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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人间
                                
          --一个草民的生存日记(1966~1984)

作者:范国伟

第二篇 上山下乡(一)                        

黎明前,列车进关了。我们闯关东了!

1969年7月24日  晚  北去列车的窗口

青翠的山野变得灰蒙蒙了,列车穿过了披灯挂彩的南京长江大桥……

我的新生活就这样开始了,有些激动,有些不安。

喧闹的车厢已经沉寂,大家都歪头耷脑迷糊了,听说三天两夜后才能到达那未知莫测的引龙河。

看看我的这些同伴战友,有的刚才站台上还哭得象个泪人儿,抱着爸妈跺脚不肯撒手;可火车一启动,一骨碌转身换了脸,叽咋、兴奋、活跃;到底是年青人。没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一去不复返的感觉,只有旅行、春游的感觉。没有黯然神伤的,只有破涕为笑的。

离家的早上,房管所把砖瓦、纸筋石灰在我家门口卸了一地。我家的房屋要大修了。文革一起,出身不好的人纷纷把私房交了公。我家轧轧苗头,也把祖父留下的协泰营造厂的旧屋交公了。既然是公房了,公家自然要修。我很想看看,修缮一新我家会是什么样。可惜我得远行了……

1969年7月26日

黎明前,列车进关了。我们闯关东了!

辽阔、丰饶的东北平原上,迎面吹来遒劲的晨风,凉嗖嗖的,使人精神振奋;这是北国对我们南方青年的迎候。

1969年7月27日

这趟列车的上海知青,有到龙镇的,有到长水河的,有到龙门的,有到引龙河的;有来自虹口的,长宁的;虹口又有来自横浜街道的,长春的、同心的、虹镇老街的……火车一启动,就有人想在列车上“撑市面”,摆平对手。于是,撞腔、寻衅、打架不断。一帮子人推搡着另一帮子人在车厢里拥过来又拥过去,我们已感觉要出事。果不其然,在绥陵靠站时,四五个家伙揪打着一个被打得满脸紫血的知青,沿着站台,一路高喊一路示众:“这个人是长宁区的一只鼎,被阿拉虹口摆平了!”我们都探头去看,有的女生都吓哭了。我平生第一次目睹满脸紫血的人,恐惧又气愤:“简直是法西斯!”何忆南悄悄向我摆着一根手指:侬不要响,不要讲!

因为武斗,列车在绥陵停搁了四五个小时。使我有暇领略这北国小镇的风光,高低不平的土路街道,到处是马粪、牛粪、狗屎,皮肤黑黝黝的北方汉子挥动着马鞭,见我们上海知青总憨厚地扭头朝我们微笑……一幅“车辚辚、马啸啸”的图画。

1969年7月28日

从北安起,不断有一批批知青下车,他们到目的地了。又有人三五一伙地偷偷溜上火车,他们是比我们早到北大荒几个月的上海知青,“饿死了,饿死了!”上车就向我们讨吃的,饼干、糖果什么都要,吃相难看,自称是西伯利亚饿狼。

从他们嘴里知道,我们去的农场都是劳改农场,隶属于黑龙江省公安厅北安劳改局。“和劳改犯住一起?”有人大惊失色。“不住在一起,他们住大院。”“大院”是当地对监狱的另一个称呼。终于松了口气,但有些不满:在上海为什么不讲清楚?没说劳改局嘛。

1969年7月29日

火车到了龙镇,我们剩余的知青全到了。这是终点站,再往北,中国就没火车了。从龙镇车站到引龙河七分场还有四十多里路,在接站的干部带领下,我们上了解放牌卡车,象蜡烛,插得满满的。站在卡车上,迎着浩荡的田野的风,心旷神怡。公路蜿蜒起伏,飘带似的伸向远方峰峦连绵的地平线的尽头,广阔的天,洗过般的蓝,粉红色的晚霞,轻盈地躺着,优雅地伸着懒腰。--在上海怎么看得到如此神奇瑰丽的景色,又怎么能有如此宽阔的视野!卡车疾驶着,颠簸着,好几次把我们耸得老高,身子都弹起来,引发出年青人清脆的惊叫和嘻笑……

老连长指着二十米开外的大院说:那是我们的敌人!

1969年7月30日

安置知青的住房不够。我们三排三班的八个人暂住在军用帐篷里。军用帐篷很高大宽敞,他们割去齐腰深的草,刈出块地,钉上粗粗的木橛子,铺上疏疏的糙木板,我们打开铺盖睡在上面。好几天没躺下睡觉了,一挨枕头就着。半夜被冻醒了,北大荒夏天的温度最低可至摄氏五六度。清晨我们环视居住环境,老连长指着二十米开外的大院说:那是我们的敌人!“敌人”?我们顿时觉得浑身毛孔都收紧了,随即心里又产生一种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锻炼自己的冲动和自豪。放眼望去:高高的土墙、铁丝网、深深的壕沟之外,我们反修防修屯垦戍边的知青战士就是坚不可摧的第四道防线!

1969年8月3日

北大荒夏天天亮得早,凌晨三点多,东方已露出熹微的曙光。

一连几天,我总被清晨“铿令锵郎”刺耳的金属撞击声惊醒。有人告诉我,是劳改犯走出大院下地干活了。我连忙披衣去看,曙色中,草叶染霜的土路,在持枪的解放军和管教干部的监押下,一支队伍在行进。他们一色的灰布囚服,斑驳肮脏、深浅不一,有胡子拉茬眼露凶光的,有面皮白净神情呆滞的,也有走过我身边朝我挤眉歪嘴做鬼脸的……而队尾那几个带脚镣的家伙,“铿令锵郎”步履艰难,显然是因违反了狱规。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生活向我展示了最残酷、严峻的一面,它就存在于我身边。这些人肯定曾经摧残过美好,现在轮到我们来惩罚他们的躯体,拷问他们的良心和道德。

1969年8月20日

今天发工资了,每人32张一元的人民币,大家笑声哗然。有人高兴地把纸币抛上天空,然后忙不迭地在地下捡着、抢着……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有了经济收入,独立成人了,可以安慰养育了我二十二年的父母了。寄二十元回家,把钱给通讯员驼背小梁了。许多人都围着他,托他到总场邮局寄钱回家,他成了知青最亲爱的人了。他是我们和千里之外的家的唯一纽带。

1969年8月23日

我把那单管半导体收音机卖了,无奈地卖了。

国华哥送我的这个耳塞收音机,也许是我下乡最值钱的财产了,12元8角4分,可以听广播新闻、了解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听样板戏、学习英雄人物。我是十分喜欢的。可是到了北大荒,料不到的是撞击耳朵鼓膜的是苏修的对华广播:索多西拉西多来多索的开始曲,撞得我的心咚咚地跳。我真吓坏了。原来,苏修的电台功率要比我们中央电台、黑龙江广播台的功率强大得多。在这儿,想听中央台、黑龙江台的广播是很困难的。千万里地搜索,找到了,声音还很轻。我塞着耳塞,谁知道你在听什么?我已经遇到过好几次这种怀疑的目光了,连想到我的出身……揣着半导体收音机,简直就像揣着一只刺猬!女连的王指导员,已经缠过我好几次了,要我把收音机卖给他。他已调到水库去了,今又回来缠我,我只好卖给了他:12元整。我毕竟使用了一个多月了。他对我千恩万谢。他出身好,又是当地的管教干部。他听,没事,谁敢多嘴?

难怪有管教干部说农场知青是靠劳改犯养着的

1969年8月28日

生活很寂寞,七分场真像是个孤岛,绝无外人来。公路是保持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驼背小梁,每二天或三天坐蹦蹦车(一种前轱辘小,后轱辘老大的拖拉机)到总场邮局去一趟:带回来四五天前的《黑龙江日报》、五六天前的《人民日报》《文汇报》和一个星期前上海亲人们发出的信件。看亲人的来信是最快乐和动情的事了。

连队很少组织我们干活,据干部说,组织小青年干活是挺麻烦的事,集合拖拖拉拉,嗓门大了,他还跟你吵,队伍离离拉拉象羊拉屎。到了地头,活没干多少,庄稼糟践了不少。有这闲功夫为小青年们磨蹭,我带着劳改犯下地三下五除二早干利索了。

我看见过劳改犯干活。一望无际的麦海,到地头,管教干部在一公里见方的区域里四角插上四面小红旗,以示警戒线。四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监视着。管教一声令下,劳改犯会蹭地一起向前,镰刀上下翻飞,麦子刷刷地应声倒下,左手腕一拧,一捆麦子就竖在身后了,他们拱着腰,不断向前。一眨眼工夫,一大片金黄色的麦子地就露出了黑土,齐刷刷地麦茬就象土地爷的新剃头。被训练成这样,难怪有管教干部说农场知青是靠劳改犯养着的。有人脸红脖子粗地就争执起来:我们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来保卫边疆,建设北大荒的,怎么靠劳改犯养啦?诬蔑知识青年嘛!

1969年8月30日

“大院”的正门有一个高高的警戒岗楼,粗大的原木搭成,结实得很。有十米来高,上面24小时不管夏炎冬寒,终年有一名解放军持枪警戒着,4小时一轮岗。正门旁有一小屋,是大院值班室,掌控着大院的进出咽喉,有些表现好的劳改犯常会被管教安排去家属区干些泥瓦工之类相对轻巧自由的活儿。他们完工回来的时候,就会在铁丝网的大门外,高举着戴有“外勤”字样的白布袖章的胳膊,隔着窗大声报告:“报告政府,3068号干活回来了。”里面的管教就会搬动一个粗大的铁制扳手,门就自动开了。劳改犯进门后,管教就把铁制扳手复位,门又自动关严,纹丝不动。这时,你想从外面开门,那是绝对“没门”。

闲着无事,我和何义南瞎溜达到这儿,被老杨头叫住了,请我和何义南到里面坐坐,唠唠。老杨头(杨队长)随南下大军解放上海时,曾在上海江湾飞机场驻扎过2年多。所以听得懂些上海话,对上海人很亲热,特别是对我们三排这些他认为比较本份的小青年。据他说,当年因为他不识字,被派去学习文化,所以离开了上海,后被调到公安系统来到北安劳改局,一呆就是十多年。我说您老革命了,要是留在上海少说也是个局长。他笑笑:“可不是咋的?当年我的小通讯员现在都是科长了。”

我环顾着值班小屋,发现旁边一张旧桌子,堆放着一些旧照片,书籍和小洋刀等杂物。我随手拿起几张旧照片端详着:这好像是四、五十年代的旧照片,有女人烫着卷发、穿着旗袍、抱着小孩的,也有小男孩梳着三七开的小分头骑在小自行车上歪着脑袋笑的……杨队长说,监狱里每过一、二个月就要对劳改犯们的铺盖进行搜查(在他们下地干活的时候)。这些都是搜查上来,不利于他们思想改造的东西。我还发现其中有一本郭沫若的历史剧,有“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我翻了一会儿,这本书我以前没看过,我真想开口向他要,但终没敢开口。还有一本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这本书我看过的。

忽然觉得不知身置何处!?

9月10日

我有些后悔把半导体卖了。这毕竟也是一种精神文化生活。到了农村,发现自己的耳朵特别灵敏了,经常能听到苍蝇撞窗玻璃的声音,嗡嗡的。在上海,城市的嘈杂,怎么可能听到这细切的声响呢?农村,耳根太静,静得你心慌,要找点事做做……

那天,躺在草地上,望着悠悠的蓝天白云冥想。忽然觉得这白云蓝天和上海见到的怎么这么像?忽然觉得不知身置何处!?虹口公园鲁迅墓前的草坪上?恍然觉得一轱辘爬起身,即可回家一样。那一瞬间,我出现了幻觉。

9月15日

没事干。看到食堂后门有人在劈柴,就去帮忙。抡起斧子,没干多久,就大汗淋漓。好久没干力气活了。连队食堂管四五百人的饭,柴火需求量大。炊事员们很辛苦。

干了一会儿,中午了,事务长唐绍军来表示感谢:“你真是活雷锋。”“没事干,出身汗也挺好。”“这不是你份内的活。你思想境界高。”说着让我从后门进食堂,端出芹菜炒肉片和馒头。我正诧异,我知道这不是食堂前门窗口卖的饭菜。唐说,“这是上次打牙祭剩下的。”我肚子里也正缺荤腥油水,也就不客气了。

9月20日

在食堂大厅开批判会,这样的会近来开了好几次。

主要是批判知识青年中的歪风邪气,流氓团伙。“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许知青乱串男女寝室,不许知青乱串职工家属宿舍,不许偷鸡摸狗,不许穿线裤耍流氓……当地干部认为线裤(即运动服),是内衣,穿内衣到屋外,就是耍流氓。

绥陵武斗,也在追查凶手……

9月28日

今天是中秋节,正期盼着赏月呢,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把我们大伙全“震”了。“北方八月即飞雪”,名不虚传啊。放眼望去,大雪悄无声息地落地,白茫茫的积雪使一切都安静下来,有一种圣洁的庄严。耳根寂静得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怪异。似乎思维都可以停止了。

今天又来了一批知青,是天津的,一色的黄军大衣。

食堂里顿时喧闹起来。

人整天呆在屋里,更准确地说,是呆在炕上。我们都是活蹦乱跳的小青年,初来头一遭,可受不了这个。

1969年10月4日

屋外,是白茫茫冷寂肃杀的景象。天下着大雪,大秋也收完了。北大荒开始“冬眠”--“猫冬”了。这是当地人千百年来的习俗,人整天呆在屋里,更准确地说,是呆在炕上。我们都是活蹦乱跳的小青年,初来头一遭,可受不了这个。

有限的几本书翻乏了,海聊胡吹也没词了,大家头枕被褥盖翘着二郎腿瞪着天棚愣神儿。天棚是大白纸糊的,只一层。小耗子们仗着体轻,经常在天棚里打闹折腾。它们以为天棚下的人儿瞅不着它们,所以胆大妄为,殊不知,我们在下面瞅个透亮:它们的小细爪子一会儿窜东,一会儿溜西,停下了,天棚纸还一动一动的。你能想见它们抹脸捋须的悠闲样儿。冷不防,我从炕上跳将起来,抄起一根锄杠,朝一动一动的地方猛然捣去。天棚纸破洞开,二只小耗子受了惊吓,跳窜起掉了下来,一只吱吱一声不见了踪影,另一只刚好掉进敞着盖的水缸里。小屋里一阵骚动,有人骂骂咧咧了几句,屋子又归于静寂……突然有人扯出一个话头,聊起上海南京路上的商店,顿时引起大家的兴趣,于是一家不漏一家地数列起来:和平饭店、亨得利、沈大成、宝大祥、永安公司、第一百货……从南京东路排到南京西路,又从南京西路排到淮海路……

1969年10月20日

上海知青临下乡的时候,每人都发了一本《农村医疗卫生手册》,手掌般大,一寸来厚,大红的封面,有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的头像。里面介绍了一些常见内、外科、传染疾病的防治措施,也介绍了一些生理卫生的知识,有男、女生殖系统的解剖图和说明。

天津知青见了:“喔嚯,这书好哎,干嘛天津不发?”都借去看,特别是在男女生殖系统解剖图上注目最多。不多久,宿舍里就常有人满嘴的“阴蒂”“阴茎”的胡咧咧,无聊透顶。这些家伙。

1969年10月25日

今天,见连队指导员(上海人)李钧正倚着铺盖也在看红封面的《农村医疗卫生手册》,这么凝神专注。我好奇地凑近:“妇女的骨骼结构,”我不由地乐了,打趣道:李指导员也对女人骨头感兴趣了?他听了也没恼,眼皮都没抬:“我女朋友在兵团干活,把脊椎骨摔坏了,在腰脊椎的地方,我想看看……”我一听连忙正色道:“哟,很严重吗?”“可能很严重,我正要写信去问呢……她们兵团干活累多了,女人都干男人的活儿,哪像我们这儿舒服?”

把我们熬得一个个黄皮拉瘦,见了食物眼珠子瞪的像土豆似的

1969年11月4日

昨天开了背谷子大会战的动员大会。下雪了,谷子还堆在地里呢。靠劳改犯牛车拉,不赶趟了。革委会动员知青把粮食抢回来,给知青一个锻炼的机会。

白雪皑皑,冰冻的土路很滑,背着沉甸甸的谷子,又要防备脚下打滑,很费劲、累人。从大田背到场院是有二、三里路,而且愈背愈远,背一趟就汗淋淋的了,风一吹,背脊又贼凉,谷芒、草秸钻进衣领,很难受。连长在场院守着,记趟数,一上午要背三趟。我们一趟比一趟背得少,唐朝亮偷懒耍滑头,从场院背着一捆谷子,从东头拐到西头,在高高的谷堆背后兜了一圈,对连长说,是刚从地里背回来的。这小子,头子活络。

一群马,经过场院,争着来抢吃谷子,我们发现后,好奇地去追赶,唐朝亮还骑上了一匹小马,被连耸带颠掀了下来,摔了个仰八叉,队长在一旁骂:“它才多大?二个多月,你就骑它?你臭不要脸!”他心疼马驹,我们也很惊讶:二个多月马就长这么大了?有一人高,不信。

1969年11月6日

一个月了,知青食堂,整天吃的不是小米饭就是窝头,连下饭的咸菜也没有,老是“猴子敲锣--汤,汤,汤”,那是一种没有油水仅放少量盐和酱油的井水稀释物。把我们熬得一个个黄皮拉瘦,见了食物眼珠子瞪的像土豆似的。

革委会三令五申,男女知青不许串宿舍。在食堂打饭(没法吃饭,桌椅板凳早就成了取暖柴禾)便成了男女混杂唯一的合法时段和地点。在领饭口,“大老面”(哈尔滨知青)怪声怪调冲着女炊事员:“今天有没有肉包子?”“没有。”“你没有肉包子?那不成了怪物啦?”起哄的跟着一片尖声怪笑。“那,给我来个带眼的!”又是一片怪笑。食堂的老黄头听不下去了,冲出来一把拉住“大老面”衣袖:

“大老面,你耍什么流氓?跟我到革委会去!”

“到革委会去怎么样?我饿,我要吃窝头,带眼的窝头,犯啥法?”

“你别以为人家是傻瓜,听不出来!--你耍流氓!”

“大老面”一甩手,溜了。

“老二没窝,那是暂时的……”

1969年11月8日

中苏关系恶化,监狱离中苏边界太近,显然是不合适的。“大院”要迁到湖南去了,管教干部也要跟去一批。唐宝诚是其中之一。唐连长对我是有知遇之恩的,他的一句话“范国伟有培养价值”,使我这狗崽子心里一热,深深铭记。是他给我当的三班长。

他走了,我要送送他。从箱子里翻出二只毛主席大像章,一条新毛巾、二块“蜜蜂”牌香皂(下乡时左邻右舍都送了一些毛巾香皂,他们怎么都有先见之明?说给贫下中农、生产队干部是用得着的,不嫌多)。

晚饭后,借着冰雪的反光,摸黑到唐连长家。

唐连长很热情:“上炕,上炕!”在东北,上炕是很高的礼遇。我脱了棉鞋,摸着有些冻僵的脚丫,炕上很暖和。我把那么些小礼物奉上,唐连长老婆几乎是一把抢了过去,面露喜色翻动着。唐连长大声和我嘮喀,“你客气啥,我早就看出你有培养价值,你啊,要安心引龙河,扎根北大荒,老二没窝,那是暂时的……”。什么“老二没窝”?我不解,朝他望望,他诡秘地笑笑。唐连长老婆见我脚丫上的尼龙袜就来摸:这尼龙袜多厚实多好看。“我回上海给你捎二双。”“我就喜欢这双呀。”说着就动手从我脚上往下扒……

我是光脚穿棉胶鞋回来的,心里不是滋味:怎么不懂礼貌?急吼吼的……

1969年11月10日

今在酒房遇“刘大埋汰”,想起昨晚的“老二没窝”,问他啥意思。他眨巴着眼睛:这倒霉孩子怎么连这都不懂?老二,就是鸡巴头!“老二没窝”,就是说呀,你还没娶媳妇儿。

1969年11月18日

劳改犯今天搬家了。

整整两军车的解放军!手持钢枪,子弹上镗,每辆军车车头各有两挺机枪!在解放军的押解下,穿着囚服的劳改犯扛大包拎小包的装满了十多辆卡车,报数、点名,管教的吆喝声、咒骂声响成一片……卡车马达的轰鸣声远了,我们转身朝敞着大门的大院跑去,高声欢呼……

这是个神秘又令人惶恐的地方,我不曾来过。进了劳改犯的宿舍,我们都傻眼了:宿舍,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撤退、搬家后的狼籍一片,地扫得干干净净,炕席摆得整整齐齐,连扫炕席的笤帚疙瘩也规规正正地摆着,地窿里还有余火,摸上去暖暖的……革委会说了,知青搬到劳改犯的宿舍来住,我们高兴坏了!

1969年11月20日

今天吃忆苦饭。好久不生火的食堂里,大铁炉烈火正旺,红布横幅写的是“忆苦思甜,扎根农场”。喇叭里响的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悲愤的女声。大家伙都站着,每人擎一碗忆苦饭往嘴里扒,不觉苦也不觉甜。忆苦饭是免费的,不用付钱,饭量大的还多吃了二碗。有人吃着吃着吃出了名堂:忆苦饭也不是根据阶级教育的需要量身定做;而是把昨天、前天以至上星期的剩窝头捣碎了搁点盐,洒上点油花炮制而成。真是一箭双雕一举两得:既解决了食堂窝头积压的老大难,又解决了阶级教育的活教材。姜主任也端着一碗,在知青堆里东说西说:

“那年,我被日本鬼子抓劳工,吃的啥?橡子面。吃了肚子那个烧啊,瞅瞅,我头发都烧没了,”他摘下帽,让我们看他稀稀落落的头发。我们看了若有所思,悲从中来。

“这就算不错啦,现如今,屯子里吃的啥?去瞅瞅!”

“满洲国那会儿,有一斤四两小米干饭吃,我还能干这革命吗?”

东北人说话:好吃不如饺子,好睡不如躺着

1969年11月25日

又下雪了,这是北大荒的雪啊,以前谁领教过?鹅毛大雪,先是满天飞舞,后来竟是象排炮般刷刷射下来,密集猛烈地吓人。风嗷嗷地叫,将屋顶上的厚雪发疯似的一堆堆往下掀,堆积在墙角、窗前,才半会儿,就耸起一座雪墙,围着屋子,天地一片浑沌,窗户透不进丁点亮,不点灯是断然不行了。

用力推门,挤出条缝,出门铲出条道:一条雪的壕沟--通往食堂。人的生存空间一下子被挤压在最小的范围内了,人的生存需求一下子被挤压在最简单的吃饭睡觉上了。

11月28日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把粮食抓紧”的伟大指示,中央发了文件。今天革委会传达了。

下午,执勤队抓到了几个附近屯子里来农场偷粮的人。我不由激动起来:中央真是英明,现实中的问题,他们早就估计到了。可是,叶连长把他们偷来的粮食(谷子)扣了,把人放了。我在旁边说:刚传达了中央文件,要把粮食抓紧,你怎么把人放了呢?叶连长瞪了我一眼:把人扣留在这,你给他饭吃?我默然了,我一想也是。天下什么事最大?吃饭的事最大。真正落实中央文件精神:方式方法还是很有讲究的呢。叶连长是复员军人,看问题就是深。光有一腔热忱,简单化,解决不了现实问题。

12月1日

为了落实“要把粮食抓紧”的指示,我们举行了“夺粮大会战”。

今天我们三排在食堂后院,把十几垛豆秆在进灶膛当燃料前,又再脱粒了一遍。干了一下午,得黄豆17斤半。开脱粒机的小丁说:“17斤半,连付脱粒机的柴油钱都不够。”叶连长说:“落实要把粮食抓紧的伟大指示,我们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

我一听,心里一沉:整天窝头、小米饭,肚子里缺油水,拉不出屎,硬憋,怎么会不拉血?今天他拉,明天说不定就轮到我了。

12月21日

天愈来愈冷,又没啥吃的。整天钻被窝睡觉。

早晨,在被窝里,邻铺的王启明告诉我,他开始拉血了。我一听,心里一沉:整天窝头、小米饭,肚子里缺油水,拉不出屎,硬憋,怎么会不拉血?今天他拉,明天说不定就轮到我了。沉吟好久,我作出一个大胆决定。

上午,我带着王、刘二人,来到场院,打谷场白雪茫茫,阒无一人。我揭开苫布,装了一马桶包黄豆转身就走。回宿舍,往炕上一放:“从今天起,大家多吃黄豆,黄豆里有油,滑肚肠,煮黄豆,炒黄豆,大家多吃。我带头。” 大家哄起来:“好,班长带头,大家吃!”

在这儿,“干哈(啥)吃哈”,是条不成文的规则,酒房的弄点小酒喝,做豆腐的吃点豆腐,开拖拉机的往家拉车麦秸烧火……农场都是默许的。我们下大田的,吃点黄豆算个啥?

1969年12月25日

今在食堂后院,听几个炊事员正嘀咕议论着什么,说食堂被偷了。“偷了什么?”“盐、火柴、一大箩筐冷窝头、还有烧火老头挂在门背后的破大皮袄。”“谁能要这些个啊!”“就说吗,钱匣的饭票一点都没少!”司务长凑过来:“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明摆着:是逃进深山老林的劳改犯下来找食了呗!”

我听了不禁一惊,脊背发冷。默默无语凝望着茫茫雪原尽头那黑森森的摩洛古山。我想起了白毛女、刘连仁……

1970年元旦

今天元旦,食堂给连队每人发了一斤猪肉白菜的饺子馅,一斤面粉,让我们自己包饺子。我们冒名那些逃回上海的,多领了几份。和面、包饺、又煮熟,倒腾了半天,吃饱了,又钻进被窝睡觉。东北人说话:好吃不如饺子,好睡不如躺着。这两好,我们都占全了。多滋润哪。

逃回上海的人越来越多,“威虎厅”(我们宿舍因其长、深、阴而闻名)只剩下十几个人了。我们把他们留下的被褥拿来用,我是上三下四,上面盖三条,下面垫四条。有人在宿舍门口尿尿、泼洗脚水,冻住了,宿舍门关不住了,无奈只好让它敞着。早晨醒来,被横头一层白霜。有人已有钻被窝三天三夜的记录了。除了撒尿钻出被窝。吃饭,也可以不出被窝,从被窝探出头来啃窝头,有这本事。

1970年2月5日(除夕)

收到青弟的信,他说1月25日动身回沪。也许现在这个时候,他正高高兴兴地在家和爸爸妈妈、哥哥妹妹们吃“年夜饭”吧。

近年关,逃回家的人更多了。起先,总场执勤队还派人在路口阻截、检查,后来有知青冒险从雪原小路绕道而行。总场执勤队怕出事(迷路极易冻死人)就不设卡阻截了。只是在车站检查知青有无回家探亲的介绍信。

我们的执勤队需要的是打手?还是党纪国法的模范执行者和勇敢捍卫者?

1970年2月19日

文坛空虚,象匹疲惫的老马,不抽打不前。

《红旗》发表文章,号召“革命音乐工作者们”为社会主义创作更多的璀璨的音乐作品。

自收音机卖给王指导员后,我几乎与音乐无缘了。

分场的广播喇叭坏了好几个月了。那天修好,试了一下,播放了《东方红》。我凝神细听了一会,好雄浑有力的交响,竟听出了“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的感觉来。人真离不开音乐,北大荒的猪叫牛哞毕竟“呕哑嘈杂难为听”。

春节过后,春风骤起,浩荡……

1970年2月24日

妈托刘昌德给我带来了不少食物。

前天,开了“春耕大会战”动员大会,我写发言稿,叶连长上台发言。

1970年3月1日

青年连队进行了改编,我当了三排长。

连队生活紧张丰富起来,革委会对一连抓得很紧,决心很大。

为了整顿纪律,分场重组了执勤队。队员有大老面、楚俊林等人。在革委会排、连长会上,我疾言厉色:“大老面、楚俊林,一贯打架斗殴,欺负弱小,他们怎么可以参加执勤队?我们的执勤队需要的是打手?还是党纪国法的模范执行者和勇敢捍卫者?”二个主任面面相觑。没料到文绉绉的范国伟也会发雷霆之怒。人有时需要一点锋芒、拍案而起!

一个月前,大老面、楚俊林强行摘走了“威虎厅”唯一的电灯泡。灯泡是稀缺之物,是我们宿舍光明温暖的唯一来源。灯一下子灭了,“咦--”等我反应过来,我大喝一声:“楚俊林,你站住!凭什么摘我们灯泡?”

这二人在七分场哈市青年中是撑市面的,骄横不可一世,革委会也拿他们没办法。我一个没名气的上海小个子,敢对他“咆哮”,他们觉得太丢面子了,于是返身回来把我打了一顿,打得鼻青眼肿。我到革委会告状,革委会皮肉不痒地批评了他们一通。今儿,也算为我自己挣回点面子了。

1970年3月8日  星期日

看了《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是4个留苏日本学生写的,对苏修的真面目、社会状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你妈妈万寿无疆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怎么办呢?

1970年3月15日

来了军宣队。

懒觉是睡不成了。

每天早晨要军训、出操,冻鼻子冻脸的。

上午学习。

下午上山劳动,扛木头。

晚上,经常是开会,开批判会。连长发言,由我写稿;群众代表发言,也由我写稿;我发言,更是我写稿了。

1970年3月20日

今天的批判会,批判孙小虎和芦义容。

孙小虎在给家的信中,写了一句:敬祝亲爱的妈妈万寿无疆!--你妈妈万寿无疆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怎么办呢?

芦义容在食堂打饭的时候,老向女孩子跟前凑,嘴里还哼黄色小调:“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悄悄地嫁给芦义容……”他唱得很轻,但还是被人听见了,发现了他的流氓行为。

批判会批判谁,是由军宣队定的。

1970年3月26日

“一打二反”进行一周了,可声势不大。打击流氓团伙,反贪污反盗窃。

哥哥给我寄来一份材料“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

目前,闻新华社电讯“柬埔寨政变”“西哈努克亲王逃亡北京避难。”

这是个动荡、总有人捣乱的年代,要始终站在全世界劳苦大众、毛泽东思想立场上!

1970年3月29日

发生武斗。上海、哈市各一人受伤,甚重。

单建设给我捎来了母亲做的粽子。

4月1日

又发生了武斗,规模较小,但性质更严重:视中央的三令五申不顾,藐视总场对前次武斗的处理决定。

1970年4月5日

清明,阳光明媚。

4月6日

飞雪骤起,北风呼啸。

今天开始拣粮了。

1970年4月14日

下了春雪。

4月24日

春播农忙过去了。

1970年4月30日

积雪初融,好大一场春雨!

从南大岗干活回来,浑身都湿透了。热汗腾腾的身体冷雨一激,寒战连连,确实经受不了。回家来,脱去湿衣裳,躺在炕上,脑袋微微发烫,吃了片药又浑身出汗,辗转不能入眠。屋子里静悄悄的, 天才傍黑,大家都疲倦地睡了……

来到七分场已九个月了,现实的许多问题使我烦恼,但又似乎从没认真仔细思考过。其实是无从思考,懒得思考,每天在浑浑噩噩中度过。

过去总渴望“火热”的生活,如今身历其境,却又失去了对它的感应。生活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你还期望生活有什么本来面目?粗陋的一日两餐、武斗、宿舍里的下流话、批判会……大家不都生活在其中?

周长林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马克思为了写《资本论》奋斗了近四十年,而我们到此北大荒才九个月。我完全没理由为九个月的荒废而颓废,而放弃对光明前途的追求。矢志不渝,洁身自好。当前首要的是要培养自己在嘈杂纷乱的宿舍里,专心致志读书写作的毅力。

和连队领导的关系,近来不那么和谐:要设法改善。只要“惟命是从”不顶撞;“拍案而起”,少来,就得了!

前天晚上,做了一个甜蜜的梦。

又梦见了翁,我们快活的谈笑,又忽然分离……

他还说,毛主席有三个美国朋友:一个叫安娜,另一个叫路易丝,还有一个叫斯特朗。我们纠正他说,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是一个人。“别扯!是三个人,毛主席美国朋友多!”

1970年5月5日

新来的田主任叫我写一份七分场路线斗争分析的材料,搞了一天。

六月份,七分场还将来一批上海知青。

1970年5月11日

6日到8日,在总场开了路线斗争分析会,三天,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觉悟。

前天种土豆,种下了,因没及时复土,就收工走人了,夜里一阵寒流,三十垧地土豆冻坏了不少。昨天走到地里,老韩队长面色阴沉,手捧着一堆冻土豆,嘴嘟囔着骂人,还踢了刘昌德一屁股:准备复种。大家心情很沉重,浪费了这么多人力、物力。

韩队长虽长得难看,厚嘴唇,五官都不在正经位置上,但有贫下中农深厚的阶级感情,他常说:“我是爹不疼,娘不爱,可共产党看得起我……”

他还说,毛主席有三个美国朋友:一个叫安娜,另一个叫路易丝,还有一个叫斯特朗。我们纠正他说,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是一个人。“别扯!是三个人,毛主席美国朋友多!”

1970年5月18日

玉米播种的大会战结束了。

近一星期来,在紧张劳累的劳动之余,我没忘记学习,每天临睡前,总坚持看一会书,或伏在铺盖上作些笔记。

时间是靠挤出来的。同时要掌握优秀的读书方法。“不动笔墨不看书。”读了要思索,思索了要有见地。有了感触,哪怕只言片语,也要记录。思想是靠积累成熟的。这样才能使学习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把过去荒废的时光追回来!荒芜的田地也可以长出茂盛的庄稼。

1970年5月24日

正是森林火灾频发的时期。火情似军情,一个命令下来,知青立刻出发,带上水壶、干粮,刻不容缓,很有一股奔赴战场、为国捐躯的豪情。有时需在火灾现场守候数日,没吃没喝没睡可遭罪了。救火是极累又危险的活,这里有技术、需知识,光凭一腔革命热情蛮干是会出事的。因救火死伤的知青不少了。这是哈市知青洪瑞林告诉我的。

为批判从森林救火现场逃回来的二个天津知青,要写稿,给了一天公假,今天我不出工。

批判稿,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毫无关联。我都不知该说些什么,豪言壮语充斥,虚张声势唬人。

和过去思想敏锐的我相比,现在我是显得多么愚笨、口拙。

洪瑞林曾动员我,叫我设法去当兽医助手。他说这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获得自己技艺上的专长,二是可以获得一个较清净的环境,可以看书写作。当时,我甚不以为然。竟还留恋连队!现在想来,简直是愚蠢!你留恋什么?

大家笑骂起来:“阿申侬只下作胚!”

1970年5月29日

连队整顿,有所起色。那些调皮捣乱的,规矩多了。

巩主任叫我当一排长。我本是三排的,一排那些九流三教、七翘八裂的家伙难弄得很。虽然和他们关系不错,烟来烟去的,但心里总有些疙瘩,尽量远点好。“我还是当连队文书吧。”巩主任竟爽快地答应了。

今天发粮票,全连一百五十多人,包括菜地、酒房、木工房的人。搞得我头昏昏然。我不擅长与数字打交道。文书就是干发粮票发工资、写稿的活,琐细、无味。自己要求干的,自己受吧。

巩主任叫我和李钧明天去龙镇接新来的上海知青,很高兴。李是新四连的指导员,新来的上海知青的头。

大食堂琴声袅袅,姑娘和小伙子们正赶排节目,为迎接新战友。

5月30日

去龙镇接新青年,一上“嘎斯”,发现卡车上已站了好些人了,有刘昌德他们。巩主任叫他们下来,他们赖着不下,有的说是去龙镇照像,“来到引龙河十个月了,老妈想看我长啥样了”;有的说是去买裤衩,“巩主任你总不能让我光屁股吧!”--其实他们是“人来疯”,上海人来了想去轧闹猛。“有外出证明吗?”他们还真拿出了证明,是前一天张干事开的证明,他们其实早有预谋早有准备。巩主任也无计可施,拽下几个没证明的,卡车一动,他们就欢呼起来:“胜利喽!

来的一百多上海知青都是69届的初中毕业生,16、7岁,比我小五岁。亲不亲故乡人,看见活蹦乱跳的一群,真开心,不由想起了我们十个月前到引龙河的情景。正招呼他们上卡车,刘昌德悄悄地把我拉到一边,给了我二根香肠:“好吃。”就走了。香喷喷的肉味,我经不起诱惑,低头咬了一口……一根香肠就下肚了。在家时,香肠都是切片蒸过再吃的。这是我第一次“生吃”香肠,第一次知道了生吃香肠味道也不错!刘昌德哪来的香肠?正犹虑着,只见列车餐厅的戴白围裙的上海阿姨,正在列车门口高声大骂:“没见过这帮贼爷爷、小赤佬!餐车里的香肠面包我一转身全偷光了。”我明白了,刘昌德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来龙镇迎接新青年了。真是媳妇熬成婆了,我们不也是西伯利亚饿狼了吗?

1970年6月8日

阴雨连绵,这二天没出工。

今天是阴历五月五日端午节。在江南是吃粽子、涂牛黄。

北大荒的习俗是吃煮蛋、水饺(是指职工家庭,我们是既无蛋又无饺)。

不出工的生活内容不外乎睡觉、看书、聊天、瞎白话、斗嘴、谈女人,嚼一些无聊的废话,再不就是自己设法弄点什么吃的刺激一下食欲的神经。

阿申来串门,给大家猜了个谜:“两个人,一上一下,一进一退,上面人喊腰痛吃不消,下面人喊屁股痛吃不消,这是啥么事?”大家笑骂起来:“阿申侬只下作胚!”阿申一脸正经,“喏喏,我晓得你们路子不正,你们想到哪里去了?哧!你们没见过拉大锯,解木头?啥人下作?真是的!”他扭头走了。

一人一条垅,铲到头,吃午饭,垅长一千八百米!踩着土疙瘩块儿的垄沟里,双臂下力铲地。一天掌心就可起水泡,二天就是血泡了。

1970年6月16日
  
夏锄大会战开始了。

夏日炎炎,北大荒正中午的太阳也是厉害的。大家的皮肤晒得油黑,灼得发疼。北大荒当地人说:“汗珠掉地摔八瓣。”当了近一年的农民了,到今日才知农家甘苦,“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到地头,排长分配任务,一人一条垅,铲到头,吃午饭,垅长一千八百米!走平地也得好半天吧。踩着土疙瘩块儿的垄沟里,双臂下力铲地。一天掌心就可起水泡,二天就是血泡了。女孩子除了哭,还有什么辙?我是文书,是没有劳动定量的。看谁落后了,帮助铲一段,总会收到一些感激的目光。也有偷懒耍滑的,倒拎锄头柄,往前走--这也算铲地?地头食堂的牛车已停在那里了。“今儿吃嘛?”天津人老喜欢这么问。 “嘛饭嘛菜?有嘛问的?还不是馒头,炒土豆片,老一套。”

1970年6月24日
  
腹泻,人消瘦。

1970年6月28日 
 
晚十一点了,星光下,王志明、李永良逃回上海,我送他们至老桥。回来时,恰巧给巩主任和俩值勤队撞见,他见我也没问什么。夏锄劳动强度太大,他觉察近来知青逃回城的人日见增多,特来巡查。

7月1日
  
今天是党的四十九岁生日。

我起得很早,象往常一样,给没起床的人打来了井水。井水冷澈骨,早点打上来晾晾,好点。用井水洗了脸,感觉头脑清醒,精神抖擞。

今天没出工,为下午的党的欢庆大会写了发言稿,追溯了党的辉煌历史,心潮澎湃。我们时代有毛主席这样的人民救星,有这样的舵手,是无上的幸福!

1970年7月8日 
 
分场开始整建党和整团。

要认认真真地学习毛主席的建党学说和新党章。联系世界观的改造,深刻领会。把毛主席思想融化在自己的血液中。

1970年7月11日
  
天雨,我们不出工。正值麦子灌浆,真是一场好雨!

离家快一整年了。在北大荒生活了一年了,感触良多。

读前几天的《文汇报》,上海工农业各条战线形势极好:“春风又绿江南岸”,“险峰”“岳阳”万吨巨轮双生。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硕果累累。只要涉及上海的事,都会勾起我的思乡之情。

“独在异乡为异客”梦魂萦绕,常常是夜里回到家中,在中兴路华昌路口的转弯处久久驻立,注视着家的灯火,不知何故不敢进家门,是妈妈、爸爸、哥哥、弟弟、妹妹发现了我,出门相迎……泪流枕巾……

前日,哥哥来信说他在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一些政治理论书籍,力图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来解释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重大事件、包括国际和国内的形势。“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也要抓紧政治学习,要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连队要建立团支部了。我要努力争取加入光荣的共青团。记得初三时写过入团申请书,距今已快8年了!

麦收战场上,男女性别难辨

1970年7月25日 
 
代表一连去总场开“麦收大会战动员大会”,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大会。

去年引龙河农场亏损了524.8万元。今年在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有望扭亏为盈。这是多么令人欣喜的消息,鼓舞人心的消息。

卡车冒着绵密的夏雨载我会分场,虽然被雨浇得象落汤鸡似的,但心里仍豪情满怀。

雨景迷朦,苍翠的山野,金黄色的麦海;麦穗沉甸甸的,只等待我们去收割。今年七分场麦子(估计)亩产227.8斤,名列引龙河前茅。这都是我们辛勤劳动的成果,自豪感油然而生。

只要按照毛主席的“八字宪法”科学种田,农村的天地是广阔的,我要在农村干一辈子!把自己的青春献给我的第二故乡--今天的北大荒,明天的北大仓!

1970年7月28日  
 
麦子丰收在望,但把丰收的果实拿到手,颗粒归仓,也绝非易事。

面临的严峻考验是,今年夏雨雨水太丰沛,康拜因(联合收割机)下不了麦田;地太渲,一进去,拖拉机的履带轮就陷进松软的黑土,动弹不得。机耕队的师傅已想出了办法,给康拜因“穿靴”,就是在履带上安上木板,增加履带和土地的接触面积,防止下陷,可效果也不大。唯一的办法,是动员全场职工人手一镰,扑向麦海,大会战!

七分场成立了“麦收大会战指挥部”。巩主任任总指挥,田主任任副总指挥,我在宣传报道组,及时报道宣传大会战的动态、英雄人物和先进事迹。

1970年7月30日 
 
雨歇了,要抢时间,和老天赛跑。“麦收指挥部”通知各连队早晨6点半出工。

新四连的那帮女孩子真可怜。刚下乡不到二个月,就遇到与天斗、与地斗的这场恶战。她们大多不会磨镰刀,用的镰刀是钝的。那不是割麦子,而是薅麦子,腰酸得简直象要断掉一样,力气用尽了,只好跪在泥水里割,弄得一身的泥浆子,一不小心割破了手,出了血,就呜呜地哭起来……我拿着镰刀,各处了解大会战战况。有时,也帮某个女生割一段,可也帮不过来。 
                               
连长在一旁扯着嗓门不断吆喝:“快干啊,雨要下来啦!”

果不其然,大雨点子说下就劈里啪啦下来了。连长又大喊:“快码呀,快码垛啊,大雨下来啦!”因为割下来的麦子,如不码成垛,麦子就会烂在地里,一年的辛苦就算白瞎了。

雨越来越大,没躲的地方,大家站在雨地里挨浇,连长抬头看看天,无奈地:“回家”。大伙撒开脚丫就跑,比兔子还快。走半道,呼哧呼哧的,雨又停了。连长一挥镰刀:“返回!”女知青听话,不情愿地收住脚往回走。一些老油条的男生可没这么好摆弄,往宿舍跑得更快。连长冲着他们的背影气急败坏地吼:我扣你们的工资!

麦收战场上,男女性别难辨,干一样的活,穿一样的男上装,不是黄军服,就是蓝卡其。还一样的破旧。午休半小时,累极了,草帽盖脸都八叉着腿躺在麦子上。“起来,干活!!” 连长扯着嗓门又吼起来。躺着不动的,就一个个拽起;甚至踢上一脚。发现那儿还躺着一个小个子,连长照例上去一脚,一揭草帽,竟是个女的,连长一愣,立马声息低了八度:“该干活了。”

新来的胡连长在队列前把我骂得狗血喷头:

“会舞文弄墨就可以不干活、养大爷?叫他拿稿子来换工资,拿不出稿子扣工资!”

1970年8月15日

三排在5月份种了六百多棵东北松,没几棵活的。当时土疙瘩块还有点冻,没踩严实。还指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呢。

1970年8月22日

整党建党宣传队进驻分场了。

看了《黑龙江青年报》为纪念8?18毛主席首次接见红卫兵四周年而发表的一些诗歌与小说,正想仔细琢磨琢磨,电灯一闪一闪地发信号了,这是发电机房告诉大家,马上就要熄灯了--真讨厌!

1970年9月1日

宣传队进驻分场,宣传工作又开始抓紧了,田主任叫我负责一下。

为下一期“简报”写了小评论,写得酣畅淋漓,自己很得意。不料宣传队同志说,没有提高到纲上来,与整党建党结合得不够。乍听这意见,心里很不服气,后来仔细复看了原稿才感到宣传队的意见是中肯、正确的。写文章应有高的思想境界,我缺的正是这个,非但文章写不好,还会迷失方向。要加强政治学习啊。

1970年9月23日

青弟来信说,他那儿发洪水了,把床铺盖都卷走了,想象不出是怎么样的情景……他没向我流露一点沮丧,怕我担心吧。

1970年10月15日

听一些同学说,新来的胡连长(一个矮矮的中年人)在连队队列前把我骂得狗血喷头:

连队文书怎么又没出工?

革委会叫他写稿子呢!

会舞文弄墨就可以不干活、养大爷?叫他拿稿子来换工资,拿不出稿子扣工资!

今天晚上开“一打三反”誓师大会(多了一反:反浪费),要写稿子。

我曾暗下决心,用笔为自己开出一条活路,看来这路充满艰难险阻。

1970年10月19日

昨晚上加班,抢收大白菜。十几吨大白菜,肩挑背扛。堆在菜窖门前,小山似的。实在太晚了,来不及搬运进菜窖。人总心存侥幸,可世界上偏偏就是担心什么就有什么,夜晚霜冻下来了,今早我、连长、指导员跑去一看,果然冻坏了不老少,悔得肠子都青了。

荒山野岭、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公路上常常半天看不到一辆车影子,竟然会发生车祸!

1970年10月22日

荒山野岭、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公路上常常半天看不到一辆车影子,竟然会发生车祸!

新四连小阿弟车祸!惨不忍睹啊,肚肠剐出拖地五六米,当场死亡。

这是知青们与当地卡车司机紧张关系恶化的结果。

七分场与外界的联系,就靠一辆破蹦蹦车。要完成运粮任务什么的,由总场汽车队调度。所以,知青要外出,主要靠在公路上拦截来往于五大连池和龙镇的卡车,这儿没有公交班车。知青们刚到北大荒的时候,拦车还是不犯难的。你站在公路边,向迎面驶来的卡车一招手,司机往往会停下,问明路途,把你捎走。“出门在外,谁都会有难处,能帮衬就帮衬。”这是卡车司机朴实的信条。可拦车越来越多,有的知青甚至于到南大岗下地干活都会拦车让卡车捎上一段。时间一长,卡车司机难免心生怨恨,他们毕竟不是出来兜风的,他们有运输任务。知青拦车越来越难。不停?知青也有招术:或披件黑皮大氅冒充当地人,或叫一个女知青(漂亮些的最好)孤零零地站在公路边拦车。其它人有男有女在草丛中、道沟里藏着,车一停呼啦啦拥出来一帮。这么着,能有个好?司机能乐意?于是乎,知青们与当地卡车司机关系越来越僵。也不断传来司机对搭车的单个女知青调戏、欺负,上三路摸到下三路的事儿。

小阿弟车祸惨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这天,小阿弟有急事回上海,在公路中央强行拦车,他想,就不让道你也不敢撞我你就得停车;司机想,小青年手脚麻利得很,车到眼前,他立马避开了,也不减速。他俩都想两叉了,没想到一块堆去。结果,小阿弟躲避不及……司机一看坏事了,急刹车,但已晚了。知青们从宿舍里奔来,见此惨状,都急眼了,愤睁着血红的眼珠,眼泪都迸出来了,围着司机劈头盖脸地乱打。若无田主任、张干事出来拼命阻拦,非再出条人命不可。

1970年10月30日

今接到“引龙河战报”编辑部电话。说我写的《通讯员哲学札记》水平很高,已送到黑河日报去了。他们勉励我多写稿。

1970年11月18日

接到总场宣传科电话,叫我即去总场报到,为筹备“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着手材料工作。到了总场,见了报道组负责人许近。他向我交代了任务:去12分场总结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搞好知青再教育工作的先进经验。

我教你一招:“你把棉衣棉裤毛衣毛裤内衣内裤用皮带一扎,房梁上一吊,光身子钻被窝,我保你虱子沾不上身……”我瞠目结舌!我!

1970年11月25日

看多了知青连队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的现象,12分场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儿环境整洁、秩序井然,劳动、学习一切有条不紊。老干部谦和,青年干部热诚,战士觉悟也高,走到哪都是一片和睦气氛。特别是连队食堂伙食好,大果子、油饼、大白馒头轮着吃!宿舍也暖和得很。

12分场先进事迹的讲用材料,推倒重来、修改了数次,历时7天,总算可以回总场交差了。

1970年11月26日

12分场的讲用材料完稿后,得一天假,回七分场。钻在自己的被窝里倒底舒坦。

分场正在开“一打三反”的批判会,七分场发生盗窃奇案,小油子、林振华等4人,短短的两个月盗窃了农场两头猪、八只鸡、一桶牛奶、四板豆腐,并把它们统统吃光!饕餮大盗。

1970年11月28日

12分场的事完了,我又到11分场。11分场是个老典型,资格老。在新形势下,在总场新领导班子面前,它有点失宠,有失落感。我一到11分场,林主任朝我抬了一抬眼皮,见是个面生的小青年,就酸溜溜地说:我们不象12分场啊,有什么新经验,形势发展快,赶不上趟了。总场对11分场也看不上眼了。他埋怨总场竟派这么个没名气的小青年,来11分场帮忙总结经验。他把对总场新领导班子的不满,气撒在我这个撞上门来的小角色身上。现有的文字资料也不给我,座谈会也召集不起来,有意刁难我。我急了,打电话给总场讨救兵:“我推不动这个大象屁股,你们找大号的人来!”他们还让我吃连队食堂的冻菜汤,一股洗脚水的味道,连个炒菜都没。晚上睡革委会值班室打更烧火老头睡的炕,被子黑赤赤,油渍麻花,不知多少人睡过,也不知多少年没洗过。他们的通讯员告诉我:“你们上海人怕虱子,我教你一招,你把棉衣棉裤毛衣毛裤内衣内裤用皮带一扎,房梁上一吊,光身子钻被窝,我保你虱子沾不上身……”我瞠目结舌!我!

1970年12月15日

“三级干部会议”结束了,我在秘书处的工作也结束了。我回到了七分场。在宣传科报道组秘书处工作了近一个月,这是个很有朝气的战斗集体。认识了很多有意思的人,阎湘、朱南进工作极认真;章芝雯能歌善舞,在12分场的文艺会演时,她的《白毛女》红头绳的芭蕾片断跳得还真不错。我把自己写的歌曲给她看,她竟然能和着曲直接吟唱歌词。有这本事的人,我是头回见。告别时,她歪着头笑着对我说:“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穿着棉衣棉裤,头戴貉壳大帽,一副北大荒的打扮。我的形象肯定很滑稽。一前一后背着俩沉甸甸的行李(里面有三十斤东北黄豆)出北站,大步走在宝山路上,街道寂静,气候寒冷,我却满头大汗。也不想坐车,家就在前面了!走回家,多好!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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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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