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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时期整社记实

--作者:惠文

(十)

46.工作团印象记

两年的下放整社工作过去了。作为工作团的成员之一,回顾一下工作团本身如何,也是很有意思的。

原先,出发北京前,在人民大会堂听到那么多首长的报告,他们都强调了这次整社的重要性,批评了科学院在确定人选工作上的缺点,又进行重新动员挑选。当时,以为这样的工作团组建起来,一定是一个素质好、战斗力很强的队伍。可是,两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工作团是一个很弱的、缺乏坚强战斗力的工作团。尽管它的工作是有一定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

一、领导能力很弱

工作团两个领导人,一个人称王处长,另一个人称梁处长。听说他们都是资格老(“三八式”)、级别高(十二、三级)的干部,然而文化低(只有小学、初中文化)、政策理论水平不高。听说,其中一个原是某科研所搞后勤的总务处长,一个是某科研所管物资供应工作的处长。他们在机关,主要靠秘书协助工作,到了工作团,没有随身带秘书,只得自己独立工作。开会的内容,自己记不下来,反映迟钝,口才不好,在台上很少讲话。有时讲几句,支支吾吾,抓不住重点,当讲的不讲,不该讲的反而重复罗嗦。在一些大的会议场合,比起地方领导干部,没有他们活跃、会讲,大大逊色。坐在台下的工作队员看到这种情况,很过意不去,为他们着急,为有这样的领导丢脸。

二、领导作风不深入

在两年的时间内,工作团的两位领导,住在县委机关,参加常委会议,享受常委物质待遇(每月粮食定量45斤),可是工作毫无起色。开会仅是列席作个陪衬,听听而已,没有听说有什么新见解,提出什么新的、好的建议。平常很少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我们住的地方距县城只有几里路,从未见他们下过基层了解情况。即使是集中起来开会,也往往是坐在台上,不深入到小组听听下面从第一线回来的同志谈情况。工作团在简阳两年,我问过不少同志,都只知其姓而不知其名。可以说,这是严重脱离群众产生的。

三、工作团的领导,对工作团成员的工作,从没有亲自布置过,从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指导性工作意见

工作团成员的工作,完全是由地方领导干部在指导,工作团的领导只起到地方领导干部的助手作用。尊重地方,按照地方领导机关统一部署去工作是可以的,因为从大原则来讲,我们都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但是,不能忘记,我们是带着中央的意图,来纠正农村前两、三年工作中的错误的(如刮了“五风”要纠正),我们比地方干部更超脱、更主动。在执行政策,总结经验教训方面,我们更说得起话,更应有水平,而这一点根本未显示出来。

四、工作团内部,没有建立一整套工作制度

像请示、汇报、定期研究工作、搜集整理材料等制度,工作团是没有建立的。工作团成员工作告一段落,回县委招待所总结工作时,没有专门的班子汇总材料。有次,临时把我和另两位大学生喊去,叫整理个材料出来。可是,工作团的领导不亲自告诉意图,不来一起研究,也没有什么人提供材料,只委派其身边接近的人间接地来向我们作布置,叫我们自己去考虑考虑,写出来就行。由于领导不告诉意图,又缺乏系统的材料,使我们很为难:写这样的材料,有如是逼着牯牛下儿。我们莫法,只好自己去找一些人东问问、西问问,临时现凑材料。可见,他们对工作极不负责、极不严肃。或许,也是他们本身没有那种组织能力罢。可以说,工作团真辜负了中央的重托与希望。在整社期间,据我所知,工作团根本没有产生过一个像样的、得到中央肯定和批转的、反映下面真实情况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材料或文件。

五、工作团成员素质参差不齐

工作团成员中,转业军人特别多,壮年人多,身体素质好,吃得跑得,但文化素质普遍都低,小学、初中文化的居多。开会时,不少人拿起笔和本子记不下来。在下面生产队工作,群众反映情况,也记不下来,很多是靠心记的。凑情况时,常是七零八落,抓不住要点,反映不出问题的完整性,或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关键性情况有时被忽略,本质的东西被放过。他们中间一些人不仅不正视这些问题反而态度高傲,说话缺乏政策性,头脑不冷静,动辄就提虚劲、放空炮,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常以自己出身好,是工农干部这种优越感傲视他人;对知识分子有时还有些格格不入,给以轻视。

六、少数人素质差,爱占小便宜,对人严、对己宽,影响了内部团结

比如某科研所科长张敏,身为住区委的工作队中队长,在工作大忙之时,把我们抽调到区协助工作,而他则梭边边,请假回家去休息。抽调去的几位同志生活不落实,区公所管伙食的人员和炊事员有意卡拿我们(比如,买菜票一张,区公所的人是3分,要我们5分;买饭票一张,区公所的是一角六,要我们二角;同等的票,区公所的饭菜总比我们的多;买馒头,区公所的给大的,给我们的是小的;买稀饭,区公所的捞沉底的,给我们则舀上面清汤寡水的;买菜,区公所的一张票打满碗,而我们三张票也只得半碗……),他看在眼里,就不出来说话,根本不管。小队长朱子军(某科研所科长)住在公社,省委批准供应工作团每个同志一床蚊帐,他便先挑好的,而且不征求别人的意见,认为别人有了旧蚊帐就把别人应买的硬买去;县里供应工作队员一人一块香皂,谁要不在队里,就被他私吞了。大队工作组长郎封域(据说曾在部队当过副指导员),上面配给每个队员一张糖果票,有时他自己拿去买来吃,不给人家;就连每人交了钱买的供应照明用的煤油(每人每月二两),经他手分,他都要给以克扣三分之一;上面发给每个队员一盒万金油,他也好意思拗开盒盖,抠去半盒。1961年小春收获时“偷盗”特别厉害,我们向他汇报情况,他却说:“我们是管不了啦,现在我们少出面,让地方干部去管。如果我们管多了,反而会孤立,立不住脚。我们现在处于无人管的地位,两个老头子根本不管我们,只有我们自己管自己了。工作上我们能管多少就管多少,管不了就算了。”他很灰心失望,认为是“受了骗”下来的。

更有趣的是,有次在县里招待所开四级干部会议,以朱子军为首的少数几个人,吃了饭不交钱粮就溜了。招待所管伙食的人把我们小组最后下桌子的于思和揪住不放,要他负责去结账交全部伙食的钱粮。说:“你是工作团的,是一个组织,那些人都走了,我不找你找谁?今天不交清就不让走。”于思和无法,只得在管伙食的人员紧跟下,四处找还没有走的同志借钱借粮,代他们交齐了才脱了手。可是,后来于思和向朱子军他们索还钱粮时,朱子军反奚落于思和:“我又没有叫你垫支,自己垫支自己负责!”活活地把账赖掉,于思和收不回垫支钱粮,只得自认晦气。还有一个叫李盛明的,他和我们在红塔区整理材料,吃了伙食,领了供应的香烟,就是不交钱粮,支我去结账。办伙食的人认准我,硬叫我垫支,我推不脱,只得垫支钱粮帮他结账。这类事情,工作团的领导既不问,又不管,让其自流,而影响工作团在外的形象,在内的团结。

工作团一方面解决不了群众要求解决的问题,再一方面又出现这类不光彩的事情,造成了威信不断下降。因此,有些人把工作团的人当成是北京中央机关不要的人,是下放到地方的包袱,给地方增加了额外的负担,等等。

总的讲,第一年尚有工作团的形象,开初宣传中央政策,进行登记搞退赔,纠正“五风”等方面,还是做了不少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很多同志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带头搞好生产,使形势渐渐往好的方面转化。但是,到第二年,由于人员调动大,很多同志都调到了县里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这时,工作团已名存实亡,全是各顾各的了。

1962年12月

47.告别简阳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五日,上午九时许,在简阳火车站告别了一些前来送行的同志,乘上了开往重庆的列车。此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列车启动后徐徐离开简阳车站,眼望窗外后退的景物,我情不自禁地念道:“简阳啊,再见了!”

车离站后,速度越来越快,铁路旁广阔的土地里,“八尺开箱”兼种、套种的麦子、胡豆、油菜等农作物,长势良好,片片嫩绿,闪过眼帘,令人喜心悦目,倍觉清新。它预示着社员们将会获得丰收,生活一定会得到改善,困难时期即将过去。

简阳,是成渝线上第一座县城。这里交通方便,地势险要。沱江从中穿流而过,两岸土质肥沃,泥沙地多,属经济作物区,主产棉花、甘蔗、花生、油菜、芝麻、药材和粮食等作物。只要政策对头,领导得当,经济恢复肯定很快,将来也一定大有发展。这两年中,我深深体会到:简阳的干部,除极少数喜欢搞极左的那一套外,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简阳的人民,是纯朴、善良、勤劳、智慧的人民。这里,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确是一个好地方。在这两年的艰苦岁月里,我要感谢简阳的一些好同志和好社员,是他们在工作上、生活上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才使我比较顺利地完成任务、度过难关。从重庆方面得到消息,十月份我的调令已经下达,简阳方面也收到了。可是简阳方面就不告诉我,一再做工作,要挽留我在简阳。要不是为了重庆的那个家,如果我还是一个单身汉,留在简阳又未尝不可呢!

火车在飞速地前进着。坐在我身边的母亲,不时念叹着家:“我这出来几个月了,晓得玉莲如何啊,小燕长得怎样了啊!”这声音传入我的耳里,使我顿时陷入了沉思,想起了很多事情,鼻子一酸,禁不住掉下了眼泪:“两母女不会有啥,很快就要见面了!”我这样回答。然而眼睛却是迷糊、润湿的,想起几个月前她们母女来简阳的情景及我所见的模样:小燕身体瘦弱,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额头,聪明、伶俐、可爱的样儿浮现在我的眼前。她唱《小燕子》、《草原晨曲》、《红湖水,浪打浪》的歌声,仿佛还在我的耳边回响……

回想这几年,家庭四分五裂,四口之家,分住三处。父亲1958年去世以后,母亲孤独一人住在农村老家,无依无靠。1958年8月,为了让她不感到孤单,也为了帮我和玉莲带即将出世的第一孩子,我利用暑假,专程从北京回到邻水老家,雇几个人,用凉椅捆上斑竹棒棒,抬着母亲、挑着行李,历经苦辛,翻一座大山,步行二百余里,把身体虚弱、饱经风霜的母亲接到了重庆,让她同我爱人住在一起,相依为命……。

这几年,我要感恩感谢的人实在太多了。追溯过去,首先,我要感谢已故的父亲,是他对我从小就严格要求,劳苦培养教育,使我学会了不少农业知识和耕作技能,田里土里翻土除草、栽秧割谷、粗活细活、肩挑背驮,样样都能干,而且掌握了一些基本工,会使用刀、镰、斧、锯、推刨、凿子等工具,会编织竹篾器皿,会制作和修理木质简单农具,如锄把、扁担、扦担、扬叉等等,从而能够适应农村生产劳动的环境,能顺利地度过每次的劳动关,并立于不败之地。在干同一种活中,一些自称工农干部的人,有的在我面前望尘莫及,甘败下风;就连农村社员也刮目相看、称赞不已。我也要感谢我的母亲,是她教我从小会做家务事:会缝补、洗涤、炊事,等等,使我处在各种困难环境,能够应付和独立生活;更应感谢她帮我们做家务、带孩子,使新成立的一个小家庭有了生气,免除了我的后顾之忧,能在外面听从调遣,天南地北完成任务。当然,更不用说,我也要感谢自己的爱人,是她在家里,一方面完成“大跃进”繁重的工作任务,同时还要挑起家庭重担,把一切事情统起来,使老有所依、幼有所养,维持着小家庭的存在……

列车,飞速前进。不时,母亲又提醒我:“要注意车上带的东西!”我点头会意,环视一下,打量着我的东西:大小纸箱、木箱、皮箱共四个,被盖卷一捆,随身所带挎包两个。数目不少,但值价的东西却没有。单是书籍就装了两箱半,用的穿的破旧衣物一箱多;身边的两个挎包,一个装着母亲晒的七、八斤干红苕片,一个装着盥洗用具及日常生活用品。我怕丢的,倒是装在挎包内的笔记本、日记本,所以我一直把它们放在身边,不时翻一翻、写一写、记一记。

下午四点左右,火车到达了终点站重庆。我站起身来,舒了口气,心想:我又即将踏上新的工作岗位了。不知为啥,此时,我又回想起了工作团。近期,我们工作团的成员,不少人也和我一样,重新分配工作了。有的调回北京,有的调到成都,有的调到专区,有的根据自己的要求调回了本籍老家,还有一些尚在简阳等待分配。分到党校搞理论工作的,可能只有我一人。明天,我定要去重庆市委党校报到。

1962年12月5日晚

 
附:整社期间大事记

1960年
12月20日  上午,工作团从北京前门火车站启程赴川。
12月22日  下午抵成都,省委派车到车站接到民族事务委员会招待所,住四天。听了廖志高书记的报告 、省农业厅厅长介绍了四川农村的困难情况。
12月26日  由成都到简阳,住公园县委干部招待所,听了县委领导介绍本县农村情况。

1961年
1月6日   工作团成员分散到各自的岗位。领队、工作团负责人王处长、梁处长二人住县委;中队领队张敏等人住红塔区区委;小队领队朱子军等人(包括医生一人)住解放公社;小组负责人郎封域等住民主大队队部。我分配到民主大队第六生产队住“万乐食堂”。
1月28日至2月5日  通知回县委干部招待所总结第一阶段整风整社工作(主要是搞退赔)。
2月11日  请假回重庆望江厂过春节(2月15日是旧历正月初一)。
2月19日  返简阳,随中队全体成员转移到黄连公社。张敏、朱子军等人住公社。我和郎封域、石丰海三人住第五耕区四小队。
4月11日  全体队员接通知回县委干部招待所总结工作、学习中央《六十条》、作鉴定。前后休整半个月。
4月26日  工作重新调整:张敏等人仍回区委,朱子军等人回公社,郎封域回民主大队队部,我由六小队调二小队,同于思和、李振敖住在一起。组仍由郎封域负责。我除社会工作、参加劳动外,还要协助队上记分员记好工分。
7月28日  由朱子军带来张敏通知,调我和石丰海、李振敖等人到红塔区委协助工作,主要是搞社会调查。解放大队调去的有邱永寿(大学生,在国家统计局工作)。我与邱永寿负责写材料。
8月20日  区委蒋书记通知我,晚上同区委樊书记等人赶写一个向地委报告的材料。写到凌晨三点半完成。
8月30日  通知回县委干部招待所开会,听取内江地委副书记兼简阳县委书记张政委的形势报告。至9月2日下午,会议结束。
9月2日  下午,中国科学院慰问团来到简阳,通知我们不要回去,继续留所开会。
9月3日  慰问团成员与有关方面接触,了解情况,并研究会议开法。
9月4日  科学院慰问团在县委干部招待所召集全体工作团成员开会,除向大家表示慰问以外,还报告了国际国内形势和北京的情况,广泛征求了大家的意见,解答了些问题。
9月14日  我在红塔区区委工作结束,回到解放公社民主大队二生产队。社员和干部对我很热情。
11月1日  到县参加三级干部会议。
11月7日  内江地委召开全体下放干部会议,讲分配工作问题。
12月23日  我由县委组织部调到县商业局,参加搞城镇的“新三反”,兼搞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工作。
12月26日  到县商业局报到。

1962年
1月2日  请假返渝,在望江厂家中过春节。
2月9日  由渝返简阳县商业局。
3月6日  收到科学院徐日彪同志来信,告诉所里已向四川省领导机关去了公函,建议调我到重庆工作。
3月21日  为杨局长到成都开会准备三类产品情况的材料。
6月19日  向商业局和供销社全体党员作《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第二单元党课学习)的辅导报告。会后反映好。
8月15日  县委确定我为报告员,同县级机关调去的几个同志一起,组成工作组,到禾丰区宣传贯彻中央两个“宣传要点”,并指定我不仅当报告员,而且要参加听取汇报,工作完后写出总结材料。在8月29日,工作汇报材料写成。
9月21日  理论学习时间,由县委宣传部刘部长讲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
10月15日  接到玉莲来信,言望江厂党委电话告诉,省委跟重庆市委作了联系,同意调我到重庆工作。
11月30日  由于供销社领导在几天以前已通知我要调职,今天副主任刘烁贤、秘书股长谭光亮和总支、工会工作的毛志敏、王均良、施敏旃等同志邀我合影留念。县委财贸办公室黄亚辉、杨明辉、陈峰胜、魏绍兴、邹君治等几位搞文秘工作的同志一道邀我合影留念。中午,受财贸办几位同志之邀,聚餐为我饯行。
12月3日  县委组织部正式通知,调我到重庆市委党校工作。
12月4日  中午,供销社秘书股长谭光亮同志邀我和母亲到他家吃饭,为我们饯行。
12月5日  上午早餐后,供销社同志用板板车将我全部行李运送火车站,并送上车。下午四时左右,抵达重庆。
12月6日  到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报到。接待人是刘正媛,她很热情。

 
《困难时期农村整社纪实》跋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富有革命精神;同时,又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特别是近一百多年来,更是灾难深重,内忧外患,连绵不断。我这份材料,反映了“内忧”的一个方面,或者说一个部分。今后,斗转星移,时过境迁,无论人事、国家、社会怎样变化,《纪实》已成历史。铁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

作者

(续完)

--转自《中国大饥荒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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