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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伯威
左图：初有记忆的我
第二章 重庆. 北碚（一）
第二章的小节目录：嘉陵江畔的瞰江饭店/北碚磴子坎农家/流亡中的异姓大家庭/快乐的周末旅行/妈妈的大照相簿和我的小照相簿/背起书包上学堂/妈妈给我生了个小妹妹/看“厉家班”，迷上了大花脸/爸爸升了科长，却辞职不干了/爸爸的身世/
嘉陵江畔的瞰江饭店
我开始有比较连贯的记忆，是四岁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自己的一生实际上好像是从这时正式开始，而且是从一个梦境开始的：五光十色的星星点点组成立体回旋的长河，不停地来复流动。我悬浮其中，不觉自身之存在，惬意、瑰丽。后来回想好像是梦到了原始的混沌，梦境中只有这些，再没有现实尘世中那些更具体的物事。这是我记得的第一个梦，怎么来的这个梦？可能那是我刚从昆明到重庆头两天的梦。为什么呢？虽然我记不得那第一次坐飞机的情形，但是记得后来两次在同一条航线上来回飞的感受。昆明至重庆之间，高山起伏，上空气流很强，那时在这条航线上飞的有中央航空公司的、中国航空公司的和德国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和现在的客机比起来太小了，所以颠簸得非常厉害。和现在一样，每个乘客座位前面的靠背上都插有纸袋，是供呕吐用的。我每一次几乎都要吐半袋子。由此可见第一次下飞机之后会长时间保持飘浮晃荡的感觉，直到头两个晚上还做起飘浮回旋的梦。
我穿着一件白色的小睡袍，睡在靠窗子的一张草绿帆布行军床上。不止一个晚上，响起了什么声音。爸爸就扒在我床边的窗口，把头，甚至半个上身都伸到窗外，反复大声喊着:“关灯！关灯！……”。我渐渐懂得，那是来空袭警报了。爸爸是政府机关公务员，大概在这个时候负有提醒周围公众的责任。
这是嘉陵江畔岸坡上的一家小旅馆。初到重庆，在我童稚的心理上觉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都住在这里。只有一个小房间，我的小床对面（进门那一面）靠墙是爸爸妈妈的双人床。床前侧墙下是一张方桌，三四把方凳。另一堵墙那里有一个放脸盆的木架子，大概还堆着一些杂物，其中有一个圆筒状的绿色大帆布行李袋，可以用一个“D”字形可开闭的铜环穿过圆筒袋子上边镶有铜圈的一串孔束紧袋口。进门左手，爸爸妈妈床脚附近摞着大大小小几口皮箱。——我大概基本上没有遗忘什么了。房间外面的情形则记得模糊。似乎上了木楼梯没有几个房间，楼下仿佛有个小柜台，下了木楼梯背面有扇后门。总之是个小小的旅馆，严格说来只能叫“客栈”，但是我后面要说到，它倒是有一块响亮的招牌。
白天爸爸去部里办公了，留下我和妈妈守在这小房间里。妈妈开始教我识方块字。人、手、刀、狗、猫、我、你、他、爸爸、妈妈……，背后都有图画。抗战初期的这些东西，包括后来看到的许多图书，纸张和印刷都是很精美的（也说不定是从南京、上海带过来的）。抗战晚期就一落千丈了。妈妈把教过的字一张一张翻出来叫我认，还把字这样排起来读，再那样排起来读。我学得很快，入学前就认识了不少字。
妈妈还教我唱歌。最初教的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妈妈告诉我“鬼子”就是派飞机来炸我们的坏蛋日本人；有个“大刀队”是专门杀日本鬼子的。但是我那时说话还不能准确发音（妈妈常常笑我是“大舌头”、“方舌头”，就像我后来知道的京戏大师马连良一样，但是我长大以后舌头就不大了），我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成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叹气”。这又成了妈妈津津乐道的一则笑话。还有《义勇军进行曲》里的一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个“炮火”我还不知道是什么。那时爸爸的一个朋友姓“贺”，曾经带他的太太和男孩来我们住处玩过。我叫那个男孩“贺哥哥”。南方话“贺”与“火”这两个字唱歌的时候听不出差别。贺哥哥比我大几岁，有点顽皮。总在屋里不停的跑来跑去。因此我一唱到“炮火”两字时，脑子里就浮起那个“贺”哥哥穿着背带裤在“跑”的样子。“炮火”在我脑子里变成“跑贺”了。
后来妈妈才教了我一些儿童歌，其中有一首：“Blue bird，blue bird，（这里空下一个当时没有听清楚的字）I see you，oh no！ I see you”。后来去北碚以后又教了我许多别的歌。
此外妈妈还教我折纸。一张方纸可以折成小船（有蓬的和没有蓬的）、飞机、手枪、青蛙、猪头、衣服、裤子、猴子、灯笼、八角盒。还有一种鸟，就是现在情思细腻或者追求时尚、附庸风雅的少女折来表示寄托某个心愿的所谓“千纸鹤”。我能够静得下心来，折得非常整齐，一丝不苟，常常得到妈妈的夸奖。
因为住在旅馆里，饭是到外面去吃的，或者有时候饭菜都由旅馆茶房从外面叫来，装在一个竹子编的提盒里拎来，所以家务事并不多，妈妈有足够的时间给我启蒙教育，和我一同消遣光阴。但妈妈总还有一些别的事情要做。她在做事的时候，我常常是在桌边跪在方凳上一个人玩积木。我有一大盒、一小盒，两套积木。我照着图上的样子搭，自己也想出新花样来搭。因玩得专心，所以至今我记得那些长长短短的、形状各异的积木块各是什么颜色，还记得那彩绘的门拱、窗拱，还有一个大笨钟……总之，都是古典欧式建筑的构件。
天天或者隔天就有的事情是空袭警报。突然间就从不远的地方传来凄厉的“呜————”高一阵低一阵的长鸣。于是妈妈就急忙把方桌上的东西挪开，把几床被褥都盖在桌子上，拉着我一同钻到桌子底下蹲着，直到听见解除警报的汽笛声。不知为什么我们那时没有去防空洞而是采用了这个简易的方法躲轰炸。棉被和方桌当然挡不住炸弹。但是我想也许那时日本人的轰炸机小，往往是低飞投弹，而且低飞扫射。可能因为那时机关枪子弹的穿透力不强，几床棉被和桌板大概是挡得住的。还可以抵挡别处被炸时飞来的弹片。
午饭好像多数是去饭馆吃的，一家三人在一起（大概预先和爸爸约好会合的）。重庆是山城，房屋由江边向内层层升高，街上有坡道，有石阶。我印象比较深的一家馆子，朝嘉陵江的一面没有墙只有栏杆，在那里越过前面低处的房顶可以看见嘉陵江。吃过些什么菜我不记得，倒是牢记着一样东西，那是蒸出来很白、很松软的竖圆墩状的馒头（后来我听上海人叫“高脚馒头”），带着刚出笼的清香，还有点甜味。
有一天，我们正在馆子里吃午饭，空袭警报来了。而且听到我们那个旅馆的方向传来“轰”的一声，人们在唧唧喳喳议论。爸爸妈妈有些紧张起来，连忙牵着我往住处赶。到那里一看，不好了！恰恰就是我们住的那家旅馆中了弹，听他们说不是普通的炸弹，而是一颗“燃烧弹”。
我和妈妈站在街道的另一边望着；爸爸和一个茶房冒着烟火冲进正在燃烧着的旅馆，一趟又一趟的把行李物品抢出来，放在我和妈妈身边，然后又进去抢救。进出几趟以后说不行了，楼梯已经烧断了，上不去了，于是就到此为止。好在据说大多数重要的东西都抢救出来了。后来听妈妈说她的一把小提琴没有抢出来，烧在里面了。我以前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因为在那里没有见她拉过。肯定是在南京的时候就有的，去重庆后在旅馆里也不便用，就堆在别的行李中间，我没有看见。倒是可以肯定，我喜欢的两副积木也被烧了，因为印象中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玩过积木。
我们从此告别了这家旅馆。住在四川的那些日子里，一家人都跟着妈妈说昆明话，爸爸也带着上海口音学昆明话，于是从他们口中听到那家旅馆的名字，我一直以为是叫“康家饭店”，后来也是这么记着的。直到1983年，我出差成都路过重庆时，专门去凭吊旧地，曾在嘉陵江边一带踯躅良久，并没有看见什么“康家饭店”，却终于找到一家“瞰江饭店”。我想是了，这个字号对于处于江边旅馆来说既贴切又雅致。昆明话里面没有ng结尾的音,所以“瞰江”和“康家”很容易相混，哪来的什么“康家饭店”？那一年爸爸还在世，但我后来还是忘了与他核实这个悬念。直到他去世后，含泪翻阅他那些写得工工整整的，政治运动中的“交代材料”，才证实了我的推断。在交待抗战初期那一段中，赫然写着“瞰江饭店”。当然，我1983年见到的瞰江饭店已经不是记忆中的那个简陋的小旅馆了。
左图：爸爸和我在磴子坎居所前。在这张照片的后面，有妈妈留下的题识：“廿八年七月摄于巴县兴隆乡磴子坎乡居，时年四岁（时值中日大战避居川省乡下）”。（摄于1939年）
北碚磴子坎农家
后来怎么离开重庆市区去到北碚乡下，我毫无印象。也许大乱多时后疲劳的旅途中我睡着了。起先，我们搬到一个叫“磴子坎儿”的村子里，住在一户农家。有围墙，进门有个小院坝，一横一竖两侧各有一所平瓦房，都盖在一尺多高的台阶上。我们就在对着院门的那一所屋里占了一间，长方形的。宽的一边有窗子朝着院坝，窄的一边还有个小窗子朝着屋外。我特别记得我们住进去以后在这小窗子上钉上了新的绿色铁纱来挡蚊子，所以这时候应该是夏天。还有一个证据是有一天晚上爸爸有个同事送来一个椭圆形的大西瓜，这是我所记得的第一次吃西瓜。这也说明爸爸机关里当时因空袭日紧，疏散到这边乡下的不止我们一家，所以有同事住在附近。爸爸还是天天去办公，这说明办公的地方也已不在重庆城内，而是同样疏散到北碚乡下来了。
院子和房子里面都很干净，好像从上述那两所房子的间隙中向后去还有房子。那家有一个不到十岁的女孩，剪成像男孩子那样的短发，皮肤洁白，她身上穿的土布的半长不短的侧襟上衣和土布裤子都已经洗白了。他们叫她“有蓉”（至少按南方话是这样发音的），她有时带我出去玩，但次数不多。平时还是我和妈妈在一起，她继续教我识字，而且开始用铅笔写字。这事都在上午。她给我规定了每天要认会多少（仿佛是五个字）、写多少。然后妈妈就说她要去“变把戏”，“变”饼干给我吃。那饼干做成各种动物和别的东西的形状，又好玩又好吃，或者是因为好玩就觉得好吃。但是每次妈妈去“变”饼干的时候都不许我跟着她去，而且还要我转过身去不许看。说要是我看了，饼干就“变”不出来了。大概是得这样，因为要是让我看见了，我馋起来的时候就用不着麻烦她，我自己会去“变”了。也可见大概那时候在那里买到点东西已经不大容易，所以妈妈要对我“定量供应”了。
上图：住在磴子坎时，我和妈妈在北碚公园
在那里妈妈又教我唱了些歌。
一首是“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不开不开不能开，妈妈不回来，谁也不能开”。小兔子也没有开，小青蛙也没有开，……只有小螃蟹不听妈妈的话，被狼吃掉了。
还有一整套的组歌，是一出小孩的歌舞剧，是妈妈小时候在学校里表演过的。讲的是一只老麻雀领着它的小麻雀学习怎么样飞。然后老麻雀出去找食了，留下小麻雀“一个人”在窝里，时间长了肚子很饿。这时来了一个小男孩，和小麻雀做了朋友。还带她到自己家里去玩，请她吃东西，玩得很快乐。可是后来老麻雀回来找不到自己的女儿了，非常着急悲伤。幸好后来找到了。小男孩很后悔自己做的事，并想到如果自己走失了，妈妈会怎么样。他诚恳地向老麻雀道歉。小麻雀也告诉妈妈“这位小先生（所以我知道那小孩是男孩，不是女孩）”待她很好，于是大家都欢欢喜喜。小歌剧的各段采用了不同的好听的曲子。开始学飞的那一段很欢快，后来转入悲伤用的是《苏武牧羊》的调子。爸爸也会从头唱到尾（大概是跟妈妈学的）。他有时回家早，搬个小矮凳坐在小院子里，我坐在他膝盖上，他就有声有色地唱起那歌剧来。唱到“哎呀不好了，女儿不见了！”就故意唱得哭声哭调的，并做出一副苦脸。这时我就忍不住“唉、唉、唉……”地哭起来，爸爸只好赶快收起哭脸，说：“不要紧，不要紧，你再听下去后面就好了”。
住在那里，周围无人，倒是个不用担心打扰别人的好地方。可惜妈妈的小提琴没有了，不知怎么又变出了另一样东西。是一根有一排圆孔的长竹管叫做“箫”。妈妈有时静静的一个人坐在那里吹。箫吹出来的声音总是有些凄楚悲凉，如泣如诉。妈妈从小没有了母亲（听说我的嫡亲外婆很贤惠，秀丽端庄而且精于琴棋书画。可惜在妈妈三岁时她便弃世而去。），虽然身在富贵之家，但幼女失去亲娘的抑郁心境久久挥之不去，性格中难免不时流露出多愁善感的一面。
有一段时间，村子里的人都紧张起来，嚷着：“豹子来了！”说是有一头豹子，这几天几乎每天下午都来村里兜来兜去。豹子会吃村里牲畜也会吃人。果然我那时可以听到院墙外面有凄厉的“呜——呜——”的声音，大家听到这声音就像在城里听到空袭警报一样害怕，躲在家里不敢动。当然我从来没有看见它，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但是有一个晚上我在梦中看见“豹子”了，那是一个脸上画得很可怕，并且戴着一顶后来我在京戏里看到的官帽子（乌纱帽）的人。后来想想这虽然荒唐，但是事出有因。仿佛还记得那时“有蓉”曾经带我出去看过露天土台子上演的什么戏。上面就出现过那么一个难看可怕的人。直到那时我还没有见过别的可怖的东西，所以做梦看到的“豹子”也就成了那个样子了。第二年我们又搬家后，爸爸妈妈带我到北碚公园去玩，才在动物园里看到了真的豹子。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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