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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日记作者在1965年是同济大学建筑系学生。

1966年9月

        1966年9月1日  星期四 阴 北钢

上午,去石油学院看揭露团中央黑店的大字报,矛头直指胡克实,团中央工作人员都起来揭发了,揭发胡克实很多肮脏的东西。石油学院的老师在马路上斗争两个右派。晚去石油学院交涉,要求他们提供揭露团中央黑店的材料,他们来回踢皮球,我一气之下,就回钢铁学院了。今晚国宪水仍没有回来。

        1966年9月2日  星期五  晴 北钢

上午,给“人民日报”写稿。表达我见到毛主席以后无比激动的心情。下午,去石油学院抄写石油学院师生大闹团中央的经过。晚,看毛主席接见革命师生的报道、照片。今天买了一只烧鸡。国宪水仍未回来。

        1966年9月3日 星期六 阴雨 天津大学14-104

今天早上,国宪水还没有回来,我只好走了。天冷,穿了他的衣、裤各一件。从北钢出来,公交汽车在各小站不停,上不了车,一个抱小孩上班的工人也被挤出车门外,车上工人同志很有意见。我独自走了两站路才上车。在王府井大街买纪念章,排队排了几里路,天又下着雨,我不买了,赶往火车站。乘45次直快列车,12:20从北京开出,下午2:30左右到达天津,与一南开大学学生同路,前往天津大学。学勇从宿舍里跳出来,刚见面,都感到十分亲热,但马上就暴露了我们观点上的分歧。学勇正收拾东西,准备去调查一个同学的问题,我感到这做法不对,提了一下,但也不便批评。我帮他好衣服,即去南开,看了一会大字报。从南开出来遇到淑秀,她刚从校门口买东西回来。正值晚饭时,我留了地址给她。晚上,她来找我,她的观点基本上与学勇同,与我有分歧。我们俩各抒己见,讲了一会也讲不出结果。后随她去南开看电影,南开与天大紧挨着,校门相通,来去倒也方便。

        1966年9月4日 星期日 阴   天津大学14-104

上午,针对学勇和淑秀的情况写信谈自己的观点,我一个人在这个宿舍里写了整整一上午,总的精神是:造反是可贵的!一个人缺乏造反精神就不可能成为革命者。

下午,去南开看大字报。晚去南开找淑秀,没有找到。南开大学的“八·一八”红卫兵与“卫东”大队正在唱对台戏。“八·一八”红卫兵的广播我听不顺耳,陈词滥调,我在好几个学校都听过这种腔调,简直不约而同。回天大时,遇到淑秀,她刚从天大找我回来。我们坐在湖边的凳子上说了一会儿,不投机,我想跟她辩论,但辩不起来,没有这个气氛。总之,我感觉她坚持的方向是错的,我希望她能改正现在的立场。但她总是笑,或者说:“也许我脑子里的框框多!”她把我送到天大十字路口,我要她明天把我过去所写的信拿给我,她说都烧了。她问我要不要钱,说:“你要啥就说,我在这里总好解决一些!”,我没有要。

        1966年9月5日  星期一  晴 天津大学14-104

上午在宿舍里看了一会报纸就到中午了。本宿舍唯一的天大“八·一三”红卫兵走进来,叫我搬到五楼去住,五楼是他们“八·一三”的接待室。吃午饭时,他带我去吃过饭,我在看大字报,找不见他了。后来去要材料,那两个看门的说没有材料了。

下午,睡醒后,看到桌上一份材料,是“天津大学红卫兵”的会议记录,这个会议记录完全是针对“八·一三”红卫兵的。这上边说什么“对‘八·一三’红卫兵逐个调查”“现在就注意搜集材料”“对一些反动分子要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跳”等等。再听到外面广播的叫喊,我简直气坏了。

晚,仍找淑秀谈了一会。我还是要她多理解一下中央的精神,不要固执己见。我告诉她我现在精神很好,她说欧厉刚可能明天来,我说那你应该好好接待他,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对他说,不要使他再苦闷下去。说到四清及文化大革命,我感到的确很必要,通过这些运动,解放了我的思想,跳出了精神苦闷的苦海。今天谈得较投机。

        1966年9月6日 星期二 晴  京沪45次直快列车上

上午睡觉,昨与淑秀约好在天津大学旗杆见面。午饭后,与14-104宿舍的人说了一会话即赴约地,不见人。我走到路旁看大字报,她走来了。她把我过去的信用牛皮纸包好,交给我。我问她最近思想上还有没有苦闷,她不答。她一直低着头,我看到地面上有点湿,大约是她流的泪。她送我到公交车站。

我沿着海河岸边朝火车站走。心里忽然有些留恋。就这样分手了吗?虽然她说,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相见,交换了观点,很愉快。

7日下午2:30我乘45次直快到蚌埠下车,想去合肥,但无证明。只好在车站内休息了一会,再乘13次特快回校。同学们走了不少,徐远望、张兴中等都走了,留下一封信说久明来了。但也在6日去合肥了,我很后悔。

回沪后,情况大不相同。街上贴了很多指责北京红卫兵的大字报,大力鼓吹市委是正确的。总之,群众的缺点被夸大成反革命罪行。
    
        1966年9月8日  星期四  阴 南328

同学们围拢来问我在北京的情况。我说我看到了毛主席,他们都欣喜若狂。有人介绍我走后班上的形势。陶国胜、郭成奎等几个人说,8月31日团员过组织生活,点名说我不遵守纪律,要我回来写检讨。我说:“好得很,我就准备回来写一份高质量的检讨。我是违反了他们的纪律,不违反这个纪律怎么能到北京去呢?这些家伙所说的纪律就是奴隶性!”

今天,尹承仿、吴向明、薛敬先等人也和我打打招呼。上午班级讨论。我写批判各种修正主义谬论的文章。下午,董翠荷、胡金铭等给我介绍班上情况。说我走后,班上兴起一股骂人风。李世顶把熊汉章骂人的大字报给我看,骂得太凶了,都是骂些无聊的事情。董要我再去北京,我有点不愿去了,我想去合肥。晚,给顾耀德、胡金铭等介绍石油学院大闹团中央的事,他们听得很有劲。在床上,羡锡全描绘他中学里的小流氓特点。

补:对联 横批:老于世故
察行情囤奇货,时来运转,旱涝保收;
当心罢官
看风向放风筝,一朝有幸,青云直上。

        1966年9月9日  星期五  晴 西南二楼328室

今天上午,去大会秘书处交涉去合肥的事,秘书:“现在主要办理去北京,其他地方不准去!”我问:“谁规定的?”答:“中央规定,去过北京就不准再到其他地方去。”我问:“中央什么文件、什么时候规定的?”那家伙回答不出,想否认刚才的话。又找借口说:“要先经过班级讨论,报学校批准,再通过大会主席团表决。”我说:“咳,你们还要开会呀,开上几天,我不要去了!”“首先你要肯定是不是革命行动,我不是去游山玩水,为什么不答复?”“到过北京就不准再到其他地方去,那我们学校何必设接待站呢?”那家伙讲不出话。

俞志文一见我,就喊:“王皖城,听说你回来了,有什么收获,介绍介绍吧!”我说:“最大的收获就是见到了毛主席!”他说:“对,对,别的还有什么?北京跟我们班比怎么样?”我说:“北京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中央首长亲自管,当然好多了!”他说:“哎,我们班前一阶段运动有什么缺点?”我说:“基本上是健康的,北京不象我们班同学之间斗得厉害!”他否认。他说:“你也是工农同学,我们要集中力量搞黑帮!搞反动学术权威。不把黑帮打倒,我们工农同学还要吃苦头。”我说:“对,……”他抢着说:“我们要用阶级观点分析一下班级同学,过去表现怎样,现在表现怎样?要独立思考!”我说:“我一直独立思考,凡是符合十六条的,我坚决拥护,凡是不符合十六条的,我坚决反对。譬如打人,我坚决反对!”当时机五王均璞等在开会。俞问我除了到北京,还到过什么地方,总之,这次谈话有点奇怪。因为有人在开会,我去问丁兰高一件事,他乘机溜走了。

董翠荷本来报了65张票子,后来退回2张,她对我说:“你去过北京,不能去了?”我说:“不能去就算!”

去北京的同学在校门口集合,我与潘志明去欢送。杨云龙那家伙在提包里放了好多“红卫兵”袖章。我向他要,他不给,说什么要班级讨论讨论呀……。后来,随便问问董翠荷:“他什么成份?”就从提包里拿出一只来,他的“权”好大!

下午到市委,接待员说市委希望你们不要到外地去。市委门前聚集了好多人,贴满了首都红卫兵的大字报,宋季文是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

晚,与暖三一同学谈“如何体现党的领导”等问题。

        1966年9月10日 星期六 晴 西南二楼328室

上午,去北站没买到车票。参加车站前辩论。有个家伙说青岛事件是几个反动学生搞的,我追查,要他留名。他不敢,后搞到铁路派出所,这家伙抵赖,企图反咬派出所同志。弄到红卫兵联络站,强迫他留下地址,原来是交通大学七系总支书记,竟敢冒充群众在车站招摇撞骗。我们几个不认识的“战友”跟踪追击,追到交大,那位总支书记李××慌了。我们向七系文革同志反映了情况,回校已9点多了。

从中午11:45直到晚9:00,参加的有江西医学院三位同志,上海硫酸钙一厂陈鸿翔,上海石油配件厂杨忠良,上海市化学工业学校朱建荣。我是路过,听到那位“老爷”放毒,十分气愤,决心跟踪追击。分别时,我们互相问好,相约通信。

        1966年9月11日  星期日  晴   沪西74次直快
  
9:45第304次列车由上海开往南京,但不售真如、南翔、黄渡车票。去铁路派出所跟一小个子警察辩论了一会。进了上海车站,14次京沪特快刚刚开出,304次也要开出了,我就上了304次列车的第一节车厢。车上红卫兵正在给两个地主婆剃光头。晚6:12,车到南京,在站内等了半个小时,跟一个老头说话,他说前天有红卫兵步行去北京,干劲真大。一会儿74次沪西直快进站了,我上了车,车上几个中年男女在闲聊。说扬州日报社抗议南京林学院的呼吁书;一个中年男人大谈南京长江大桥、三门峡大坝等;又说三个红卫兵从天津跑到北京,北京开万人大会表扬她们。这次冒险的旅行还算顺利。合肥紧急,我坚决要去。不管上海如何封锁,我也要冲破障碍。

        1966年9月12日  星期一   晴  安徽农学院

上午到安徽农学院,久明正在,头发很长。两人交换了运动中的观点,我陪他去理发。中午在安徽农学院吃午饭,然后同去合肥工业大学。晚饭在合肥工业大学吃,跟宋儒东、李书湘、王仲远等说了一会话。晚饭后与久明到街上去买糕点,然后到四舅老爷家,久明大发议论,四舅老爷只是点头。去省体育场参加“八·二七”及外地赴皖106个单位举办的摆事实大会。有几个合工大教师在宁国新村附近辩论,我参加了辩论。我竭力给他们讲运动的主流与支流,那教师死不讲理,抓住枝节纠缠不休,这种人没有辩论的诚意。省体育场摆事实大会,执行主席很有修养,下边一起哄,他就说:“让人家把话讲完!”那些反对“八·二七”的人摆不出事实,信口开河、东拉西扯,说得空空洞洞。有时,他们给“八·二七”造反队揭“短”,恰恰是“八·二七”的长处;他们摆省委的成绩,恰恰是省委的问题。譬如:“你们脱离党的领导开这种大会,就是反革命的大会!”他们的“党”就是“省委”、“省委书记”。他们明星没吃透政策,没理解中央决定的精神。

        1966年9月13日 星期二 合肥工业大学

上午,与久明、宋儒东去农学院。中午吃肉。午饭后去安徽大学,路边坐着三个人,一个是李长斌,我招呼他;另外一个人却是阎秀华,她瘦得吓人,说她那次给我讲要考大学,就考到了安大,她今天情绪不大正常。久明说:“怎么,她对你好像有点不正常么?有点热情过度!”在安大,久明只顾看大字报,我和宋儒东步行走出后门,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工大,已累得筋疲力尽,就一直睡到吃晚饭。晚饭后去体育场参加摆事实大会,正遇久明回来,他大发雷霆。今晚摆事实大会,有个工人说:“……我既然敢上台,敢革命,就不怕!我准备好戴反革命帽子,准备被围攻,被殴打!”有个工人说:“……现在工厂里白色恐怖很厉害,我们因为写了大字报,就受到监视!”有几个反对“八·二七”的人上去,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两边一比,真相大白。这个摆事实大会好得很!

晚,洗过澡后,与久明回工大接待室。他问我小说“路”写好没有,接着批判我写作的世界观不对。我承认这一点。我跟他说了淑秀的事。他果然立即反对,说我态度暧昧。有些我能接受,但我觉得他理性的东西没有消化,脱离现实。他说应该有个高的奋斗目标!但我认为,更应该一步一个脚印地朝这个目标走。我说:“想飞的人总是停在原地!因为他没有翅膀又不想一步步走路!”

关于爱情问题,他说:“这是青年人的正常行为。”他说,应该找个农村姑娘,批评我还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我觉得他应该自我批评。他自己说:“我从心里喜欢农村姑娘的淳朴,但在感情上的确还有点抵触。当然,我希望能象马克思和燕妮那样,既是夫妻,又是战友,她既有政治头脑,又有文学修养,又聪明温柔……”

今晚,我们俩辩论很激烈,双方各自保留了一些观点。

        1966年9月14日   星期三  合肥工业大学

今天上午,在合工大饭厅看黑龙江省革命群众炮轰省委的大字报,揭露了省委主要负责人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揭露了他们和平演变的事实。老革命干部的女儿李延也起来揭发其父的问题,并号召革干子女、“权威”子女大胆革家庭的命。

合工大“五保卫”战斗队擅自装了一个广播站,与“八·二七”造反队主持的校广播站唱对台戏,遭到“八·二七”的抗议。

张平化同志的讲话很谦虚、很认真,是诚心诚意地号召群众炮打司令部,而不象有些省市委假惺惺。张平化同志讲话摘要:

我这次回来的中心任务就是四个字:请罪,造反!我在这里当了很长时间的第一书记,犯了错误,我要向湖南人民请罪!长沙出现了镇压革命学生的事件,跟我过去的工作分不开,我要向革命师生员工请罪……

我向主席表示了决心:我说我这次回去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革命群众不能原谅我,把我抓去,乱棍打死!我对他们犯了罪,打死我也甘心,我这条命早就应该报销了!另一种是,群众能原谅我,愿意留下我观察观察,收留我当个小兵,那我就要努力工作,跟革命的青少年们一起造反!……

我读了张平化同志的讲话,感动得直流泪。这是多么高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品质啊!他称得上人民的儿子!群众的好学生!在这一点上,他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做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说出这样发自肺腑的话,相信群众会原谅他的一些错误和缺点。

        1966年9月15日  星期五 晴  合肥工业大学

上午参加了“八·二七”革命造反队大会。大队长刘光裕讲话还比较硬,他说:“……现在有些单位开会声讨“八·二七”,这也不奇怪,他们声讨,我们感到光荣!”(鼓掌)“我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对前途信心十足,尽管现在处境极端困难。

下午,与久明调换日记。他日记上提到一个叫东良的女子,说是在火车上遇到的,看来他对她动了真情。傍晚追问他,他却否认。他生了病,发烧到40℃,住进合工大医院。在医院里碰到王新英,她正准备去北京。我给久明读了几篇游记,企图使他入睡。关于“革命与爱情”的问题我们争论了好久。晚,宋儒东说,有些人要退出“八·二七”,有些家庭写信来劝学生退出“八·二七”,我说:“这正是考验一个人的时候!我偏要做“八·二七”的名誉队员!”我给他打气。革命有高有低,现在处于低潮阶段,没啥了不起。晚,听齐齐哈尔一女生介绍黑龙江省炮打司令部情况,“八·二七”队员更增加了胜利的信心。大家深深懂得,李葆华越造谣,他犯的罪越大。现在安徽全省议论“八·二七”,一些资产阶级当权派及其保皇派们恶毒咒骂“八·二七”,证明“八·二七”这个革命组织好得很!

        1966年9月16日  星期六  晴   合工大东楼212室

上午转播昨日毛主席接见外地革命师生的实况。合肥仍在大力围剿“八·二七”。街上吉普车大量散发反“八·二七”的传单,宣传车大骂“右派学生”。据说连最偏僻的农村也晓得“八·二七”是个“反革命”组织。学生在街上常常被围攻。早饭后看了看久明,就去街上参加游行,“五保卫”正在大骂“八·二七”,当“五保卫”走出校门时,“八·二七”正好回来。尽管省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革命学生进行镇压,但仍有很多工人站起来为“八·二七”革命学生讲话。真理是压不住的!有几个轻工业学校的学生跑出来,说他们学校压制革命学生,学生一说同情“八·二七”的话就被认为是反革命。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怕戴反革命帽子,革命总要受到挫折,革命先烈流血牺牲都不怕,还怕戴帽子吗?”

中午,到吴孝常那里坐了会。看来他对于“八·二七”的前途很乐观。我第一次在街上碰到他时,他正在撒传单。

下午在病房里睡着了。醒来后去领“号外”,有些人抓住林彪同志的话作为攻击“八·二七”的根据,这些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晚,久明要起来,仍发热37.9℃,他要看我的日记,我们两个又争论了一会。回212室宿舍,宋儒东与北京机械学院一同学讲话。宋说不能把上海市委与安徽省委等同。如果没有问题也不能硬搞,的确要预防坏人破坏。

        1966年9月17日  星期日 晴   合工大东楼212室

下午与久明到合工大印刷厂,那守门女人像那摩温似的。她把我领进去,对一个蹲着干活的工人说:“他说他认识你!”那人很惊慌地站起来说:“谁,谁?我不认识他!”他就是黄友济(表舅),他是支持“八·二七”的,在工厂支持“八·二七”的人就是反革命,那女人一直坐在旁边,很仇视地看着黄切纸,久明瞅了她一眼,她就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

晚,一位工大学生说他们到农村被无理围攻。现在可以断定安徽省委在有组织地镇压学生。

摘录大字报:

海燕:勇敢地跟暴风雨搏斗。革命者象征。
企鹅:……
鸵鸟:被追得急时,一头钻进沙窝。片面得很。
蝙蝠:投机者
毛驴:优柔寡断
熊:……

最近,“五保卫”公开反对“八·二七”,说“八·二七”大方向也不对了。合肥白色恐怖很浓。这也反映李葆华之流太怕“八·二七”了。

        1966年9月18日   星期一  晴   合工大东楼212

上午给久明念了“红旗”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回宿舍跟北京机械学院几个同学交流情况。睡了一会,忽然有人来找我,是四舅老爷,喊我去吃午饭。今天他特别做了四个菜。饭后,跟我说了他家收入情况。叫我在运动中不要表示明确的态度,以免惹麻烦,我笑笑。四舅奶在卖冰棒。

下午参加翻身农奴忆苦思甜大会。

爹妈惨死在农奴主手里;
逃跑了八次。踩着荆棘和碎石,脚上扎满刺,流血。
步行到山南放牦牛,雪天,两脚放进牛粪里取暖。
身上虱子滚成蛋儿,血快被喝干了。
跳崖被救,牧民给他喝了两碗牦牛血。
叛匪的折磨:①绑在风车上当玩具耍,现在坐火车还头晕;②头朝下吊起来用火烤,烤的头皮裂开了;③把他的手放在石头上,穿着皮鞋踩他的手;④把马吃的饲料塞满他的嘴,他咽不下去,就用棍子捣,咽喉捣烂了;⑤叫小孩子往他嘴里撒尿,尿从喉管伤口漏了出来。

老牧民救他,割开他的喉咙,洗去脓血,找来×蛇和藏红花给他治伤。

民主改革后,分得土地,进西北民族学院学习,二十多岁了,象小孩一样从学拼音开始。
………………

这位藏胞兄弟的阶级苦使我流泪,他太苦了。他无比热爱党和毛主席。但他受了保皇派的骗,在会上骂了自己的阶级兄弟“八·二七”的战友们。这不怪他,全怪李葆华及其走卒。

        1966年9月19日  星期二  晴  合工大东楼212

上午去省立医院看久明。下午帮久明洗衣服,他的短裤上都积了大便。“五保卫”的宣传车开进工大,工大同学站在路上嘲笑他们。晚看了看工大前些时候搞同学的大字报,很可笑。宋儒东的同学要到外地去,借我的学生证,但又不敢去买票。

        1966年9月20日  星期三  晴   合工大东楼212

上午去安徽医学院。先见王忠志,再见徐亲建。听说他们两个人都被搞成黑帮,挨了斗。徐亲建火气很大,见了“五保卫”的大字报就骂。下午去医学院看久明,买了2斤苹果。晚遇同济水一同学,给了他2斤饭票。说了说学校的情况,约好明天去各校串联。晚,睡前与合工大一个同学谈“八·二七”的情况,他坚信自己的大方向是对的。

        1966年9月21日  星期四   阴转晴  合工大东楼212

早上约好那位同学(水一沈泽宝)一起外出,但没有等到。独自去省委,要刘秀山的毒草材料,以便批判,答曰没了。下午睡醒又去找沈泽宝说了一会,他准备动身走了。晚上写了几副对联,有三种:赠“八·二七”革命造反队,赠资产阶级保皇派,赠资产阶级当权派。很多人看了捧腹大笑,但一会儿就有人写上了所谓“劝告”,那些保皇派自己心里有数,所以总是疑神疑鬼。但很快又有很多人支持。对资产阶级保皇派为什么不能骂呢?

        1966年9月22日  星期五 阴  芜湖 皖南大学接待室

今天上午,合工大几个同学要我给他们买火车票。他们自己又不敢冒险,只好不出去了。我昨天写的对联上,已写上各种批语,开始混战。有的说不要谩骂,有的说:你何必感冒?有人在“闹革命甘做脓包,拍马屁绝对英雄”下写上“活写真”。中午在合肥站附近饭店吃了点饭即奔芜湖。在过江轮渡上又展开一场辩论。晚在皖南大学吃饭,等候接待。

在轮渡上的辩论情况:

安徽汽车公司半工半读学校一同学片面宣传,“揭发”合肥师范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罪恶。说他们绝食,饿昏了,但帽子掉了却知道。他们提出六个条件……引起大家哄笑。山东煤矿学院一同学说:“请你向大家讲讲,六项要求是什么?”我说:“你讲的那些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难道这是运动的大方向吗?”后来有很多人围攻山东那同学。山东同学讲理,于是有人读毛主席语录,不准他讲。山东学生也读语录读十六条,那些人又耍无赖不让读,大声唱起歌来。我在轮船甲板上也跟一些人辩论起来。我说:“不能乱讲工农跟学生的矛盾,实际上是革命群众跟资产阶级当权派的斗争。”

晚,找到刘书超、赵宏章、张学展等人。赵宏章在看大字报;刘书超正跟他班里一个同学吵架,两个人都拍起胸脯来。

看了北京工业大学谭立夫的讲话,感到很好,这个人眼光犀利,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他的讲话象辣椒面一样,呛得那些狗崽子透不过气来。

        1966年9月23日  星期六  晴  补记于南京大学

上午,刘书超带我去芜湖医专,见到范思扬和徐亲仁,他们正在讨论刚发下来的污蔑革命学生的传单。范、徐都是支持“八·二七”派的。范说他开始还有点保守,现在不保了。范给我说萧公益因恋爱被罢官的事,而范自己当了支书。徐亲仁说萧现在训黑帮很积极,被选上班文革小组成员。徐说起我们小时候为交任务扒生产队胡萝卜被骂的事,觉得很有趣儿,同时对学校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很愤怒。

我们爬上小山,从后门进入皖大。在山上,可看到滚滚长江天际来。

下午,刘送我到火车站。我在火车站附近吃了晚饭。下午6:07离开芜湖。一个“上海戏剧学院”学生跟一个漂亮女子攀谈上了,那女子是安徽口音,旁边一个家伙目不转睛地盯着看,那女子在马鞍山下车了。

10点多钟,在南京街头看宣传演出,后到南京大学住宿。

        1966年9月24日  星期日 晴  南京大学九舍209

今天去中山陵,留影一张。听中山陵工作人员介绍,孙中山遗体没有被盗走,外边是谣传,他说孙中山遗体就埋在四米厚的水泥层下。

登上陵墓,俯瞰南京城,看远处长江奔流,心境豁然开阔。谒陵的红卫兵很多,上海人也不少。

在陵园“群众食堂”草草吃了午饭。独自沿公路向丛林深处走去,围着音乐台转了一圈。

乘9路车到新街口,步行回南京大学,休息了一会儿吃晚饭,晚饭后看大字报。

        1966年9月25日  星期一  晴  西南二楼328室

上午去南大教学区转了一圈,中午去下关车站。有几个同济大学学生(上海人)跟一女同学说笑,我没理他们。在常州、镇江、无锡、苏州等地停车,上海人下车抢购常州麻饼、无锡肉骨头、苏州豆腐干等。车上很少广播文化大革命的消息。下午四点多到达上海,立即去市委。市委前大字报不多,有一份揭发杨西光的材料(华东政法学院学生)。晚,到校后,正看大字报,董翠荷在后边叫我,说了说外出串联的情况。现在我校冷冷清清,保皇派们竭力想把运动拉向右转。

        1966年9月26日  星期二  晴  西南二楼328室

上午订传单,中午在食堂吃饭碰到董翠荷,她问我上午为什么不去教室。下午跟龙时庆、薛可富等谈合肥运动的情况。施美英对目前学校运动也很有意见,但又不敢讲。晚,在教室跟胡金铭、薛可富研究工作,然后去系总支开宣传工作会议,周鸣孝、龚志军等莫明其妙地出席了。实际上,系总支仍在控制着系文革。这是个压制群众革命的会议,出席者大多是保皇派,是“私”字当头、“怕”字当头的家伙,我对他们的言谈、行动嗤之以鼻。

        1966年9月27日  星期三  晴  西南二楼328室

早饭后,向班文革小组传达昨晚会议精神。毛选学习后,董翠荷叫我去制二联系成立造反派红卫兵问题。制二教室里有几个同学在做事,一位红卫兵出来接待,谈了他们的看法,观点上基本相同。

中午,去瑞金二路找陈鸿翔研究9月10日的“北站事件”,陈不在家,他妹妹出来接待,我留了个纸条。然后去天马电影制片厂,天马厂在搞厂党委书记丁一。著名演员赵丹、白杨、王丹凤等都被打了红叉叉。电影制片厂阶级斗争很尖锐。晚,匆匆买了两只大饼,赶回学校,到新礼堂听传达有关迎接国庆的报告。

        1966年9月28日   星期四  晴  西南二楼328室

上午,班文革提名陈清林为系文革候选人,“红旗”派不同意,挖空心思找了几条“罪证”。他们找了三大“罪状”:1、大字报上写“惶惶然过了三年”,是右派言论,把我们国家说得一团漆黑;2、不能团结跟他意见不同的人一起工作(即不能团结他们);3、不遵守纪律,外出串联,至今不回校。班文革研究工作,我再次声明:既然观点不一致,就不要勉强凑合。董翠荷说她不大胆,要我出头。我同意现在仍以团结为重,安排布置工作要两方面照顾。不过,从种种迹象看,他们是无团结诚意的。今天读毛选时间,挨个去统计订购毛选人数。

下午,系里开“北京取经交流会”,都主张立即进行斗、批、改。周亚男、周鸣孝等参加了会议。

晚,在南楼“地下系红卫兵中队”开会,商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筹备工作。由制二解立周介绍这个组织的筹备过程。与机五王金才一起到电三宿舍串联,碰到的两个人对学校运动无所谓,连自己的观点都说不清。去新礼堂看上海京昆剧团的演出。

        1966年9月29日  星期五 晴  西南二楼328室

上午,董翠荷、薛可富跟刘兆潜等协商,我和胡金铭没有参加。由董翠荷宣布几件事,接着过组织生活,学习“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社论。讨论时,只有薛敬先一个人大谈特谈。在解释十六条时,他离开了“敢”字而大谈别的,那都是空谈,因为他把十六条的基本精神都抽掉了。我向他指出这一点,他怒气冲冲地说:“敢,敢,敢造谁的反?”在谈到安徽问题时,他认为是学生胡闹,我立即用事实驳斥了他。

下午,去地下系中队部开会,商量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事。只到了四个人 ,我们系只有我一个,又无群众基础,所以我也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看到筹备工作的几个人互相推诿,我感到很灰心。听说上海市筹备造反派红卫兵司令部时,争权夺利很厉害,心里又凉了半截,到底参加哪一个组织,我想只有在斗争中进一步考验决定了。

马新乐、董翠荷要求先参加红卫兵大队部,董要我立即去找杨云龙,我说我不能包办,等大家都回来再商量。董说那就暂时都不要参加了。

晚,在国宪水宿舍,陆顺其大发脾气说:“搞什么,搞?他们就是搞投降主义!”胡金铭说:“我对他们两人(指薛、董)有意见!”而董翠荷则跟我说:“胡金铭讲话太过火了,总是跟他们挣!”国宪水宿舍的人都“过激”,我说:“应该注意团结,能合就尽量合,譬如在斗黑帮问题上我们就可以统一起来么!”

我想,对于“红旗”的观点我肯定不赞成,照他们的讲法,黑帮就那么几个,框框划定了。再揭发就揭发到革命左派头上,就是造无产阶级的反了!他们这些人只能打“合算账”,“保险账”,生怕戴上“反革命”的帽子,生怕个人小算盘落空,一点也不怕牛鬼蛇神漏网,一点也不怕我国制度变色。他们高叫什么“五七式右派”,什么提高阶级警惕性,都不过是虚张声势,中心问题还是在“我”字上打转转。

        1966年9月30日  星期六  晴   西南二楼328室

今天上午,班文革小组内发生了严重分歧。胡金铭说:“昨天安排好的各战斗组活动,为什么你们给他们过组织生活?我很有意见!”薛、董说:“组织生活也要过么!”胡说:“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有那么多组织生活要过?团支部凭什么要凌驾于文革小组之上?”后来,胡赌气退出了会议。对于参加系红卫兵中队部,我不同意,又跟董争了一会。对于立即进行斗批改也有不同意见。薛可富阴阴阳阳地说什么:“你总不能放着黑帮不斗!”大帽子压下来了。“我们文革要把住大方向啊!”“对于俞志文的问题,是有人别有用心!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不能不看到呀!”我反驳道:“有人根本否认广大同学的革命行动,对同学们的大字报乱加罪名,说什么把俞志文的问题当作敌我矛盾了,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把群众运动中的缺点说成是敌我矛盾呢?”

回教室后,第一小班对于暖五大字报“机电系红卫兵中队究竟走向何方?”发生了激烈争论。主要是叶乐业、陆顺其、郭成奎等。尹承仿上去拉叶乐业,叶不肯退下来。黑板上的字“你有本事来贴吧!希望讲到做到!”“为什么不好贴,还可贴到你脸上?”

晚看电影“小足球队”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曹允芳、董翠荷坐在李跃武旁边听收音机。

注:个别姓名作者有变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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