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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时期整社记实

--作者:惠文

(八)

40.关于“土地公私占用比重”和“落后队未改变的原因”的调查报告

这次,我们在普安公社永明大队就“土地公私占用比重”和“落后队未改变的原因”这两个问题作了调查。现将情况报告如后。

永明大队是普安公社的一个落后大队,上面虽然几度帮助,但生产、工作仍落后于全区其他大队。这个大队下属12个生产队,社员343户,1026人,其中主劳245个,副劳199个,次劳37个,合计劳力481个,占总人口的46.8%,折合标准劳401个。有耕地3475.1亩,其中田771.1亩,土2704亩;有耕牛54头,能劳役的30头;毛猪183头。全大队人平土地3.39亩,每个标准劳负担土地8.67亩,现能劳役的耕牛每头负担土地115.89亩;毛猪户平0.53头,每头猪的肥料负担土地19亩。

一、土地公私占用情况

全大队的耕地面积3475.1亩,以人平0.23亩划拨给社员作自留地235.84亩,占耕地面积的6.79%;划作社员饲料地的9.9亩,占总耕地面积的0.28%;应属集体经营的土地为3229.36亩,占总耕地面积的92.93%。

全大队十二个生产队中,除按标准划给社员作自留地和饲料地外,社员擅自占用集体经营土地的有9个队,占12个队的75%;社员188户,占全大队343户的54.8%,共占耕地11.69亩,占集体土地的0.36%,占自留地的4.92%。另外,还有174户社员利用路边、荒地、房屋基地种植满山青9.72亩(其中:路边0.36亩,占3.7%;荒地1.34亩,占13.8%;屋基地8.02亩,占82.5%),户平0.056亩,占总耕地的0.28%,占自留地的4.12%。

占用集体土地的9个队,一般队3个,占33.3%;先进队3个,占33.3%;落后队3个,占33.3%。一般队侵占土地面积大,先进队和落后队侵占土地面积小。如,一般队3个,占用土地9.46亩,占总侵占面积80.9%;先进队3个,侵占土地1.05亩,占总侵占面积的8.9%;落后队3个,占用土地1.18亩,占总侵占面积的10%。侵占土地户一般队多,落后队少,先进队更少。如一般队3个中,侵占户74户,占该队户数的71.4%;落后队3个中,侵占户66户,占该队户数的59.6%;先进队3个中,侵占户48户,占该队户数的43.6%。具体从侵占户来看,188户中,从阶层上看,老中农29户,占本阶层户数的82.1%,占侵占户数的15.4%;新中农41户,占本阶层户数的73.3%,占侵占户数的21.8%;老下中农51户,占本阶层户数的48.1%,占侵占户数的27.1%;新下中农58户,占本阶层户数的53.6%,占侵占户数的30.9%;贫农9户,占本阶层户数的21.4%;占侵占户数的4.8%。从劳动力上看:劳强户98户,占劳强户数的86.7%;占侵占户数的52.1%;一般户69户,占一般户数的64.3%;劳弱户21户,占劳弱户数的34.6%,占侵占户数的11.2%。从以前的生产生活水平来看:生产好、生活水平高的108户,占本类户数的71.3%,占侵占户户数的57.4%。再从干群方面来看:干部有14户,占干部户数的23.3%,占侵占户数的7.4%。14户干部中,先进队1户,占户数的7.1%;一般队8户,占户数的57.1%;落后队5户,占户数的35.8%。

这个大队是个落后大队,为啥社员侵占集体土地少呢?据了解是:

⑴这个大队是人少土地多,耕地面积大,自留地划得多(人平0.23亩)。社员说:“看我的自留地都搞不好,哪还有人工、肥料去搞满山青啊!”
⑵先进队对集体生产抓得紧,防止了社员自发耕种其它土地。如胜利一队队长说:“社员自留地那么多,再去搞满山青,队上生产怎么办?”
⑶落后生产队的社员依赖成性,靠国家帮助的思想严重,认为“一身都滚下去了,还靠一个尾巴。”
⑷原大队支部卡得紧,在大小会议上都强调不准乱挖乱种,未经批准搞的满山青要收归集体所有(去年曾经收过一次),因此社员不敢搞。只是一般队卡得不紧,社员才试探性的搞了少部分。如永明二队社员庄世平说:“说是说不准搞,管他的,搞点试试看,队上要收就算了,如果不收,就算捡到收一点。”现在社员占用熟土种的满山青,生产队一般都作了研究,他们的解决办法有两种:一是收为集体,队付报酬。用这种办法处理的有8个队,占队数的88.9%;二是采取收益分成的办法,搞四六开,集体得四成,社员得六成。像这样处理的队有一个,占队数的11.1%。

二、落后队未改变的原因

这个大队的落后生产队是永兴队、太平二队、和平二队等三个队,占全大队12个生产队的25%。这三个队长期陷于落后,不仅1961年大春生产孬,1962年小春生产准备工作也差。如永兴队1961年大春种得少,长得孬。集体经营的土地353.48亩(其中田91亩),在1962年大春仅种下了279.48亩(其中田57亩),占应播种面积的72.6%(包括运输站划种的20亩在内)。该队未种的空田空土还有74亩(其中田34亩),占应播种面积的27.4%。已播种下去的,管理很差,生长孬。如玉米种14亩,有7亩基本无收;花生6亩,全是草山,脱窝很严重,亩产不会超过20斤;红苕104亩,草盖苕就占了32亩,上过一次追肥的仅10亩;棉花91亩,秋草已封土面占50亩,基本无收有7亩;水稻收了不犁田,现在还有谷桩田2亩多未犁;已犁的田又不拦水,田坎全未挞糊过,河堰也不扎。另外,谷子割了很久,尚有10亩田里谷草丢着未收。对1963年小春生产的准备也很差,现在商品肥1斤未买,社员的农家肥也一户未收。整土拌土全未动,种子不加翻晒,霉烂生虫的多。麦子、碗豆种全部受潮咬不响,小麦种生虫率达70~80%,碗豆种生虫率达20~30%。

这个队落后是否客观条件差受到影响呢?据调查,根本不是这方面的问题。这个队号称“人少土地多”,土地人平均3.63亩,高于大队水平7.1%,标准劳平11.11亩,高于大队水平28.1%。运输站划种20亩后,人平土地3.01亩,占大队水平的88.8%,劳平土地9.8亩,仅高于大队水平1.3%。劳动力虽差一点,但畜力则很强,全队有耕牛6头,能投入劳役的有5头,每头负担土地70.1亩(其中田18.2亩),占大队水平的60.5%。划走20亩后,每头仅负担土地66.69亩(其中田18.2亩),仅占大队水平的57.6%。其他生产资料,政府两度无偿投资,已基本解决。搞好生产的客观条件是很好的。那么,这个队落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从总的来讲,根本的原因在主观方面。具体讲,有以下几点:

㈠经过“五风”刮后,干部和社员对搞好集体生产丧失了信心。在生产上,社员有劳不劳,有肥不投,每天出勤率只占50~60%,最高不到80%,且出工迟,收工早,每天劳动时间只有5~6小时。劳动中互相不管,互相观望,在土里混。社员谢世元队里安排他去犁田,他把牛牵到田边拴着睡了大半天觉,根本不下田去犁田,很多社员都知道,就是无人过问。又如,全队40户社员,1962年全年无投资户(主要是投肥料)达11户,占总户数的27.5%。其中劳强户6户,占54.5%;一般户2户,占18.2%;劳弱户2户,占18.2%;懒汉1户,占9.1%。队委会从未过问,致使该队生产长期陷于落后状态。

㈡队委领导集团,存在搞单干的思想。队委会6个干部中,除第三生产队队长何素芳(女),认为只有依靠集体才能战胜困难、搞好生产外,其他5个都积极主张单干,认为只有土地下放、划到户去各搞各的才行。如第一小队队长唐光照说:“集体搞硬是不行。”他的理由是:“⑴人多心多,很难统一。人上一十,五马俱全,硬是盘不赢他们的心。⑵土地吊得远,房屋住处又分散,不说搞生产,逛都难得逛。⑶基本口粮不够吃,国家无照顾,肚子饿,你叫他怎样做活路嘛!”大队会计员晋光吉说:“集体搞生产,享福的一边,受罪的一边。”(意思是说,当干部的,生产搞不好上级要批评,喊社员做活,社员又要叼,不去干。受罪的是干部,享福的是社员,因为基本口粮大家分一样多)记分员钟国兴说:“生产合起干,勤快人都拖懒了。”第二生产队队长杨宗炎说:“前两任的第一队队长钟远盛(挂面匠)、杨昌性(木工),看到集体搞不好,单干又不行,他们就不当队长,跑去搞小手工业去了。他们才安逸,叫我们来搞,硬是棘手。”队委会正式提出“箍不住了”,积极主张“土地划到户去各搞各的,免得病脚连累好脚。”现在,队委会的领导态度是放之任之,基本不管。第一队队长唐光照有时表面上管一下,实际没有管。平时不是搞自己的自留地,就是去赶场。他说:“不是自留地多结几个南瓜,小春分那点粮食啷个能吃到现在!”第二队队长杨宗炎不仅自己积极参加搞自留地,还把他父亲专门安排在家中搞自留地。整个队委会基本上瘫痪了。

㈢社员对集体生产无兴趣,倒向各奔前程。第二小队社员40户,坚持集体生产只有13户,占总户数的32.5%。这些户绝大多数是贫困户和劳弱户,以及一部分政治觉悟较高的干属。主张土地划到户各搞各的27户,占总户数的67.5%,他们大多数是劳强户,如劳强户社员杨德寿说:“只要土地划到户,等不到两年,空田、空土和草山就要全部消灭光。如果再集体搞,这一辈子都休想搞好。现在,集体无人想搞,社员私自搞了,他们(指大队)又要收,田土啷个不丢荒嘛!”原任第一队队长杨昌性说:“国家仓库要想装满,只有土地划到户。如其不然,国家仓库还要空。未转公社前,杨德水一家人卖统购粮三千多斤,我卖两千多斤。我们两家合在一起卖五、六千斤。今年我们一个队四十户人,才完成征购粮五、六千斤,比一下嘛!”(按:经过核实,数量确实是那么多)吴其昌(劳强户)总结了集体生产有“十二多”、“四个好”、“一个样”。“十二多”是:“田土荒得多、庄稼草草多、队上懒人多、遍地肥料多、露天粪池多、粮食浪费多、房屋烂得多、树木糟蹋多、农具损坏多、偷奸取滑多、田里漏眼多、国家损失多”;“四个好”是:“干部整得好、干活混得好、庄稼孬得好、肚子饿得好”;“一个样”是:“勤人懒人一个样”。杨昌德说:“互助组时,我们这个地方还红哩,转了社就倒霉,一直到现在。我看还是土地划到户搞互助组好。”杨昌寿对土地划到户后提出三个保证:“⑴保证两年内消灭全部空田和荒坡;⑵保证人人出全勤,家家户户无耍人;⑶保证国家多收征购。”很多社员都异口同声地赞同土地划到户搞互助组。他们说:“其好处是:⑴互助组是走集体道路,是社会主义萌芽,不是搞资本主义;⑵我们搞好了,好帮劳弱户,一方面增加了劳强户的收入,另一方面又照顾了劳弱户,仍是大家富裕;⑶目前的耕牛、农具很缺,好调剂使用。”很多社员由于上述思想支配,虽未正式行动,而思想已转向单干,准备各奔前程。该队40户中,有一户(占2.5%)不务农业,专靠打鱼捞钱;有5户(占12.5%)不参加生产,到处游手好闲,进行乱拿乱摸;有2户(占5%)经常在外搞小手工业挣钱;有8户(占20%)经常在家搞自留地,很少参加集体生产;有3户(占7.5%)场场赶场,搞点小买卖。总共有19户、占47.5%的社员,都不愿搞集体农业生产,积极主张单干。其他还有一些,嘴里不说心里也想单干。走单干道路的社员已经占了上风。这便是该队老是落后不能改变的根本原因。

㈣劳动管理差、评工记分不逗硬。该队既无作业组,又无临时班,习惯于大班子,一窝蜂。评工记分变成了报工记分,平均摊分。社员说:“勤快人得八两,懒人得半斤(16进位秤)。”“要想活路做起走,没有那样人的心。”故社员干活消极,生产长期掉队,成了老落后队。

禾丰区工作组
      
1962年10月3日
 
41.看棉花王的沉思

由简阳火车站到县城的进街口处,马路左边的小土坡上,高大的玻璃房子内,种了五、六根棉花王。棉花王高十多米,相当于三层楼房的高度。土地耕作精细,每根棉花王周围拥有一公尺左右高的肥料,根部粗者有小碗那么大,细者也有茶盅那么大。棉花王的四周和顶上都是嵌着玻璃的房子,地下挖有管道和温床,房内安有温度表,经常保持恒温。在管理上,集中了县里种棉科研人员,经常观察研究,使用了很有种棉经验的几个农民,常住那里监护与管理。棉花王最大的一根,结棉桃5000多个,据说摘下其棉花,可以弹一床棉絮。小的也有棉桃3000多个,可以弹半床棉絮。棉花王上结的棉桃,凡张开了吊着花絮的,个个都用塑料薄膜口袋包着并结上棉绳固定。每根棉花王周围,像起楼房一样,都用楠竹、木料捆绑,搭起了塔式的脚手架,一方面把很多棉枝棉桃衬着;另一方面,只有依赖这种架架,人才能爬到高处去包裹一个一个的花朵似的棉桃。曾经一个时期,往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到了简阳,看看棉花王,也可以开开眼界,饱饱眼福。

当然,这也自然引起议论纷纷,褒贬不一。总的来说,人们是把它当做奇迹来看,并为之赞叹。褒者认为,这是解放了思想,敢于向科学进军,将草本植物变成木本植物,将一年一枯荣的植物,变成了多年生的植物。它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土质、肥料、温度、水分等适当),是可以改变植物的性质的,即一年生植物可以改变为多年生植物(棉花王是1958年种的,到1962年还活着),草本植物可以变成木本植物,能够四季常青。但是,冷静下来沉思,其中也有很多问题值得考虑。

㈠可以说它是浮夸风的精品展览。
㈡可以说它是劳民伤财的典型。据说,单玻璃就花掉两万元,由省委书记李井泉批条子才买到的。还有肥料、烧火温床的燃料、工作人员的开支等,这笔笔经济帐也大有算头。
㈢产量不一定理想。占了近一亩土地的面积,四年内就只看到那么几根棉花王。如果按常年种法种好些,其收获得的棉花产量,远比这几根棉花王产的棉花多得多。
㈣没有什么发展前途。棉花王开初一年结的棉桃还大,可是到第二年便小了,到第三年颠上结的则更小了,小的棉桃只有指头那么大,第四年棉花王颠上的叶子小得只有小钱那么大了,已经结不出棉桃了。这有什么推广价值,有什么发展前途呢?
㈤这种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客观条件上,给以特别优惠的劳民伤财的浮夸作法,早一天收捡起来为好。

我的结论:不宜再种了!

1962年8月

42.一个困难队的简况——简阳县养马区石盘公社新民大队下五队的调查

一、基本情况

全队在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以前,人口20余户,100余人。生活基本可过。从1959年以来,生活很困难,患浮肿病死人不少,现在剩下人口计14户,46人。在46人中,男26人,女20人,10~20岁的4人。转社时全队主劳28人,1959年调到学堂湾修大水库主劳24人,患浮肿病死了很多,只回来了2人,现在还是病号,不能干活。队上有田18.5亩,土103.57亩,合计122.07亩,人平面积2.65亩,有耕牛2头,毛猪13头。

二、存在的困难问题

㈠劳动力缺乏

全队46人中,评级劳力只有12人,其中主劳3人(副队长算1人,会计算1人,还有一个偏颈社员也算1人),辅劳4人,次辅劳5人(有4人长期病号,不能下地干活)。队上真正能顶起干活的人很少,以致现在还有38亩土是荒着的,没有耕种。

㈡领导班子很弱

原有的队干部全部死光,队上没有领导干部,无人领导生产。后来,在对印度自卫反击战中,一个负了伤的残废军人吴耀成复员回来,才安排他来队里担任生产队长(是个跛子)。随后,县基建队又压缩一工人吴胜先回来,就叫他当副队长。队上没有会计,只好通过组织,在另一个生产队调来一个会计张文炳,作“招夫上门”(他的妻子死了,来队同一个死了丈夫的妇女配对),才有了会计。三个队干部中,队长吴耀成因系残废人,不能干活;副队长吴胜先和会计张文炳,二人既是队干部、又是队里主劳。

㈢口粮少,生活很困难

1962年小春一季,队上每人只分得粮食29.1斤;大春一季,每人只分得粮食29斤。全年人平口粮只有58.1斤。大家感到日子难过。

㈣生产搞得孬,完成国家征购、统购任务困难

1962年粮食征购任务,全大队为38,000斤,平均每个生产队为3,000斤,而下达分配给该队只有100斤也完不成。现在这100斤还是欠着的。棉花统购任务为909斤,只完成了442.3斤,现在库存尚有38斤,土里收秆子棉花可得20斤,总计起来,全年可完成500.3斤,占应统购任务的55.04%。大春种红苕29亩,因生长很孬,估计每亩只能收800斤,按照包产定的合同,要赔产1400斤(折成细粮)。

1962年11月16日
 
43.坚持实事求是是对共产党员的党性要求

毛泽东同志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可见,实事求是,也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唯物辩证法在革命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根本作风,作为党对每个党员的党性要求,这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使命,是彻底改造旧世界,解放全人类,建成人类最理想、最美好、最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前人未做过的翻天覆地的事业。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既是艰辛和光荣伟大的,又是义不容辞、完全可以办得到的。因为这一事业不是什么主观空想,而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基础上的、合乎人类社会客观历史发展规律的事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客观世界,是自觉的认识者与改造者,是做的符合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事业。阶级性、党性和高度的科学性、革命的彻底性,在这里完全是一致的。尊重科学,实事求是地去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和神圣的事业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实事求是地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才能最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推动历史车轮飞速前进。如果对客观世界作了错误的认识,没有把握着客观世界,在改造中违反客观规律,就必然会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使自己的事业受到挫折,走一段弯路。因此,实事求是也就很自然地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作风,成为党性的要求。共产党人在制定自己的政治路线、策略方针和政策措施时,必须从实际出发,做到实事求是,才不致犯错误。每个共产党员必须把实事求是作为一切行动的准则,才能更好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党和毛泽东同志经常不倦地教导我们:在一切工作中,除了有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外,还要有冷静的头脑,有科学的精神,遵循客观规律办事,等等,也不过是要求我们尽量做到实事求是罢了。

我们以科学的实事求是态度,去认识客观世界,掌握客观规律,正是为了利用或限制客观规律、改造客观世界。为了更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在对客观世界,即工作对象,有了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恰当地认识主观力量、主观能动性,也是必不可少的。

今天,我们的党,是领导着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战胜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取得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党,处于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它在全国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党的一切主张,一切政策措施的制定与贯彻,以至每个党员的言行,都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引起人民的特别注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由于运动的中心已转到北京 ,党更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决定着当代全人类的命运。现实生活给我们党提出了更严更高的要求:要求党有健康的党内组织生活,能及时发现好人好事,及时揭露和清除党内生活中的一切不良倾向和坏人坏事,全党在思想、组织和行动上团结一致,有强大的战斗力,成为坚强的堡垒和领导核心;要求党的正确领导,加快国内社会主义建设;要求党有高深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促进国际上兄弟党的团结;要求党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全国以至全世界的劳动人民,战胜各种困难和不同的阶级敌人;要求在一切工作中少犯或不犯错误,而有了缺点和错误,又能够很快的纠正,不致扩大和延续。这些就必须做到实事求是。

在实际工作中,违反实事求是的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工作粗枝大叶,不深入细致,调查研究工作做得不够,或者只凭主观热情办事。认为只要有良好的愿望,出发点是好的,就可以把工作做好。他们把工作效果寄托在革命干劲和主观能动性上,不冷静的对客观事物进行科学分析。而在工作中,往往以感想代替政策,凭想象反映情况,用“神仙”数字,用“大概是”、“基本是”、“差不多”等字眼,来代替复杂的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即规律性),因而造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给工作造成不应有的损失。这是属于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和思想认识问题,其根子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的危害很大。毛泽东同志说:“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列主义的主观主义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有这种主观主义的人,在我们党内还为数不少,必须加以改变。办法是努力学习,提高政治理论和政策水平,加强调查研究,遵循毛泽东同志一再教导我们的一条真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另一种情况是革命干劲不足,革命意志衰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去作调查研究,或者从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出发,有意捏造、弄虚作假,对客观事物,不是夸大,就是缩小。如夸大成绩,夸大困难,隐瞒真相,造假数字,做假报告,阳奉阴违,保留一手,等等,以欺骗党和群众,达到捞取个人名誉地位的目的。这是属于品质问题,是资产阶级作风在党内的反映。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虽然是极少数,但危害性大,应该给予严重的注意。必须加强思想意识的修养和改造,加强党性锻炼,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解决。

实事求是,作为我们党的一种优良作风,就是要求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当老实人。老实人不是没有原则性和斗争性的“老好人”,而是说老实话、做老实事、踏踏实实、实事求是的人。共产党员只能做老实人,不能做“老好人”。共产党员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对党讲老实话,如实反映情况,有什么问题就讲什么问题。是好说好,是坏说坏;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添油加醋,不夸大缩小。讲真话,如实反映情况,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我们党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原则意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实际出发。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方法对。要做到情况明,就要大家讲真话,如实反映情况。共产党员必须具有明确的是非观点,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和改正错误。为此,就必须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斗争性,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有高度的负责精神,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打破一切顾虑,不计较个人得失,敢于向讲假话和歪曲事实真相的人作无情的斗争,不怕打击报复。如果受到打击报复,就要敢于行使党员的权利,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申诉和控告。同时共产党员对自己的错误也要敢于承认,勇于改正,不抵赖,不推脱。有了错误而不改正,必然会一错再错,错上加错。这样,就是对党和人民,以至于对自己不负责任。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无论对别人,或是对自己,都要尊重真理,服从真理,为真理而斗争。这样的共产党员,于人民的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由于某种原因,即使暂时吃了点“亏”,受到一些委曲,而终究会为真理所洗刷,会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与支持。至于抛弃实事求是,不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反而对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坚持真理的人进行压制、打击,认为老实是“愚蠢”,作假是“聪明”的人,他们害了人民,必然也会害自己。这种人不管他地位多高、功劳多大,人民是厌恶的,迟早要被人民唾弃。因为他们欺骗了党,损害了党的威信和人民的事业,为党纪所不容。在某种情况下,即使暂时可以得到一些“便宜”,而事实真相终究要被揭穿。到那时,自己就要吃大亏,以致不能自拔。

为了做到实事求是,从根本上说,必须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承认客观世界的第一性,主观世界的第二性,客观世界尽管形形色色,千变万化,也是可以被认识的。意识就是存在的反映。同时,要努力学习加强党性锻炼与思想改造,永远保持革命朝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何时,都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真理,走好群众路线,运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去分析处理各种问题。

只要我们共产党员都坚持实事求是,我们的党,我们党的事业,就一定会兴旺发达起来。

1962年5月

--转自《中国大饥荒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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