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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日记作者在1965年是同济大学建筑系学生。

1965年11月

                 1965年11月1日  星期一  晴

        上:查毛竹账。临走时,薛可富说:“昨天的事情受到队委批评了。”我问:“什么事?”他说:“你装什么糊涂,你们俩准备道歉吧。”我说:“道歉?我还不知道道歉是什么滋味来!”他说:“不要倔强了,道道谦就算完了。”我说:“我不道歉他还能杀我的头!”后来赵要我说说事情的经过,我总觉得一切都是龚志军的“破坏会议”那句话引起的,现在要抓我去“陪葬”,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回去时,张说:“你比我好多了,我才冤枉呢,况且我要在老俞手下过三年呢。”

        下:继续查账。

        晚:我正在洗碗,部队付指导员李心臣和一个战士就来了,江广勃同志随后也来了。据说九、十、十五三个队的青年今晚要来参观七队青年学毛选。江广勃去等别队的青年。付指导员要青年们谈谈修工事的体会。很多人只是笑,不肯讲。王洪生也来了,坐在藤椅上。付指导员说:“老伯伯,你谈谈吧。”他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修好工事,要准备打仗么,美帝国主义啥时候来,我们就啥时候打,不修好工事,庄稼长得再好也吃不上嘴,修好工事就是保卫我们幸福的生活。”九、十、十五队的青年来了,江广勃要我讲,我要他讲,推来推去。因为我实在没有准备。就说:“大家谈一谈吧,人家来取经了。”七队的都笑起来,大概笑我说话不谦虚。后来江广勃作了总结,李心臣又作了一些指示。

                1965年11月2日  星期二  阴

        早:去海边看日出。海堤上的哨所边立着一个黑巍巍的哨兵。未涨潮,海水都退到远远的地平线上去了。地平线上笼罩着隐隐约约的雾气,东南方呈淡红色。转眼,云雾中象升起一个红水晶球,水面上象浮出一道红水晶柱。有些人在海滩上先用铁锹挖,再用铁条捅,大概是捉海蟹的。

        上:天气特别冷,呆了好大会,才开始誊写发票。

        下:去赵佩玲房间分析账目,研究工作,临走时,我喝了一大杯开水,几个人一起看着我,钱胜元对赵说:“谁要水管子,就到王皖城这儿借一根。”

        到大队部,几个上海人在谈山海经。赵说:“这次休假回去要好好看几场戏。”他们描写自己的假期生活是:白天吹牛皮,晚上看电影。钱又说了两个笑话:

        1.有一个人去看未翻译的外国影片,带着一本大字典,赵说:“还要带一只手电筒。”他听到一个单词后,马上去翻字典(钱做出翻书的紧张样子),等翻好后,电影已经放完了。

        2.一个小偷,去买酒。先要了几瓶白酒,看了一会,又对店员说:“把红酒拿来我看看。”红酒拿来,他说:“白酒还给你。”店员把白酒放回架上,他揣起红酒就走,店员说:“喂,你没付钞票呢。”他回头说:“我用白酒调换的么。”店员说:“白酒你也未付钱。”他说:“那没办法。”说着就走开了。

        老张说,今日中午他们吃的稀饭,他说:“大概他们觉得吃干饭太不合算,所以又做稀饭了。”我说:“那没关系,假使是稀饭,你就喝它三、四碗,假使是干饭你就少吃点,这样,他们以后就不敢做稀饭了。”他自嘲地说:今日中午,两个小女孩在打架,老婆子在吵,老范在吼,老张在生气。这景象真是‘紧张’。

        晚:到钱长根家谈到九点钟,回来时小青年还未散。黄克也未走,正专心改周根青写的快板。他给我转达了姜品英提的几条意见(这几条意见我早已听过了)。广播已停,黄克对我说:“以后要注意培养陆金兰,鼓励她在运动中争取入党。”他又对陆金兰讲,要学学党的基本知识。

                1965年11月3日  星期三  阴

        上:1965年11月1日“解放日报”刊出了王杰日记。其中他摘录了一段马克思的话:历史认为那些专为公共谋福利从而自己也高尚起来的人物是伟大的。经验证明能使大多数人得到幸福的人,他本身也是最幸福的。

        一种人,懂得“生”的意义,也懂得“死”的价值。他“怕”死,因为他懂得“生”的意义;他不怕“死”,因为他懂得“生”的意义,从而知道“死”的价值。

        一种人,不懂“生”的意义,也不懂“死”的价值。他怕“死”,因为他还未把奢侈无聊的生活过够;他怕“生”,因为“生”对他毫无意义,他只是一块废物“活”着,虽“生”犹“死”。

        下:查了两个小队的账。我不同意这种盲目的查账法,张兴中说:“你什么都反对,叫怎么干你怎么干就是了。”陈晓彬叫我们到商店去,我不肯,陈晓彬说:“走,给你买糖吃。”张当真催促我们去了。买了几只馒头,陈不敢在街上吃,等走上小路,才掏出来吃,刚吃了几口,后面有两个女青年赶上来了,八队吴凤娟叫:“陈同志,你怎么不等我,一个人走了。”陈忙把剩下的馒头装进口袋里,转脸应付。

        晚:开小组会,主要针对前天会议上发生的事情。

        那天开过会,我根本没想到会发生什么事,直到晚上老王提起我才想到。我左思右想,觉得我应该这样做,我做得对,他就是不对,我非要把他凶下去不可。

        不过无论如何,这也是一次教训。

        一天,正在开队委会,老太婆跑到门口叫,老头子正靠在门边装水烟,一只手一推说:“哎呀,没你的事。”把老太婆推了个踉跄,旁边的人都笑起来。老太婆站稳后,照着老头子的肩膀“乒乒乓乓”就捶。老头子“呼噜噜”地吸起水烟,动也不动。

        陈文标说:“什么支援解放军,不过一张空头支票。”陆忠兰等反驳他,他就讽刺说:“陆忠兰,人家怎么能跟你比,学习毛选积极分子。”

        陈文标又说,高兰英对他很忠贞,说正因为他是贫农子弟所以才爱他。在毛选学习会上,只要高兰英一挤眼,他就不敢讲话了。在夏季征兵运动中,高的母亲对陈的母亲说:“如果你的儿子去当兵了,我的女儿就不给他了。”于是陈就不去报名。

                  1965年11月4日  星期四  雨

        早:陆忠兰也在这里吃饭,她端起饭碗就笑,笑得我莫名其妙。

        上:饭后雨下得更大,陆金兰、陆忠兰、老妈妈都在结毛衣。老妈妈叫我去买毛线来结毛衣,她说我结一件上衣只要1斤2两,18元左右,手工3元,合计21元,我不好讲自己是个学生,只好做得很有钱的样子讲:“以后再讲。”会计老婆来借伞,去接她丈夫(她丈夫抓蟹)。等了一个多钟头她才回来。我撑起伞赶到大队部,他们已在小学校里了。老王说:“辛苦了。”又问我七队学习二十三条以后有啥反映。

        中:和钱、张一道去公社买饭票。回来顺便去供销社买了一把伞,价0.91元。张兴中说:“又买了一把便宜货。”

        下:张去老港看眼,3点钟后才去赵住处分析账目。

        路上赵佩玲说:“上学时盼望工作,现在才知道上学是快活的。”化工研究院的吴国才说:“我们惬意得很,有时整天泡在图书馆里。”谈了一会,还是找不到头绪,我问:“明天做啥工作?”赵不耐烦地说:“你自己没有脑子吗?老问‘明天做什么?’”

        与金根祥等一同回去,黄克还未走。西天边上呈现出瑰丽的颜色。

        晚:访问王洪生。

        跑错了好几处地方,都搬着板凳说:“来坐坐吧。”我就改口说:“改日再来,现在先认识认识。”

        王洪生在吃饭,矮桌上放着一堆嚼过的蟹壳,碗里还有一点老酒。我想趁着酒兴逗他多谈些问题,可他一谈就是“做工分心里没有数。”“小青年做生活毛手毛脚”“生活做得好对国家有利,对自个有利”。我只要稍微点一下,他就把问题扯得没边没沿,像没个完似的,有好几次我实在不耐烦了,就插进话去,可他根本不听,只顾自己讲,等一口气讲完了,才停下来喝一口酒,埋下头去。我又提一个问题,他又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后来我摸到了规律,就是我先帮他解释,他明白我听懂了,就省略了他的长篇大论,譬如,我问:“会计为什么不参加队委会?”他说:“我把情况讲给你听,……”接着就讲割山芋藤的事,我接上去说:“姜品英跟会计闹了矛盾,会计生气,就不愿干了,是不是?”他说:“哎,他们闹了矛盾,以后会计就不高兴做,他说‘我只管账目,别样事体我不管了。’”

        1.他说:“我55年去北京,56年回家;57年去安徽淮南,家里生了火灾,回来住了一年;63年去江西,61年下放。”他低下头考虑着:“63年回来,63年去……63年去……我是61年回来的。”我说:“是53年去江西吧?”他说:“63年去江西,61年回家的。”说得他老伴哈哈大笑。后来他儿子在隔壁说:“59年去的,61年回来的。”

        2.我问姜品英的情况,他说:“我把情况讲给你听,姜品英是这样子,我是61年回来的,一直在外头做……”我本以为他要讲很多新内容,谁知讲了半天,还是说他不了解情况。我问:“你不知道他的情况,对吧?”他点点头:“哎,我一直在外头,家里事我不大清楚,你去问问别人。”

        3.我问:“有哪些人比较可靠?要五、六个人。”他很郑重其事地算着:“陆三郎、姜品英、钱长根……”他问有几个了,我说六个了,他说:“妇女也要几个吧?”又算了算妇女,一下子又找了八个。我说:“老伯伯,这十四个人里再找出四个来,这四个要更好,更能替我们贫下中农讲话。”他又算起来:“陆忠兰,队长娘子……”男的里面又算了四个。我说:“老伯伯,还太多,这有八个呢,现在只要四个,男的女的一共四个。”他又算起来,一会儿又找了五、六个,我就一个个读给他听,叫他点,点了四个,我说:“还有更好的吧?”他说:“其他的都一般性,平常来兮。”他又说:“我不是讲姜品英朽,他这两年来改了许多,对工作负责。”我问:“你自个同意哪个?”他说:“我心里想把钱长根摆进去啊。”后来我又打听姜品英,他先说了一大篇不沾题的话,我就直截了当地问:“姜品英仓库工作怎么样?”他说:“也平常来兮。”

                1965年11月5日  星期五  晴

        早:我问陆三郎买过砖没有,他说没买过,我问:“你什么时候买过五千块?”他说:“那是我阿哥买的。”叫他签字,他有点惊慌地说:“签字做什么?”吃早饭时,张兴中来交待工作,临走时我问:“吃过饭要不要去大队部?”他说:“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领导。”我说:“不是叫你来交待任务吗?你们昨天怎么研究的?”他说:“随便你。”我不再问了。

        上:去钱之瑞家拿账目,钱的老婆在洗衣服。我要自个去翻账,她说:“有好几捆咧,我又不识字。”她怕我翻,叫她小孩去找钱,小孩不肯。我说吃过饭再来拿吧。

        我拿出金林祥昨晚给我的“入团报告”,一看只有“入团报告”四个字,我以为他给错了,去问他,他说:“我叫你给我代写啊。”我说:“这不行。”就跟他讲如何写法,要他自己写。

        姜品英来找我,说队长老婆过去是干部,做过童养媳,可以做做她的工作,通过她去帮助队长,主动检查。姜说,这几天利用拣棉花的时间,启发妇女们谈谈过去的苦处,谈得很生动,我鼓励他继续搞下去,他满口应承。

        中:又去钱之瑞家拿账,仍未拿来,他老婆说,钱之瑞到三门闸去了。

        下:正吃着饭,张兴中提着一只竹篮在田埂小路上出现了。

        写好给妹妹的信,洗了洗头就回去了。我在电话里喊陆注生,喊了几遍,接电话的家伙没听懂,后来换了个女的,姓俞,说陆注生劳动去了。

        今日在大队部,遇到宋友法,他给我讲姜品英的事,我只听懂了20%,可仍然点点头,但听得出只是泄私愤而已。一问起贪污盗窃情况,他则说得简单了。

        回去时,遇到会计周林根背着一个大麻袋,看样子想跟我说话,但从八队那边跑来了陈晓彬,我停下来等着,会计只好先走了。我们商定明天早晨开个四类分子训话会,由老陈训,因他的胡子多一点,样子凶一点。

        晚:去十四队转了一圈,队长杨才官挑着空担子刚回来。我叫他去通知四类分子。转到七队,周根初在结网,四类分子一家人都看着我,我对周说,你去通知四类分子,叫他们明早七点准时到七队仓库前开会。

        我正淘萝卜,会计的小女儿跳到我跟前问:“你怎么不穿袜子?”她说“墨子”,“墨子”我听不懂,她说:“没有钱吗?”我点头,她笑笑。

        晚饭后,老伯伯说:“我们一道走,就扛一条长凳子。”他似乎很高兴,我跟他讲话,旁边的几个人好奇地看着我。在他前面就坐着他弟弟(家在灶东)。黄克没有走,在打竹板。

        今日电影“世界见闻: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等”“紧握手中枪”“青年鲁班”,一般地说,老头子高师傅还演得不错。

                1965年11月6日  星期六  晴  有云

        早:醒来时,听到隔壁广播响了。

        朵朵红灰相间的云朵铺满青蓝的天空。稻子黄了,棉叶红了,纵横的水渠闪着亮光,这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罩在蓝天之下,像一只调色盘。远处传来海涛的声音,近处响着虫鸣,隔壁碗勺叮当响,屋外鸡啼人闹。田野上传来少年的破喉高叫:“……曙光初照演兵场……”

        上:四类分子训话。有两人未到。我去十四队找队长,有人从仓库上走来,我问队长在何处,一个人指着向仓库走去的人说:“那就是。”我问队长四类分子呢,他指着前面的两个人说:“那不是去了吗?”

        训话内容,就是要他们在运动中老老实实,不要通过子女和家属出去放空气。他们都唯唯诺诺,频频点头。我说,你们要争取在这次运动中摘掉帽子,不要调皮捣蛋。

        正在写工作计划,老妈妈忽然来叫我去烧锅,烧好米饭,又烧菜。老妈妈揭开锅说:“王同志,往里边烧烧,一半开一半不开。”烧菜时陆金兰走来说让她烧,我说:“你去喂猪猡。”她说:“你去喂猪猡。”

        下:去大队部学习毛选。由老王主持,学习“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和“为人民服务”。

        晚:去十四队找施财富,找到施家,说老头子去仓库了;去仓库,说回去了;我跟着回去,施的孙子跑来喊我。问了一些问题,只是“无啥”。回来时,找不到路,在稻田里找来找去,后来从人家屋后的篱笆上跨过来。

        吃晚饭,金林祥问:“习惯吧?”我说习惯,又问:“房东好吧?”我不耐烦地点头,他这是第二次问我了,我简直有点讨厌他了。

                1965年11月7日  星期日  晴,风大

        早:老妈子和老头子在吵什么,把我吵醒了。起来帮她晾晾咸菜,扫扫地。黄克来跟我告别。

        上:姜品英来找我,说有事情。他说,周林根(会计)和陆友仁都送过螃蟹给房东,群众对我有些反映。

        学生问:“你为什么不当技术兵,将来复员也有本钱。”

        战士答:“当兵不是为了学手艺。”

        陈文标只谈姜品英,不谈队长,是不是想转移我的视线呢?中午想到十四队去,姜品英和金林祥迎面走来。我说下午去参加选种,他们拔了几支“农恳58号”和“老来青”给我作比较。后来跟姜一起到仓库上去。他说了些本村小集团,说了些各家的相互关系。两家半好人是:钱长根半家,叶元石一家家……我交给他两个任务:一个是写出各家相互关系表,一个是继续调查解放前的土匪情况。回来时,陆三郎说:“王同志,饭也忘记吃啦。你跟姜品英有得谈么?”我说:“他说有好多话要找我谈。”陆走到西屋栅头说:“他的话就是多。”

        下:生产队开社员会。队长说割稻子要讲究质量。我也讲了几句话。我问林祥:“哪个是队长娘子?”他大声说:“队长娘子?就是——”我说:“你小声点。”他又嚷:“你问队长娘子,我……”我忙用手捂住他的嘴。选种时同队长娘子扯了扯,她说她当了二十多年童养媳,我叫她劝队长放下包袱,交待问题,她不响。谈话僵住了。后来张兴中来找我,商量开干部会的事。我把稻种放在房东屋里,吃饭时,陆三郎说:“你怎么把稻种带回来了?”

        傍晚与王引官去洗澡,一会儿陈文标、金根祥、金林祥等也来了。林祥一来就抓起我的毛巾擦屁股,拿肥皂在肋骨上擦来擦去,擦过后也不搓,就钻到水里,从水里站起来又拿肥皂擦,我心里很讨厌,说:“你打了肥皂要搓一搓,不搓你打的再多有什么用?”临上来时,我把毛巾拿回来慢慢地擦,旁边有一条破毛巾,他不去拿,还在等着用我的,我就故意擦得慢一点,他竟然来夺了。

        晚:去十四队找徐国良,他在小学校里。我问队里有哪些积极分子,他叫方玉妹、徐林生说。我说你有自己的看法,他才说了几个人,从小学校出来,他说,开始成立毛选学习小组时,有人打击,有些人动摇了,他鼓励大家坚持下去,做出成绩来。他说:“我本来想打入团报告,因为前年偷鱼钩我去了,思想上一直有包袱,不敢打报告。”我接上去鼓励他,他说得起劲了,直到尽兴才住嘴。看来,他的决心很大,热情很高,说得很激动。他说:“不管受到什么打击,我都有决心干下去,做出成绩给他们看。”他说,他们六个人准备各种二亩样板田。有人讽刺说要能收300斤油菜就改姓,他说:“我们就要种好给他们看。今年种不好明年再种,总有一年会种好!”

        去找他的继父徐友才,已睡了。他从床上起来摸火柴点灯,硬要我进去坐。他自己穿着短裤跳下床,他老婆也从床上爬起来。一开口就说贫农代表施财富(72岁)如何占公家便宜,闭口不提干部,问干部说不知道,问积极分子也说不知道。后来逼着他想了半天才想到一个人。我说:“照你说,我们队的贫协筹备小组成立不起来了?”他说:“成立不起来。”后来他老婆又提了一些人,他说:“都不大够条件。”我说:“只要是苦出身,从心里拥护共产党就行。”他说他最苦,当长工三个月才剃一次头。他说:“犯人一个月还剃一次头呢!”

                 1965年11月8日  星期一  晴,中午落雨

        上:今日开始割稻。走上小水渠,姜品英来了。我把昨天选的种子交给他,他给了我三张纸头,一张写本队的家族关系,一张表示自己的决心,还有一张是检举陆宝仁的。

        天气冷热不定,前几天穿棉衣还冻得打抖,今天穿单衣都满头大汗。稻子割了一大半,把外衣脱掉,只穿一件衬衣。姜品英看着我说:“你这样子把麦苗都割掉了。”我才改为一棵棵割。陈文龙、王引官见了我就叫“王皖城”。

        中午:下了一阵雨,老伯伯叫我去帮他收黄豆。

        今日吃咸菜饭,又酸又咸,老妈妈殷勤地招呼我吃咸菜,还把浑浊的咸菜汤舀到我碗里,饭后她对我说:“我们乡下人吃菜不限的,多吃一点咸菜有力气。”黄彩仙叫我帮她写一封信,说只要写再寄一点钱来就行了。写完她要说的话只有两行字,我又给她添些意思:表示她在这次四清运动中要积极带头。她看着我,似懂不懂的样子。她的小孩端着饭碗来吵,说把她的练习本撕掉了,老师要批评的。

        昨天开社员大会,王小毛迈着两条瘦腿,背着麻袋傲然地走到队长跟前坐下,队长的话刚一停,他就站起来,一只手捏着烟杆,一只手提起麻袋晃着说:“大家看看,这是七个稻捆上落下的稻子,有十来斤。大家拼死拼活割下的稻子,就这么被填到猪猡棚里。这是谁的责任?”陈文标去拿秤来称,队长也说:“大家看看这是谁的责任?”王洪生说:“脱粒的有责任,仓库上也有责任。”姜品英在一边捏着一根稻草尴尬地蹲着,心虚地咕噜了一声。

        徐友才扛长工,一年工资只有30元,有一年还未拿到。

        理发是三个月理一次,他说:“犯人还一个月剃一次头呢。”

        张法道说吴考生好,对我说:“我可以用人格给他作保。”一年后,他却臭骂吴考生。

        昨晚访问徐国良,几个小青年都在,要他们说说队里的积极分子,他不大想说,过了一会儿才说:“大家说说看。”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看法,你说你自己的看法,你觉得哪几个人比较好?”后来才说了几个名字。我走出小学堂,他追出来说:“×××不来事。刚才那个胖子是他侄女,我不好说。”又说:“我也想参加贫协,刚才怕人家说自己提自己,所以我没敢说。”

        傍晚张兴中来找我,要我晚上去大队学查账。说他开座谈会,大家都不响,后来他再三催促,才有个人说:“大家说说看。”过了半天,还没人说,他又催促,一个人说:“说说么,大家说说么。”

        下:继续订20日以前的工作计划。

        晚:秦会计戴着眼镜、手表,穿着破中山装,挺有经验的样子,给我们讲应该如何查账。

        我用手电筒画圈子(暗号),好久不见回答,就去找张兴中,他已走了。

        陆金兰领着儿童团们在唱歌。小青年们在排节目。陆忠兰叫金林祥再表演一遍“老头子”给我看。金林祥拄着拐杖神气地装着老地主。

        感想:有人说姜品英嘴巴厉害,我说:“这是好事,嘴巴厉害怕什么?只要他说得对,说得对党有利,对革命有利。就要大说特说,说得越厉害越好。”

        对农民应该做正确估计,不要把他们估计得太高了。也不要带着一个模特儿去观察农民。姜品英并不像陈文标说的那么可怕、危险。简直以为他是个暗藏的反革命。不是所有的长工都很革命。一般是:只知道挣工分吃饭。见了国家救济,手伸得长长的,钱拿到手,开心!至于谁给的,不管!也不再更进一步思考,当然也谈不上感激。刚来时,一听到一点反映,就觉得这个人问题一定很大,说不定是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呢!

                1965年11月9日  星期二  阴,冷,西北风

        早:访徐国良,半路上见他追上来,大概他在砍柴。

        看到我,谈了谈干部情况,交待他两个任务。
   
        回来时,老妈妈说:“快吃饭吧,凉了。”我说:“你们吃过了?”她说:“早吃过了,等着呢。”

        上:天气很冷,我到太阳光里坐了一会,门外可看到女青年们在选种。后来到床上盖起被子坐着,怕人进来看见,把门锁起来。

        中午,听到外面刷刷地响,以为谁在刷牙,后来一想,是陆三郎在磨刀。听得他喊:“烧饭吃。”这是对仓库上拣棉花的老妈妈喊的。我忙悄悄地把门栓拔掉,把被子叠好。

        中:今天老伯伯和他女儿的饭量似乎增加了。他们的猫儿倒成了座上客,每顿要吃半碗饭。我刷碗,陆金兰来抢。陆金兰从坛子里抓蚕豆,到门口摇了摇,大约嫌少了,又回来添了两把。

        下:本来打算下午去割稻,看了一会小说,出去一看,人已走了,门上了锁。我忙追去,陆金兰在选种,她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家里有镰刀。”我赶回来拿了一把镰刀,也未磨,就去了。西北风很冷,一割起来身上暖和了。老伯伯在检查质量,走到我后边说:“王同志,你要放整齐些。”3点左右,王解全和陈晓彬来叫我,到陈文标家坐了一会儿,老王叫我去敲敲陈文标,不要被高兰英拉过去。

        放工后就去找陈文标,谈起此事,他很尴尬。金林祥帮姜品英家割稻。姜品英问我:“昨天给你的纸头有没有被别人看到过?”

        晚:天气格外冷,天空布满阴云,西北风呼啸着。房东家的人还在忙忙碌碌地作饭前生活,小孩子们就喊着“辅导员”的名字跑来了。我冻得受不住,也翻出棉衣穿。

        仓库上有人吆喝“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小孩子们喊着“冲啊”,向灶东大队冲去,马达吼叫着,不远处可看到银幕,听到音乐。一个陌生人看了我一眼,说:“你也来了?”我说:“哎,你坐。”他推辞了一会儿才坐下。他说他是六队会计(孙正伯)。先放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破成功”,然后就把前面的人往后赶,说解放军要来看。

        银幕上出现飞机、坦克,小孩子们就叫喊,看到日本人打人抢东西,有的妇女放声大笑,有的老婆子对孙子说:“看,日本人打人了。”老头子则比较安静。一个女青年挡住了一个男青年,两个人争吵起来,男青年说:“你注意一点,不比一般的人,是姑娘家了,放老实点。”那女青年站到别处,理也不理。

        回来的路上,陆友仁和陆三郎谈着电影。陆三郎说:“打日本时我正在上海,日本人投降时,坐在铁皮车上,连雨衣都没有。”

        小沟里的水象冻结了,脚步声和吵杂声向四面八方散开。

        第二天吃早饭时,老伯伯端起碗来又说:“打日本时我正在上海。”

                1965年11月10日  星期三  晴

        早:老伯伯说:“王同志,起来没有事的。”我说到外面去有事。

        沈才根捉蟹去了,周林根在修房子,黄彩仙去了老港。金根祥看仓库刚回来,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找他谈谈,他坐下来说:“谈吧。”我反而不知从何谈起,先问民兵,再问积极分子,他半天说一个,再催一催,才又说一个,后来我问:“还有没有比这几个人好的?”金根祥说:“姜品英行不?先写上,反正要选举。”说着,他的头勉强动了动,像点头又像摇头,毫无表情地埋下头去写东西。

        上:正在写今晚给青年们讲话的讲稿,姜品英带黄楼公社的朱润泽等二人来找我,他们要向杨才高了解情况。我在带他们去的路上说:“杨才高是四类分子。”他们犹豫了一下,决定去找别人。先找徐友才,他正在割稻;又去找施财富,到仓库上一问,说施在家里。此时河边一个干巴老头正弯腰拉一个小孩,我指给他们说:“那就是杨才高。”他们商量了一下。我带他们到烧猪食的小屋里,施财富和杨才高都在。杨才高戴一顶塌了帽檐的罗宋帽,两只帽耳向两边翘,猪耳朵似地煽动着。我说:“他们要问你个事,你知道多点就多说点,老老实实地回答。”他说:“那是的,我晓得多点说多点。”要他谈谈金梦元的情况,他谈着谈着索性只谈自己了,怎样帮人家抢了一次亲,吃了糖、甘蔗,就给他戴上土匪帽了。我说:“抢谁家小姑娘?”他说×××。我问:“你没干过别的事体吗?”他指着施财富说:“没有,你问问他。”施财富蹲在一边抽烟,他用木板搭在两只水桶上要我们坐。问杨才高做工的有几个人,他大叫:“不知道呀,来来去去不一定。”我也大声喝道:“只要你说个大概,晓得吧?”他耷拉下眼皮想了一会说:“大概六、七个。”又问他一天能榨多少油,他就兴致勃勃地边介绍边表功。等他俩问完了,沉默下来,杨才高去靠在旁边灶台上,我问他今天做啥事体,他指指肚皮说:“做不动呀,肚里头疼,一做就吐。”把裤管捋上来,指指瘦鸡腿;把袖子卷上去,指指麻杆胳膊说:“你看,哪有肉,挑几斤土就喘不过来,还跌跤。”他们两个写好笔录,读给他听,他笑着点头:“对啊,对啊,是这样的。”他不会写字,就用墨水涂在他的黑手指上,按了个手印。然后我签了字。把他们送上第二道海堤,他们还要从第一道海堤过去。正涨潮,浑黄的水响着。他们跟我道谢,向南走了。

        中:正在订计划,高注良来找我,一见我就脱下帽子,露出满头白发。一开口就说:“我过去上了当,犯了严重错误。”承认抢了四次,说第一次只分到两件破褂子,一条被单,两元多钱。我问:“你对戴四类分子帽子有啥看法?”他说:“政府对我是宽大的,我犯的错误是严重的。”

        正吃饭,张兴中来了。说今天下午大队要开会布置工作。

        赵佩玲休假回来了。薛可富分了一下工,分头查账。电话铃响了,我拿起来听了听问:“你是吴向明吗?”没听清回答,就说:“上次你不是说来中港吗?怎么没来?”回答:“我不是吴向明呀。”我问:“你姓啥?”“姓洪。”“哎,你是东洋吧?”他笑了。

        钱胜元在外面说:“小王,有人找你。”我出来一看,没有人,一个小孩子靠在门框上向里边窥视,手里拿着两角钱。我问:“你找我吗?”他斜起眼睛瞅瞅我,侧着身子跑开了。一抬头,看到王洪生朝大队部走来,以为是他找我,那个小孩是他孙子。就走上去说:“老伯伯,你找我吗?”他嗯里八叽的。我搀起他的胳膊说:“到里边坐。”会计座上只有一只凳子,我说:“到里边去。”拉起他往里走,他一边走一边说:“我要开会呀。”我说:“老伯伯,你喝开水吧。”他咕噜着:“我要开会呀。”里边也坐满了人,又把他拉到外边说:“先在外边坐坐吧。老伯伯,你找我有啥话谈?”他说:“那边开会啦。”径直朝农中教室走去。这时我才知道是误会了。钱胜元到外边问那个小孩:“侬是找伊吧?”那小人说:“找另一个。”钱又找老王(王解全)去了。

        听到了休假的消息,老王打电话去问,决定明天我先休。

        回来找姜品英交待一下任务。他正在脱粒,王引官、黄彩仙帮着脱。姜家吃米饭,一个六七岁小孩说要吃两大碗干饭。跟黄彩仙一道回来,她说:“他们说,全队三十几家人说的算数,你们两家(姜,黄)起什么作用?”

        小青年在排节目,看到我去,要排给我看。他们叫我唱歌,我唱不来。又叫我联欢时给他们口琴伴奏。

                1965年11月11日  星期四  早有云,晴

        早:睡梦中听到老伯伯说:“王同志,到同济大学要乘几路车啊?”我睡意正浓,无意多谈。他起来到外面看了一下说:“天还未亮。”

        金根祥和陈文标从小路上走来,我到金家,向他交待了四项任务:1.向群众解释这次运动只整干部,不整社员。2.注意搜集群众对干部的意见。3.搜集群众对运动的看法。4.注意发现青年积极分子。

        跟张兴中一道去七、十四队通知队长晚上开干部会。

        车到航头站,司机下去了,只有寥寥几个人在车上。

        在南汇镇上转了一圈,没吃饭。随嘴乱吃。馒头(6只3角),海棠糕(2只5分),猪肝(1角),米花糖(1角2分),菱(4分),大饼(8分),板栗(1角),油条(5分),豆腐干(1角),油炸山芋干(5分),买一本“象他那样生活”。车出南汇,一路上,风光无限好。江南的秋末,稍有凉意。红的棉叶,黄的稻穗,灰的芦花,白的棉花斑斑点点撒在原野上。阳光照耀着灰色古老的房舍,暗绿的树丛映衬在碧蓝的天幕上。上海近郊的农村景象:一方方菜畦,一块块稻田,一条条沟渠,一座座庙宇式的木板瓦房。房前晒着大人小孩的衣服,一个老太太坐在门前哄孙子;有的主人在屋里忙碌,正把洗衣服的水往外泼,看到鸡吃了她晒的麦子,则跑出门来吆喝。

        事儿小费的劲儿不小,金林祥将我的手电筒反光镜弄丢了,在南汇街头上,修电筒的小商骗我说:“在上海商品批发部买,反光镜要0.24元,玻璃罩要8分。”到上海后,在四川路上来回跑了几趟,才在中百七店买到反光镜0.12元,玻璃罩0.02元。

        到羡锡全家坐了一会。沙发好像多了几只,藤椅不见了。二楼小房间里,他舅舅裹着被子躺在床上。羡穿得整整齐齐,地下扔着换下来的衣服、鞋袜。穿过黑暗的楼梯,给财经学院陆永和打电话。

        乡下人吃东西就是不一样,一个瘪嘴的老头子,两个指头捏着蜜枣深深地插到嘴里,嚼了半天,又用两个指头从嘴里拿出枣核,象抽出一颗牙齿。捏在手里左看右看,又放到嘴里漱了漱,才把枣核扔掉。扔掉后又吸吸手指,似乎那手指上有吸不尽的糖汁。

        我的福气大,图书馆新馆刚开放,我回来休假了。未去宿舍,先到新阅览室写日记。条件大大改善,每个台子上有二盏日光灯,跟台灯差不多。从农村的煤油灯下坐到城里的台灯下,那感觉着实不同。

        晚:李世顶、邓仁人、尹承仿、王忠辅回来外调已经好几天了,都在宿舍里躺着。潘志明在贮藏室里躺着。苗金瑞到贮藏室来拿垫被。328住上了楼房攀登训练的解放军。

                1965年11月12日  星期五  晴 有云

        上:李世顶叫我跟他一道出去玩,到新图书馆参观,遇到潘亚芳和龚玉兰。龚玉兰死了母亲,施美英死了父亲,朱圣瑜拉肚子住进学六楼。在画廊里看画报遇到了班主任梅扬武,他很会聊,问我买今晚的电影票没有,又说星期日放“革命赞歌”,他自己买了今晚的话剧票,到市里去看“代代红”。

        下:准备去找陆永和,在图书馆那里遇到了钱胜元,把他拿的一本英国小说“城堡”给我看,我看了几页等着他。

        到鞍山商店去,想把这只破手电筒换一下,卖手电筒的营业员不在,只好作罢。到菜场和饭馆附近逛了一下就回来了。

        晚:在买电影票时,后边有两个电三的同学,一个是南昌的李惠民,他叫我给他带一张电影票。一个家伙说:“不是本校同学不要排队呀!”一个个走过来看,他说看面孔可以认出来。走到我跟前说:“你的校徽拿出来看一看。”我说:“我是社教回来休假的。”他说:“社教回来的发票子了么。”我说:“你发给我吧,我省得买了。”

        今晚放映“椰林怒火”,放映前由建筑学四年级演出了“江姐”中的一段。当杨二嫂的女同学演得不错。

                1965年11月13日  星期六  阴,时有雨

        早:遇到邓仁人、李世顶,李要了我一张早餐券、一张午餐券。我说:“我的午餐券不够了,你去买吧。”他两手一摊说:“我哪有时间。”

        去年暑假到祖楼去,程祚华领我在街上走,见了人就嬉皮笑脸地开玩笑,故意向我卖弄他的交际广。

        甲在椅子上摇来摆去,叫他他不理,乙狠狠地揍了他一拳,两个人干起来。

        上:睡觉。看了一会“红旗谱”和“象他那样生活”。

        下:到四平商店去买手电筒,未买到。乘车去财经学院,上了七十路车,售票员说应该上七十九路才对。旁边一个败顶的中年人插嘴说:“你坐到虹口公园再下来跑一段路。”又自告奋勇地要带我去,此人一口安徽腔。这是周末的傍晚,下班工人,放学学生,异常热闹。外语学院与财经学院相距很近。

        财经学院小得可怜,没有一座像样的楼房,陆永和在开会。找到他以后,快五点了,谈了一会社教的事。我说晚上我校放电影“苦菜花”,他说:“这片子不错么。”我叫他来看,他说:“在这里吃了饭再去。”我说:“到我们那儿吃一样么。”他看了看表,跟我来了。吃过饭,他要排队买票,我说:“在我们学校当然应该由我买。”他说:“下一次你到我们学校去玩。”

        晚:又来了一些休假的同学。我回去睡觉,一看床上铺盖卷得空空的。

                1965年11月14日  星期日  晴

        早:在洗脸室遇到龙时庆,他问我见了一件绿绒衣没有。

        刘兆潜说:“我急得一夜未睡觉。”原来我穿的绿绒衣是他的。

        上:到南京路去买手电筒,跑了永安、先施和中百公司,皆未买到陆金兰所需的型号,只好作罢。

        进了麦盛里,去找羡锡全,走错好几个地方。后来转到昆明里,才找对了。正遇到羡的母亲下楼,她说:“羡锡全在吃饭。”羡听到我的声音,从里边走出来。我进门一看,他父亲和几个客人在吃饭,好像有螃蟹。羡问:“你来干什么?”我说了被套的事。他母亲问:“你吃饭没有?没有吃就在这儿一起吃吧。”我说:“吃过了。”停了约五分钟,就出来了。到下面买了两只大饼垫肚子。回到学校,食堂已关门了。

        下:本想今天下午回去,因为没找到被套,只好等明天再走。正想去图书馆,遇到李祥会,和他一起到同济新村转了一圈。他又跟我吹建筑学:清华梁思成、南京工业学院×××专注于我国古典建筑,我校则热衷于欧美建筑。又说×××是从法国回来的,×××是从奥地利回来的。……

        晚:在理化馆看了一刻钟电视,再到新礼堂,电影已开始放映了。就在窗户外面看了“革命赞歌”。

        本来想把拿我被套的人狠狠地臭骂一顿,没想到是刘兆潜,我昨天正好穿了他的绒衣,让他找了半天。

                1965年11月15日  星期一  晴

        早:在食堂排队的人特别多,我厌烦了,可还不肯走。

        上:从汽车一场乘车到外滩(延安东路),然后步行到东昌路。去东门路中百五店买手电筒,没有。有个人正问有没有中号电筒。在“中国图书社”买了三本故事会小丛书,共0.17元,送给七队青年。

        准备乘轮渡,忽然看到潘亚芳和朱圣瑜的背影,她们正匆忙走进轮渡。我想跟她们错开一班,等了十分钟左右,才进轮渡站,一艘轮渡刚刚靠岸,走上去瞅了瞅,没有她们。下了轮渡,进了汽车站,一个人叫我,几个人在嘻嘻地笑,原来是钱胜元、梅扬武、潘亚芳、朱圣瑜、龚玉兰。过了一会,俞志文来了。七个人在车上说说笑笑,朱圣瑜笑得最厉害,其他人都好奇地看着我们。一向古板的俞志文也开起玩笑来。我不肯坐下,他们叫我把背包放下,俞说:“不要放,放下来汽车吃不消了。”接着有人讲了一个古代笑话。一路上谈蔬菜,谈芦苇,见到什么谈什么。车到南汇,约12点。钱提议在南汇吃饭。俞去“侦查”饭馆。一处,卖面条,有人说要吃饭,就又往前走。上了一处小阁楼。要了五个菜,三斤饭。站在小阁楼上,看到狭窄的巷道里人来人往,忽然发现隋自修、马祥龙、董翠荷、高忠焕。我喊他们,就都上来了,叫他们快点买饭,他们说要吃面,又走下去了。吃过饭,还有四十分钟汽车才开。俞、梅二人上街去了,过了一会拿来三段甘蔗。俞说他一个月吸烟只吸九元多钱。我说:“那只顶得上我们中学两个月的伙食费。”

        下:车到老港,又看到毛坤伟、陈振民等,大概也是休假回去的。到大队部,接到了汇款(10元)和黄克的信。睡了一会,给黄克写好回信就天晚了。

        晚:远远看到仓库前好像耸起了一堵墙。张兴中说:“那是收下来的稻子。”用几根木头搭成的杠杆“起重机”正往上送稻捆。钱长根在稻垛上,陈文标、王引官在下面。王引官问:“《红岩》借来了没有?”我假说:“图书馆未开放。”

        老妈妈在收苇薕。她说:“昨天晚上等你咧。”我帮她把苇薕搬进屋。陆金兰开会没回来,听说要把她调到工作队了。

        晚饭后,去六队开青年会。她们刚开始学毛选。张兴中讲了讲四清运动的意义,有的在缝鞋底,有的在打盹。后来我又讲了几句,我故意讲得活泼些,引起她们的兴趣,果然注意力比较集中了。有的听着笑起来,有的说:“讲得满对。”马上成立毛选学习小组,13个人报了名。

        会后,四个团员留下来,交待了一下任务。决定由储桂珍上团课;陆爱芳、王××抓毛选学习;王芳抓发展对象。王芳见了我就说:“怎么我不认识你呀。”我说:“我也不认识你呀。”临走时,她们说:“多来来呀。”

                1965年11月16日  星期二  阴,有时有小雨
 
        早:吃早饭时,陆金兰似乎比过去健谈了。主动跟我谈小青年工作。对她将调到工作队工作也很高兴。

        上:查蘑菇账。

        下:天气很冷。羡锡全下午又未来。我一天才查完一个月的账。

        午饭是山芋米饭。中午正睡觉,王解全回来了,他说:“现在2点了,怎么还在睡觉?”赵佩玲就来喊我们。陈晓彬也来了,还带了另外两个人。陈进来就笑。笑的时候鼻子“哧溜哧溜”地吸着。

        晚:组织七队小青年学习王杰事迹。宋和强睡觉,金文祥看小人书。

                1965年11月17日  星期三  阴

        上:查蘑菇账。

        中:回来时看到陆三郎在割稻,老妈妈在自留田种菜。屋子里有几个妇女在打扑克,我以为天还早,未做午饭,想去访问一下范来强。谁知老妈妈很不高兴地说:“快吃饭吧。”我问:“屋子里是谁?”她说:“都吃过下地了。”我大声问:“啥人在屋子里?”她仍然说:“嗯,都下地了,我们早吃饭了。”

        原来这些妇女是查钉螺的。

        下:去大队部,王解全在睡觉。把给妹妹的信重抄一遍,陈晓彬跟我一道去寄信,他说他回去几天,房东就把他的油点完了,只好自己掏钱再打。他买了三包香烟(0.81元),说可以吸两天,我说:“你吸这么贵的烟啊?”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大前门”说:“高级的在这儿呢。4角多的。”4点半左右,他说肚皮饿了,他一天吃三顿稀饭,一顿一碗。他掏出一条锡纸包的巧克力,羡锡全拿了一块就吃,给赵佩玲,赵说:“谢谢。”他问我要不要吃,我说:“当然要吃。”

        晚:去六队找队长,路遇王引官、金根祥的弟弟,两个人扒着肩膀站在沟边的路上。我用手电筒照照说:“你不是金根祥的弟弟吗?”一个说:“哎,他是金根祥弟弟,我是王引官弟弟。”又叫起来说:“你到啥地方去?那你手电筒借给我们。我们不敢回去。”我说这手电筒不行了,他抢过去就照,我说不行,这电筒坏脱了。他就学我:“挖脱,嘿嘿。”

        范来强屋里点着灯,桌上摆着饭,可是一个人也没有。我走出来,有人抱小孩回来了,是他老婆。我询问张兴中的情况,他说:“满好,做的家务事满多。”“他不肯讲话,到人家家里坐坐就跑了。”“检举箱挂上去,也不给大家讲清楚,挂到年夜头也收不到情况。”

        小青年们还未散,在排节目,一遍一遍地唱“不忘阶级苦”。

                1965年11月18日  星期四  阴,下午落雨

        早:访姜品英,不在,他老婆吴亚芳说他卖柴去了。和她谈了一些话,宋友法从门前走过,怀疑地对我瞅了一眼。吴亚芳说:有人说孩子晚上去开会,没啥好处。正说着,宋友法的娘走进来,吴亚芳停止了跟我谈话,和她搭讪起来。会计又来发布票,我只好告辞。

        上:查账。我誊写昨天摘下的蘑菇账。

        中:今天回去。田里干活的人很多,以为都吃过午饭了,加紧脚步赶回去。陆三郎、陆金兰都不在家吃饭,老妈妈正在烧锅,咸菜饭,只看到 几粒米,可她还把篮子里的一点咸菜倒进另一只锅里烧咸菜汤。吃饭时,我故意和她攀谈,她大多听不懂或听不到,莫名其妙地点着头。过了一会她问我:“你打回去给爷娘吧?”她说的是钞票,我哭笑不得,说:“打啊,打一点点回去。我抓的钞票不多。”我转移话题,指着墙上的照片(陆金兰的丈夫)问:“他打钞票吧?”她摇摇头:“不打,还未结婚,不打。”我问什么时候结婚,她说:“不知道,等上边批准。”

        早补:回来吃饭时已晚了,桌上放着一大碗、一小碗玉米稀饭。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颤巍巍地收拾碗筷,陆金兰跑到她跟前大声说:“起来,你去坐坐吧。”她走到我面前坐下,呆呆地瞅着我吃饭,过了好大会才问:“你住在哪里?”我回答:“我住得远啦。”她听不见,又走过去问陆金兰:“他是干啥的?”陆大声说:“工作队。”她仍莫名其妙,走回来,坐在凳子上看我吃饭。我吃完一碗,她指指小碗说:“吃呀。”我不再说话,只对她笑笑,点点头,她这下懂了。

        下:老王迎面走上桥来,我无话找话地问:“几点了?”只有闵小妹一人在屋里,她把李世顶给张兴中的信交给我,要我保管。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教育人、挽救人的运动,是一次全国规模的深入细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再一次较量,是比土地改革更加广泛、深入、尖锐的阶级斗争。

        以“王新根是怎样被拉出去的?”为依据,突出两个阶级在小青年身上的斗争,画出各个阶级的典型嘴脸。

        陈晓彬和我一道走,我买了三只糖馒头,给他,他不要,说:“这在马路上吃象什么样子。”等走下了桥,转入小路,他忙伸手拿了一只说:“快点,别叫人看见。”刚咬了两口,后边有个妇女喊他,他连忙把半个馒头塞进口袋,大口小口的地嚼,鸭子吃食似地咽下去,等回过头,妇女已赶上来,说:“你为什么不答理我?”馒头里的糖水从他口袋上滴下来。

        公社打电话来,说今晚放电影,在公社礼堂,票价8分、6分,我向闵小妹传达,闵说:“你们不要看,在上海看便当来兮,小汽车一开,嘟嘟嘟。”

        上海打电话来,说陈晓彬父亲病重,要他回去。打电话的人换了两次,我不耐烦,差一点把耳机掼掉了。

        钱胜元说:“晚上老陈来,正得意地吸香烟,一下子告诉他这个消息,脸色一定要变了。”

        四点半左右,回房东家,雨又下起来,路上满是行人脚上带起的泥巴。赵佩玲从八队回来,说是给老陈送信去了。陈晓彬明天就要回浙江老家。

        陆三郎在菜田挖辣萝卜。午饭后,我拿了房东一只辣萝卜,一直走到河边才敢掏出来吃。

        晚:老妈妈吃饭时谈起昨天小青年排节目,她说一个装娘,一个装爷,说着说着笑起来。谈到几年前吃大食堂,她说吃过早饭就看日头晌午没有。她说现在四口人要烧五斤多米,还要掺菜,把自留地的一点粮食都贴进去了。她说半斤米只能煮大半碗干饭。

                1965年11月19日  星期五  阴,有时有太阳

        早:刚踏进姜品英屋门,姜就从里边房间走出来,拉住我的手说:“啥辰光回来的?”接着他老婆也走出来。他说,有人说他泄露队委会的决定,叫我去调查,他说实际上是会计娘子陆品芳讲出去的。我说:“这没有什么,别人的意见我们也是要分析的,他是站在什么立场,出于什么目的。你自己也不要有什么负担,好好干工作。”他又说有人说他贪污工分,我说:“你不要……”他按住我的肩膀:“你听我说,我不怕别人反对,只要是正确的,100个人有99个人反对,我也要坚持下去。”我说下一阶段的工作:1.你找队长谈话,把干部政策交待清楚,强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2.把贩卖韭菜的问题再搞搞清楚。吴亚芳也围上来,我叫她找队长娘子谈谈。姜和平在桌子另一边记工分,他们的几个孩子也站在旁边听。吴亚芳端来山芋稀饭要我吃,我说回去吃。

        还没到房东家,就听到铲锅的声音。陆金兰在洗衣服,老妈妈在刷锅,说:“饭在厨子里。”陆金兰对她妈说:“盛出来做啥?冷脱了。”吃过饭我去刷锅,老妈妈走过来说:“去,去,勿要侬刷。”她忘记昨晚她自己说的话了:“夜饭我来刷,早饭侬来刷。”

        上:羡锡全、钱胜元、闵小妹正在抄小猪账。我推开门,他们抬起头来看一下又埋下头去。我说:“还有没有要抄的?”没人应。我翻了翻,又问:“还有没有要抄的?”过了半天才听到:“没有了,马上抄好了。”一会儿,又谈起休假来。谈了一阵,就哼起了小曲。

        中:我前头是陆金兰,走到仓库上,看到老妈妈也刚刚收工。走到门前,听到里边陆三郎喊:“吃饭。”今天是“蛋炒饭”。陆金兰把刚刚买来的绒线交给老妈妈,老妈妈说是做帽子的。她又劝我去买绒线,说:“小青年应该穿紫红色的。”老伯伯说:“手工3元,14元的绒线,17元差不多。”他说机器结的没有手工结的好,机器结的不能拆。陆金兰说:“你买1斤绒线,结出来满大了。”

        下:远远看到陈晓彬,我问:“你怎么还没回去?”他说:“到哪去?工作是大事,家庭是小事。”羡锡全说:“这几个家伙怎么到现在还不来?”他给陆注生打电话,问陆休假没有,陆说没有,我在这边问:“什么时候休?”羡在听筒上说:“什么时候休?”回答:月底。我说:“月底还休个屁。”羡在听筒上说:“月底还休个屁。”说着就把听筒挂上了,我想抢上去说两句,来不及了。

        到供销社核对猪猡账,一大箱两小箱发票。三个人从楼上往下搬。我说应该抓主要矛盾,先看看(大概)有无苗猪账,闵小妹说:“鸡蛋里也能夹上苗子哦。”她是说鸡蛋账里也能夹上苗猪账。碰上了陆注生、陶国胜。

        四点半回来,跟羡、钱到饭馆里买油饼,正大口吃着,赵、闵在外面叫我们,羡就“嘿嘿”地笑。

        虚伪而又吝啬的人:客人吃了半碗稀饭,筷子还未从口里抽出来,她就说:“哎呀,怎么只吃这么一点儿?饭量真小。”客人自己去盛了一大碗来,女主人的眼球突出来了,一边用筷子夹菜,一边盯着客人的碗。正巧,怀里的孩子张着两只小手要拿筷子,她狠狠地搧了两耳光说:“给你,给你,你这饿死鬼托生的。”客人只顾“呼噜噜”地喝稀饭,喝完又盛了一大碗,女主人听到勺子盛饭的声音,象从她心上挖了一块肉,把孩子扔到椅子上,夺过客人手里的勺子朝正在睡觉的猪猡头上打去,喊着:“懒东西,只知道吃,吃,吃,还不给我爬起来,滚出去。”

        晚:叫姜品英约人在钱长根家开会。没有叫姜的老婆,可她也来了。提到贫协筹备小组,在座的人都被提上,吴亚芳说:“王同志,我有个想法,叫我干工作,我没有什么顾虑,愿意好好干,就是……”接着就提到她娘舅被枪毙的事,表示要划清界限,最后她问我:“你看,能不能把我放进去呢?”一时搞得我很窘,我说:“你能谈出来,这就很好,只要能划清界限。你要革命还能不准你革命吗?”金富根的娘子吴阿妹抱着小孩到外边把尿,黄彩仙的小孩从外边哭着跑进来,说他弟弟在家哭闹,她们先回去了。

        在这次会上,我向他们传达了“整干部不整社员”的精神,交待了任务。

                1965年11月20日  星期六  晴 有云

        早:去六队督促队长做检举箱,询问陆爱芳青年学习情况。找黄林根,要他好好教育母亲,不要偷窃集体棉花。

        六队可能全体人员出动,晒棉花的床两边坐满了人。我从田埂上走去,视线都向我射来,为了不太腼腆,我很远就问:“队长在哪儿?”走近后,黄林根、陆爱芳跟我打招呼。队长说:“检举箱做好了。”要带我去拿。我说:“等老张来你交给他就行了。”看看人很多,我就给他们讲了讲检举箱的作用。临走时,把黄林根叫出来,他低着头,用脚尖拱起地下的土,我问:“你们队有个偷棉花的,是你什么人?”他马上低下头摸着纽扣说:“是伲娘。”我说:“这件事出在一个贫农家里,而且出在一个团员的母亲身上,影响很大。”他“嗯”“嗯”地应着。我说:“十三队有一个富农子弟偷稻种,我们就打算开会斗争。因为你是贫农,以教育为主。……”

        上:供销社与牧场发票核对。

        老王说:“老陈买了一盒饼干,吃了几块就跑了。”羡说:“不要客气,拿来吃么。”算了一会账,羡又起身把饼干盒托来,吃了几块又送去,说:“回来吃完不好交待。”在薛可富的漱口杯里,有满满一杯花生、菱角,你吃几个,我吃几个,还剩下一堆皮,又装到茶杯里,老王气死了。灶东大队有个福建口音的人来我们大队查账,临走时问:“你们谁是同济的?”我和羡答:“我们俩都是。”他说他原来是开汽车的,属于基建科,以后跟校产科合并了,来之前,是跟机三一起学习的。我们说:“这可巧了,我们正是机三的。”10点多钟,薛可富就来了。

        中:老伯伯和陆金兰又不在家吃饭,“饭炒菜”,只看到满锅青,有几粒米。吃饭时,老妈妈问:“你一个月几个钞票?打给爷娘吧?”我含糊地苦笑。她说:“二十几块洋厘?三十几块?”我说:“三十几块多一点。”她说:“哟,买东西,吃吃零食,就无得剩了。”我说:“我不吃零食,很省。”她问:“一个月打回去几何钞票?”我说:“打回去一点点。”

        下:工作队员开会。队委组织部长黎明来讲了几个条条。老王指定龚、陈、羡、赵负责各个小片。开始我心里很不舒服,可是后来一想,也就觉得没什么了。

        晚:老张问我要二两公社饭票,我说没有。临走时,他又拉我去公社吃饭,并一再催我吃。我说我回去以后还要吃哪。走上小桥,夕阳的红光映在水面上,一只小舟在水面上浮着,我对张说:“你看,这景色多美,这是在画面上无论如何也看不到的。”张说:“哎,你这会心情又好了。”在饭堂遇到周元福、卜守义、胡利民。

        回来的路上,张说:“我去查账,你不要把我们队扔掉了。”他说:“实际上是咱们俩负责四个队,你可不能分家。”

        回到房东家,小青年都到齐了,黄克也来了。陆金兰忙到橱子里拿小菜。我吃了一碗玉米粥,很稠,又多吃了大半碗。

        黄克组织他们学习“王杰日记”,并先介绍了王杰。他说:王杰看到炸药快爆炸,民兵们卧倒已经来不及,就毫不犹豫地扑上炸药。过后,王杰的尸体也不见了,真是做到了粉身碎骨。在场的十一个民兵,有五个受伤,是被王杰的骨头迸伤的。

        姜品英开会回来,跟我谈了开会内容,并建议22号晚上再开一次座谈会,我答应了。陆忠兰排节目时不敢站出来,有人说:“你怎么学的王杰!……”

                1965年11月21日  星期日  晴

        早:老伯伯起床后就磨刀。今天他们父女俩还要去三门闸。陆金兰在收拾碗筷,我夺过来刷。他们在谈买米的事,老妈妈说钞票没有了。张兴中昨晚说今天来找我,大概不来了。

        上:补日记,写调查姜品英历史的外调信。今日房子周围特别热闹。东:一个妇女在菜园里锄地;北:黄彩仙在割芦苇;西:许多社员在棉花地里种油菜(也许是拾棉花);南:小孩子们在田埂上喊闹。

        中:午饭烧得很快。我正写外调信,老妈妈就来叫我吃饭了。还是青菜饭。我今天只吃了两小碗。我要刷碗,她说:“我还要吃来,你去吧,我刷。”我砍猪草,她说:“要砍得细一点儿。”砍好后,她说:“你去开会吧。”

        下:徐友才站在沟对岸。徐国良在沈才根家里,沈才根家挂了很多鱼钩,屋栅头还挂着一张网。他家午饭很好:白米干饭,萝卜烧鱼。徐国良带我到小学校里,说:“难弄,我实在弄不来。”这次情绪的低落跟上次情绪的激昂形成鲜明对比。我问是否把各户的关系写出来了,他掀我的工作簿说:“上次不是给你说了么?”果然,他在工作上没有姜品英肯干。我鼓励他一番,问晚上能否找几个人开会,他为难地说:“这样吧,你去给他们每人说一说,然后我再给他们讲。”我问:“为什么?”他说:“你们讲话有用些。”他去拿扁担挑稻,临走时我说:“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尽管给我们讲,我们尽量帮助解决。”他说:“上次你说给我问布票……”

        去开检举信,一大箱子,有小孩扔的破纸头,有谁扔进的一大叠“抽出原始凭证”,有两张是正式的检举信。

        检举信上的:

        1.头记反卖——投机贩卖

        2.四粪分子——四类分子。

        3.姜品英偷陈根元家木板,我家木板是放在水渠上的,他拿去当自己的。(未署名却暴露了)

        傍晚与小青年一道去部队洗澡,回来时房东家正吃饭。老伯伯问:“洗澡去了?怎么不多洗一会儿?”

        晚:十四队开座谈会。由徐国良约来沈才根、方阿三、徐友才等在小学校里。我讲完后,徐友才马上说付队长倪八斤,说着说着就扯到倪的丈人施财富身上,他们说,施当五好社员,不是通过社员们评的。徐对施的意见顶大,就是因为喂猪的事闹起了矛盾。

        然后讨论成立贫协筹备小组的事。徐说:“不成功。”我问:“哪能啦?”他说:“啥人多讲一点,就要挨骂。”我说:“所以我们要成立贫协,不然,我们贫下中农连个组织也没有,一人一条心,各管各的,力量就不大。这样,好人没个头,坏人倒有头目、有集团,自然斗不过他们。假使我们有了贫协组织,有了头目,你去讲他什么什么地方不对,假使他骂人,另外一个人就出来帮助你,说‘你骂人是不对的……’,同时,我们成立了这个组织,就有权利去管,不像过去,你一去管,人家会说,你又不是干部,凭什么管我。干部还不来管啦。成立这个组织后,就不同了,干部不管,我们也要管,不但管社员,还要管干部,我们有这个权利。假使干部不听,我们可以到大队、公社去告他的状。只要我们贫协成员团结一心,你帮我,我帮你,坏人就不会这么凶,就得叫坏人怕我们,不是我们怕坏人。所以我们必须得有贫协组织。”

        我接着说:“贫协成员的条件是:1.出身苦。2.听党的话。3.敢说敢讲。”徐友才说:“我是斜其苦。”他掰着手指头算了算说:“我帮了十几家人做长工,做了十几年,连一件好衣裳也没穿过,几个月剃一次头。我现在是斜其满意。”又说:“有些人现在生活比过去苦,他就不满意。”我说:“所以说地主、富农分子不会死心。”他点点头说:“他下面好几辈子,儿子、孙子,都不会服贴。”我说:“所以,党在各次运动中都要依靠贫下中农,因为他们比比过去,知道今天生活来之不易。”方阿三点点头说:“满对,是这样的。”徐友才接着就提了几个人,对其他人说:“你们看这几个行不行,不能光我一个人说。”他又和方阿三议论:我们应该团结。他现在的信心比我刚去访问时大多了。睡觉时,小青年活动已结束,约十一点多了。

                1965年11月22日  星期一  晴

        早:正在刷牙,张兴中找我,他说:“叫了半天也不听你答应。”

        上:到公社去,把调查姜品英的外调信寄出去。孙永宁说,那封给他姐姐的信不要寄了,叫我自己保管。路遇七队会计周林根。陆忠兰到南汇去,在汽车站等车。回大队,张兴中在找他的书包,薛可富告诉他:“老王把你的书包换去了,他去上海。”老张拿起一只提包,他的东西都在里面。我歪在床上,薛说:“你要睡就好好睡,不要冻着了。”就把一件军大衣盖到我身上。钱叫我,说:“你看你的钢鞭,都变成毛鞭了。”大队部里住上了解放军。

        中:我打算去找十四队队长杨才官。从河边大路拐进小路,有个人从后边赶上来,一看,正是他。我们站下来谈了会儿,陈松林等也走过来。我们走上通往十四队的小路,问王新涛的情况。本想去找王新涛,他住在海边,我太累,不去了。

        上午刚到大队,赵佩玲和薛可富在谈什么,问张兴中,六队要去一个工作队员,住到什么地方?我问十四队有没有人,她说:“假使分来五个人,就给你们一个。”

        我把检举信上字迹与七队账目上的字迹对照。老伯伯回来放镰刀,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

        下:给淑秀写信。谈了谈前一阶段的工作体会。着重谈了徐友才的转变,总结了“四类分子四怕”。
 
        晚:帮老妈妈烧锅、扫地。陆金兰回来就炒黄豆,老港镇方向有火光,人声嘈杂,好像是救火的声音。远处公社方向的几只电灯在闪烁。陆忠兰吃过饭,等陆金兰吃完一起去看电影,临出门,陆金兰用纸包了一包炒黄豆。我问:“老伯伯去看戏吧?”老妈妈说:“不去,早早困觉。”老伯伯边扒饭边回答:“去,你先头里走吧。”老妈妈说:“去什么去,还有那个心思。”老伯伯喝着酒,就着油炒黄豆,满有味的。

        姜品英在吃饭,到他家坐了一会,他说王洪生和钱长根闹了两次意见。走出来时,电影开始放了,我停在桥头上看了看演员表。我这是第二次看“苦菜花”。

                1965年11月23日  星期二  阴

        早:队长来找陆三郎,说要传达三级干部会的精神,开个队委会,他说:“老王,你吃过饭有事吧?没有事也参加一下好吗?”

        上:在房东屋里开队委会。队长赤着脚坐在案板上。王洪生抱着孙女,会计抱着儿子。王的孙女要把咬下来的山芋往会计儿子的嘴里填。她啃山芋皮,一边被啃得很深,另一边还沾着很厚的土,就往口里送。陆金兰和陆三郎开始做中午饭了,我帮助烧了一会儿火。开会前问钱长根怎么跟王洪生闹的矛盾,他说:王洪生说的是对的,他儿子、儿媳妇也说他臭好人。钱说:“我思想想不开。”

        开完队委会时,我叫姜品英留一下,问他的历史。他说他做过党员,因叛徒出卖,牺牲了好多同志,他吓得不干了,并做自我检讨。

        下:去十四队,徐国良在吃饭,桌上摆着两碗小鱼,似乎没用油煎,是水煮出来的。徐友才在剥豆子,他老婆正从锅里盛白菜,他还未吃。他指着他老婆说:“她也斜其苦。”沈才根在门前换鞋子,好像准备去劳动。

        七队青年在开墒沟。王引官问:“你来吧?”我说:“我要填表。”他说:“你没空是吧?”他想叫我跟他们一起干活。

        傍晚,黄克领了一个解放军来找我,我说:“这是指导员吧?”他说是师里的干事。我说:在这里和在学校,思想感情完全不同了,党叫我们去当兵、去社教、下工厂,给我们各种锻炼机会。那个人很会谈,黄克坐在一边听。我说:“学校环境和部队完全不同。”那人说:“我们过不到学校生活喽。”他们找小青年聊去了。陆金兰回来,在外面对那两个人说:“你去找金根祥说说看。”我走到门口一看,两个人已经走上田埂了。天黑下来,听到老妈妈说:“做饭吃。”

        上午,来了一个瓦屑公社旗杆大队的工作队员,调查买牛事。本地人,带只手表,露出来。跟我说生硬的普通话,把“四”说成“是”。

        傍晚,水渠映着晚霞。小青年还未收工。我有意避开他们朝东走,走到十四队仓库,看见一行人影去七队。徐国良的门锁着。徐友才隔壁,一个青年在收拾渔网。我问:“黄淑芳在哪儿住?”他说:“在这,找她做啥?”徐友才老婆走过来说:“她刚生小囝,才四天。”又说:“你去屋里问问她。”很黑的屋子,里间房里点着灯,黄抱着小孩走出来,她说她跟姜品英是一个地方人。我问:“你过去做过什么工作?”她说:“没啥工作,不过开开会。”

        问徐国良她的表现,他说一般性。

        晚:访周林根。

        他正在拣扁豆。把大堆要剥的扁豆放到桌子上。我们一边剥一边谈。他问:“你大学毕业了?”我含糊地点点头。又问:“你们学校来了多少人?”接着就聊开了。我故意往队长身上扯,他对队长意见满大,说队长糊涂的出名。他有意往姜品英身上扯,给姜品英提了一大堆,与我从陈文标嘴里听到的差不多。他老婆回来了,也坐在旁边听,不时插话,帮丈夫说两句。谈到后来,他似乎困了,问他话,要呆上半天才见回答。我告辞了,他说:“常来来。”

        队委会还在开,今晚姜品英、王小毛未参加,几个人似乎谈得很投机。陈文标拿起老花镜给我看,队长就扯起老花镜,说:“根青那副眼镜度数满深。”陆三郎说:“哎,还是讨论讨论明天做哪几样生活吧?”才又说上正题。

               1965年11月24日  星期三  阴,风很大

        早:一出门,看到黄克和那个人在匆匆地走,向我挥了挥手。

        我用凉水洗头,陆金兰好奇地看看我。

        有一次去十四队,问倪八斤老婆:“你对二十三条听懂了吧?”她说:“听不懂。”我问:“二十三条主要讲些什么,知道吧?”她说:“知道是知道一些。”我问:“二十三条主要讲的啥么子?”她说:“主要讲精耕细作呗,土地要翻得深,种得好。”

        上:去大队部拿雨伞和七队账目,交积极分子表和干部排队表。党祖同、羡锡全、张兴中三人在算账,我悄悄走进去。张抬起头说:“哟,稀客。”党回头看我说:“他说话卷舌头。”她边说边学:“什么——”她问:“你是什么地方人?”我说:“安徽。”她说:“你现在住在安徽么?”我答:“嗯。”她说:“怎么从安徽跑到上海来上学?”我说:“上学么,随便到什么地方都可以。”我进屋学歌,哼了一会“迎接生产新高潮”,外面有几个部队同志在开会。

        薛可富从老港镇回来,他说龚志军生病了,赵佩玲正在医院。

        我去邮局寄了给淑秀的信。本想给学勇写信,写了个名字,羡锡全过来闲谈,只好收起信纸。薛可富惊奇地问;“姜品英入过党呀?吹牛的吧?”

        大队部外挂着解放军的衣服,被风吹落了,我拾起来挂上。有几个解放军正抬着筐回来。

        我拐入小路,掏出杏仁饼和芝麻方酥吃,一个人从后边追上来,我忙装进口袋。前边一些人正扛着棉包往船上装。

        陈晓彬跑过来,说正要找我。我问:“你还是一天三顿稀饭吗?”他说:“你还要吃什么?吃干饭我到上海去了。”

        老妈妈站在门前吃饭,看到我,用筷子指着我对屋里人讲,老伯伯从屋内侧身往外看。

        陈晓彬坐到我床上,我说:“你等着吧,对不起,不能招待你。”

        麦须干饭,炒青菜,碗底上还有一点儿咸带鱼。我吃了指甲大一块,陆金兰也在吃,还端起碗来喝汤。

        老陈和我坐了一会,他要找十四队队长。我们先去了东海农场二队。一个上海女青年坐在办公桌上吃山芋,进来一伙男青年吵闹。她说是去年四月份开始接管账目,账目送到仓库了。陈和我出来,忽然说忘记问仓库在什么地方了。

        徒步走到十四队队长家,队长父亲坐在床上,说是脚中毒气了,扒下袜子给我们看,身边坐着小孙子。回来时,小青年在场上打麦。

        下:订计划。胡金铭外调,在外边叫我。带他去六队,没有叫陆月仙的人。

        风很大,在屋顶上“呼呼”吼叫,使人想起“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的诗句。

        吴亚芳和王洪生跑进来。王说:“王同志,两个女同志晚上走不方便呀。”吴说:她已通知一些人了,忙又跑回去通知说晚上不开会了。我说:“你辛苦了。”她说:“没什么。”

        晚:大队部几盏灯在风中闪烁。外边黑洞洞的,隔壁传来小青年的歌声和拉胡琴的声音。

        吃饭时,我对陆金兰说:“今天晚上活动不成了。”她说:“小青年怕这点风还成。”陆三郎说:“小青年顶怕雨。”

              1965年11月25日  星期四  多云 风很大

        早:这老夫妻俩几乎每天清早都要先吵几句。老头子吼:“拿件毛衣来。”接着在被窝里嘟囔:“天冷喽。”老太婆啰啰嗦嗦翻箱倒柜。

        我起来后穿起了过冬的全副装备,棉袄棉裤,把换下的单衣泡到水里。

        名利教授教育儿女:

        “假如不管谁,一参加农业生产就成了董加耕,董加耕还有什么稀奇?报社记者也不会专门去访问他董加耕了。”

        “雷锋怎么能跟牛顿比?雷锋的名字能流传多久?”

        “遗憾哪!我年轻时没能留学,至今后悔不及,你给我争口气哪!”

        “饭后吃点水果帮助消化,这是我们家的老规矩。”

        “只要你有了本领,不要你去找党,党就会来扣你的大门。”

        “这好,那好,没有钱什么都不好。你见过哪个人不喜欢钱?”

        上:保护棉袄,采取措施,接长罩衫袖子。洗衣服。正在沟里洗衣服,老太婆端着鸡毛菜来洗,我说:“给我。”她不耐烦地说:“勿要侬洗,侬跑。”我只好到另一条沟里去洗衣服。正在缝秋裤,老头子、老太婆两次喊我吃饭。陆金兰轧稻米未回。老太婆不时张望。

        下:老头子在场上扫稻子,老太婆大叫,好像是埋怨老头子多管“闲事”。去访吴亚芳,她说朱兰英只承认偷高粱20斤不到,这和上次姜品英说的40多斤是两回事。朱从地里偷的白高粱,姜说的是仓库里的红高粱。正说宋友法的事,宋友法的娘就来了,吴停止了说话跟她搭讪。上次我跟吴亚芳说话,这老婆子就来打搅,这一次又来了。

        陈文标走过来,我拿起表格登记猪猡。宋小山坐在当门板凳上,两只模糊的灰眼睛,眼角上是血红的丝。问他买过猪没有,他说是他女人买的。王小毛在收拾柴禾,问他他说忘记了。

        我顶风跑回来。咦!箱子被老太婆掀掉一只,蚊帐没了。失踪了很久的毛选甲种本上册,带着满身尘土躺在床上。

        去上海时吹风,回乡下时弄乱。

        老太婆回来了,一会儿把柴禾搞得“稀里哗啦”,一会儿把盆罐搞得“叽哩咣啷”,似乎在撵我。

        晚:张兴中在田埂上喊着名字走过来,要我明晚开干部会。他从裤袋里掏出一只硬东西扔到箱子上,原来是一块糖果。吃饭时,陆金兰说:“阿妈,明早早点叫我。轧稻子斜其早。”我问西河大队离此地多远,陆三郎说有八、九里路。陆金兰问:“问这个做什么?”我说:“有人要去。”

        饭后,姜品英、王引官、金林祥来了。我问王引官:“你去大队部?”王说:“没啥去头。”

        到朱雪珍家坐了一会。姜品英从队长家里出来,一道去他家谈谈。

                1965年11月26日  星期五  晴,冷

        早:去六队、七队、十四队通知队长晚上开会。

        七队队长周根初抓起一把炒黄豆塞到我手上,我留下几粒。回来时,觉得不对头,是不是违犯了政策呢?可是我想:“吃了人家的嘴软。”我就偏不软,今后还要更加狠地敲敲他。十四队队长杨才官在喂猪,我跟他说着话,他就钻到猪棚里了。

        上:去大队部。然后去医院看龚志军。

        陆金兰很晚才回来吃饭,我把这五天的饭钱交给她,说:“粮票,上次一个人拿去了,叫她给你。”她问:“啥人拿去了?”我说不认识,她说:“那你下次一起给好了。”我跑出来,心里敲着小鼓一直到大队部。

        薛可富、赵佩玲说:“小王来了。”薛把这个月的助学金给我,上个月的生活费也补发了。赵把车费给我。赵说:“小王经济好转了,看,嘴巴也闭不拢了。”

        十点钟,张、薛、赵和我一起去老港,路上闲谈。张、赵先去挂号看病,我和薛去找龚,付明注也在,正煮鱼。胡秀芳也来了。

        回去时,薛要到新华书店,碰到了吴志华和王永江。回大队部又碰到了洪国诚、潘志明。

        回到家,小青年还在脱粒。菜饭很咸。我故意把“陆金兰要去西河”的消息告诉她,企图缓和清早的僵局,她果然活跃一些了。

        下:刚进大队部,羡问:“小王吃馒头吧?”我说:“馒头,那还能不吃吗?”小赵就说起上次吃糖的事。

        过了一会,党说:“小王,再吃一只吧,算我的。”

        去解放军那里喝开水,遇到黄克。把我拉进去,倒水瓶里的水给我喝。

        看了一会参考消息,到中港理发处理发,头也不给洗,还故意问:“要洗吧?”我问:“有水吧?”他说:“要烧呢?”我说:“那算了。”给他0.15元。

        走过一片开阔地,棉柴刚拔光。往八队、十四队跑。王新涛很会谈,谈话的间隙,他就“嘿嘿”直笑,说:“七队你问不着的。”他说:“王同志,下次你抽空来,今天哪,我要喂猪猡。”我说:“再问你一件事……”他翻起眼皮想了想说:“还有木棍……”象打机关枪。我想问清楚,他就抢上来:“王同志,你听我说……”我也抢着说,他只好把手一袖,睁着眼睛听,听完后不管我问的什么,又按他自己意思说下去。

        遇到宋友法娘,抱着白菜歪歪斜斜地走。我给她抱到检举信跟前,还给她。开箱子没有检举信。又追上去夺下白菜送到她家里。门未上锁,用绳子扎着。进去后,她搬板凳要我坐,还说:“来白相,唵?”

        晚:正吃饭,黄克来了,给小青年带来了“中国青年”王杰专辑和“王杰日记”。七队队长周根初,十四队会计钱之瑞、队长杨才官陆续来了。

        很久,才看到张兴中的手电筒在暗中闪光。五队全未到,张要去叫,我阻止了。后来来了。

        开始讨论,没人讲话,我说:“会长会短,由大家决定,大家发言的好,我们就早早结束,否则,就坐在这儿。”有个人说:“说吧,不然等到什么时候。”谈了一遍,我说:“看来是逼出来的。”他们说:“不,不,这是我们的态度么。”张说:“以后,社员小偷小摸,不准开会斗争。”六队队长说:“那以后对小偷小摸就不要问啦是不是?”

        会后,张说,六队和灶东闹意见,他去制止,六队队长很凶地说:“除非公社来人,咱们不能停止,你们闹,出了问题由我负责。”

                1965年11月27日  星期六  晴,比昨天稍暖

        早:吃过饭后,我要刷碗,老妈妈说:“我来刷。”又叫起来说:“提桶水冲冲,臭煞人。”我以为说我的手电筒,她看我不懂,就拉我去指着地下说:“开会人撒尿,西北风一吹,臭煞人。”我提了四、五桶水冲地下。老张来叫我。路上跟他谈起入团的事,要他多写思想汇报。我说:“你争取这次加入共青团。”他说:“争取,我什么时候不在争取?”说完就僵住了。我问梅老师住处离老港远不远,才打破僵局。

        上:拿了一叠介绍信。到粮管所,几个人站在院子里,我问:“工作组在吧?”指一个戴眼镜的女同志。她把我领进办公室要我坐下等。一会儿一个男同志帮我拿来账本,翻不着苗猪账。后来,她叫来一个职工,帮着翻,该职工说他和人合买过,还有郁德才也买过。过了一会又领来一个叫孙吴洲的,说是他的合伙人。我站着翻账,她把凳子搬到我跟前。那职工写好旁证材料后,我说谢谢,抬腿就走,她说:“哎,别动,拿来我们看看。”我尴尬地说:“哎,对,对,没外调过,慌里慌张的。”

        出来后去机械厂,走错路,一瞎子给我指路。在棉花收购站和机械厂都没跑到资料。去粉丝厂,那会计刚吃过饭,很冷淡的样子,要我去找工作队员。

        回去后,薛、张、羡和我谈了一会,薛叫我下午早点去,同济的几个人要开座谈会,讨论一下学毛选问题。

        下:薛可富召开工作队员会。闵小妹布置生产,说得太快,听不懂,一齐叫了起来。她用书捂住嘴笑。后来我读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大家讨论认为汀州群众的迫切问题是没有柴烧,此地群众的迫切问题是工分问题。开始大家随便说笑,后来阎庆国郑重其事地发了言,才安静。薛、龚、我三人研究队员的组织发展,龚说:“不要说他们,我们自己也……”我顶了他一句。薛说:“钱好像不太关心入团的事。”我说:“这也不是强迫的事,根本上说是世界观的问题。”

        回来在小路上碰到黄克。

        吃晚饭时老妈妈说:“黄同志相帮劳动,真热闹。”陆金兰说:“叫我讲话真讲不来。要好好向老同志学习。”

        晚:约陆三郎、黄彩仙、朱雪珍、朱兰英、吴亚芳、钱长根、王洪生等开座谈会,商量成立贫协筹备小组之事。

        王洪生说:“不听党的话要吃亏的。”钱不响,他就说:“钱长根,我们成立贫协是做什么的?唵?你做老好人。”

        我去访问王洪生,他正在烧饭,我就问:“你来得及吧?”他说:“什么叫来得及?什么叫来不及?”

        开会时,陆三郎抱着头坐在一边。吴亚芳故意提起一件事,大家纷纷为陆三郎抱不平。过了一会,他才激昂陈词。他说:“我又不比人多挣工分,多吃一粒米,我为啥要挨人骂?为啥要做臭人?”王洪生说:“骂就叫他们骂,骂也得管,关心集体,集体生产好了,对国家有利,对个人也有利。”

        散会后帮黄彩仙抱孩子,很沉很沉,抱到她家又跟她讲了会话,我说:“你们这里的生活水平是全国最好的。”她不住点头说:“我伲生活斜其好,你看,每人都有毛线衣,过去只有地主、富农才穿得起。”

                1965年11月28日  星期日  阴

        早:队长周根初来喊陆三郎,碰到我,他问:“老王,你今天有事吧?”我说:“今天要出去。”我问:“怎么,你准备谈了?”他说:“对,我打算这两天谈完。”我说:“那你明天下午好吗?”他说行。

        上:老张在外面叫我。小青年脱过粒的稻草上有几穗稻,老张摘下来一捏是瘪的。捡到一穗饱满的,他叫我拿去做样板教育小青年。去老港,遇到胡秀芳。到供销社换一只手电筒。去加工厂查账,工人大多回家了。去港北大队,遇到徐远望、付明注。财经学院的老王(女)给我翻账目,没翻到。徐带我到梅扬武处,拿饭票到供销社食堂吃饭,没吃到。赶回去吃,她们母女俩已在门口端着碗了。我把另一只电筒交给陆金兰,她问几个钱,我说1.1元,1分钱没说。我要洗碗,老妈妈不让,我径直跑出来了。

        下:研究外调的事。

        听说12月1号要休假。到南汇、周浦等处的外调决定在休假时带做。要我跟吴国才到黄路公社,我说明天有事。钱说:“你为什么早不说,他们走了你又说了。”本打算去港东、港南,去不成了。

        晚:队长去提水,问他是否开队委会,他说开。等到八点多还没人。今天会计到了,主动坐在我身边,跟我讲话。

        老头子催我睡觉。这不行,我以后得弄盏煤油灯。

                1965年11月29日  星期一  晴

        早:队长在提粪水浇菜。叫他去通知贫下中农,今晚开会,成立贫协筹备小组。

        回来时,老伯伯说:“看到我们盛饭,你跑出去了。”

        黄彩仙送一篮黄豆芽来。

        上:去轧稻,王引官说他们八个人够了,只好去种油菜,金林祥给我找了一把铁镐,他告诉我,昨晚讨论了新团员,七队有王引官、陆忠兰。他向我介绍钱连强,说他也要入团,并说他移风易俗做得好,不磕头。几个小女孩,问她们要不要参加毛选学习,她们说:“要,怎么不要,人家不叫去。”我说:“只要你们守纪律,不喊不叫,就叫你们去了。”一个小女孩说:“叫?叫什么?又不是猪猡。”林祥说:“你们去能反映情况吧?”她说:“反映?我还不知道这两个字怎么写来。”

        去开检举箱,杨才官父亲问有没有,我说有一点。他问谁写的,我说社员写的。倪八斤走过来,我问他怎么不参加干部会,他说参加了,在六队陆家,他坐在一个角落里,还看到我呢。真是胡扯!那天我休假回去了。七队队长周根初说下午有事,就上午找我谈,谈了跟四类分子贩卖韭菜的事。大多是公开的、大家已经知道的事。他还不够老实。我又把“抗拒从严……”的道理隐隐地给他说了一遍,他说他想到后再来交代。

        中:吃豆芽。陆金兰来得很晚,老太婆给她装了尖尖一大碗饭。我的碗里只有几块山芋,小花碗,几口扒完了。

        今日的房东:

        清早,从门口经过去找队长,要他通知晚上开会。回来时,陆三郎已放下碗在抽水烟。他说:“王同志,怎么看到我们盛饭你还跑出去!”

        饭后去种油菜,他在我跟前站了一会,我以为他在看我种呢。忽然听他说:“王同志,铁镐我要用。”我说:“哎,是你的。”尴尬地交给了他。

        我和金林祥锄完一处,往东边找地方,刚锄了两下,在十几公尺外的陆三郎叫起来:“王同志,这一段我包下来了。”我只好扛起铁镐再往东走。金林祥过了一会儿说:“嘿,陆三郎一个人要锄一段。”

        午饭时,摆了两碗豆芽混萝卜,一碗咸菜。老婆子先夹了一筷子咸菜,过了一会,我也夹一筷子咸菜吃,还未咽下去,陆三郎忽然抬起头,用筷子敲敲豆芽碗说:“你不要吃这个?”我苦笑说:“我都吃了。”他已埋下头去扒饭,只顾自己夹菜。

        高兴时:姜说给他们开会的是复旦大学的助教,陆三郎马上说:“复旦离同济很近的。”姜说:“噢,你去过?”他吸了一口烟说:“上海的大学我都去过,你只管说吧。师范学院在城外,是原来第二师范学院改的。交通大学在徐家汇。同济大学在四平路,原来叫其美路。”说完咕噜噜抽起水烟。姜专注地听着。他吸了一口烟又说:“沪光大学我也知道的。”姜莫名其妙、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我说:“沪光大学,我好像没听过。大概改名了吧?”他说:“有的,××年我去时还有来,你在上海年数少,不知道。”

        下:收拾东西,补补袜子,准备回校休假。捡到陆金兰的一封情书。黄彩仙收工回来招呼:“今日在家里?”陆三郎跨进门就对正在烧锅的老婆子喊:“明早要带饭。”老太婆就嘟囔。我对她说:“明天中午不要烧我的饭了,我要回去几天。”她笑笑,点点头。

        王解全对老陈说,老顾这个人不要紧,他过去搞过小四清。睡在工作队这里不碍事。

        又对我说:“你知道他过去是做什么的?他是供销社下放的,写过检讨。乖乖,你问他。人家聪明得很,一下子就悟出你的用意了。”

        阿多写信给新根,试探他是否想往香港生活。新根大喜。阿多很失望,她说:“咱们的‘苦乐观’不同。要是王杰和你站在一起,我会明白地告诉你:我爱他,不爱你。你身上一点也没有我值得爱的地方!”她说:“爱是从敬的基础上生长的,你的灵魂不值得我尊敬,你的世界观不值得我尊敬。”

        晚:召开贫协筹备小组讨论会。

        我和林祥挨户去叫,陈文龙、队长也在喊。后来只到了二、三十人。

        王小毛说:“这个好,那个好,都要自己工分多。我就是这样!”王的老婆说:“你们开会弄好的,还要我们讨论什么?一家头不同意有什么用?”“我是队里最凶的一个,还凶不过吴亚芳。”

                1965年11月30日  星期二  大风,冷,中港饭店

        早:还未穿好衣服,张兴中就呵着气跑来了,他劝我不要吃早饭,说吃一顿要算你一天的饭钱。我不同意,吃了两碗稀饭。姜品英在前边沟沿上等着我。

        上:去公社开介绍信,我和吴国才到黄路公社去。赵佩玲代王解全签名,不同意。他们闲谈,说外洋捕捞大队一个渔民上吊自杀。过了一会,又有一个人来报告,说港西一个饲养员、五好社员吃老鼠药自杀。都说:“阶级斗争真是尖锐复杂啊。”

        几个南汇越剧团的演员在此小饭馆闲谈,说她们正在排练“重要的一课”,有个人问扎围巾的女演员扮演什么角色,她用手捶那个年纪较大的一个,不让她说。

        一个同济的女同志去惠南公社,跟我们同路。

        约十点钟,车到惠南。下车后,风很大,又坐车往回跑,经过王家滩往南一点儿便到黄路公社。

        跨进大门,右边是市委工作队办公室,左边是公社办公室。开好介绍信,买了饭票,去食堂吃饭。7两饭,一碟红烧肉。老吴这个人斤斤计较。先到机械厂,正在吃饭,工作队叫我们等一小时。我们决定先到友爱大队。场上晒着花生,几个妇女在拣。我们走去问了路,远远地喊“谢谢”,她们很高兴。我们已走出好远,还听见一个人的声音从稻草堆上飘过来,说到友爱大队:“沿着水渠朝南……”

        在友爱大队约翻了一个小时账。楼下就是针织厂。信步走进一药铺,楼上挂一条毛巾,放一把伞,很多房间,却没有人。风在狭窄的街道上更凶更尖利。一个穿短大衣的人迎面走来,我说这人像工作队。那人走过去又转过头说:“你们找工作队是不是?”于是带领我们走回针织厂。妇女们的两只脚在上下荡着,带动缠纱的木轮转。此队员说原来的老针织厂已解散了。只好再去机械厂,中午的那工作队员领来一个人,我们叫他回忆一下62年是否买过沙泥,他说好像买过。写好笔录去乘车,却走过了站头,我抱怨吴国才,他却慢腾腾地说:“走过头也一样么。前面就是黄家路东站。”

        在车站看到董翠荷,上车后碰到隋自修等。

        车窗外的景物变幻着,江南农村的一景一物都使我感到亲切。纵横闪光的水渠,渠边的垂柳,通往村落的大道,使我想起小时跟爸爸到姑母家的情景。葱笼的竹林,隐没在竹林里的白墙黑瓦,使我想起龙泉寿。落叶的树木,红的棉叶,绿的菜畦,正在拔草的老大娘,赶着车往村里走的老大爷,使我想起父母和家乡。我想此时突然出现在家乡那该多好。就连那低矮的草房、长了黑斑的砖墙、剥落的旧门、门前几只咯咯叫的母鸡也散发着家乡的诱人气息。总之,只有在车上眺望窗外时,我的思维才如此活泼,想象才如此丰富,一草一木都唤起我无限美好的回忆、亲切的感情。

        车近上海,红日西坠,我注视着夕阳。高大的房子越来越多,烟囱越来越多。由近及远,橙、紫、褐、兰的烟罩着村落和工厂。一幢幢的楼房里的灯亮起来了,人声越来越喧闹,一家家商店从眼前驶过,日光灯下闪光的铜器、瓷器,水果店里晃动的人影,热气腾腾的小饭馆,……

        远处,高大的塔影耸入雾茫茫的远天。

        马路宽阔平坦起来,路上闪过行人及自行车。高压线交织网稠密起来。

        董翠荷忽然跟我搭讪了几句话。我想问她,感到亲切吗?当你走近大门,跨上台阶,迈进温暖的房间,母亲打来热水,妹妹拿来点心,那是何感觉?

        车到浦东,刚跨进轮渡站,门关了;刚跨上轮渡,轮渡的门也关了。此时在黄浦江里看外滩,真是万家灯火。但风太凉,没人愿站在栏杆旁。过江后,买了18分的赤豆糕和一只肉馒头。吃了一碗热腾腾的菜汤面(0.15元)。

        在车上碰到罗金水、周元福。叫罗跟我到同济新村招待所借被子。不想我去时,他们已先到了,泡了一会蘑菇,由系里的储主任给联系,解决了晚上睡觉问题。隋自修对招待所的人说:“不吃饭可以,不睡觉可不行。”

        晚:我要写日记,徐远望来打扰,我只好到贮藏室来写。

注:个别姓名作者有变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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