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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人间
                                
           --一个草民的生存日记(1966~1984)

作者:范国伟
                       
关于我的日记的几点说明(代序)
                              
(一)
   
在那“偷听敌台,书写反动日记”就可判处死刑的年代,我,一个“黑五类”的狗崽子在悄悄地记着日记……
   
阶级斗争的倾轧、残忍,周遭环境的恶劣、纷乱,家庭生活的拮据、窘困……,日记实在是迴避现实、躲藏心灵的好地方。在这儿,可以倾诉委屈,舔拭伤痕,放飞心情,舒展蜷缩的灵魂。
   
妈妈知道了惊慌不安:你寻死啊,要惹祸的!
   
朋友知道了婉言相劝:你把日记藏哪儿?枕头下?锁在抽屉里?他向我叙述了一个同学因日记被抄被捕,病死监狱的真实故事。
   
但当时,倾诉心灵的强烈渴望是那么的难忍……,于是在我的日记里,出现了一种惊弓之鸟的怪异心态:一旦在日记里流露出消极的小资情调,就会马上警觉地谴责一下自己;一旦在日记里说了“大好形势”的不是,就会马上“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一下、批判一下。有了这个“掩体”,我心里坦然、笃定了许多:我写的是红色日记!难料的是,有恶言叵测的:“红色日记?哼!就你这出身?谁信啊?你有这份阶级感情吗?”狐疑的目光射来,我脊背飕飕冒凉气。
   
平心而论--不虚妄也不矫情--日记里还真不乏一个少年出于真诚,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文革的赞颂。星移斗转,遗憾的是,很多当年神圣庄严的东西,现在读来都已成了笑柄和讽刺。
                               
(二)
   
取名“草民日记”,绝非自轻自贱;在我的词典里,它绝对是个好词。在北大荒九载,对草,我有了更深彻的理解和感悟。
   
刚下乡那会儿,安置知青的住房不够。我们割去齐腰深的草,刈出块地,钉上粗粗的木橛子,铺上疏疏的糙木板,打开铺盖睡在帐篷里。一夜醒来,我惊异地发现,昨刚割了头的野草,韧长的茎叶柔弱然而不屈地从板缝间探出身来,匍在我的被褥上,和我同枕共眠……我似乎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久久凝视着它,心里有些震撼。北大荒啊,就是草的天下。它几乎不需要什么生存条件,它匍匐在大地上,向广袤的空间延伸,路基、石缝、土坡、悬崖、洼地,无论怎样的艰难困苦,它无处不长,且健康茂盛,葱茏葳蕤不乏风韵灵秀。草多了,给人以草原的期盼和指望,草原大了,给人以心胸开阔灵魂净化的慰籍和升华。它坚忍不拔、不卑不亢、忍辱负重、豁达向上;它任人践踏、哀而不怨,向天空坦露着襟怀,向人间呈现着绿色--那是它生命的燃烧!草,不习惯别人的注目,不接受欣赏的目光,不要求理解,甚至压根儿不在乎理解。北大荒有一种草甸子,经年累月的生长,茎、根盘绕错节,缠成一轱辘一轱辘面盆大的陀儿,横亘在洼凹地,是我们“农业学大寨”“粮食上纲要”的死敌。它锤不烂、割不动、烧不死,任你刀砍火燎,春风一吹,它照样“遥望草色近却无”,至夏,它照样是一蓬蓬绿色的火焰!我们根本奈何不了它。近几年从媒介得知,北大荒退耕还草、恢复湿地,草甸子成了宝贝,它有蓄水、防涝等功能,还是水禽、动物的天堂。草,就这样身处被误解的境况,也从不焦躁、愤愤不平,它泰然处之;对玩弄它(现在流行一种“滑草”的娱乐活动)的人,也从不渐生仇恨和报复之心。这是它的伟大之处。
   
休闲漫步,每临青青草地,心里总会感怀草的种种好处。我崇拜草。
                                
(三)
   
很多作家都说过类似的话:再普通的人只要把他的平凡生活记录下来,都会是一部“传奇”。我很相信这话。这是生活本身的丰富多彩,人生不可复制、不可再生所决定的。中学时学哲学,老师不是就讲过“世上没有两粒相同的沙子。”“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有人称我的日记是“原生态”的东西,我感觉也是。所以,当有我尊崇的导师希望我向文学作品靠拢,增补虚构些东西的时候,我说了不字。我写作的初衷就是要保持一个普通人日记的原汁原味。作为日记体的“文学作品”太多了,虚构编造,动辄就往惊天动地、诡谲离奇、死去活来的地方使劲。人们经历了太多的情感地震、情节历险、情欲刺激,老百姓早倒胃口了。我绝不想去刻意雕琢我的日记。相反,平实的记述、平淡的生活流程、真切可触的心路轨迹,更能撩起人们内心的感悟,泛起回忆的涟漪。我把自己的东西比作根雕,根是自然而成,我只不过是截取一段,顺势依形而作。在内容上,不在我生活环境、生活视野中的,我绝不撷取(更不用说编造了)。这一点,是可以由我十六本原始日记文本泛黄发脆的纸页作证的。
   
世界变得多元化了,我觉的,应该给平凡以价值。这个趋势似乎已见端倪。为什么许多人都喜欢“原生态”的东西,唱歌喜欢听“阿宝”的,看戏喜欢看非职业演员的《雾城夜话》《百家心》等,这不是很令人思索吗?许多“文学作品”成了塑料花,人们宁愿喜欢草。
                                 
按时间顺序,我把《草民日记》分成三部分:

1、文化大革命   
2、上山下乡    
3、进里弄加工组


第一篇 文化大革命(一)

每天都有砸个“稀巴烂”的亢奋

1966年8月24日
 
每天都有天翻地覆、地动山摇、砸个“稀巴烂”的亢奋。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一个声势极其浩大而又尖锐复杂的阶段,它已完全渗透到上海的每一个角落,连里弄的阿姨妈妈也充分发动起来了,一有风吹雨打就敲着锣鼓上街。同时,武斗也已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听说西安、长沙、兰州已发生好几起流血惨案。“流血惨案”,汗毛凛凛的词,那是说《五卅》,历史教科书上的,新社会,没见过、没听说过。对于一些首长的报告,各学校的传言出入很大,辨不清真伪。听说陈伯达把那幅对联改了。原本是:

基本如此
老子革命儿好汉
鬼见愁
老子反动儿混蛋

现改成:

应当如此
老子革命儿接班
鬼见愁
老子反动儿背叛

在这样纷乱的形势下,要想搞好这次文化大革命确实非常之难。这个星期以来,班级里的争论天天不断,无所佳果。

学校各班级的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我班那些人的主张是“红卫兵是‘红五类’的阶级组织。狗崽子想参加?没门!”

关于成立班级文化革命小组的事,吵来吵去,今天总祘初步达成一致:小组成员的主体,必须是“红五类”,同时,也适当吸收少数其他劳动者、职员、小业主出身的同学,以便形成“统一战线”。

这是当前运动的主要倾向,而且是有很大势力的倾向。不过,我总认为这与中央“十六条”的精神是不符的。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并不希望革命群众成立什么“阶级内部的组织”,因为这不利于最广大地团结人民。红卫兵也好,文化革命小组也好,只要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左派就好。家庭出身反动的人,也可以成为革命左派吧,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朱总司令、周总理、陈毅市长、陈赓大将……

必须牢记:一切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充分发动群众,相信群众。

1966年8月29日  星期一  晚上

今天听了曹荻秋关于文化革命的报告录音,明天将讨论这个报告。

今天班级又通过了一项决议:文化革命小组必须由“红五类”组成,这虽然与十六条精神不符,但这种倾向已遍及全国,势不可挡了。当然这样一来,我这个文化革命筹备小组(简称“文筹”)成员也该寿终正寝下台了。

两个多月前,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吹响了进军号。一切旧制度、旧束缚都在破除之列,先是班主任“靠边站”,革命学生自己“闹革命”;再是废除了“班委会”这“御用工具”。同学们民主选举新生事物--“文化革命筹备小组”,不知怎么的,糊里糊涂把我选上了。或许是大多数同学还不知我是右派的儿子、地主的孙子?或许是我平时不大响,给人留下了“待人蔼然”的好印象;下乡“三秋”劳动时,分红薯不与同学争多论少,总留在最后拿最小或煮僵掉的?或许是上次语文王老师课堂上说了一句“十年寒窗,一鸣惊人”,被方正华揪住小辫子:鼓吹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写文章在黑板报上掀起批判。我写了一篇文章强词夺理,替王老师辩解:为革命“十年寒窗,一鸣惊人”有什么错!总之,我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总算登上了高二(3)班的政治舞台,面对滚滚革命洪流,我先天不足,下台难免,但也算风光过一阵。

我认为,对于某一旧事物的革命,往往总是矫枉过正的,甚至乱不可免。而革命之后,这种过激的举动必有所纠正,而走上正途,从而使事物得到一个极其大的飞跃与发展。不懂得这个道理,而在革命中气急败坏地去阻止你认为过左的行动,那么你将成为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者,下场不妙--尽管你的动机是那么的正确。

大辩论,要么是唾沫星子横飞,吵得一蹋糊涂,要么就是处于一种僵持状态,死寂一片。

1966年8月30日  星期二  晚上

大辩论,要么是唾沫星子横飞,吵得一蹋糊涂,要么就是处于一种僵持状态,死寂一片。大辩论的结果,也是:“通过决议”--“推翻决议”--再通过--再推翻--以致无穷。这都是“文筹”五位成员内部的互不体谅、私心杂念、不团结造成的。

今天的辩论,车轱轳又转回前天去了: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应该是:“革命左派”,而不一定是“红五类”(当然“红五类”中的大多数是革命左派)。预计明天又将有一场唾沫的恶战。


1966年9月1日  星期四  晨

昨天没去学校(没人管我们了)。下午去看了一场电影《粮食》。
 
昨黄昏,薛将进、谢春龙(“文筹”成员)到我家,未遇。晚上,薛又来了,一起到李真明家。李谈了到复旦看大字报的一些见闻。之后大家又谈到在文化革命中如何贯彻阶级路线的问题。

李、薛说,现在同学中有一个普遍的认为,“范国伟讲话总是缩手缩脚的,许多重要的话没讲出来就中途戛然而止了。而这些重要的话,对于你来说是深思熟虑的。”

我思忖着,同学们有这种“认为”,并不是件好事,画外音是,我的私心杂念--反动的家庭出身包袱在作怪。

我说,“我并没有缩手缩脚,我觉得我们同学中往往有‘宁左勿右’的思想,当然这种思想已有了很大的势力、规模,我不否认本人也有。这种‘宁左勿右’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形左实右’的思想。可是,我们‘文筹’的责任是搞好班级的文化大革命,当我看到大家‘左’得太不象样的时候,不得不拉回一把。”

“你想力挽狂澜?”

“我是力不从心!”

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红卫兵先叫王善明的老婆站立在一只高凳上,说她娇滴滴的该接受革命锻炼。后来有人在王善明家的杂七杂八的抽屉里发现了一颗子弹壳,红卫兵朱卫东说,有子弹壳,就有手枪,交出来!“我们哪来手枪?”急得他老婆站不住了从高凳上倒下来,幸好被王善明眼疾手快一把抱住,才没出事。

1966年9月4日 星期日  晨

地、富、反、坏、右,及在运动中被揭出问题者之家庭,都是红卫兵行使职权--抄家的对象。我家也在此列……

“黑五类”完全被“红五类”踩在脚下,这自然是对的。可他们的子女亦如此!这就不一定对了。这种压抑、郁闷无从诉说……。在这样的“红色恐怖”下,我不禁幻想,快快离开这环境,这家庭,这城市,到新疆去,到外地去。走自己的路。

前晚,随我班红卫兵抄了王善明的家,王是我们高一的数学老师,资本家出身。红卫兵抄家仗的是人多势众,有维护现场秩序的,有实施抄家革命行动的。我是维护现场秩序的;实施抄家革命行动还不够格(众所周知的原因)。抄家时,红卫兵先叫王善明的老婆站立在一只高凳上,说她娇滴滴的该接受革命锻炼。后来有人在王善明家的杂七杂八的抽屉里发现了一颗子弹壳,红卫兵朱卫东说,有子弹壳,就有手枪,交出来!“我们哪来手枪?”急得他老婆站不住了从高凳上倒下来,幸好被王善明眼疾手快一把抱住,才没出事。

抄家回来,经过薛将进家,发现他门口被贴了不少大字报。刚才薛来,也未提及此事,我更不便问。

最近上海来了不少北京的串联学生,曰,帮助你们搞文化大革命,好大口气:我们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了,上海太平静,你们上海市委已经烂掉了!他们竟敢公开在市委召开的大会上捣乱,指着曹市长的鼻子骂:你胡说八道!“碰到不革命的就骂,反革命的就打”。在上海的影响很不好,尽管这只是北京学生中一小部分人的所为。

1966年9月6日  星期二  中午

选出了8名赴京串联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的同学,清一色的红五类。说是为了毛主席的安全。

昨晚去抄了陆宇舟的家。

完了凌晨2点又到外滩去听辩论会。花坛旁的台阶上,黑压压的一片人头,几个北京红卫兵正在慷慨激昂地发表“红色恐怖万岁”的观点,不时的有人拔直喉咙高声打断,表示反对。一个夹着人造革书包的青年发言很引人注意,好一个能言善辩!句句说在我心里,让我一阵一阵通电般的抖。他说:我们应该高呼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理由是:首先我们不应当承认施行恐怖政策;其次阶级敌人为什么会感到恐怖呢?是因为我们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是因为真理在无产阶级这一边,是因为我们有强大的群众基础,是因为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那些北京红卫兵终于瞠目结舌灰溜溜地走了。人群在他们身后“呕呕”地起哄。

近来,上海市民对北京红卫兵的错误观点及武斗的行径进行了全面的反击,使他们不得不收敛了些不可一世的威风。

李真明家也被人抄,他变得十分颓唐,恶从胆边生,竟恶毒地攻击起我来了。我惹谁了?怪事。

当同学提名我为候选人时,邹光耀高叫,“黑五类”不能当代表!这立刻招致许多同学的反对,争执不休之际,我跑到黑板前擦去了我的名字。此刻全教室一片寂静,为我的举动愣了神。父亲是资产阶级右派,儿子我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左派吗?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1966年9月7日  星期三

今天辩论选文化革命小组代表的事。我主持。

李真明被抄家后,其言论变得越来越“左”,他说,文化革命小组代表应该从“红五类”中产生,因为他们觉悟高、立场坚定、阶级感情深厚。我严肃地驳斥了他们貌似正确的谬论,大多数人站在我这一边。

我认为,选举文化革命小组必须按十六条精神办事,按革命左派的标准来衡量。革命的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要团结95%以上的群众。有人在选文革代表的问题上,讨好“红五类”,大肆贩卖其私货,挑起“红五类”与非“红五类”同学的不和使之产生隔阂、抵触情绪。让“红五类” 产生优越感,让非“红五类” 产生自卑感,情绪低落。这是不利于革命事业的。

当同学提名我为候选人时,邹光耀高叫,“黑五类”不能当代表!这立刻招致许多同学的反对,争执不休之际,我跑到黑板前擦去了我的名字。此刻全教室一片寂静,为我的举动愣了神。父亲是资产阶级右派,儿子我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左派吗?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天下着大雨,我与薛将进、陈国钟、谢春龙淋着雨,一面谈着今天的事,一面回家。

回家后,知道父亲来信了,听信中口气,他被人斗得很厉害,他叫我们清一下家里的“四旧”交街道红卫兵,讨一张清单收据,寄给他好“交代”。

妈妈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哥又上北京串联了。我想了一想,准备星期五晚上趁夜色叫我班红卫兵陈国钟、薛将进等哥们来抄我家。速战速决,悄悄的,尽量在邻居中减轻影响。

像16号玻璃店老板家遭“毁灭性抄家”,那就惨了

1966年9月8日  星期四

上午与薛、陈、谢在陈家商量选文革代表的对策。回家时买了一本毛选甲种本和二本毛主席语录,寄一本给爸爸。

请人来抄家,颇为不顺,听薛、陈口气,他们顾虑很多,是自己要好的同学,不忍下手。不知对他们是该感激还是埋怨:就是要请自己要好的同学来,指望抄家时落手轻点,手下留情;做个吃相难看点的样子,让我家过关,怎么不明白?!像16号玻璃店老板家遭“毁灭性抄家”,那就惨了!

1966年9月9日  下午二点许  大组讨论前

经过几天的争论,终于完成了“文筹”的使命--选出了“文革”小组成员:卞、钱。两个平时很老实的工人子弟。事实证明我正确:群众完全有觉悟,按“十六条”自觉地选出“红五类”为“文革”小组成员。

我的几次发言,在同学中影响很大,听一些女生说差一点儿要掉泪了。对“红五类”是个启发,对非“红五类”是个安慰。现在谁还敢替非“红五类”说话?虽然我没被选为“文革” 成员,可威信大大提高了。

还有一件重大的事要提醒自己:虽然我的发言是正确的、得人心的,但在当前文化大革命“左的倾向”形势空前高涨,对一切进行“矫枉过正”;党的阶级路线被“矫枉过正”为唯成份论的情况下,我要适可而止,谨防意外!

班“文革”小组虽然成立,分裂现象也随即出现。“文革” 小组作了第一个决议:今天下午讨论,可“刘英俊战斗小组”却擅自拖了十几个人到某中学串联去了。简直是破坏团结!

她随之疾言厉色起来:“这次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是不会让你安静的,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总会有人来触及你的灵魂,使你不得安宁”。有人劈叭摔书起身离桌,以示不满,她脸无愠色,冷笑了一声。此女魄力不可小视。大批不知名的小将成长起来了。

1966年9月17日 

前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再一次接见了赴京的革命师生。国华哥在北京已九天,可能也见到了毛主席。

不少党委烂掉了,尤以文化艺术界为甚。团中央也烂掉了。许多报刊杂志停办,全部的旧书店及不合时代的店业,如西宝兴路上的香烛锡箔冥器店都关门大吉了。

昨天,到市中心、市图书馆逛了一逛,目之所及,到处是宣传队,到处是革命歌声,到处是传单,到处是红色的海洋:街道、墙面、橱窗、手捧的宝书、肩背的语录袋……整个城市一派高涨的学习毛著的热潮。

图书馆里倒显得异常的宁静,确实与外面轰轰烈烈的气氛不符。难怪我们正埋头看书报、杂志的时候,一个十七八岁的北京女红卫兵跑进门来造反了。起先,她语调平缓,像在自言自语:“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呢?是反对,讨厌,还是找个安静的世外桃源来躲避一下?”大家不期然地抬起头来,她也随之疾言厉色起来:“这次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是不会让你安静的,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总会有人来触及你的灵魂,使你不得安宁”。有人劈叭摔书起身离桌,以示不满,她脸无愠色,冷笑了一声。此女魄力不可小视。大批不知名的小将成长起来了。

1966年9月21日  晚

昨天,我们到天马电影制片厂串联,碰巧遇到首都红卫兵正在开批判陈鲤庭、汤晓丹、谢晋、徐昌霖、羽山的斗争会。露天临时搭就的台上,汤晓丹头发花白, 谢晋一脸络腮胡子,一身退色蓝卡其中山装。红卫兵挥舞着皮带,声色俱厉,权威们瑟瑟发抖、狼狈不堪。

下午,又到交大看大字报。

于是,我便受到劈头盖脸的嘲讽和攻击。什么“革命的逃兵”、怕到金华被人打,我满不在乎地笑笑,也不作分辩。

1966年9月22日  下午三点

昨天,本准备到海燕电影制片厂串联、看大字报的。早晨在北站集合的时候,看到一张传单:金华火急!金华城白色恐怖下的学生,遭到了地委挑动的工农群众的围攻和殴打!浙江师院冒险赴沪革命串联队呼吁革命师生赴金华支援!

同学们马上热血沸腾准备到金华,于是,“海燕”不去了,马上与金华赴沪革命串联队联系,又连忙回学校打证明,校党支部不同意,又打电话到市委吵,市委不赞成,又二十个人一起乘车拥到华东局,华东局更干脆:不要去!可我的这帮同学三不罢四不休,非去不可。四个什么沪闵中学的家伙更是在其中挑唆起哄。决定自己买票到松江,到了松江不下车,一直乘到金华。

我是不赞成去的,原因:①中共中央国务院有了通令国庆前暂停一切串联活动;②我经济不济,妈妈不会同意给我钱的;③(我不便说)这帮同学中只有汪玉芳是红卫兵,这怎么行?!臂膀上红袖章都没有的。

于是,我便受到劈头盖脸的嘲讽和攻击。什么“革命的逃兵”、怕到金华被人打,我满不在乎地笑笑,也不作分辩。

今天早晨,到校才知,李、陈、王也不去金华了,我把昨天给我的攻击不轻不重地还给了他们一些。

1966年9月23日   下午

国华来信,他在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住了近十天,游玩(不,串联)了北大、人大、北京电影制片厂、北海、颐和园、北京动物园、文化部、中宣传部等,真快活!他说,还要到天津、青岛、大连去呢!

许多同学都串联去了。剩下几个人也别想搞什么文化大革命,今天骑自行车到学校一看,连个鬼影都没有,全不来了,这样下去怎么办?大家不管!

1966年9月24日

晚上七点到北站听街头辩论会。十二点才回家睡觉。辩论会内容:1、关于党的阶级路线问题,2、红色恐怖问题。

1966年9月26日

去金华的同学来信,托我一事:购买十二个红袖章,印上“真理”战斗队的字样,邮去。到店里问了一下,说红袖章只能印“红卫兵”。没办成,写信给他们如实直说。

1966年9月28日

学校一点事都没有。

说是不许到外地串联,可还是有人千方百计跑出去,上海的外地学生也越来越多。

国华又来信了,他到天津、大连去了一次,又返京了。他准备在北京过国庆,参加与日本青年的友好大联欢并游行。节后,打算往西北跑。他希望我也到北京去。

国庆节,上海实验歌剧院在文化广场演出革命音乐舞蹈剧“椰林怒火”。今天跑去排了二小时的队,买了四张票,一角钱的蹩脚货。第一排的60座62座64座66座,壁角落,斜对着舞台。

父亲是10月1日凌晨12点到上海的。听说他在文化革命中没出什么大问题,还好;从外观看,头发齐整,脸上也无伤痕之类。我们都放心了一点。

1966年10月3日

父亲是10月1日凌晨12点到上海的。听说他在文化革命中没出什么大问题,还好;从外观看,头发齐整,脸上也无伤痕之类。我们都放心了一点。

1966年10月5日

早晨邻家的两个女社会青年上安徽黄山落户去了,竟然惊动了整条华昌路。大家都起来送行话别、感叹欷嘘;触景生情,我也不免为自己前途担忧:生活啊,究竟要把年青人带向何方!

上午到学校,与金华回来的同学聊,得知,方伟华、薛将进在金华因“游山玩水”被民兵扣押。详情他们呶嘴眨眼地竭力对我们保密,惹得我们很尴尬,心里不舒服。这很不利于团结。

国华哥来信告知,10月1日凌晨一时十七分在天安门广场他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

1966年10月15日

班级的文化革命已经瘫痪,去学校无一点事可干。不少同学仍在外地串联。在家看看书、唱唱歌,百无聊赖。

所幸国华前两天寄来不少书,是在北京旧书店买的,有《青春之歌》、《红旗谱》、《山乡巨变》等。“扫四旧”,大量反动的书籍(像《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都被烧了,在批判边缘的都三钿不值俩地卖给了旧书店,国华在那儿捡了便宜。

看了电影《特快列车》,主演卢桂兰,演得真挚、自然、合情理。电影的导、演员表都没有了,据说是为了杜绝演员产生成名成家的思想。

北京市委办公大楼地毯上、沙发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串联的外地学生,就象电影《列宁在1918》被攻占的冬宫。

1966年10月24日

国华从昆明来信,他在桂林玩了三天,下一站准备到新疆。吃饭是凭学生证“记帐吃饭”不用化钱。这更坚定了我出走串联的决心。

今天我们七个人已从学校打好证明:去各地革命串联。目标先定北京,方法:步行至昆山或苏州,再搭火车上北京(上海北站看管很严,上火车没有可能)。

1966年10月25日

冲破种种阻力和斥难,我们决定明天晨5点正离开上海,开始我平生第一次的旅行、“流浪”。经经风雨,尝尝人生的艰辛,总是有好处的。

1966年10月26日  中午  在黄渡车站候车室

临出发前又发生了变故,有人临阵退缩,然我们决心已定 。终于在6:20我们六个人带着简单行李(一人一个小背包),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上午4个小时走了23公里,够累的,到了黄渡车站,陈国钟捂着膝盖喃喃地说,“铰链”坏脱了。为他的幽默,大家咧嘴苦笑了一下,都无话了。准备搭下午4:00去常州的火车。上去再说。

1966年10月27日  晚

搭上火车,一路畅通无阻,到达南京。二天的奔波,精疲力尽,东跌西撞的到了华东水利学院招待所,这其实是个体操房,竟“招待”我们睡在垫子上,脏兮兮的!墙上电钟:凌晨2:45,我们一合计,干脆到火车站,直达北京!大家一轱轳翻身坐起,拔腿就跑。

此刻,我们正在浦口站候车室的一个角落商量对策,为所向发愁,而渴睡却魔鬼般地来袭了……

三小时之后,(第二天,0:30 )在火车上

谁能够预料呢?谁又能够相信这是现实呢?--我们竟然这么快就如愿地离开了南京,而此刻乘坐的火车是开往北京的!我们凭什么?就凭两条腿,冲进月台,不管这列车开到哪儿,也不管这列车什么时候开!一蜂窝扒上去再说!这“一蜂窝”少说也有上千人!调度员气急败坏地喊:这列车是上兰州的!我们赖着都不下来,都说要去北京,调度大眼瞪小眼,没办法,只好让它开北京。车厢里那个狂欢乱叫!

列车在飞驰,26小时后,北京就出现在我眼前了。

1966年10月30日  晚

终于到了我们时代的伟大中心--首都北京。

一下火车就有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人头攒动,来串联的外地学生多极了,耳边听不到慣常熟悉的软侬吴语,听到的是各色奇离古怪不懂的外地话,心里充满了惊异和新奇。

奔波了整个下午还是找不到住宿和就餐处,我们也不着急。晚上我们一边逛马路,一边瞻仰了天安门,顺着长安街,走到北京市委办公大楼。市委大楼,早就被外地学生盘踞,失去了想象中应有的威仪和尊严。我们带着疲惫、背着包,径直上了二楼会议厅。这是个装潢颇为考究的会议厅,枝型大吊灯高悬,灯火通明。听说彭真经常在此主持会议。现今,地毯上、沙发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串联的外地学生。此情此景不由人想到电影《列宁在1918》被布尔什维克攻占的冬宫。

“借光!(一到北京,就学会了这招呼语,透着北方人的豪爽,很管用)挤挤!”

“--没说的!”

我们找了一块人体排列不甚严密的地儿,躺下,舒展一下筋骨。一个剪短发、很精干的市委机关女干部(她们都成了接待员)跑来和气地问:你们是刚来的吗?请登记一下。我们忙不迭掏出证明和学生证,随即她发给我们每人三天的就餐券和一张市内乘车证。

什么都解决了!我美孜孜地和衣躺在地毯上,环顾四周。人多,被子借不到,可晚上暖气一开,四季如夏。乘车不化钱,吃饭不化钱,虽说饭是籼米,菜是普通的大白菜、罗卜,少有肉星,可我觉得已看见共产主义的曙光了。

我准备好好观光一下北京,然后上重庆、成都、广州、桂林……尽量往远了跑。这样看来,钱带得太少--我只带8元多--应尽量节省。

28日凌晨2点在火车上喜悉:我国导弹核试验成功。车厢里欢呼声沸反盈天,有红卫兵跳上座椅即兴演说,“中国人完全有理由自豪!”

车厢里马上有人大吼:“游山逛水的,滚下去!”接着是七嘴八舌的冷嘲热讽,北京人善挖苦,我是领教了,一只鼎!

1966年11月1日  晚

参观了首都动物园、八宝山、革命军事博物馆等,收获很大。市内车况很糟,拥挤不堪。上下班的市民,对串联学生烦透了。几个串联学生可能是他乡遇老乡,叽哩呱啦聊起颐和园。车厢里马上有人大吼:“游山逛水的,滚下去!”接着是七嘴八舌的冷嘲热讽,北京人善挖苦,我是领教了,一只鼎!

1966年11月2日  晚

喜报!毛主席明天接见我们外地赴京学生。因为接见要凌晨起排队,隔夜我们就凭券领了干粮:每人两只大馒头,一段四指宽的灌肠,好香!后来的人就没有四指宽了,两指宽,而大馒头依旧;再后来的人灌肠也没有了,变成咸菜,大馒头仍依旧。

1966年11月4日  晚

遗憾!昨天在街上足足等了9个小时,结果仍未见着毛主席,人太多了,有200万呢!

今天在全国文联看了一天的大字报,有周杨、林默涵、侯金镜、张光年、贺敬之、张雷、葛洛等人的。口诛笔伐者有清华“井岗山”、北大“东方红”、北航“红旗”等。

通过串联看大字报,对前阶段文革曲折经过、斗争复杂性,有了清晰的认识,是毛主席及时地扭转各种形式的“左”、右倾向,打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自军委给中央的报告公布后,各地给前期的“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平了反,谭立夫那副横行一时的对联也得到了批判。

夕阳把天安门城楼涂抹得金碧辉煌,伟大领袖们穿着一色的绿军装,我们真的辨不清,谁谁是毛主席谁谁是林彪谁谁是周恩来。

1966年11月10日  晚

终于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早晨,3点钟我们就在雄浑的东方红乐曲中起身了。从上午七点到十一点,二百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等候接见,真正名副其实的“水泄不通”!挪步都难,什么也干不了,最糟糕的是尿尿,都憋急啦!一眼瞥见地下刚好有个下水道的孔,大家互相咬了咬耳朵,默契地围成圈,“围城”中的一位就心领神会地悄然蹲下……次第轮番,都爽快了,长舒了一口气。有善解人意者,向一女同胞咬了咬耳朵,于是乎,我们让出了这块“宝地”。

10点,毛主席上天安门城楼,游行开始,人潮向前涌,大家手举宝书拼命喊毛主席万岁。天安门上毛主席在挥手,大家激动地蹦啊笑啊喊啊,沸腾了。喇叭里周总理在大声催促:革命的同学们,快点向前走!后面还有很多同学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呢!下午3点多了,我们才捱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跟前,喇叭里周总理的嗓子已经嘶哑了。夕阳的余辉把天安门城楼涂抹得金碧辉煌,伟大领袖们穿着一色的绿军装,在下的真的辨不清,谁谁是毛主席谁谁是林彪谁谁是周恩来。

昨领干粮时,一帮东北学生与上海沪西中学的两个学生打起来了,“你们吃双份!这是北京人民的战备粮!你们这些上海大肚子资本家!你们是什么出身?”因为领就餐券可以凭学生证或者学校介绍信,沪西的两家伙这两证件都有,(其实我们也有)就钻了空子。败坏了上海人的声誉,我们都愤怒了!

火车严重超载,所有空间都塞满了人,象沙丁鱼罐头。座位下龟趴着人,座背上猴蹲着人,我在行李架上抢到一个能横躺蜷缩的所在,已经是神仙般舒坦了。吃喝拉撒,甭想了。

1966年11月30日  上午

串联一个多月,29日零点7分回到家。

11月11日,上火车站准备南下到广州(我们衣衫单薄,抵御不了北方的寒冷)。无奈车站人太多,秩序太乱,根本无法上车。只好回市委接待站又住了一夜。第二天又去火车站,我们六人挤散了,我和陈国钟的行李(包括我的日记本)都在他们四人手里。没了行李,少了拖累,我俩轻手利脚地翻墙进入火车站月台,上了火车。

火车严重超载,所有空间都塞满了人,象沙丁鱼罐头。座位下龟趴着人,座背上猴蹲着人,我在行李架上抢到一个能横躺蜷缩的所在,已经是神仙般舒坦了。吃喝拉撒,甭想了。车到岳阳,我奋力从车窗爬下,一元钱买了十只菜肉包子(挤掉一只)与陈分而食之。

铁路运输极其混乱,开开停停,整整三天三夜,火车终于到了广州。下得车来,我感觉头重脚轻,路都不会走了。

在荔湾区南沅街第八居委会革命师生接待站,我们受到了热烈欢迎,被安排在电业新村24号一位老大娘家里。

在广州耽了十一天,大部分时间化在睡觉和找他们四人上,只去了农运讲习所、广州起义烈士陵园、越秀公园等处。

26日清晨4点,酣睡中被敲门声惊醒,接待站给我们送来火车票,可以回家了!广州站秩序比北京好多了,我们意外地遇到了我邻桌的翁丽倩,(她竟单枪匹马!)她隔夜就来候车了,靠她帮忙抢到了座位,才使我们二天二夜的旅途得歇息之处。

1966年12月5日

串联回家后的生活内容:睡觉、吃饭、看书,逛街;与同学、邻居聊天也是串联的经过和乐趣。

明天无论如何得去学校一次了。

下午,想再去看一遍宽银幕电影《东方红》,兴冲冲却吃了个“闭门羹”:上海市委迫于“造反派”压力,决定所有电影院从此停放电影!为彻底肃清前17年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流毒。

1966年12月7日

学校一片萧条、凄惨的景象。听说我校平反了21个“牛鬼蛇神”,其中有王善明、陆舟等。

遇到了几个同学,快快乐乐地聊了半天。

下午,想再去看一遍宽银幕电影《东方红》,兴冲冲却吃了个“闭门羹”:上海市委迫于“造反派”压力,决定所有电影院从此停放电影!为彻底肃清前17年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流毒。

1966年12月12日

去学校与几个串联刚回来的同学聊了一会天,顺便到总务处领取12月份人民助学金4元。回家给妈妈3元,我留了1元零化。“隔壁丽英房租不肯付了,还说了交关难听的话,倷啥个出身?还想收房佃?”望了一望妈无奈的脸,我默默无语。现在老百姓吵架,这句话最厉害:哪(你)啥个出身?

1966年12月18日  晚

我不禁为这无聊的“社会青年”的生活开始着急了!

对于当前文化大革命的许多现象,我不能理解,感到困惑;躲在心里的另一个我一直在和我打架:造反派的肆无忌惮、影剧院的关闭、文化生活的匮乏,国际消息的严密封锁。人好象生活在老鼠横窜的黑屋子里憋闷、压抑、恐惧。另一个我在进行行解释(我仿佛在辩论会上)--革命总是矫枉过正的,摧毁了封资修文艺,萌芽的无产阶级文艺尚处青黄不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毛主席自有他的伟大战略部署,等等。

又隐隐约约得知:日共、朝共等改变了对中共的支持,转向苏共。怎么会?是我们方针政策失误,还是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曲折性?另一个我斩钉截铁地说:肯定是后者!任何对我们伟大的党、英明领袖的怀疑都是极其错误的、危险的、有罪的。我们一定会在伟大舵手毛主席的指引下冲破重重险阻,象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样,取得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终将蒸蒸日上,笼罩全球。

她们小学也“造反”了,停课了

1966年12月20日  晚

三天没出家门,看《文学概论》,作笔记;兼作两个妹妹的家庭教师--她们小学也“造反”了,停课了。

下午上街感受一下文革形势,十分震惊:北京又兴起一股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谭立夫、李洪山等不但攻击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甚至公然叫嚣:林彪副统帅是形左实右,还有人高呼,刘主席万岁!

面对如此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北京公安部应革命群众的要求逮捕了谭立夫,李洪山也在追捕中。

上海学校也一片混乱,一些学生在抢“黑材料”、档案的同时,又公然抢劫图书馆、卫生所、总务处。在这“乱云飞渡”的局势前,应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混水摸鱼者不得好下场。此时,牢记反右的教训,该不是没好处的吧。

1966年12月28日  下午

文革正发展到“上揪下抄”的阶段。北京的“保皇派”日子很不好过。街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标语触目皆是。新创刊发行的“上海晚报”已近一星期没有收到了,什么“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缺乏阶级分析!这是张短命的报纸,继“解放日报”之后也被查封、停刊了。

天冷,迫使我非得到早晨9点才起床,之后,不是搞伙食,就是看看书,就这样过着懒汉生活。

看了裴多菲的诗选,这些质朴、动人的诗句,给了我无尽美妙的联想,告诉我生命的意义……

1966年12月29日  晚

经同学联系,我们“真理战斗组”的十几个人从一月三日起要到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第三仓库劳动,待遇:8角钱一天。还要和工人一起搞文化革命。

此刻,才知学习时间的可贵,我准备好好看点书。

1966年12月30日  晚

国华回校搞文革了,他们组织了什么“红旗纵队”,还要办刊物,突然变得很忙了。

我也想与同学们串联一下,把我班的文革再兴起来。峥嵘岁月,不容荒废,这是锻炼人的好机会。若干年后,后人若问:你在文革中干了些什么?我将如何愧对!

1967年1月6日  晚

听说在第三仓库劳动是无报酬的,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

上海文革的“市面”完全是造反派的了。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为首的造反派夺了市委的权,接管了电台、报刊、工厂等几乎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它公布的一系列“告上海市人民书”、“紧急通令”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的大力支持。

1967年1月10日  晚

与工人们一起劳动,一起造反,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说没有收获。工人的革命精神旺盛,对党感情深厚,毛泽东思想水平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有的批判文章,富有逻辑性、充满辩证法、很有战斗力。

市委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已被革命造反工人接管,面貌一新。

1967年1月15日  星期日  上午

上海文革的“市面”完全是造反派的了。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为首的造反派夺了市委的权,接管了电台、报刊、工厂等几乎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它公布的一系列“告上海市人民书”、“紧急通令”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的大力支持。

市委的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都被斗争、批判、游街了。从传单得知,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献珍被红卫兵摁脑袋、坐“飞机”斗争过了,连刘少奇、邓小平、陈云也没逃脱此命运。我真不相信,对他们会如何处置?

1967年1月17日

天寒地冻。

北京“揪”得很厉害,陶铸、王任重外,又揪出了贺龙、荣高棠、刘志坚,现在又准备揪陈毅、李富春、谢富治了。罗瑞破坏卿跳了楼,自杀者亦有之。

当前斗争矛头指向党内当权派外,又指向了“铁杆保皇派”,被造反派捉拿游街的很多。

1967年1月18日

邮局的“长脚”今挑起事端。

吃夜饭了,他把邮局的自行车横放在我家饭桌旁,叫我们怎么吃饭?他是恶弄讼。国华把它搬到屋外,“长脚”气势汹汹从楼上下来,又把它搬到饭桌旁,互相推搡起来自行车倒在地上。“长脚”大吼:这是公家财产,你们四类分子破坏公家财产!他说这灶披间是合用的,他也要放一张吃饭桌。他凶相毕露。

外面正流行抢房子,终于也刮进我们华昌路6号了。

1967年1月20日

今天参加了两个会,一个是第三仓库的“打倒‘秋后算帐’大会”,一个是批判学校党支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当前一个普遍倾向:斗党政当权派延及了大小干部以至党员,所谓“铁杆保皇派”,其实就是以前比较亲近党支部、工作组的人。看见造反派斗保皇派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激烈场面,自然会回想起当时造反派被斥责、打击、墙倒众人推的情景,这种怒气的发泄是可以理解的了。

经全体党员的揭发批判,可以证明,应(党支部书记)确是个阴险的伪君子,在他的主持下党支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党员(除俞外)全部起义造反了,所以不象以前那样所有党员、干部一律下跪、低头。我校“红教联”掌握运动大方向还是比较正确的。

学校四十多个牛鬼蛇神,除李(党支部委员)、夏(思想反动的老右派)外,全部平反了。

当刘余光(高三学生党员、保皇派头目)被造反派揪到台上时,二、三十个保皇派蜂拥而上,抡拳挥棒厮打起来,台上台下桌椅板凳、砖头木棍横飞。终因寡不敌众,保皇派被造反派赶出了会场。

1967年1月22日  星期日  晚

下午,在幼师礼堂开了“打倒党支部--揭发、控诉、声讨大会”。会议气氛紧张激烈,当刘余光(高三学生党员、保皇派头目)被造反派揪到台上时,二、三十个保皇派蜂拥而上,抡拳挥棒厮打起来,台上台下桌椅板凳、砖头木棍横飞。终因寡不敌众,保皇派被造反派赶出了会场。

会议总算心惊肉跳地开完了,决议是:开除应、俞的党籍。

1967年1月24日  星期二  晚

由“真理战斗队”重组的“红旗造反团”今天正式成立。瞎糊闹,还要往大闹,我是不起劲了,常委是包、方等人。“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造反团内就充满了与机会主义、分裂主义的斗争。”--我戏谑地对他们说。

1967年1月27日  星期五  晚

早晨,一到“三仓”就被造反派召见。“我们准备今晚揪宗玉树。”名如其人,玉树临风,这是一个颇有书卷气、与我们比较热络的工人,也是“三仓”赤卫队头头。“为什么?” 造反派头头钱卫贵(也是名如其人),结结吧吧申述了了一番不雄辩的理由。前段时间,我们与造反派有些疙瘩,现在要我们表态,显然是将我们一军。考虑到造反派正炙手可热,我竟不知如何作答。还是方良华反应快:“我们造反团讨论一下”。经过二小时激烈争论,我手写了书面答复:“对斗赤卫队头头宗玉树事,红旗造反团在没作彻底的调查研究和得到全面材料之前,不发表意见,个别造反团员的发言,只能代表个人意见。谨此声明。”

中午,事又生变,宗玉树听到风声,逃之夭夭。造反派派卡车追,未果。只好把“揪宗大会”顺势改成“申讨保皇派罪行大会”。

刻了两天蜡纸,手腕极痛。

1967年1月31日  星期二  上午

昨在红卫剧场开上海外贸局“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三仓”造反派叫我们也去参加。从晚6点一直开到深夜12点,乱哄哄的。

当前文革的重要缺点:革命左派不能很好地联合、协同作战。总有一小撮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阴谋家在从中作祟。

化了九牛二虎之力推搡挤轧,总算买到了刊载在《光明日报》上供批判用的反动电影《清宫秘史》的剧本

1967年2月8日  星期三  下午  雨

明天是大年初一,欢乐气氛是有的,但不为庆贺新春,是为前几天刚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

真正佩服毛主席的胆略和功勋,居然打破几千年古国的旧习惯,居然替一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国罩上了一个偌大的防毒屏障--防止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侵蚀。

1967年2月28日

学业荒废已半年多了。无所事事,令人心忧;时光飞驰,令人心悸。
  
给两个妹妹讲杜甫的《石壕吏》--兵慌马乱岁月,草民百姓悲惨的生活境遇。背出了《蜀道难》。

趁其哥不在家,昌华和我偷听了一些旧唱片(当然是不符合如今时代精神的)。我们紧闭门窗,拉上窗帘,把音量调到最低,耳朵贴近喇叭……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命运重锤似的敲打,使人灵魂震颤;舒伯特的《小夜曲》优美抒情的旋律在柔柔地拨动人的心弦;神思飞越,飘向那圣洁、美妙的所在……

1967年3月29日  春雨滂沱

今到校开会,讨论“复课闹革命”的问题,“刘英俊战斗组”毫无诚意,竟提出文革初期的分歧,旁敲侧击,意在“揪出幕后人”;倒打一耙,反诬我原“文筹”是我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元凶。可恶之极!其颠倒黑白卑鄙伎俩,可见一斑矣!

“刘英俊战斗组”下战书要和我们辩论,我们同意了!给了他们一份“照会”!

1967年4月4日

昨用整个下午的时间,在邮局门口排队;化了九牛二虎之力推搡挤轧,总算买到了刊载在《光明日报》上供批判用的反动电影《清宫秘史》的剧本。

看了一遍。如果没有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作对照,那是极其容易中毒的。按情节论,光绪、珍妃是值得同情的,他们在西太后专制独裁的威压下,为大清帝国的复兴,战战兢兢、艰难地推进变法,不惜身家性命。可戚文说,他们是帝国主义的代言人。

1967年4月6日

打倒刘、邓,彻底批判“论共产党员修养”,已成燎原之势,席卷全国。刘、邓等人将成为历史人物载入史册。

“禁闭”了5个多月的电影院已陆续“解冻”了。看批判电影成了沪上一大盛事。电影院门口,人头攒动。

1967年 4月16日

班级的文革象匹疲惫的老马,被抽一鞭,不得已走几步,而如今又喘息着停下了。

1967年4月17日

早晨到校,拿了一张《清宫秘史》的电影票就回家了。

“禁闭”了5个多月的电影院已陆续“解冻”了。看批判电影成了沪上一大盛事。电影院门口,人头攒动。

1967年4月19日

在中兴剧场看了《清宫秘史》。

翁同酥在给光绪讲课,“天下为公,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岂能为一人一家所私有,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听话的……”话音刚落,喇叭就响起刺耳的批判:这是对中国人民的诬蔑!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电影一放到节骨眼,就会出现这样的“画外音”。

如果说,看剧本我尚有革命理性口诛笔伐,看完影片已没勇气道貌岸然指责了。光绪、珍妃的爱情是感人的,他们志同道合,想挽救大清于倾覆,这是另一种的无畏、坚贞不屈。《清宫秘史》的艺术性是高明的,故而带有更可怕的反动性。

1967年4月24日

昨晚,又看了一遍《清宫秘史》。一缕缕御香飘缈,一盏盏宫灯闪耀……。周璇唱得真是凄婉动人。我都会哼了。

爷娘是爷娘,侬是侬,出身不好的人多了!

1967年4月27日

一月风暴、二月逆流,文革又到了一个新阶段--伟大的“五月决战”。资产阶级复辟活动暗流滚滚,斗争很复杂。街上大字报又多起来了。

逢一、三、五去校,又无事可干,大家嘻嘻哈哈,聊天打牌,于是回家。李真明一边甩牌一边说:“本来嘛,复课不复课又不关我的事!对我没一点损失。”--这些家伙。

翁丽倩对此胡混很反感,她对我说:路是人闯出来的!我心里不由微笑了:怪不得你在广州单枪匹马真敢闯!想起当初在站台遇见她时,她刚用冷水洗过脸,红扑扑的,容光焕发,还散发出雪花膏的幽香;在列车上,我俩有过很愉快的交谈,我谈我的文学,她谈她的芭蕾、乌兰婼娃、《葛蓓丽雅》,碰巧我也看过此剧,还能说出女主演的名字--古巴著名舞蹈家阿里西雅.阿隆索,这时,我发现她的眼亮了一下。不知怎么说到出身,她对我在文革选举时跑上讲台擦名字很不满:“你为什么要擦掉自己的名字?爷娘是爷娘,侬是侬,出身不好的人多了!”她甩了一下头发……从没人站在我一边说过这样的话。我心里感到一丝暖意。

今晨兴冲冲到丽都剧场买《长征组歌》(由上海舞蹈学校、儿童艺术剧院、上海电影乐团、上海合唱团联合演出)的票子。没想到,剧场早被人海包围,里三层外三层,秩序混乱--长久没戏看,上海人“肚皮”饿死了,熬不住了!

1967年4月29日

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上海各文艺团体纷纷公演革命戏曲,“红灯记”、“沙家浜”都看过18遍了。今晨兴冲冲到丽都剧场买《长征组歌》(由上海舞蹈学校、儿童艺术剧院、上海电影乐团、上海合唱团联合演出)的票子。没想到,剧场早被人海包围,里三层外三层,秩序混乱--长久没戏看,上海人“肚皮”饿死了,熬不住了!

1967年5月1日

今天是劳动节。

尽管造反派猛轰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谭震林,可首长就是首长,仍然代表政府对外讲话,接见外宾,首长不能都打倒,错误是难免的。

1967年5月27日

昨晚从浦阳回来,在父亲处住了一个星期。

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从上海铁路总局工务处调到浦阳采石场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去探望他。

这真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触目皆绿,每次呼吸都沁人心脾。 

我们借住在农户,吃饭桌旁就是猪栏,每临就餐,浠哩嗦啰之声相闻,苍蝇横飞。

父亲是采石工,把采下的石头用小车推到喂料口,机器轰鸣着把大石头轧成道渣、片石。骄阳下,他脸上堆着笑,推着小车跑,干得很欢,破旧的工作服满是汗渍。我明白,干这活能这么乐?他笑,是安慰我们。

回家,把这告诉妈,妈怨气咻咻地说:“怪啥人?他放着写字间不坐,电风扇吹吹……”妈流泪了。她始终在怨恨父亲,57年你给领导提什么意见!害得一家门跟着倒霉!

“上柴联司”的大卡车近几天经常在街头呼啸而过,卡车上站满了身穿工作服、头戴藤盔安全帽的工人,手执自制的梭标,自来水管前端焊有锋利的箭头。

全国武斗成风,有的地方,机关枪、大炮都上街了。

1967年6月15日

与李、陈结伴去人民广场参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支持“上柴联司” 革命行动大会。“上柴联司”的问题很复杂。工总司、红三司已断然宣布联司的大方向错了。连文汇报也发表声明,指责联司在公安局门前静坐示威“还我战友”的行动。可联司四千战士越战越强,颇受市民、学生同情、欢迎。估计上海将有一场大乱。

“上柴联司”的大卡车近几天经常在街头呼啸而过,卡车上站满了身穿工作服、头戴藤盔安全帽的工人,手执自制的梭标,自来水管前端焊有锋利的箭头。

全国武斗成风,有的地方,机关枪、大炮都上街了。

1967年6月30日

晚上去体育馆看纪念党46周年生日的文艺演出,演出离“文艺”太远,尽是喊叫。应了江青的那话:无产阶级文艺要允许有一段非驴非马的东西。

1967年7月4日

去学校的人渐渐多了,大家揣着焦灼、忐忑不安等待“分配”的消息;对前途,带着恐惧去“憧憬”。

前途,理想,不敢奢望,一片渺茫…… 想得多了,想得乱了,想得怕了,想得睡不着觉了,我真担心,神经衰弱……

1967年7月31日

武斗成风,文革危机四伏,“上柴联司”的无政府主义,不服市革会;“红革会”的“重整军威”,与“工总司”分庭抗礼;革命群众对上体司、红三司的冲击,织成一派“乱云飞渡”之势,无奈我等草民“仍从容”不得!

毕业分配遥遥无期,苦哉,哭哉!

1967年8月4日

除了开往杭州、常州的火车外,铁路全线停运。

昨夜“上柴联司”又激战。街头巷尾都在叙说激战的惨烈与惨状。

父亲回上海休假。坐的是运牛的“棚车”,一进家门,妈就说,你快到澡堂洗洗,一股牛骚味。烈日当头,采石场繁重的劳动不是他这个当年的白面书生所能承受的,苟且躲避一下也好。

1967年8月19日

父亲回上海休假。坐的是运牛的“棚车”,一进家门,妈就说,你快到澡堂洗洗,一股牛骚味。烈日当头,采石场繁重的劳动不是他这个当年的白面书生所能承受的,苟且躲避一下也好。

1967年8月20日

合肥武斗,二叔逃回上海来了,他以特有的幽默说:文攻武卫,现在是没有文攻只有武卫,我不想吃“飞弹”。外地大批工厂停产,商店打烊,城市几近瘫痪。国家经济损失惨重。

1967年8月25日

昨日看电影《武训传》,票价厉害:4角。

要隐晦地反映出作者的反动观点,不让人觉察,这需要艺术性。

赵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生动活现、有血有肉的义丐形象--憨厚、老实、胆小、奴才气加倔脾气,愚昧迂腐而又有志向抱负,这么多复杂的东西凝合在一起,没性格破碎、分裂的感觉,而感到可信、感人,“混世魔王” 赵丹的演技是很高明的。

她羞涩地抿着嘴角,点点头:“我们兰州武斗好凶,我和妈到上海来了。”

1967年8月28日

去酱油店拷酱油,忽然看到一张陌生却又熟悉的脸,象触电般激灵了一下:“你是米茜?真是你啊!”我近乎欢叫起来!她羞涩地抿着嘴角,点点头:“我们兰州武斗好凶,我和妈到上海来了。”

我端详着她清秀而少血色的脸,寻找着她童年的模样……早年,我和她同住在这条静僻的“弹硌”路上,又同在上海铁路职工子弟第一小学读书,她低我一级。记得她老喜欢穿一条湛蓝的短裙,那是一种令人遐想的蓝;还记得和她在一起的感觉,那种能穿透漫长时空至今留存心底有暖意的清凉。她是个乖孩子,懂礼貌,到我家一次,就被我爸妈夸赞一次,每逢此时,她脸上总会绽开毫不掩饰的灿烂的笑容,她知道自己讨人喜欢。她爸爸、妈妈都是上铁一小的老师,我常上她家去玩,印象最深的是竹书架上摆满了书。她爸爸常给我俩讲故事,讲得她忘了睡觉我忘了回家。后来我知道了,世上有一种人,开开心心地活着就是为了给孩子们讲故事,人们管他们叫儿童文学作家。她爸就是。

可有一天,她爸不能给孩子们讲故事了,也不能给孩子们上课了,因为他成了“右派”,被勒令离开上海,到甘肃去。

在一个太阳很毒的中午,爸爸带着我去给他们一家送行。站台上人迹寥寥,太阳光晒在水泥地上,白晃晃地刺人眼睛。米茜的小手紧紧抓住她爸爸的衣角,目光躲闪着我,脸上没了往常灿烂的笑容……

1962年自然灾害,米茜和她妈妈回过上海一次,雨夜,她妈妈独自叩开我的家门,夜深人静,我听到她妈妈对我母亲的哭诉声:米茜爸爸和弟弟都饿死了!我在被窝里冷得直抖……

第二天,妈妈让我给她们送去四个粽子。米茜面有菜色,显然营养不良。

一别五载,今又见米茜,心如倒海翻江,她很拘谨、显得木吶,我们已无多话说……

1967年8月29日

早晨,从睡梦中醒来,睁眼一看,房间里静悄悄的,我立刻感到:父亲走了!心里一阵惆怅。

爸爸脾气有点古怪,对一个“戴了帽子”的人的内心,我还缺乏体察。前几天,突然收到一封奇怪的挂号信--是姐姐从新疆寄来的,她家庭经济困难,希望我们救济她六、七十元钱,“最好一百元”,她补充说。--“真真岂有此理!” 爸爸看了信后说,再无第二句话。

人生啊!有人说人生是斗争,斗争即幸福;对芸芸众生来说是痛苦的渊薮,爬不出的泥潭。

1967年8月31日

下午,看反动电影《燎原》,《燎原》的要害是歪曲历史事实,把毛主席领导安源煤矿工人罢工胜利的功劳算在大工贼刘少奇身上。

国华给我找来一些大学中文系的教科书,我要订份学习计划。不抓紧不行了,整日整年地浪费青春,太可怕了!

毛主席的诗: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为女民兵题照,照片里的女民兵活象我姐姐,粗粗的短辫、眉眼神情,活象!

1967年9月4日  晚

下午二点许,我正在家门对面的阴凉处看书、休息,突然发现一个瘦小的妇女提着两个旅行包,正蹒跚地迈进我家门--我完全意料不到,竟是姐姐!

“阿姐”,我叫她,我知道我脸上一定没有欢迎远方亲人应有的欣喜笑容。因为迎着我的,是一张仿佛伤魂落魄、凄楚、疲惫不堪苦笑着的脸,我笑不出来,直想哭!我相信,几年、十几年后也决不会忘记这张脸打在我心里的烙印。

她没回答我,转过身暗暗流泪,闻声赶来的妈妈也流着泪。

姐姐很瘦,有病,来沪治疗,她的举止似乎有些失常,语无伦次……

我们怎么帮助她呢?

1967年9月9日  晚

新疆生活条件的恶劣程度是我完全想象不到的,姐姐的讲述,才粗略知道了一些。姐姐出奇地沉默寡言,总要逗她说话。渐渐地感情才比较融洽了。姐姐的病倒不是什么不治之症,病因主要还是恶劣生活环境造成的。1964年她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也为了和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和爸闹翻了,初中刚毕业就毅然去了大西北,在哈密三道岭煤矿工作,当广播员。后在煤矿结婚,有了一个女孩,丈夫对她并不好。弄得面容憔悴,可当年的她,是多么的“飒爽英姿”!毛主席的诗: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为女民兵题照,照片里的女民兵活象我姐姐,粗粗的短辫、眉眼神情,活象!为这一发现,当时我家欢欣了好一阵子!

1967年9月11日

上午去学校,一个同学也没碰到,操场上野草很高,疯长,一片凄清。

毕业分配至少还需半年吧?

姐姐在家对我学习干扰很大,我总心神不宁。

学习计划仍应抓紧,每天必须保证读书量,做好笔记,注重消化吸收。多抄,有感悟的、有保存价值的,抄下来,按需分类,以便今后翻阅。此工作须锲而不舍。

近几天来,看了几篇文学评论文章,感到作者的艺术感觉特敏锐,读者在作品中感受不到的、感觉依稀模糊的,经他一点示,便洞如明火了。

回忆起过去紧张的学习生活,内心真充满了怀念、惭愧、惆怅。还能重返课堂吗……

1967年9月20日

毛主席大联合的最新指示,象春风化雨,吹绿了大地,驱散了寒流。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闻风而动,大联合运动汹涌澎湃。

昨晚十点,我已上床了才收到报纸,在向市革会报喜大联合成功的学校中,欣喜地看到了“和田中学”。毕竟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大联合成功,别的就好办了。

1967年9月25日

我所向往的大联合竟是这么回事--大家围着一团,一声不吭,在班主任(文革一起,学生自我革命,他“靠边”一载,如今又回来了)敦促下由人写了份喜报,“同意否?”响起另星的噼叭声,便成事了。

大联合,对立的两派坐在一起,大眼瞪小眼,心里疙瘩难消。

今天同学到的意外得多,又遇见了很久没见的翁丽倩。我目光穿过重重叠叠的人头,落在她宁静的脸上,和她不期相碰,凝视了片刻,她不慌不忙优雅地移开,我则慌乱不已。

1967年10月5日

“工作的准备要持续不断,在限定时间能写出一首诗的人非事先贮存大量诗的积累不可”,马雅可夫斯基说得不错。岂止写诗是如此。“为积累,我化费了所有的时间,无时无刻不嘟噜着这些,这种全神贯注,使诗人似乎时常处在迷乱之中”。可见“积累”的重要和艰苦。

词汇收集应迅速开始,从优秀作品;“从活人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我要备词汇手册。

在上海图书馆翻阅文革以前的《文汇报》合订本,作些摘抄,居然会引来一、二个甚至三、四个看客,他们围着我,伸长了脖子,一样的全神贯注。

1967年10月26日

复课闹革命步履艰难,大家疲疲沓沓,不起劲。课程表排了,有毛选学习、大批判、数理化等。

上午乱哄哄到校一转,下午累了只想睡觉,一天就混过。

这样下去不行!我准备重新制订读书计划,为期半年,去上海图书馆看报。

整个城市,大小图书馆全关闭了,唯有人民广场旁的上海图书馆开着。硕果仅存啊。戚本禹说:图书馆不能控制得太严,即使是毒草也应“公布于众”。上次与方伟华去上海图书馆“打打佯”,书架上除了马、恩、列、斯、毛、胡志明的著作,几乎没别的书,阅览也仅限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我发现文革以前的《文汇报》《光明日报》也可在阅览室借阅!这个发现使我激动了好一阵子!管理员说要有造反派介绍信,我傻眼了,去哪儿弄这个?我寻寻觅觅好久,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邻居昌华就有空白介绍信,鲜红的公章: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标准件一厂造反队。牛不牛?这家伙顺手扔给我一叠,有几十张!我只要填上“为大批判查找资料,前来借阅各类报刊”就成了!

1967年11月12日

在上海图书馆翻阅文革以前的《文汇报》合订本,作些摘抄,居然会引来一、二个甚至三、四个看客,他们围着我,伸长了脖子,一样的全神贯注。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竟大胆地坐在我身旁,我翻一页,她看一页,弄得我心烦,赶她走又不忍,我明白没好东西看的心情;她头发散发出少女好闻的味道……

1967年11月29日

去上海图书馆徒步来回近两小时,无钱坐车,权作锻炼身体,沿途还可感受文革形势。

看了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说好借半天,人家催着要,看得粗疏,有点遗憾。前段时间,偏重于文学理论的学习,现应与具体的文学作品结合起来,试着分析分析作品的主题、结构、情节,探究、领悟一些技巧性的问题,不要满足于“浮光掠影”,要有“真知灼见”。

1967年12月12日

关于复课闹革命,下面拖拖拉拉,不紧不快,中央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了。我的学习,时间不多了。从5月到现在,我的文学学习,进行了七个月。不系统,东一锒头,西一棒子,成果是令人羞愧的。要注重对文学名著的阅读、学习。

1967年12月19日

昨天的《文汇报》发表了第一批“纪念〈一月革命〉一周年征文”,其中一篇“小小说”水平之差,真使我气不过,这种东西也能见报?

受了触动,“三仓”的那段生活,曾思索过的一些人物、情节,又被唤醒,闪烁着,在心里流动起来……化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成形了!

这是我的“处女作”啊,能达如此水平,我很高兴!

我想先搁一搁,再修改一下,寄给《文汇报》〈一月革命〉一周年征文。

1967年12月21日

尚晓扣是我小学初中的赤屁股朋友,现是闸北中学的红卫兵小头头,今天到我家送给我两本书:一本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一本是破烂不堪的〈悲惨世界〉,我正千恩万谢,他却“豪爽”地一挥手:这种书我们烧得多了,晚上值班,冷噢!

1967年12月26日

“处女作” 定名为〈下定决心〉,塑造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坚毅的形象,今作了第五次修改,从三千字削到一千多字,以求文字洗炼,更符小小说的要求。寄给了《文汇报》,我不奢望发表,只想试试反应,他们不会刊登我这个出身反动的逍遥派的文章的。

今天是毛主席74岁寿庆,人们纷纷吃长寿面、放鞭炮以贺。我把“处女作” --〈下定决心〉献给伟大领袖毛主席,以表赤子之心。

这几天刮“红色台风”,流氓阿飞捉了不少。桥头抢军帽的少了不少,弄堂口三五一堆对过往的女人评头论足、“打分”的也少了不少。

1967年12月29日

这几天刮“红色台风”,流氓阿飞捉了不少。桥头抢军帽的少了不少,弄堂口三五一堆对过往的女人评头论足、“打分”的也少了不少。

天气越来越冷,“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给学习带来很大困难。

一些同学跑来向我借书,有的竟不远好几里,冒着凛冽的寒风。害我几乎每天要化时间接待他们。以后一个也不借了。

1967年12月30日  晚

正当我们高呼“1966年万岁!”还陶醉于全国大串联的狂欢激情时,1968年已幽灵似的静悄悄守候在我们身边了。整整一年多,我几乎没参加什么社会活动,蜗居在这阁楼里。分配工作遥遥无期,有同学说:“想工作我都快想出神经病来了”。

排除一切烦躁干扰,抓紧学习是上策!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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