，壮军容，飞翻南北与西东。
为我中华民族争光荣。
迎胜利，烈烈轰轰，奋刀跃马捣黄龙。
扶文化，兴农工，建国还需赫赫功。
更进与万国相和同。
那时官方推行的歌或多或少有些文绉绉的，“三民主义”国歌就不用说了，一大半听不懂，只会跟着念经。这首升旗歌还算好的，但也不完全明白。例如最后三个字，我们小学生就不大懂。记得站在我边上有一个调皮的同学就故意把“相和同”唱成“像个筒筒”。
每星期一早晨有“纪念周”，校长或主任讲话，其中也常有抗战教育。有一次大概是得到什么紧张的消息，穿着长衫的有点胖的主任在操场台上激昂慷慨大声疾呼：“同学们用不着怕，就是日本人来了还有我这只老母鸡保护你们这群小鸡”。这个学校的许多先生我都忘了，还记得这位主任就是因为记得他是“老母鸡”。有一段时间局势的确紧张，那时候在家里还听见大人们议论往西安逃难，或者往西康逃难。但是后来不知怎么又平息了。
那时在电影院里看电影也不同平日。每一次电影正式开映前，伴随着三民主义国歌，全场都要起立。国歌声中，银幕上首先飘扬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然后是国父孙中山的遗像，再后是戴眼镜飘洒着银须的林主席（作为名誉国家首脑而当时已不管事的元老林森），最后是剃光头穿军装手拄指挥刀、相貌英武的蒋中正委员长。不多久以后听到了林森去世的消息，蒋中正亲自就任国民政府主席，放电影前奏国歌的时候就没有了林主席的像。
那时还传说着一个小故事，说林森在已经不行的时候，蒋介石到病榻前恭问他还有什么事情要交待。林森想了半天，说只有一件事情放心不下，就是他的儿子几天前丢失了一双皮鞋还没有找到。老蒋听了说：“这还了得！”马上郑重其事大张旗鼓地布置卫队人员立即搜索查找，暗地却叫人到街上去买了一双新皮鞋，拿到林森病榻前给他看，说找到了。林森这才死而瞑目。这故事也是小叔叔回家来吹得有声有色，是真是假不得而知。意思当然就是说这位傀儡主席已经是老迈昏庸。而蒋介石作为真正大权独揽的首脑，很善于在长者面前故作谦卑恭敬模样，显示自己的风度，也显示了自己的机智干练。但是几年前我看了一个讲述大革命时期政治风云的电视连续剧，那里面作为国民党右派代表的林森却表现得老奸巨猾，城府很深。如果是真的，我就得完全改正小时候对他的印象了。
山镇家居
国难时期，胡家三代十几口人分别从上海、南京流落到原本落后的四川。那时并不知道何年何日才能回到锦绣江南繁华上海，成年人心里难免惆怅，主要是他们那些“老上海”（只有妈妈、我和田田此前还没有在上海长住过，和他们的感觉有点不大一样）经常在唠叨埋怨。黄桷垭虽然有点像是战时的小江南了，但物资毕竟还是匮乏，东西价钱贵，品质粗糙，出门路难走，四川话难听（我倒还没有这个感觉，比如我直到现在还觉得地道的重庆腔听着特别过瘾），四川人态度生硬。这些抱怨常常还是以说笑话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例如婶婶到红十字医院生孩子（她到重庆第二年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庆庆”，因为是在重庆生的）回来就抱怨医院里四川人的服务态度太差。说她有一次有事唤护士（那时叫“看护”），唤了好久才有人回应一声：“dou来！”（重庆话“就来”，而且是拖长音）。又等了一阵子才见人来，但还不是整个身子进来，只是把头伸到病房门口望望有什么事情。偏偏上海话“头”的发音也是“dou”，所以婶婶说叫了半天答应个“dou来”，果然人不来，只是“头”来。婶婶讲这个故事把四川人连带四川话都奚落了一番，引得一家人哄堂大笑。
他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哪一年又可以到霞飞路（今上海淮海路）上吃月饼？！”他们原先住在大沽路，走到霞飞路很近。
不过统而言之，那时一家人的日子还是比较安逸快活的。我的父辈们都还年轻，超过35岁的就是爸爸一个人，他们乐观风趣，相处得也很和睦。除了家务、待客、附近小游、聊天以外，下午常常有一桌麻将。麻将保存在祖母房间里，一个长方形的紫檀木盒子，严密的插盖上有用小篆雕刻描绿的“方城之戏”四个大字。麻将正面是象牙的，背面是很精致坚硬的褐色竹子，嵌合在一起。体积比眼下（世纪之交）又盛行起来的塑料麻将小巧得多。还有一套筹码，形如铜币（铜板），是赛珞璐（实际上是一种质量很好的塑料，那时还没有“塑料”之称）做的。有大红的、粉红的、绿的、黄的，可以随意指定它们代表不同的币值。麻将桌就是楼下我爸爸妈妈卧室里的方桌，铺上毯子桌布就可以搓起来了。一般来说中心人物是“老太太”，我在家的时候有时也在边上看。所以怎样做牌、吃牌、碰牌、开杠，怎样和，怎样算翻我也都大略懂得一些了，尽管我终身没有上过牌桌。四圈打完之后大约是下午四点左右，大家肚子也有些饿了，于是把筹码一结算，赢家收了钱就叫女佣人到门口附近买点心。有时是面条、馄饨、烧饼，还有一样大家都喜欢的是走进正街之前有一家山东人开的大饼店的葱油大饼，擀成一层一层的，夹着猪油细丁和葱花，直径一尺有余。上海人把这种山东人做的大块饼子叫“羌饼”，把那种贴在炉膛里烘出来的并不怎么“大”的甜、咸烧饼反而叫“大饼”。还有就是正街上“ABC”西餐馆下午刚出炉的圆面包。
那时就听说重庆是个“火炉”，我们在山上，夏天一般还不算是特别热，但是和昆明比起来热得多了。我们花园里树不多，除了前面说过当中一棵铁树，楼房东南边有一棵高大的本土梧桐树，夏天中午前后常常听到那上面有知了不停的叫，叫得人昏昏欲睡。我和仲威都穿了浅绿色夏布（一种麻织的布）做的短裤脚背带裤，婶婶、大姑姑和小姑姑穿起用上海带来的香云纱做的旗袍，我到现在还没有认真从物理上考究过为什么香云纱穿起来会凉快。那种东西好像织得很密致，又仿佛上了一层什么涂料的，应该不太透气。它的外面是黑色的，内面是浅褐色的，似乎又容易吸收太阳热送入体内，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都说穿着就是凉快。天气最热的时候苹苹身上还长过包，甚至流脓。上海人叫“热疖头”，那时身上长疖子长疮就涂一种像牙膏一样装在小锡管子里的磺胺类药物“消治龙药膏”。
晚上一家人在花园里乘凉，除了谈天，爸爸还教我认识了北斗星、北极星和银河、牛郎星、织女星。小叔叔要是在的话，最喜欢讲故事，他的故事讲起来有声有色活龙活现。有的据他说“都是真事”，其中就包括一个“鬼故事”。这是我一生听到的鬼故事里最叫人“寒毛凛凛”的一个。他也先打招呼说：“咯只故事嘀嘀呱呱是真事体噢！”故事是这样的：乡下地方有一个很小的小学，四周围都是田和荒地坟堆，孤零零见不到一所别的房子。到晚上只有两个教员住在学校里，一个是国语先生，一个是图画先生。国语先生是个老实头，做事特别巴结顶真，常常到深更半夜还点盏油灯扒在书桌上备课批改作业。图画先生喜欢玩，他很“触气”国语先生那样迂腐，弄得没有人陪他吃酒、着棋、谈山海经。有一次他想出个恶作剧想要吓吓那位老夫子，叫他以后不敢晚上一个人独坐了。于是找一张硬的图画纸，用水彩画了一个特别阴森可怖的鬼脸假面具（别忘了他有图画天才）。夜深了，国语先生照常还在批改作文，恶作剧者戴上假面具轻手轻脚走进去，突然出现在国语先生书桌前。他倒料想不到国语先生抬头看见眼前情形的时候竟会恐怖到那么个程度，面孔铁青，浑身抖着直往椅子下摊。他想：“这书呆子也太吓得过分了，突然惊一下过后难道就看不出这不过是个鬼脸壳？”于是赶紧把面具摘下来说：“不要怕，不要怕，是我啊。”你猜国语先生怎么样？他抖得更厉害了，说：“我我我我我怕的哪里是你，怕的是一模一样跟在你背后的那个。”图画先生一听这句话马上倒地，“翘辫子”了！以后许多年当我深夜独处，周围丁点儿人气都没有的时候，不想则罢，想到小叔叔那个故事汗毛就会“嗤”地竖起来。另一个晚上他还讲了一个在赣西集训的时候“亲眼看见的”和蒋经国有关的鬼故事。我后面讲到蒋经国在上海的时候再来说。
有时突然一阵乌云上来了，接着闪电、打雷、下大雨。山里的夜雷雨来势凶猛，雷声震天，大风送着瓢泼大雨，打击着楼上楼下的窗子，乒乒乓乓地响。于是紧急动员关窗，我才明白为什么那里每扇窗子外面都要加木头的百叶窗。
记不清是哪一年出现了一次大热天。前两天就听说报纸上登出了预告，说是有一个“热气圈”这两天就要来到四川，它来的时候气温会上升到120度（那时讲的是华氏度数，华氏120度就将近摄氏50度了），传说要热死人。虽然对这个消息半信半疑，但是大家还是紧张。我们家里作了种种准备，首先是把地下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真的热起来全家人就躲到地下室去避暑。水缸里都打满了水，还准备了凉粉凉面、人丹十滴水。第二天的确是很热，但是并没有到那么可怕的程度，后来听说实际上达到108度，如果真的是这样，恰好与九十年代末重庆出现过的极端最高温度（42°C）一样。那个时候做出那次温度预报可以说很了不起，当然120度的说法太有点“天方夜谭”了。所以我又想，当时中国气象台凭自己的天气图做准确的温度预报而且报出极端情况是不大可能的，就是现在也不容易。但是如果在大气“上游”的北非一带前些时出现了极端高温，由此推测我们这里过些时也会出现异常高温倒也可以说事出有因。非洲沙漠地区的气温可以达到50°C（120°F），也许那时候根据国外报导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但如果由此把这个温度也原封不动搬到我国就太弱智了。气象上也从来没有“热气圈”一说，如果是外行的翻译会不会是把热带气旋（tropical cyclone）或热带环流（tropical circulation）译成了“热气圈”？但是这两种热带系统不大可能直接影响我国西南地区。即使在我国东部，伴随热带天气系统入侵而来的主要应该是大雨、暴雨，而不是极端高温。对过去久远而没有搞清的事情做一些不能完全肯定的推测，似乎明白一些，但又似乎不可能完全揭开它的神秘面纱，让它总留下一点悬念也是很有意思的。
我还想起那时候夏天在重庆用的蚊烟香（上海人叫“蚊虫香”），也许现在的年轻人都没有见过。就像香烟一样，是用薄纸裹着一种什么屑末，裹成一条，但比香烟粗得多，截面是扁的，大概两公分宽，却有两尺多长，像条白蛇。显然这是一种“土蚊香”，我是先见到和用过这种蚊烟香，后来到上海才见到过基本上和现在一样的压塑成螺圈的蚊香。不知道那种纸包的蚊烟香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蚊香还是战争年代临时的代用品。
过江进城玩
家里离市区实在太远，要下山、摆渡过江，到了那边虽然算不上是再上山，但也还是要爬上很高的坡岸。所以除了爸爸和两个叔叔必得每天过江外，其余的人进城的次数并不多。其中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去两路口参观“工矿展览会”。现在想起来那次一家人之所以兴师动众专门为这个展览会走一遭，不仅是因为那个时代这样的事情还属稀奇，还可能因为爸爸当时是大达轮船公司下属大达矿石厂的襄理（副经理）。举办这样的展览会除了实业界以外还有政府的支持，因为当时提的中心口号是“抗战建国”。展览会上见到的东西拿现在的眼光看实在平淡无奇，但在当时中国的大工矿业还是稀罕的，看到那些展物、那些模型，特别是电力操动的工矿模型（里面有像玩具火车一样在轨道上自动运行的矿车和其他车辆模型）很给了我一番惊喜，留下了深刻印象。
还有一次是去看话剧“家”、“春”、“秋”。战前上海是中国唯一的电影制片基地，抗战时期一部分电影演员留在上海，有些流到香港，但也有一批到了重庆。在重庆拍电影当然不成，所以组织起话剧演出。当时应该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全部出完不久的时候，就编成话剧在重庆上演了。演员们都有功底，演得也认真。巴金小说里封建大家庭的悲剧被演绎得震颤心弦，催人泪下。那次我们全家又在市区旅馆里住了两天，大人们谈论叹嘘，久久沉浸在剧情里。我记得我看的时候也激动，看到那些老的“坏人”欺负年轻的“好人”时我也紧张、悲愤。但我可能理解得不深，里面情节大都忘了，一直记着的只有一个丫头在舞台后面做出来的闪电雷鸣中去跳井的一幕。
还记得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是爸爸公司里一个职员带我一个人去“大众电影院”看一部叫“万世师表”的苏联影片，后来听说是一部很不错的片子，但当时大概我不大理解内容，看着很气闷，只记得那里面人多半穿黑衣服（也许因为是黑白片）。特别是看到一半我肚子疼了，那人只好领我出去。想必那个电影院没有厕所，但是门前正好有一大片日本人轰炸留下的废墟，我就在破砖瓦堆后面蹲下来拉肚子，那时天阴，下着毛毛雨，很是狼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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