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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人间
                                
         --一个草民的生存日记(1966~1984)

作者:范国伟

第二篇 上山下乡(二)      

1971年1月9日晨

7日晨,搭车不遂。与刘昌德等人用雪撬拖着三个笨重的旅行袋离开了七分场,开始了回上海的苦旅。拖着雪撬行程八里,在四分场截到卡车,到了总场。在总场招待所住了一宿,8日晨,坐卡车到龙镇,总算赶上了去哈尔滨的火车。晚九点,到滨江车站,在火车站过了一宿。刘昌德已是第三次回上海了,去冬今夏他逃回去两次了,所以熟门熟路。我是第一次回上海。今天准备在哈尔滨稍作逗留,游览一下这座美名“东方莫斯科”的城市。

1971年1月12日中午

今晨1点07分到达上海。穿着棉衣棉裤,头戴貉壳大帽,一副北大荒的打扮。我的形象肯定很滑稽。一前一后背着俩沉甸甸的行李(里面有三十斤东北黄豆)出北站,大步走在宝山路上,街道寂静,气候寒冷,我却满头大汗。也不想坐车,家就在前面了!走回家,多好!

1971年1月21日

离开家一年半,可以说变化很大,也可以说是依旧。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大街,人撞人,我似乎有点不适应。回家一个多星期了,感觉无聊。回家的头天,见到妈妈、哥、妹,高兴地不停地说,现在似乎也没什么好多说的了。青弟至今没回家。春节父亲在家只住了四天。见了些老友,大家似乎也忙。

1971年3月3日

2月25日冒雨登上“战斗82号”轮,转道大连回引龙河,这样人辛苦点,但可省十几元钱。离开上海我并没过多的留恋和难过。轮船汽笛声刺心地尖叫着,我站在船头上,与船码头的妈、哥、妹注目告别。细雨无声地,密密地下着、下着……

回到了七分场竟也有“回巢”的感觉,这是我第二个家,是该我回的地方。想家、回上海;到上海似乎也不很快活,饱食终日,茫然不知所措,觉得自己没根……回到了七分场,又觉得有什么落在上海。我觉得自己有飘泊的感觉了……

人总得自立。怎么立?怎么立得稳些?在上海就在考虑了……回到七分场听说给我留了个“营部通讯报道员”的工作。

1971年3月13日

今上山伐木,劳动,能消除烦恼,增进食欲;要努力学习技艺,如伐木、赶车、泥瓦工之类。

1971年3月16日

新四连和一连,结成了“一帮一,一对红”,今开连队干部联席会议。要我写稿。

找到一个写稿的好去处:920实验室,安静得很。920是一种生长刺激素,是革命的新生事物,听说张春桥很支持。朱新文的父亲是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革委会的头,他从那学来了技术,搞来了菌种,故而觅得了这安逸的工作。

正写稿,瞥见“引龙河战报”上章芝雯的一首小诗,思绪荡漾,信笔给她写了封信。

这几天,七分场很不安宁,武斗此起彼伏,规模不太大,但总有一二三四人脑袋开花,缝他个五六七八九针不等。你处太平吗?

1971年3月30日

章芝雯的来信--

范国伟:
在工作繁忙中,在枯燥无味的生活中,在忧郁情感中,收到一封“意外”来信,尤其是拜读你的诗文后,心悦趣浓。我回分场过了几天连队生活,以后就在革委会搞秘书工作,整天就是写啊写,写些乏味的材料。近日为筹建党团支部成立,总要写得很晚,没业余时间写些欢喜作品,生活中的创作源泉也发现不了。那日参加了行军拉练,好累,很振奋,有感。回来后写了首随寄《引》报,给你看来,当然不成“诗意”的体统。
“寄我无限深情慰英灵”一诗读了,觉得你的自我感觉是对的,“诗意”甚浓,但调子低灰,不够高昂明朗。你说你哥说你写诗没出息我以为是不正确的,希望不要信以为真。去嫩江后,你在《引》报上的那几首诗,我觉的都挺好。别致又有时代气息,具有战斗鼓动性。
如今是文艺直接为工农兵接受,为工农兵服务的时代,可以看到,新诗、新民歌都不受旧诗体格律的约束,大胆创新,只求合工农兵感情、口味,为现实革命、生产斗争服务就可。要“下里巴人”,不要“阳春白雪”。 “下里巴人”是更易让工农兵接受、普及的东西,注意战斗力强些,挖掘现实生活中深而新的东西。不妨多留心报上的新诗多琢磨。希望你努力创作,一定会成功,有所作为(不是吹,不是捧,是科学的反映)。
去嫩江前,答应给你看我写的歌,谱抄好后没见你,很遗憾。今附信寄来,供娱乐一赏,望不能再传第二者!祝快活。

我的回信--

章芝雯:
惠书收到。能得到你的教诲和鼓励,不胜荣幸,不胜感激。你的歌曲作品,我看了也会哼哼了。应该承认,你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对音乐的修养我是望尘莫及。曲子的旋律优美流畅,宽阔的音域表达了深沉的情感。费解的是曲子的情调,在我印象中你是个热烈开朗的人,“忧郁情感”云云,应该是与你无缘的,如此“如怨如诉”的曲调出自你一个少女之手,是令人大惊大骇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之类的歌你是否听得太多了?我以为青年人应当朝气些,颓废的小资情调是绿色的魔鬼,它只能扼杀灵感,使创作走向迷途。马雅可夫斯基说得好,“无论是诗,无论是歌,都是炸弹,都是旗帜,歌手的声音,可以唤醒阶级。”在我心目中你是应该是个好歌手的。
我终于进920了。对化学我从来就有兴趣,想不到在北大荒还能与烧杯、烧瓶、量筒、酒精灯打交道。更重要的是我为自己找到了一张小办公桌,可以读书写字,不用象过去匍伏在被褥卷上了。这几天,七分场很不安宁,武斗此起彼伏,规模不太大,但总有一二三四人脑袋开花,缝他个五六七八九针不等。你处太平吗?
常来信吧,多谈谈生活、劳动、写作。保持自己思想的敏锐,这比浑浑噩噩混日子有意义得多。祝朝气进步。

今闯了大祸,枪杀了家属的一只老母鸡

1971年4月3日

革委会叫我写分场领导班子思想路线“爬坡”的材料。十二点了,就着烛光,头痛得厉害。

哥来信说,父亲的“摘帽”问题目前又成了泡影,他心情很不好,写信总发牢骚,迁怒于我们。说我春节在上海故意冷淡他,“用仇恨的目光看他”。处于他这样的地位,我们也不能过于责难他。世界观的改造确实不易。

1971年4月20日

今闯了大祸,枪杀了家属的一只老母鸡。心里现在还是咚咚的。

话要从朱新文的那枝破汽枪说起,连准星都掉了,我想该没事,端起枪朝后窗不远处的老母鸡就是一枪,内心还想象着母鸡中弹后卜搧着翅膀咯咯急叫拼命逃窜的样子,可乐呢。谁会想到,母鸡中弹后会断无声息立刻倒地,连临死前腿脚的抽搐都没--“立仆”--我突然间明白,高中语文课本鲁迅《记念刘和珍君》所写的“立仆”原来是这含义!这下坏了,家属们的鸡鸭猪羊是能随便枪杀的?小油子的前车之鉴,批斗会还历历在目……查“凶手”是很容易的,有枪眼!血一下涌向脑门,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瞅左右无人,翻出后窗,装作抱麦秸,用麦秸包着母鸡把它弄回来。跟朱新文一说,这家伙倒不认为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轻飘飘地一句:吃掉!我也心动:还真肥哎。

把九二O门关紧,偷偷烫鸡煺毛的时候,始终想弄明白“立仆”的原因,鸡身黄澄圆润的,没枪眼,正纳闷,忽然发现鸡脑袋上有个洞。这一枪打得太巧,喔,我明白了个理:元首是动不得的,它要害啊,它脆弱啊。

等天黑,革委会的人下班后,就煮它,然后吃了它。好久没开荤了。

1971年4月21日

柴禾捡了不少。充满着吃鸡的渴望,渴望着饕餮的梦想,夜深人静了,我和朱新文煮鸡了,水沸了,鸡香四溢了,我俩猛然醒了:革委会的人下班了,可还有值班的!这诱人的鸡香,四下里飘溢的鸡香,不年不节的太可怕了!找上门来不全露馅了?快撤火!尽管半生不熟的,那舍得扔?我和朱新文把它报销了。

1971年4月23日

这二天拉肚子,朱新文和我。

那农工缓缓地抬起头,正面迎着我。几块触目的老年斑。他慢条理斯自信的笑笑:“没毒,好吃着呢!”

1971年5月3日

给革委会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开展学习张勇同志英雄事迹的决定”。

艰苦炼就红心赤胆!天作帐篷地作床,风雪呼啸我乘凉。生命宝贵属人民,誓将青春现人民。

只有高尚的精神境界,才能写出最美的诗。

1971年5月6日

创造性的劳动是欢快的。化了一天时间搞了个“蒸汽引流装置”,预期可解决920固体发酵时的湿度问题。

1971年5月10日

我们知青食堂的对门是农工(刑满释放留场人员)的宿舍。一天,我正提着一网兜窝窝头从食堂打饭出来,路过农工宿舍,看见一个农工正弯腰低头拾掇着什么菜。走近一看,这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菌类植物:淡黄色豆芽菜般细长的茎、黄豆般大小的蘑菇头,象一柄小巧的洋伞!“这也是蘑菇吗?能吃吗?有毒吗?”我好奇的发问。那农工缓缓地抬起头,正面迎着我。几块触目的老年斑。他慢条理斯自信的笑笑:“没毒,好吃着呢!”“是么,哪儿采?”“南大岗有的是。”我暗暗的记住了那蘑菇的特征,直奔南大岗。我采了一大堆蘑菇,煮成了汤,没等端上炕,我那帮只要有吃的,不管死活的哥们早就呼啦围了上来,那蘑菇的鲜美无比,滑溜润喉与那个欢腾的蘑菇宴我这辈子是忘不了了。

1971年5月11日

他叫老周。

我和他就这样算认识了。我常常不显山不露水地和他聊上几句,又常常到他宿舍转悠,看看他睡觉的地方。说真的,我被他炕头那种难以述说的宁静、洁净、和祥的气息打动了,这里全然没有知青宿舍常有的的肮脏、杂乱、粗陋。被褥是那么整洁条理,茶具什物井然有序,一尘不染,几本书叠摞在枕边,最上面的竟是一本《内科学》。我眼目一亮,不禁回眸重新注视着他苍老而憔悴的脸。--直觉告诉我,大墙内不全是人渣!不全是敌人!

1971年5月25日

北大荒的夏季景色迷人。触目是绿,不同的绿,浓绿、青翠交织,给人怡悦的视觉享受。清风吹拂,知青们三三两两在公路边、田野里、丛树间散步,尽情享受着大自然母亲般的抚爱。这是当地人看不惯、嗤笑的:“压马路,骚情!”

上海人和天津人打起来了,一个会合接一个会合,象滚雪球似的,越打越烈,规模越来越大

1971年6月21日

天津人和上海人发生大规模武斗。缘由,为一条小狗。肇事者之一,小油子,上海人,母亲早亡父亲再娶后,后妈对他不好,没到下乡年龄,就随知青到了七分场,因年少,常遭人欺负,替“五兄弟”买饭、倒洗脚水什么的。一年过去了,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他突然变得凶悍起来,动不动为一些小事就会摆出一副与人拼命的架势。有些人感觉到了,不再去惹他。但也有人没察觉他这不祥的变化。

不知从哪儿他弄来一条小狗,爱得晚上睡觉都钻一个被窝。那天,他到水房打水,小狗颠颠地跟着他。天津人秦根林也到水房打水,也是好玩,踢了小狗一脚,小狗“嗷--”叫了一声滚到了一边。小油子心疼了,不顾死活扑上去就打。人高马大的秦根林猝不及防,连挨两拳,吃了亏。秦在天津人中是“撑市面”的,怎肯善罢甘休,回头就叫了一帮天津人打上门来。小油子住的宿舍,有上海人“五兄弟”。 “五兄弟”也是“撑市面”的。你在“五兄弟”面前叫打小油子,不是在老虎头上捋虎须吗?于是上海人和天津人打起来了,一个会合接一个会合,象滚雪球似的,越打越烈,规模越来越大,五六个人、十来个人、二十来人……年青人血气旺,干事不讲情由,只凭冲动的情绪。天津人中有人高喊:要与上海人决一雌雄,在七分场有上海人就没天津人,有天津人就没上海人。气氛有点紧张了。

平时没觉得有嘛深仇大恨哪!

革委会连夜开了连队干部会议,商讨对策。我和李钧都说,一连和新四连以上海人为主的几个宿舍,昨晚天津人都没回宿舍睡觉,这不是好兆头,今晚或许会出事。田主任皱了皱眉头:别扰乱军心,别见风就是雨,没那么严重。你们回去好好做做连队知青的工作,安定人心,好好睡觉,明天还得出工呢。执勤队加紧巡逻,会保护你们的。

回到宿舍,我把田主任的话给大家传达了,安抚大家说,把心放肚子里,睏觉睏觉!王青其是个老克勒经市面多,也能文能武,人称智多星。他说还是防着点,没坏处。刘昌德、白皮子等人都附和,从别的宿舍里收罗了六七把铁锹、锄头放在墙角落,把大水缸顶着宿舍门。

没想到,事情竟然还是被他们料准了!半夜里,一阵砸破窗玻璃的巨响把我们惊醒了!有人大叫:“天津人进攻了!”大石头、砖块不断从外破窗而入。我一跃而起,慌乱中先摸我的眼镜,就是摸不着!我这才懂什么叫“晕头转向”:明明知道眼镜在南炕头,却昏头昏脑拼命在北炕台上摸!

天津人是选择在发电机房停止发电,分场一片黑暗的时机进攻的。借着微弱的星光,我发现窗外有许多人,他们用铁锹“辟哩帕拉”把窗户框砸了个稀巴烂。高喊:“王青其,你出来!”这时我才明白,天津人是冲着王青其来攻打我们三排的。王青其在上海人中也曾“撑过市面”,后来进了总场“学习班”被整够呛,“改邪归正”了,在三排这个老实人堆里“落脚谋生”。 天津人专找“撑过市面”的、和天津人有宿怨的上海人算帐。我悄悄说:王青其侬别响,别出去!宿舍里其它人也早就操起铁锹、锄头守候在洞开的窗洞前,星光下,铁锹闪动着光亮,天津人自然明白:谁敢进去,肯定没好果子吃;脑袋开瓢,那是轻的。于是只在窗外空咋呼了一阵,天亮就鸣金收兵了。

新四连的“宿舍保卫战”没守住,被天津人冲进来,“长脚”屁股被三角刮刀捅了,血流了一炕,肉都翻出来……

1971年6月23日

连续三天的武斗引来好大一帮子人,总场的、农场局的、地区的;党委的,公安局的、保卫科的……

武斗平息了;遗迹到处可见:破碎的窗玻璃门,毁损的农具,一片狼藉。破碎更主要是心理上的,我和连队不少天津人关系不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1971年6月27日

因为武斗,总场在七分场召开落实“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大会。高磊等党委的主要领导都来了。

明天全营召开《落实“九大”团结胜利路线,批斗流氓歹徒大会》,革委会叫我写稿。写成了,却被提了不少意见,当人暴众的。审稿的有总场主任、总场干部、分场主任、各连队代表等。认为我有同情流氓歹徒的倾向;对武斗破坏了“九大”团结胜利路线,没有足够的认识,等等。

1971年7月2日

武斗之后,连队整顿开始了。昨晚巩主任把我和朱新文叫去,正式通知我们:920工作毫无成绩,920实验室关门大吉,遣散回连队。

人不能总顺风顺水,我想我如今算是碰上顶头风了。

1971年7月16日

烈日当空,埋头铲地。田野蒸腾着逶迤的热气。四下里寂静无声,一只不识趣的云雀子在你头顶忘情的叫,清脆悦耳。你紧握锄杠,耥拉抹挑,千万次地重复这几个单调的动作。汗水簌簌而下,一部分“支溜“入土,滋出白烟,一部分顺脖子流,浸透了衣衫,爬满了脊梁。

夏锄大会战,分场各部门都出动了,财务、学校、政宣、供销社、养鸡场、牛号、马场……会计章伟芬一边铲地一边嘀咕:就这么点力气,用光死脱拉倒。

一泓湖水静静地向天空敞开着明洁的胸脯。清晨,湛蓝的天空映照着,湖水也是湛蓝的,仿佛它们是一对穿着湛蓝衣裙的孪生姊妹。黄昏,夕阳西下,红云朵朵,姊妹俩的衣裙上又被缀上了美丽的花朵。草木葱茏,青山苍翠,尖嘴白脯的水鸟脖子一伸一缩地涉水……我们就在如此诗情画意中劳动。

1971年7月18日

夏锄大会战结束。今起,休息三天。

离开920后,不知道革委会究竟是让我留分场还是把我发配到水库工地去?

心里决心是很大的,重打锣鼓另开张,哪怕是去干最苦的活。

这几天又扒在铺盖卷上写字了。整理了一部分读书笔记,一边整理一边心绪不宁。一方面,沉浸在其中,心境会宁静下来,体会到一种游览的愉悦,“在苍茫的大海上,风聚积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高傲地飞翔……”高尔基写得是何等的激越、令人神往!另一方面,头脑中也会不断闪烁出一个大问号:你费劲耙力地抄这么些劳什子,有什么用?还会有用吗?方向不明,前途暗淡。以前,我总以此来激发自己的生活勇气和学习的干劲,而如今,已成了自己心理上的“壮志未酬”的自欺欺人了:我还在坚持地干着什么!我还没有堕落!--真真可笑得很!

1971年8月4日

来水库工地劳动已六天了,用小车往大坝上运土,每人每天有劳动定额。很累,小车不倒只管推。

一泓湖水静静地向天空敞开着明洁的胸脯。清晨,湛蓝的天空映照着,湖水也是湛蓝的,仿佛它们是一对穿着湛蓝衣裙的孪生姊妹。黄昏,夕阳西下,红云朵朵,姊妹俩的衣裙上又被缀上了美丽的花朵。草木葱茏,青山苍翠,尖嘴白脯的水鸟脖子一伸一缩地涉水……我们就在如此诗情画意中劳动。

水库工地大军是从各分场连队抽调来的知青,男男女女的,热闹得很。

向大坝运土,和七分场相邻的是三分场的娘子军,来来往往,与我们擦肩而行,听说她们大都是卢湾区“上只角”来的,大热天军帽、毛巾把自己遮挡得严严实实,怕被太阳晒黑。咬着牙,躬着腰,推着车;尖削的下巴汗水涔涔地流……下班了,换了洁净的衬衣,三五一伙,在小河边,唱歌跳舞(跳的是刀舞)的,也是她们。繁重劳动摧毁不了的青春活力!

1971年8月12日

今日开荤,食堂有猪肉。好不容易有吃肉的机会,大伙都放开了量吃,有几个还来了个吃猪肉比赛。盛金度吃下了半脸盆红烧肉,获得冠军,赢了两元钱饭票。但随即他没憋住,把吃下的红烧肉又全吐了出来。可惜了(liao)了(le),这半脸盆香喷喷的红烧肉!

胡连长经常拣知青丢弃的馒头(这往往是些碱大了或蒸僵了的被咬过一二口的馒头),从地上拾起拍巴两下,当着大伙的面,掰了一块一块往嘴里送,一边嘟囔着:白瞎了!胡连长家经济困难,到水库工地来增加了家里开销。他这样能省些饭票。

我是六年级的班主任(当地习惯简称“班任”),教六、七年级的政治课和语文课,还兼六、七年级的地理课,再兼四五六七年级音乐课,

1971年8月27日

今胡连长告诉我,革委会决定让我去小学校当老师。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令人惊喜。当老师,我曾经有过这愿望。桃李满天下,多光荣。当然,教师的甘苦我也是略知一二的,吃粉笔灰,作孩儿王,尤其是在这疙瘩,学生的家长,一个不拉,都是我的头,我的顶头上司,不好办。你喜欢孩子了,会被别人说是溜须拍马屁,严加管束了,家长会不悦,你算什么东西,真把自己当角了?放任自流吧,自愧于党的教育事业……不过,我还是渴望去尝试一下,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生活。在工作中摸索经验,在工作中获得乐趣。

1971年8月29日

明天,“范老师”就正式上任了。

我是六年级的班主任(当地习惯简称“班任”),教六、七年级的政治课和语文课,还兼六、七年级的地理课,再兼四五六七年级音乐课,就这些。除了七年级来了语文课本外,其余的课程教材全部都得自己去“划拉”:设法找或编。

这儿教书,也没什么教学大纲,全凭自己发挥,反正是尽量把自己肚子里的知识倒给学生,有多少倒多少,倒完了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当然,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是肯定的。

昨天访问了一些学生家庭。孩子们是可爱的,他们扑闪着晶亮的眼睛,仄着头,欣喜地盯视着我,走到哪,盯到哪,看得我倒不好意思了。我的责任应使他们尽量摆脱老百姓中的粗俗与愚昧,使他们成为高尚的人。

1971年9月5日星期日

教书时,精神始终是亢奋的,所以也容易疲劳。一个星期教下来,真把我累坏了。

星期日真懒得动,喜欢躺在铺盖卷上,仰面朝天,不愿说话,也不想什么,多悠闲自在啊!

六年级六个学生,七年级五个学生,又没教材,四十五分钟四十五分钟的,怎么对付?下星期要跟铁流(李校长不在,他管事)说,六、七年级的地理课和政治课不必分开了,合二为一,不知可行否?

教书,我过去的那些读书笔记帮了我的大忙。这些读书笔记,记的时候就没个系统,完全是凭个人喜好,现在教书一翻笔记,有用的东西自动会跳出来,找到它的位置。好象是作家柳青说的,积累永远是必需的,你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用得上,但积累得越多,用起来越得心应手。真是至理名言啊。而且积累往往是在“用不上”或“看来毫无希望用上”的时候积累的。

昨天音乐课,我给他们教唱的歌曲是《以林副统帅为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慷慨激昂!

女教师还嘲笑我:“范老师讲课太投入了,下课铃响半天了,还不刹车……”。六年级教室在顶西头,她们在办公室只摇了两下铃,我怎么听得见?再说我又没手表,不知今夕是何时辰……。

1971年9月8日

我已养成一个习惯,每天清晨到时间自己就醒了,而大伙却还沉沉地睡得挺死。

没去小学校前,人们告诉我,小学校几个女教师搞不团结,同事关系很别扭,你去了会很难相处。一个多星期了,我却没发现这一点。可能是不明真相的人的主观猜测吧,同时也说明,要真正了解一个事物或现象并不是容易的。

女教师(女孩子们)总有她们的习惯动作和性格语言。一个柔媚的神态,一个羞涩的动作,对我初次掉进她们生活圈子的人来说,很不习惯,而对她们自己早已成自然的流露,是不能对她们有什么责怪的。

机耕队梁队长的小闺女是四年级生,活泼好动,音乐课上我玩笑般地批评了她,她竟黑虎着脸,整整一堂课不动弹、不唱歌,好强的个性!

对学生,批评要注意方式方法,教师的一点疏忽,都会使幼小无邪的心灵受到伤害。

1971年9月11日

文艺创作的园地在慢慢复苏、繁荣。《文汇报》上又刊登了一些小说、诗歌。这些都是我备课的资料。

教了二周的书,精神上开始倦怠起来,兼课多,课时多,时间紧,刚讲完“介绍一个合作社”,又要开讲“台湾省”,疲于应付,备课越来越马虎。准备不充分,讲课效果自然就差些,讲得不精彩,抓不住学生,课堂秩序自然不宁。一些女教师,我看也是“做一天尼姑敲一天铃”,比我好不到哪去!她们还嘲笑我:“范老师讲课太投入了,下课铃响半天了,还不刹车……”。六年级教室在顶西头,她们在办公室只摇了两下铃,我怎么听得见?再说我又没手表,不知今夕是何时辰……。

1971年9月12日  星期日

周六班会课上,针对乡村学校受农村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影响而产生的自由散漫和对知识的漠然,及作业拖拉的现象,我这个班主任对这些小鬼整整讲了一节课。效果很好,小孩毕竟单纯,只要掌握他们心理,语言会在他们心灵中起到敲打、点拨的作用。对孩子要多动脑,手法要多样,因势利导。

“把咱们贫下中农的孩子交给一个右派分子的儿子、地主的孙子,合适吗?”--声如霹雳,震耳、刺心!

1971年9月11日

昨夜,躺在被窝里,听见同屋的几个人在谈论我,他们似乎是善意地故意让我听到:

我是顶替王淑英的位置当教师的。王回天津探亲,现在回分场了。此人与革委会关系非同一般。于是革委会里出现了一种声音:应该让王回学校,仍当教师,让范下去,原因不是什么先来后到的次序问题,而是:“把咱们贫下中农的孩子交给一个右派分子的儿子、地主的孙子,合适吗?”声如霹雳,震耳、刺心!

我平静地听着,不平静地思索着。伟大的自制力,我很自豪:在接受这种刺激的时候我能沉住气,能如此冷静。清晨,我象往常一样起身了,我在清新、湿冷的空气包围中,聆听着广播喇叭里传来的激越而又令人血沸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东方,一片火红,象在燃烧,红霞张开了翅膀,好象要投身于火海;乳白色的雾靄轻纱般缭绕着远方的山峦,悠然东飞:它们都在传递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讯息:太阳就要升起来了!

1971年9月16日  晚

我二个多星期的教学,已在学生和女教师中造成了良好的影响,这使得革委会不能断然撤换我。在分场,经常可以看到我的学生远远对我指指点点,喜滋滋地向他们的父母、邻居介绍我这个新老师。他们是我的义务小宣传员。

每逢此时,我总从心里油然产生一种不安。对孩子们我并没倾尽心血,接受这种信赖和尊敬,我是感到羞愧的。

这二天“学农”课,带着学生去采草药,离开了课堂,他们象飞出笼的小鸟。采草药孩子们是我的老师。

1971年9月22日晚

收到家信,父亲“摘帽”了,听到此消息,我心头仅仅掠过一缕微漠的欣慰。

给父亲写了封信,向他表示祝贺。我们只能给他一些勉励,在前进的道路上,希他步子稳健一些,不要摇摆。十三年半,政治上解决了,精神上的瘢痕是难治愈的。

李校长在总场开了近十天党员大会昨回来了。他找我谈话说,不要有什么情绪波动,不要有临时观念,工作要大胆主动,继续教好书。“如要调离,也该我调走,不会是你。我又不教书,在这闲着。孩子们需要你,要放下包袱!”看着他诚挚的目光,我很感动,为了不辜负老人慈祥的心,我要努力工作!

日记写到此刻,我心里突然一激灵:父亲的“摘帽”适逢其时,赶得巧,父亲单位肯定也把这件事通报所有子女单位了。对我留住教师岗位,改变革委会决定,是否也起了一点作用?最后的一根稻草放上去,天平就翘起来了?!或许是吧……谢谢爸爸,关键时刻,帮我。

发现她们歪着头挽着濡湿的头发,露出白生生的胳膊注视着我,并没生气,笑眯眯的,表情丰富得很

1971年9月29日晚

这几天,“土豆大会战”,领着学生继续劳动。

学校办公室也同时是女教师的寝室,有许多不便的地方。劳动回来,汗流浃背,女教师总要洗洗涮涮,一次,我冒然推门进去,她们都大声尖叫起来。我只好尴尬退出,在门外喊一声,我要拿本书!她们在里面手忙脚乱,一阵子忙碌:好了,你进来吧。我进去在办公桌里找书,飞快地瞥了她们一眼,发现她们歪着头挽着濡湿的头发,露出白生生的胳膊注视着我,并没生气,笑眯眯的,表情丰富得很。

1971年10月1日

今天是国庆节。二十二周年,正值青春焕发热情蓬勃的灿烂年华。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伟大舵手毛主席的指引下,叱咤风云地前进着,我国的国际威望越来越高。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同龄人,碌碌无为地生活,不说是无出息,至少是与时代的脉搏不合节拍的。

买了鸡、蛋,摆了小小的酒席,以贺国庆。

“范老师没念错,他们上海人就是这么念的!”

1971年10月12日晚

她很象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中的女游击队员“米拉”,白净的圆脸蛋,乌黑略微卷曲的头发,小巧的鼻子和嘴巴。上次,我进办公室见她正伏在我办公桌上,纤细的手指正翻动着我的备课笔记。我站在她背后,有些无措。她扭头发现了我,羞红了脸,走开了。

1971年10月24日晚

为了引起学生对文艺作品的兴趣,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和欣赏能力,也为了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我用一部分“毛著天天读”的时间,向学生朗读小说《欧阳海之歌》。也许是我绘声绘色富于情感的语调打动了她们,几个女生的眼睛里竟闪烁着泪花。

之中,还发生了有趣的小插曲,我的普通话不很标准,一女生说,“范老师,你这儿念错了”。另一女生马上站起来大声反驳,维护我的威信:“范老师没念错,他们上海人就是这么念的!”--她俩吵起来了。

1971年10月26日

流传着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至今我不敢把它落笔在纸上!(作者后记:系指林彪外逃,坠机温都尔汗)昨天从李校长处证实了,他刚开完会回来。内心惶惑而激荡,我思索了很久。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即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这个时代是以高瞻远瞩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旗手和导师的。在历史的每个关头,在斗争的每种场合,都要毫无疑问、毫无选择地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

1971年10月29日

“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恢复了中国在“安理会”和联合国的席位。蒋帮被驱逐了。世界各国代表无不载歌载舞,温文尔雅、神情严肃的外交官们也手舞足蹈,引吭高唱,这确实是举世振奋的大事。昨天在寝室里,大家高谈阔论,兴奋不已。作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青年,该如何去工作,去生活,去战斗?

1971年11月7日

昨听了关于批判林彪、陈伯达的中央文件的传达。曾显赫一时、利令智昏,妄图篡党夺权的林彪、陈伯达之流,终究成了一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是历史的辩证法。重温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教导,心里是多么激动和踏实啊!林彪、陈伯达之流的失败,是一次深刻的教训,又是一次伟大的胜利!

对林彪、陈伯达之流的声讨大会,我代表学校发言。我要出色完成这任务。

1971年11月15日

昨晚,声讨林、陈大会上,我一上台,会场上便显得活跃起来,尤其是一帮69届的上海女知青,嘻笑打闹,调侃揶揄,溢于言表。李永良说,我的发言,我的风度“象一颗小石子激起了她们心湖的涟漪。”(他的原话)

1971年11月21日

我这人太拘谨、沉闷, 性格使然,但也是有原因的。出身不好,自小有印象起,到我家来的里弄干部、民警之类,个个没有好声气,那种嘴脸!小孩的内心是惴惴恐慌的。我就在这种情绪中长大。文革一起,我想“革命熔炉百炼成钢”,人家也不要你这块烂铁,张扬了一阵,终又象斗败了的公鸡。来到农场真想改变自己,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学校办公室,我一般来说是沉默的。光顾埋头看书、备课,其实内心渴望和女孩子交谈,特别是活泼的。但在她们众目睽睽之下,我的言辞就笨拙起来,神态就局促起来,想要说的话都在喉咙口咕噜咕噜打斤斗,一句也滚不到舌尖上来,哪象她们,灵牙利齿的,“卡嚓卡嚓”,那不是嘴哎,那是快剪刀哎。哪怕她们一人只一句,我就对付不了。在东北,象我这类性格,被人称之为“老蔫”。我讨厌这称呼。我也知道“老蔫”很吃亏。

1971年11月25日

在水库往大坝上推土的日子里,下班了,在湖畔葱茏的草木丛中漫步时,一篇小说的种子就在心里萌动了。近来,只有在深夜,当闹哄哄的寝室静寂的时候,我才开始小说的构思。当然,也往往在这时候,磕睡也上来了。白天的教书对创作是个干扰。这要求自己思想的触角要善于寻丝觅缝。

生活就是奋斗,在奋斗中获得生活的乐趣。只有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扑在教学上、工作上、创作上才能扫除心情上的恹恹感,精神上的空虚感,永葆心灵上欢快的青春活力。

昨天,传达了国家计委的一个文件:1973年全国高等院校准备招生15万大学生(1972年是13万),这倒是令人兴奋的事!

1972年2月18日

9日晚离开家门,送别的一大帮,爸妈哥妹同学、邻居等。雨也来送行了,淅淅漓漓,缠绵得很。火车站拥挤不堪。不卖站台票,也不让进送客的人。爸爸凭着铁路员工的路徽和工作证进了站台,一直送我上车厢。爸爸撑着雨伞站在雨里,我们相对无言……我的心很不平静,因为我想到,每次爸爸离家时,我都是在家门口与他点头作别,甚至于躺在床上!

12日晨,回到场部学校,冷冷清清的。煤炭供应仍不足,点不起火。教育工作学习班开班那天,只到了60多人。12分场为了表示其支持教育革命,把我们教育工作学习班请到了12分场。为我们操持了优裕的生活环境,大白馒头管够,天天猪肉炖粉条,有时还有土豆拔丝,吃得大家伙嘴巴油光闪闪。

教师业务进修,让我上一堂示范课《关于作文的备课与辅导》,这几天晕头昏脑的,一点讲课的情绪也没有,推辞不掉。

昨天,传达了国家计委的一个文件:1973年全国高等院校准备招生15万大学生(1972年是13万),这倒是令人兴奋的事!

1972年9月6日

昨回到引龙河。在回场部的汽车上,蒋民告诉我,我被调到场部第一中学来了;在场部遇到一中的张主任,他希望我赶快“上任“。

在上海呆了二十来天,算是彻底休息了,引龙河的一切退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几乎在头脑里不留丁点痕迹。整天脑子里什么都不想,话也懒得说,精神感到软绵绵的,一种莫名其妙的压抑感、寂寞感,缠绕心头,难以排遣……回到引龙河,回到工作岗位仿佛是一醒,大脑机器又转动起来。

引龙河一中,让我当8年级一班主任,教二个班的语文,兼高中部语文教研组长。

伙食极差,冻菜汤喝了快一个月了……

1971年11月24日

带领着小学生在雪地里捡豆子。身体很疲乏,却不用动脑子。

西北风卷起雪尘,扑打着,呼啸着掠过地面,在山岗的凹处激旋,不禁使人想起“飞起玉龙三百万”的诗句。

1971年11月26日

捡豆子停课十天后,我又走上了讲台。自己的精神飘飘忽忽的,讲课也有气无力,难怪学生不专心,昏昏欲睡。

1971年12月2日

难为汪老师的好心,给我接去了音乐课和地理课。我可以轻松些了。汪老师有着大姐的温厚和教师的慈和。

今课余时,和汪谈了一会儿。了解了学校不为我所知的家长里短。我的原则是,气度要宏,言语要谨,不掺和。

收到总场报道组的信,叫我参加“革命青年应该怎样看待理想和前途”的讨论。

1971年12月5日

头晕得很,心情也恹恹的,像病的样子。星期日不知干些什么才好,提不出劲来,感到一切无趣,生活没有朝气。伙食极差,冻菜汤喝了快一个月了……

只想早日回家。

1971年12月9日

给总场的稿件,本不准备写了。不料今完课后,竟一气呵成:意外的收获。可见“只争朝夕”的精神是多么可贵。它是意志的磨刀石,是智慧的源泉!本来想写,后来不想写,最后又想写,并写出来了,克服这个“一念之差”,里面包含着多少争斗!写东西,不能抛开自己固有的东西:习惯、思想、风格,一味孤意求新、求高,会使文章走向反面:矫情和艰涩。

近来,我发现自己在注意“米拉”,眼睛不听使唤。

1971年12月10日

一支解放军部队行军路过七分场,借了小学校的教室宿营。把教室环境打扫布置了一下,搞得我们(包括女教师)灰头土脸。今日没有上课。

1971年12月15日

带领六七年级学生利用中午时间去砍了一些柳条,让李大爷教我们编土蓝。这是遵循毛主席“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的教导。

伙食不好,妈妈嘱我加强营养。今在小卖部买了包奶粉,碰巧给女教师们遇见,走进办公室她们都朝着我怪异地笑。或许,按这疙瘩的习俗,奶粉是专供婴儿食用的,我一个大小伙吃奶粉,是被认为尚未摆脱“奶味”,要招人耻笑的。

传达了总场教育工作电话会议精神:教师探亲暂不给假,恰如一盆冰水淋头。

1971年12月17日

为了改革体制,充实基层,七分场各小单位都在精简人员。因为要“下连队”,不少女知青竟痛哭失声的。

李大爷调到三连当指导员去了。学校工作革委会决定由铁生和王淑华老师负责。

1971年12月21日

铁生传达了总场教育工作电话会议精神:教师探亲暂不给假,恰如一盆冰水淋头。

今收到家信、弟信,他们都在喜盈盈地盼我回沪。

1971年12月23日

团总支张旻到学校来,说我给总场的稿件很“抒情”。我随口说了一句:什么呀,馒头菜汤还能抒情?失口后,我始终感到不安。“怪话”仿佛风趣得很,当时也能逗人一笑,可贻害不小。何况我又在要求入团。薛将进这高中的老团员,来信问我入团了没有(我感谢他的关心),我没回答他。父亲摘帽已数月,也不能光怨恨客观,自己言行要检点。

1971年12月25日

课堂讲解,要生动,抓得住学生注意力,是要化功夫学习的,多听听“话讲得好的人”说话,多琢磨研究类似相声“包袱”的东西。此外,表情、语调、手势都须配合兼顾。

明日星期天,为宿舍整柴火,跟牛车上山砍柴去。我还睡在连队,老享现成,太不识趣了。

1972年1月1日

一九七一年过去了。全国人民以昂扬豪迈的步伐,开始新的征程。

30日,六、七年级语文考试完毕。

31日,1971年最后一天,花费了五六小时,批改了十三个学生的作文。学生的作文水平普遍很糟糕,如何提高,真得多动脑子。

赵宇光的作文《我的老师--范国伟》,用稚气的语言,诚朴的感情表达了对一个知青老师的热爱。生平第一次领受这种敬仰之情,很惭愧又很感动……

自水库工地回来后,总想写篇小说把自己的生活感受表达出来。今天突然捕捉到一根红线,把这些零星、片段的印象缀联起来,像一串珍珠在我头脑中熠熠发光,令人欣喜。

1972年1月9日

昨晚,写了“关于七分场党支部对学校教育革命领导的情况汇报”,写完正好十二点。

今星期日,下午正准备上山为学校整柴禾。到校女教师们告诉我,总场政工组来电话叫我即刻去报到,参加“教育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

学校本来就缺男劳力,我犹豫了。她们摩拳擦掌,众口一词:你去吧去吧,我们能行!--又逃避劳动了,很不好意思。

徒步30余里,傍黑到政工组见了张福生老师。他给了我一厚叠材料,叫我酝酿着写二份材料:

1、“教育工作会议”高磊主任的讲话。
2、教育革命的大批判材料(围绕领导权问题的路线斗争)。

在总场碰到不少熟人和半熟人,好久不见,亲切分外。

碰见一个十分像翁的服务员。如此酷肖,我心里多么的欣然和懊丧。

1972年1月11日

在总场招待所服务处,碰见一个十分像翁的服务员。如此酷肖,我心里多么的欣然和懊丧。

和田中学高二(3)班,共34人,只我和她二人流落在北大荒,上次薛来信,说她在尾山农场,后又说在嫩江农场……“独在异乡为异客”,人面桃花的,心里不是滋味……

粗粗糙糙地完成了一个材料。

总场的生活毕竟丰富些,基本上每天有电影。昨晚放阿尔巴尼亚的《勇敢的人们》,今晚放《铁道卫士》。为了赶写材料,我没去看。

省里有个文件,说今年四月为庆祝《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三十周年,全省要进行文艺征文会演等活动。

1972年1月13日

开始写第二个材料。面对大量的材料素材,办公桌前一坐就是4、5个小时,不挪屁股。头真晕,我感到自己的白头发滋生很快,有时照照镜子,真有“不堪玄鬓影”之叹。

1972年1月15日

把材料给张福生老师看了,不符要求,必须作重大修改。

看了阿尔巴尼亚电影《地下游击队》,光线暗淡,场部礼堂秩序很乱。

1972年1月19日

“引龙河教育工作会议”明天各分场教师报到,后天正式开幕。会期十四天,预计2月3日结束。这样,我用最快的速度整理行装,日夜兼程,也得2月10日左右到家。不能再晚了。

1972年1月25日

政工组准备叫章芝雯去参加地区局的文艺创作学习班,可是她分场不同意,说她劳动表现不好。

“教育工作会议”开得还算热烈、成功。都是张福生忙前忙后的张罗。他叫我给地区局写份材料,汇报一下。开了一天会,人很疲乏,更深夜静,我仍在灯下写着。

看了一下新学期语文课本的目录,很高兴,内容丰富,很对口味。由于林彪的事变,课本重新编写,印刷来不及。开学肯定拿不到书,发个课本目录给老师,算是预先打个招呼。

铁生说,巩主任同意教师春节回家可使用1971年的探亲假。幸然。

1972年1月29日

写完七分校教育革命的总结,时钟刚敲一点,凌晨了。写了整整四个小时,完稿了。

都在议论把我调到总场来的事,张福生也向我透露过。

看了阿尔巴尼亚电影《脚印》,它歌颂了生活的美好,歌颂了人生的真正幸福。

看了我农场文艺宣传队的演出,和去年相比提高是明显的。队员们都在勤奋苦练努力,给我很多启示。

赵宇光的母亲对我给她儿子的思想鉴定很不满意:“我儿子表现这么差,咋不早告诉我呢!”

1972年2月2日晚

昨,教育工作会议结束,高磊作总结报告。稿子大改了二次。

赵宇光的母亲对我给她儿子的思想鉴定很不满意。找铁生告状:“我儿子表现这么差,咋不早告诉我呢!”今和铁生上门作了家访,结果是喜剧式的。其实,自赵宇光写了那篇“讴歌”我的作文后,我对他就特别关注,希望他进步快点,潜意识中提高了对他的要求。写思想鉴定,不知不觉就老“数落”他的不是。由此,引起他母亲的不满。我把我的心情一说,他妈妈马上脸上笑开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确实重要。这事我也反省自己:对孩子的过于严厉(不管是出于什么动机和原因),这也是一种伤害啊,以后我得注意!

1972年2月7日

3日晨离开七分场。6日下午到上海。领导给了二十几天假,同行的有铁生。上海以她特有的熙熙攘攘迎接了我们。

青弟早到家了,家,确实是令人感到温暖的。

1972年2月16日

回家十天了,昨晚,父亲到家。

今买了块手表,上海牌的。想买很久了,妈、哥凑了些钱。买手表取消凭票了,今到南京路亨得利等开门,排队的人不少。选了块银白表面的。带在手腕上,甩臂走起路来,感觉是不一样哦!重要的是,以后再也不会下课小半晌了,我却像个二傻子似的还在哇啦哇啦了。

见了些邻居、老友。在外地的他们也陆续回沪了。时光流逝,岁月淘洗,大家都在变化。年轻时的意气、踌躇、海阔天空仿佛都在萎缩,见了昌华、长兴等老友,时过境迁,心情各异,知青的境遇大都不佳,谈话的资源枯竭,交流滞涩,感情淡漠多了……

今晚到晓林家,他已在床上了,我们聊得很通畅,相比之下,我们相知还是较深的,交谈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很容易引发各自的感想。

1972年2月20日

去邹新文家,他家在愚园路上,是“上只角”。他父母是解放南下干部。他们对我十分热情。我几次给邹的信,他们都看到了,因此博得了他们的好感,说我“懂事”。

也会了高中的一些留城的同学,薛、李、陈等,分别了几年,因为境遇不同,难免有些生分了。

感情上疏远了,装作亲近和亲热,也是委屈和别扭的;为心里的那个“假”,感到不满不快。不满不快,总会出来干涉你的手脚。

1972年2月22日

近来,吃了二家的喜酒。昌华结婚了,爱人是他初中的同学,也是工厂的同伴,他们相爱七年了。幸儿也结婚了,她在黄山茶林场插队六年了,找了个合肥工厂的工人、复员军人。人高马大,和娇小玲珑的她相映成趣。他和她相识才不到半年。人生的规律像星月的存在一样真实,像地球的运转一样不可抗拒。

和爸爸在家相处了十来天,多少年了,少有的。摘帽后,他显得轻松多了。他话不多,我和哥哥、朋友聊天,涉及政治时事,他总关注地听,但偶尔的一二句插话,常令我感到他并不迂腐,思想还是敏感的。过去我们小时候,家里他是权威,他虽很少对我们耳提面命,却是说一不二的。现在我们长大了,又因长年不与他生活在一起,感情逐渐淡漠。他想恢复我们对他的敬重和找回温情,所以往往不经意间就产生矛盾和些许不悦。我理解他失意多年的心情。往年,他离沪回采石场,我都不去送他的,习惯了。有时,他会自嘲说,老铁路了,送什么送。常常是,他在我床头轻轻说一句:“我走了。”我在被窝了含混了一声:“唔。”算是作别。他或许是有点气恼的。但我知道他不会流露什么的。自然,我也是不安。这样做确实不妥。感情上疏远了,装作亲近和亲热,也是委屈和别扭的;为心里的那个“假”,感到不满不快。不满不快,总会出来干涉你的手脚。

1972年3月9日

几经周折,托人买了车票,是3月5日的慢车票。8日早晨到达龙镇,中午到达分场。

旅途十分拥挤混乱,小时候认为乘火车是趣事,如今实认是遭罪。年纪在增大,思想、感情、兴趣爱好,对世界的看法,待人接物的方式,都在飞快地变化。有些变化,自己仔细一想,简直都不敢相信。

5日晚离开家门,送别的人一大帮,爸妈哥妹同学、邻居等。雨也来送行了,淅淅漓漓,缠绵得很。火车站拥挤不堪。不卖站台票,也不让进送客的人。爸爸凭着铁路员工的路徽和工作证进了站台,一直送我上车厢。爸爸撑着雨伞站在雨里,我们相对无言……我的心很不平静,因为我想到,每次爸爸离家时,我都是在家门口与他点头作别,甚至于躺在床上!妈妈、妹妹、毛毛她们没能进站。哥、弟不知怎的混进来了。在月台上,我、爸、哥、弟一家四个男人缄默地伫立了许久。雨还在下……有时缄默会传递很多情感……火车叫了,透过车窗,我发现弟弟眼眶很红。弟在江西单身匹马,人很耿直……直到视线模糊,我才觉眼角渗出泪水。火车启动了,我突然想到一句话:生活是条漫长的路,我们总在起步!

到达分场,许多教师都超了假,耽误了开学日期,姜主任大发雷霆。今日去学校整理了一下教室,明天开学吧。

要推荐三名知青上大学。这消息在知青心中的搅动,不亚于这飞沙走石的天!

1972年3月13日

王兰调到学校来了,我卸了一门历史课。我教六七两个年级语文。针对各年级学生的现状,要订出一份切实可行的计划,步步为营,扎实提高。

1972年3月15日

又刮大风。黄尘滚滚,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唐边寨诗人“平沙莽莽黄入天”就是描写这般景象吧。枯枝、碎草仿佛被突然赋予了生命,在天空中翻飞,疾旋!

听说我分场要推荐三名知青上大学。这消息在知青心中的搅动,不亚于这飞沙走石的天!

1972年3月19日

有关推荐上大学的新闻,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夙愿又被勾起了。当然,我也明白,对我来说,只能是望梅止渴而已。整个分场都几乎喧腾鼎沸了。人人都怀着希翼的、侥幸的、忐忑不安的心情期待着名单的揭晓。有人神秘地猜测,有人已想入非非,也有人怡然自得,俨然头上已罩上了大学的光圈……

上大学,我终究是没报名。

据刘昌德、青其他们的窗外“偷听”的“情报”,革委会开推荐会,有不少当地干部提我名的:“要说七分场小青年里头,范国伟最像大学生的样儿。”有个不明究里的干部竟还问:“他咋没报名呢?”巩主任说:“他心里有条河。”

被提名的还有天津女连的指导员王韦,机耕队的徐瑞等。

1972年3月26日

今天,七个女教师听了我的语文课。汪老师的评论竟然是:“老范要起飞了!”

要把刻板的教书,变成自己的磨刀石。

帮学生们出了第一期的板报《红领巾》。

1972年4月7日

改了这一次的学生作文《记一次学农劳动》颇感欣慰。学生的表述生动,想象力开始丰富,这是我的劳动成果啊。

1972年4月9日

应《引龙河报》阎老师的约稿,改写了过去的那首诗《大道豪情》,赋予了新的思想和色彩,还较满意。

1972年4月12日

水库回来后,一直考虑写篇小说《大壩》。昨晚进展很快,已初具轮廓。躺下、起来;起来、躺下;思索、写作;一直兴奋到下半夜三点。

确定了小说的视点问题。抓紧时间,一鼓作气,争取一周内完成初稿。

1972年4月18日

才下了春雨,今天又是一场大雪。

《大壩》征求了一些参加水库劳动的同志的意见,在情节、思想、人物以至语言上作了较大的修饰和改动。

和总场报道组通了电话,是王立新接的,他说,《大道豪情》已刊于《引报》。

1972年4月27日

铁生去总场回来,给我带来了一些消息:

说五月份要举行全场教师考核。

说张老师还在希望把我调到总场去。

《引报》停刊了。(最后一期的全部版面,刊载了我的小说《大壩》)。听到这消息,一种哀楚的心情油然而生,好半晌排遣不开。下乡三年了,如要说我交了一些好友的话,《引》是我第一个挚友。我曾为她的枝繁叶茂,洒过汗水,如今她凋零了,不能不使我黯然神伤。

1972年5月2日晚

五一节休息了二天。风大,气候骤变,不得已又穿上棉衣,呆在屋子里,整天和炉子、饺子打交道。整个节日是在食物中度过的。

今下午,《引报》来了,我的《大壩》赫然其上!女教师们似很高兴,想恭贺一番,但见我矜持的神情,又住了嘴。我的性格,使我与她们之间横亘着一道沟,我的一些小成绩,又使它扩大了些。真不好。弥合的办法还是有的,人要谦虚,但不能虚伪,要随和,要多和人说话。

1972年5月8日

6日,在弥天的尘土飞扬中,走了三个多小时,到达总场。见了张老师,我们第一个话题就是《大壩》,他谈得很细,也很有见地。

张老师叫我来,是让我写一份引龙河这次工农兵大学生招生工作的经验汇报,给省局的。昨日完稿了。决定今回分场。

向张老师借了两本书,其一是《诗话》。

小学校还真不是个庙小池浅的地方,七八个女老师就分了好几拨,常常是我不知深浅,冒然一句话,就会得罪人。咋整!

1972年5月10日

总场回来后,听了女教师们的一些话,发现铁生与她们的矛盾更深了。晚上开了民主生活会,姜主任、常干事都来了。铁生总结了近来学校的工作情况,尽挑缺点谈,有意无意地刺伤了王兰。王也不是省油灯,劈哩啪啦一堆话,矛头针对铁生,是近乎攻击了。我担心铁会失去冷静,激烈反击(他平时即如此)。出乎意料,他却以宽宏和耐心作了解释。态度还蛮诚恳。或许是姜主任、常干事在场的缘故吧。本来我不想发言,最后还是谈了些堂皇的话,表面上不偏不倚,实质上批评了铁生工作方法的武断和片面的。

小学校还真不是个庙小池浅的地方,七八个女老师就分了好几拨,常常是我不知深浅,冒然一句话,就会得罪人。咋整!

1972年5月12日

这几天,白天上班教书,晚上就在小学校开民主生活会,办“学习班”。(毛主席说了,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目的是揭矛盾,掀盖子,抛成见,求团结。女教师之间的矛盾还真复杂。我的态度是,一视同仁,不介入矛盾的漩涡。

不知是谁曾说过的一句话:精神与物质,灵与肉,理想与现实之间,有着不绝的不调和,不断的冲突和纠葛。所以,生命力愈旺盛,这种冲突纠葛就愈激烈。

--虽然天天土豆汤馒头的吃,大家生命力的旺盛还是毋庸置疑的!

今天带领学生在校园地种土豆。

1972年5月14日  星期天 上午,雪花飞舞

民主生活会,“学习班”,昨晚一直开到十点。雅珍又对静文提了许多尖锐的意见,抛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材料,使人震惊,静文有些招架不住。看来,这民主生活会,“学习班”还要再掀高潮,没完没了--我担心。不料,十点一过,姜主任就宣布结束了,连续开了四天的民主生活会,“学习班”正式完满结束了。姜主任是贤明的,他也看出如此抖搂、搅乎下去,哪儿是一站啊。平时娴淑的女老师,信奉起“斗争哲学”,一个个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五官都扭曲了。姜主任打住是英明的。

1972年5月16日

连下了二天的大雪。五月的春雪,把北大荒装扮成雪肤花貌的女子。雪花飘在身上,带给人的不再是冷瑟,而是柔情蜜意。

雪后初霁,太阳只能感觉到它的暖意,光华却被氤氲云气吞噬了,四下里,都是白迷迷的一片,使人感到一种迷离和恬静。春意这么浓,一种化不开的忧郁在心中缭绕……

世上的事情都需要这样微妙的对应:丰收对应汗水,成功对应勤奋

1972年5月18日

昨晚分场放电影《钢琴伴唱--红灯记》。殷承宗精湛的演奏技艺,飘逸的风采,令人倾倒。在聚光灯下,在辉煌的舞台上,你为他喝彩的时候,是否想到另外一些默默无声、无人喝彩的场面,或严寒、或酷暑,在空寥的琴房里,长时间枯燥乏味单调的练习……

世上的事情都需要这样微妙的对应:丰收对应汗水,成功对应勤奋。

语文教学为我提供了琴房……

要持之以恒、不懈怠地进行我的工作,要孜孜以求、不浅尝辄止地继续我的劳动。

1972年5月22日晚

星期天的生活内容:打乒乓球、看小说、跳高、洗衣服。

今上午,校园地种玉米、芸豆。小学生像群野蜂,嗡嗡一团,快乐而无序。

看了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小说《夜行的驿车》,小说写一位热爱生活、热爱人生、忠于内心感受的大艺术家--安徒生。他把人类最崇高、最纯洁的爱的泉水灌注于人们的心田,催绽了灿烂的花朵;自己却默默忍受着孤独的折磨和苦痛的煎熬--枯萎、衰老、死亡。

看了以后,心情郁郁不乐。好的小说,常常会产生一种心灵感应,一不小心就种植在自己的感觉之中。即使是在玩乐、打乒乓,心也溅不起快乐的浪花。我也说不清什么原因。家里也很久没好好写信去了。朋友处也不愿再作乏味虚假的寒暄了。我发觉,我是缺少一种感情生活……

1972年5月24日周三晚

星期三,我最辛苦。上午四节课,下午教师进修,我还得讲。一到傍晚,头就昏昏沉沉,只得赶紧运动运动,舒缓一下脑筋。

没入队的韩先凤来找我,平时大大咧咧的她低着头向我叙说了自己难过羞愧的心情。我被深深地打动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一颗纯真幼小的心扉向我洞开,看到了她丰富的内心世界。

1972年5月31日晚

今天学校“少先队”成立了。孩子们欢欣雀跃,秩序格外的好。会前,领着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歌。一张张小脸,有的神情庄重而又稚气,有的浮动着激动而又不安的笑容。由于会议准备不充分,有些紊乱,但从他们的脸上,我已能感觉到,这一天,已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了,或许是一辈子。

会议后,没入队的韩先凤来找我,平时大大咧咧的她低着头向我叙说了自己难过羞愧的心情。我被深深地打动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一颗纯真幼小的心扉向我洞开,看到了她丰富的内心世界。我感到了教师工作的意义。我和她谈了很多,我们七年级这个可爱的集体,谈到了同学间的信任、友爱……。我发现,和孩子们在一起,心是不会“衰老”的。

她是韩队长的闺女,长得不能算好看,但一双眼睛清澈得没有一点杂质。

1972年6月1日

今天,学校举行了少儿运动会。

清晨,下了一阵小雨,小树林分外青翠。树叶上的雨珠闪烁着,孩子们衣着鲜艳,火红的领巾胸前飘荡,太阳也忍不住从云层里探出笑脸。照小曲的说法,今天的七分场被映衬得格外美丽了。运动会很成功,颁发奖品更是使孩子们的狂喜和兴奋达到了高潮。

收到新文爸爸的信,他焦急地向我探问他儿子的“失踪”--他对分场和我们不告而别,“流窜”到安徽的哥们那儿玩去了。

1972年6月3日星期六晚

德都县畜牧渔业队在采石场的东大泡子捕鱼,现捕现卖,五毛钱一斤。刘昌德买了十来斤活蹦乱跳的鲫鱼,肥硕无比,煮了,鲜美无比!我给小学校女教师送去了六条。

1972年6月6日

全场教师业务考核后,大家都知道我不久将去总场学校任教。我的语文课由王兰接任。

中午,办公室无旁人,小曲对我提起此事,她黑黑的眼睛里闪着欣喜的光,她谈得轻松,我的心却沉重……一种莫名的惆怅爬进了我的心。

1972年6月7日

韩先凤为《红领巾》板报又写了稿,批评了同学中“不向前看齐,而向后看齐”的消极思想,向学校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开火了。文章有思想,有文采。没加入“少先队”,在这考验面前,韩表现了她可贵的品质,这是我和铁生没料到的。

1972年6月10日

由于韩先凤的作用,学校出现了你追我赶、生动活泼的新气象,像看到幼苗舒枝展叶,对教师园丁的作用,我有了真切的感受了。

晚上,分场放了越南故事片《森林之火》

1972年6月15日

今天是端午节,放假一天。昨下午,检查了学生的课外小组,走访了一些学生家庭。学生在自个儿家里,见了我分外亲热。热烈的师生感情,对我忧郁的心情倒是一个安慰,可惜,这种安慰不能弥补“那种”不足。

我突然觉得自己表述得有点语无伦次……。她在不远处,瞪大着眼,直视着我,用从未有过的神情……

1972年6月18日  星期天 晚上

“教革办”在六分场组织了一次教学观摩活动。我、铁生、小曲去了。

浦芝的课讲得很生动,教学环节她也处理得很简洁,有不少创造性的东西,值得借鉴。对于她的成功,我热烈地向她表示了祝贺。我们交谈了一阵。不知是一种什么想法驱使我扭过头来望了小曲一眼。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她的表情竟是那样的阴沉、凝重!我突然明白了:我和小曲正处于一种相同的尴尬境地中,正在同时品尝着一种忐忑的滋味和情感……我的心颤抖了。

下午,各分校的语文老师开了观摩教学的讨论会。

单志贤老师主持,我谈了些看法。我突然觉得自己表述得有点语无伦次……。她在不远处,瞪大着眼,直视着我,用从未有过的神情……

为飞机春播撒药,六分场临时修筑了一个“安二”型飞机的机场。长治在机场作地面导航工作。在他的陪同引导下,我、铁生、小曲一起漫步着去看了“安二”型飞机的起飞。

1972年6月19日 晚

在学校的学农园地锄草。

中午还是白云悠悠,晴空丽日,一会儿老天便猝然作色,大发雷霆了。暴雨夹杂着豆粒大的冰珠,疯狂地抽打着大地,雨水来不及躲避,只得仓惶地化成一股股白色云气贴着地面拼命逃逸……

我把手抄的《诗选》送给她看了。第一首就是那天她扒在我办公桌上没来得及看完的裴多菲的“小树颤抖着,当小鸟在上面飞……”

女知青选择了和他结婚,真是别具慧眼。几年的牢狱生活,他什么活干不了?盘炕、砌灶、抹墙、造房,夏打草码垛。冬砍柴赶车。在北大荒生活,他绝对是强者。在姑娘眼里,他是真正的男人。

1972年6月21日

这几天总是下雨。今下午总算晴了。

一个哈市66届老高中的女知青结婚了。这是七分场千余名知青中结婚的第一人。毫无疑问,此消息也是本年度本分场的头号新闻了。此消息引起震撼的另一原因是,男方是机耕队的郭师傅!此人非同一般,他不但是七分场唯一一个有大学学历(肄业)的人,而且是个刑满释放的“农工”。他在哈工大读书时,盗窃了实验室一只价值不菲的英国进口的万用电表,因此锒铛入狱。出狱后,因羞于见父母师长,留在了农场。有知耻之心,可见人品不坏。在小食堂,我常常遇见他:身材敦实,国字脸,容貌俊朗,脸上总是笑微微的,说话很和气。铁生在机耕队呆过,说他在技术上是个“大拿”,对小知青也不吝指教,所以人缘很好。为他的婚事,保媒拉线、张罗的人很多,其中不乏当地干部。这个女知青选择了他,真是别具慧眼。几年的牢狱生活,他什么活干不了?盘炕、砌灶、抹墙、造房,夏打草码垛。冬砍柴赶车。铁生说,他用大芟刀打草,一上午就能打二牛车,七分场没人能比得上。在北大荒生活,他绝对是强者。在姑娘眼里,他是真正的男人。

铁生在小学校给新婚的小两口“凑分子”,每人二元,大家嘻嘻哈哈,都挺乐呵。

1972年6月30日

连天的大雨把交通浇断了。今日通讯员回来,我收到三封信。

家信。妈、爸、哥对我的前程抱着极大的希望。进大学,我深知是不易的。哥说,我应该寻找另一条路,“在农场里当一名颇有名望的教书匠,清闲自得,受人欢迎也就尽能心满意足了”。他说得轻巧,吃根灯草!他哪知道,雪花飘飘大如席,大烟泡刮起来吓死人,每年穿棉袄烤火要八个来月的北大荒高寒地带,当地人是如何生存的!想想都恐惧。这不是连下乡劳动都没去过的他能想象明白的!

弟信。信写的十分流畅,读了像嚼橄榄一样有味,他谈了他们江西那个寂静的小山村里的趣事。

雪昆信。他寄来了一组小诗,使我仿佛听到福建那个小火车站青山葱茏中小鸟的婉鸣。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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