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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时期整社记实

--作者:惠文

(六)

30.“三.八”妇女节有感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公社根据上级指示和布置,召开全公社的育龄妇女大会,到会人数虽未能按规定数全部到齐,但来的还是不少。参加会议的育龄妇女三五成群地在街上手挽手地来来往往。尽管生活困难,这些妇女中不少人还是打扮了一番,梳理了头发,穿着比较整洁、喜色的衣服和鞋袜,给平时冷冷清清的街道增添了热闹和喜气。

为了开好这次大会,公社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请街上的几个大的国营食堂(饭馆)专门做了大量的馒头、包子,装在大筲箕里,垒得尖尖的,作为与会者的午餐。另外,与会者在报到时还每人发给五个玫瑰饼(粉红色的面饼,上面沾满了白糖)。我们工作组的同志也沾了她们的光,每人交了一元钱,也得了五个同样的饼子。平时,这样的饼子在自由市场上,一元钱只能买到一个。

大会快到上午十点钟才开始。先由公社领导讲话,他讲话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这几年劳动力损失很大,人口大量减少,由于缺乏劳力耕种,田土荒了很多。要扭转这种局面,只有靠妇女们努力了。育龄妇女要为此作出贡献,把失去的劳力填补起来。因此生儿育女就成了妇女们当前的头等重要任务了。同时,在会上还大讲特讲生育问题,把它作为中心来突出和强调,动员妇女们要快生多生孩子,要求生得越快、越多、越好,号召育龄妇女们争当生孩子的模范,做一个生孩子的英雄母亲。

妇女们边听、边笑、边议论。公社领导讲完后,开始进行讨论,那就够热闹了——

一个比较大方的妇女说:“这啷个行啊?生活这么孬,男娃儿干了活回来,软绵绵的,动也不想动。晚上睡在床上,像条死狗,掉脸掉嘴的,身都不翻,打都打不过来。生得出个啥啊!”

有个死了丈夫的妇女伤感而生气地说:“生孩子又不单是女人的事,男的都饿死了,叫寡妇生孩子?除非去偷人,去开门迎客!”

另一个妇女接嘴说:“偷人、开门迎客,还得要有对象嘛。现在队上活下来的很少几个,尽是死耗子! ”

还有个妇女抢着说:“光叫我们生,生,生。讲起来松活,生起来就那么容易吗?又不是屙屎拉稀!”

……

一个接一个,说个没完没了,散会后,她们还边走边议论纷纷。

我们看到召开这样的大会,也产生了一些感想。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国情的特点就是人口众多,人平耕地少。建国初期,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提出建议,在进行计划经济建设的同时,应该采取多种措施,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增长,提高人口素质。这个建议,称之为“新人口论”。这个善意建议,不仅不被重视,反遭到狠狠的批判,被指责为“新马尔萨斯人口论”,是“马尔萨斯主义在中国的翻版”,是“敌视人民的观点”等等。进而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沉重打击,撤消了他的北大校长、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重要职务,把他赶出北大校园,住在北京东总布胡同32号的阴湿低矮的平房中,拿最低的生活费维持生活。

毛主席指出:人口多是件好事,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贵的”,“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全国都在按此指示办事,以致新中国诞生以后,人口增长速度很快,人平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经济的发展跟不上人口的发展,背上一个人口包袱来搞建设,把很多困难都归结为人口多造成的,采取了很多办法来控制生活用品,发放各种票证,定量分配吃、穿、用的东西。

困难时期,农村饿死了很多人,估计全国过亿。人口大大减少,本来是件坏事,却又变成了减轻包袱的好事。可是,突然又脑子膨胀发热起来,从上到下,层层贯彻,又是动员,又是号召,鼓励育龄妇女大量生育。这种作法,可以预料,我国又将出现一个人口增长的高峰期,给养活、教育及长大后就业等方面带来困难。到那时,又是严重、深刻的教训了。为形势所迫,摆在国家面前的一个大课题,必将是大力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

1962年3月8日晚  于禾丰公社
 
31.困难时期哪些人的生活过得好?

当前,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村的农民生活过得极端困难。就在不少人饿死的情况下,也有那么一些人的生活过得好。他们是哪些人呢?群众议论中普遍认为是这些人:

第一,当权者的生活过得好。所谓当权者,就是在党、政机关,企事业以及学校等单位,掌握领导权的实权人物。这些人,一方面,因为他们做了官,有一定的官衔在身,按国家规定,享有一定的待遇:除粮食定量高(县委委员以上干部每月45斤,一般干部为25斤)外,还有零星补助粮,饭可以敞开肚子吃;另外,有副食品配给证,凭证可以买到肉、油、蛋、面、糖、酒之类的东西(如:17级以上干部每月肉2斤,一般干部则没有,有段时间也曾配过3两)。凭证可以派人到商店按平价买到配给的东西;或者打张条子、打个电话、派个人去就可以买回东西。他们取东西,开初是走前门,由于怕被群众看到了有意见和反感,后来取货就改成了“走后门”。各商业部门“走后门”,从此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些人与众不同,在国家处于困难时期,群众普遍面黄肌瘦,而这些人却长得红光满面、肥头耷耳的,满脸肉坨坨,一笑起来,脸上的肉就挤成了肉堆堆;向群众讲话,厚实的嘴唇翻动的频率很低,语无伦次,不成文句;可整起人来,那就真了不得,厉害得狠了!

第二,掌握各单位、各部门实物,特别是粮食、农副产品实物的人生活得好,因为东西都要经过他们的手,“近水楼台先得月”嘛!他们可以采取种种办法来揩油,从中渔利。他们的生活比一般干部和群众都过得好。

第三,服务人员的生活也过得好。服务人员,包括一切饮食服务行业的人员,招待所的服务人员,食堂的总务人员、采购人员、保管员,厨房的炊事员,等等。他们经手着物资,管着群众的生活用品,甚至饭瓢把把,揩点油算不了啥,短斤少两司空见惯,克扣群众粮、油、肉、副食品更是家常便饭。就以炊事员来说,他们每月只交五、六元的生活费,不仅在食堂放开肚子大吃特吃,而且连吃带捞,把集体的东西朝家中搬。在困难时期,很多人饿得走路打偏偏,得了浮肿病;不少妇女得了妇科病,她们既要操持繁重的家务,还得承担生产队的生产重担,如牛负重地劳累,却得不到付出的补偿,有健康肤色的很难找到。可是,饭堂的这群男女,他们在饭前饭后无所事事,悠哉游哉,还不足以消遣,有时可以看见他们在那里相互挑逗、寻欢作乐。男的去捏女的肉砣砣,女的抓住男的扒裤子……

第四,军人的生活也过得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嘛,群众对此是没有二话要说的,对军人的生活过好一些,他们是理解和支持的,他们所担心的是如果人民继续苦下去,兵员后备力量的身体素质是难以好起来的。一旦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这种羸弱的后盾力量,怎能稳操战争的胜券呢!

1962年3月26日

32.为什么连年天旱种种

1959年,四川天旱;1960年,四川又天旱。企盼1961年有个好天气,谁知这一年又遇上天旱。人们想,事不过三罢,1962年该不会再天旱了。出人意料,这一年还比1961年旱得更厉害。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连年的天旱?简单概括来说,就是违背了自然规律,遭到了自然规律的惩罚。

一、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大刮瞎指挥风,对森林、竹木、山坡野生植物进行毁灭性的“全光”砍伐,引起了气候的恶变;水蒸气的大量蒸发散失,雨量的调节失去了平衡:这是造成连年干旱的主要原因。

二、1958年大闹深翻,把多年施肥耕种得很细腻、滋润的熟土翻到了底下,又把底下带沙石的瘦劣、干燥的死土翻到了地面。土质变坏,播种的农作物如果得不到大量的肥料、充沛的水份,那是经受不了干旱的。

三、由于饲养毛猪几经折腾,有些生产队连猪种都没有了,怎么能做到“猪多肥多,肥多粮多,粮多猪多”?土地得不到应有的农家肥,庄稼又是密植的,土地承受不了如此的超负荷,一遇天旱,庄稼减产歉收甚至绝收,那是必然的了。

不难看出,近几年的天旱,必然会持续一个时期。只有待森林、竹木、山场绿化恢复以后,旱情才会减轻;同时,也只有让毛猪大量发展起来,农家肥数量增多,土质逐渐变好,庄稼才会长好,单位面积产量才会提高。

为了尽快克服天旱造成的困难,领导人民继续前进,各级领导机关,要敢于尊重事实,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承认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痛下决心、真诚改正,并对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政策作一些调整和改进。

要领导人民继续前进,去克服目前的困难,就必须走群众路线,发扬民主,广开言路,虚心听取并采纳正确的意见,以之制定政策。对于过去批判处理错了的好同志,要给予平反纠正,向他们赔礼道歉,恢复他们的名誉、工作和职务。在政治生活中,不再搞独断专横、口是心非,不要欺骗人民,更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去争什么革命的“中心”、世界革命的“领袖”,不要不顾自己老百姓的肚子,而去搞“慷慨无私的援助”。只要政策对头,纯朴的人民是听话的,他们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迅速改变当前的困境。

1992年3月30日
 
33.简阳县三类产品情况

最近,县商业局的杨局长要到成都去开会,组织了几个人为他准备参加会议的材料。我也是被组织者之一,分配去搞三类产品的调查,回来也写了一些交差的材料。在调查中,我了解到简阳县当前三类产品的一些情况。

三类产品是除了一、二类产品以外的,允许拿到集市上去交换的产品。简阳县三类产品品种繁多,据不完全统计,有200余种。其中,中药材有150多种,土特产有50多种。

去年5月份农村集市开放,社员领回了自留地后,三类产品上市量不断上升,可以说是从无到有,由少到多。但是,当前上市量同1957、1958年相比,还差得很远:种植面积下降了62%,品种下降了58%,收购金额下降了7倍。

当前存在的问题有如下几个:

一、部分三类产品作物的生产与粮食作物的生产,争土地面积、争劳力。洛代区黄土公社永丰大队,980.1亩土全部安排种了粮食作物,生姜、海椒、药材种植指标的面积安排不下去。1961年该大队种海椒36亩,生姜46亩,今年一亩也没有。石板区永宁公社,去年种有20亩青木香(药材),为了多种粮食已全部犁掉。随着土地面积的转移,劳力也随之转移。

二、部分产品的收购价格偏低,社员认为不划算,不愿意再种植。价格偏低的情况有二:一是收购价格大大低于自由市场价格。如:蓑草,每斤收购价为0.05~0.07元,市价为0.16元;棕片,每斤收购价为0.22元(出售10斤奖原粮1斤),而市价为1.20元(出售10斤可买黑市米3~4斤);干海椒,每斤收购价为0.95元(出售100斤奖给贸易粮30斤),而市价为9~10元(出售100斤可以买到黑市米300斤左右);生姜,每斤收购价0.24元,而市价为1.30~1.60元。造成这种偏低的情况有两种倾向:⒈社员的东西不愿意买给国家收购部门,而愿意拿到自由市场上去买。如,贾家镇每场上市的棕片有200~300斤,国家收购部门1962年开年以来几个月只收购到6斤。⒉社员愿把东西拿到外地去卖,不愿在本地市场上卖。如贾家区山区产棕地带的社员,把棕片远运到华阳县去卖,那里牌价高于本地牌价一半左右。

二是品种与品种相比,有的价格偏低。要出售3~4斤蓑草才能买上一斤蔬菜,住在山区的社员就认为太吃亏了(山上产棕片、蓑草,坝下产蔬菜)。红花亩产8~10斤,价值20余元(每斤奖售粮1斤),白芷每亩产400~500斤,价值120~150元(每100斤奖售粮50斤)。社员认为种白芷划算,愿种白芷不愿种红花。莱菔子是萝卜子的中药名,作中药卖,收购价每斤0.31元,作种子卖,每斤售价4~5元。社员闲暇上山割野草卖给牛奶场,每天可割100斤,能卖得4~5元;如果给收购部门拣香附子(中药材),每天最多拣到1斤,只能卖得0.11元。社员反映说:“挖药不如割草、拣粪,不干了!”

三、在经营管理上还有不少混乱现象。表现在:列入二类的产品的棕片、烟叶、花椒、干海椒、苕片、荒货等,国家收购任务尚未完成而上市交易的却不少。市管会与有关方面议定的价格(主要是家禽、家畜、禽蛋等),虽然公布了,但还未认真执行。有些本来是三类产品,可以拿到市场自由合法交换,但社员害怕没收,不敢拿到市场正式交换,而在街头巷尾、桥头、马路边交换,引起市场秩序混乱,不好管理。
1962年3月21日
 
34.困难时期商品交换中的花样

自从原始社会末期,产生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后,商品交换就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等价和自由。即是,买卖双方,一方愿买,一方愿卖,方能成交;交换中以等价物作媒介进行等价交换。对此,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所说的自由,归根到底就是商品交换的自由,是贸易的自由。这是商品交换的客观规律。

在社会主义社会,要不要有商品生产?回答是肯定的。既然有商品生产,就应该有商品等价交换的自由。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没有商品等价交换的自由。这是违背商品经济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它不但不会促进生产的发展,反而会破坏生产的发展,特别是破坏农村经济的发展。
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商品的价值量就是生产某一商品花去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在正常的情况下,商品生产者只有按照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进行交换,才能鼓励商品生产者的积极性,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商品,拿到市场交换。否则,就会伤害和打击商品生产者的积极性,导致商品数量的减少。眼前的情况正是这样:商品的价值完全是用政权、行政命令,用强制的办法来规定,它严重违反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规律,因而导致了商品的奇缺和市场的萧条。

商品少了,商品交换中自然产生出很多花样。当前出现在商品交换中的诸多花样,中外历史罕见,可以说是当今中国的独创。这在外国人或后代人听来,还会认为是在编神话或说寓言之类的玩意儿。其实,它是事实。为了搞这些花样,玩这些玩意儿,还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很多人为此耗尽了智慧和精力。谁要敢说这些玩意儿和花样一个“不”字,那就会招致灭顶之灾,只能赞之为“正确领导”、“英明决策”,这样才能得到你每月的25斤口粮,凭此以保持你的生存。

现行的商品交换花样,大致有这些:

一、以行政手段,把社会上的全部商品划分为三类。第一类,全部由国家统购,由国家统一掌握,任何人不能在市场上交换。国家在统购时,付多少钱,只能由买方硬性规定,卖方不得有异言。农村社员自己种的粮、棉、油料之类,有的种得很少,连自己使用、正常消费都不够,也得按统购数字和价格强迫出售,这哪里还谈得上公平买卖、自由交换?第二类,是经常变幻不定的,只要当地政府和国营商业部门需要,认为有钱可赚、有利可图,便可把认定的商品,上榜列为二类产品。定为二类产品后,这些商品只能由国家和收购部门先订购、派购,所需数量满足后,剩下的才准拿到市场上去交换。由于生产的东西少,国家和统购部门的需要量大,往往是难有剩余的。在订购、收购过程中,收购部门往往都不正式公布是否已经收购足了,社员哪敢拿到市场去交换?二类产品在收购期间,是不准在市场上交换的,即使为了治病救命,也免不了被没收的命运。第三类,除了一、二类外,剩下的才是第三类。三类产品从1958年大跃进以来,就不准开放市场交易,直到1961年四、五月份,由于客观的需要(食堂下放了,每家每户独立生活,需要买卖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才开放市场。市场一恢复,就朝气蓬勃、热闹非凡,与国营商店、百货公司相比,大不相同:一个热热闹闹,一个冷冷清清;一个真正在那里根据需要自由买卖,一个却摆着仅供欣赏、观看,即使拿钱也买不到的“陈列商品”。守护这些“陈列商品”的售货员站在柜台边,不是吹牛聊天,就是坐着打磕睡。顾客去买东西,不是百问不答,就是以傲慢、恶劣的态度同顾客吵架,甚至恶语伤人。

二、凭证购买。在一定地区一定范围内,由物资主管部门发给购物证。人们凭证购买规定的商品。没有它,就是拿着钱也买不到东西。购物证有发给单位的,有发给个人的。发给个人的又有高干的、中干的、一般干部的、城镇居民的、农村社员的、城郊菜农的、粮农的、老百姓的,当兵的又分军官的、士兵的、老红军的……。买东西时高干的可以不登记,数量不受限制,商品等级由购买者挑选;其他的既要登记,又得限量、限等级、限商品。

三、凭票购买。在实行凭证购买的同时,又实行了凭票购买的办法。买布有布票,买工业品有工业品票,买米有粮票,买面有面票,买糖果有糖果票,买酒有酒票,买肉有肉票,买油有油票,买鞋有鞋票,买锅有锅票,买碗有碗票,买表有表票等等。食堂买饭有饭票,买馒头有馒头票,买菜有菜票;……若要出门,还得要有必不可少的车票、船票。总之,票券无法胜数,衣袋里除了钱币,就是票券,有时票券比钱币还更重要。除政府商业部门在印制这些固定的票券外,各地商业部门还临时油印发放某些商品的票券。其数量并不是以商品的基本单位为票券的基本单位,比如锅是以一口为基本单位,可票券却是几分之几口;手表的基本单位是一只,而表票却是几十分之几;有的商品票,只是该商品基本单位的百分之几。就是如此,一般干部、职工、居民、农民是很不容易得到购物票的。比如过春节,发给城市居民的购副食品的票,农民没有,居民每人5钱黄花、一钱木耳……。凭此,一个居民要活上70年,才能购得70钱的木耳,连一斤木耳也吃不上,真是死不暝目!但那些发购物票的经手人、领导人,则不受此限制,因为“肥水不外流”嘛!

四、凭条购物。有权或有以物易物的单位,需要计划内的、凭证、凭票购买的商品,只要开一张条子,就可不受限制地得到所需要的商品。

公社和医院也拥有打条子的部分权力:孕妇需要鸡蛋,公社可以打条子到公社下辖的商店购买;病人需要吃点白糖或红糖,医院有声望的医生出具证明、医院盖章,也可以到商店买。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五、搞协作、互通有无。单位之间、地区之间,为了彼此的需要,以协作为名,互通有无,各标各价,交换商品。其实是以物易物,不过安上了一个与时代相称的新名词——“共产主义协作”而已。这个办法,往往在掌握物资的商业部门、集体单位用得最多。

六、开后门。“开后门”原意是指有些人穿的大操裆裤,没有系好裤腰带,露出了屁股,不雅象,人们取笑其为“开后门”;或者某人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不好意思,便关了前门,由后门进出,这也叫“开后门”。如今借它来用,赋以新意:买卖双方,不通过正常渠道,不在营业门市部交易,而是通过不正当渠道,在商店后面的储藏室、保管室、库房,在非营业时间、非营业地点进行的鬼鬼祟祟的交易。这种交易,往往是为了某种政治的、经济的、人际的需要,为单位的头头、为亲戚朋友、为熟人去干的肮脏行径。群众把这类人戏称为“脸嘴长得好的人”。商品交换中开后门成风,对于不同的人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高级干部送上门,中层干部找上门,一般干部人托人,小老百姓莫得门。”

困难时期,由于商品奇缺,买东西排队现象,特别普遍、严重。吃饭要排队(饭店卖饭规定了时间,限额出卖,过时买不上就只好饿肚子,逼着排队),买需要票证的东西要排队,比如城镇居民,为了拿票买上一月供应的几两肉,头一天晚上就要赶到肉店门口排队。因为是限量出售,不排在前头就买不上。买不要票证的东西更要排队。商店里,间或也卖点过期的、变质的、不要票证的东西(“处理品”),刹那间,顾客便排成了可观的长蛇阵,拥挤不堪。为了能买上东西,争轮次、争柜台,顾客与顾客之间、顾客与售货员之间,常产生矛盾,吵架、打架的事情常有发生。

七、自由、公平的交易。这种商品交易,是商品生产社会本来意义的交易。只有在自由市场的集市贸易中才能看见。买卖双方根据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按质论价,自愿成交。自由市场交易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价格比国家牌价高。以1962年3月份为例,情况如下:(见表2)

表2:商品的国家牌价与自由市场价对比表(1962年3月)

品名          单位          国家牌价           自由市价        备注
大米          斤              0.093元               0.93元 
菜油          斤              0.67元                 8~10元 
红苕          斤              0.015元               0.15元 
胡萝卜      斤              0.05元                 0.20元 
棕片          斤              0.21元                 1.10~1.20元 
莲花白菜 斤              0.08元                 0.20~0.30元 
白布          尺              0.28元                 3.00~3.20元 
猪肉          斤              0.67元                 8.00~8.50元 
水牛肉      斤              0.46元                 5.00~5.50元 
鲫鱼          斤              0.47元                 4.80~5.00元 
鸡蛋          斤              0.64元                 7.50~8.00元
 
由于自由市场上的价格较高,商品出售者都愿意把自己的东西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而不愿意卖给国家收购部门。因此,从自由市场开放以来,属于订购、派购的二类产品,国家收购部门花了很大力气,想了很多办法,都完成不了收购计划。在直接从生产队社员手中收购不到后,只好转移到市场上去收购。而市场价格又高出国家牌价很多,于是国家收购部门又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办法来压低市场价格。其办法主要有:

㈠利用行政命令,硬性规定收购牌价。当市场上贴出告示后,上市的东西大大减少,很多人就不把东西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了。

㈡以国家牌价为基础,规定市场价格不得超过收购牌价的15~30%。告示贴出来后,市场上虽然有少量的人拿东西来卖,但大量的东西却在市场以外交易,其价格比以前的还要高得多。

㈢根据市场价格水平,规定掌握幅度,按现行市价,就低不就高。告示贴出来执行这个办法后,拿到市场出售的东西又多起来了。但还是不如过去热闹,没有恢复到过去的水平。

㈣根据集市自然形成的价格,让买卖双方协商议价,自愿买卖、自由成交。结果,自由市场立即活跃起来了,拿到市场交易的东西又多了起来,市面又恢复到过去的水平,而且价格也比较稳定了。这是在采取前三种办法失败后,对农村小商品生产者的让步,是一种不得不采取的办法。当市场恢复到以前水平后,简阳县市管会和有关部门并不甘心就此放开,还想再次规定市价(比自由市价低些)。告示一贴出,相当灵验,市场上的东西立即又减少了,市场再度萧条。即使有少量的东西上市,也在离市场远远的半路上就成交了,价格比在市场上的自由市价高得多。就这样几经反复,最后,还是以买卖双方自由交换、公平交易告终。

㈤为农民设立服务部、服务点,用高于收购牌价、略低于或接近于市价的价格收购农副产品。这样,农村社员还是愿意出售的,收购部门也可以完成收购任务了。

1962年3月28日

35.想无自然灾害,除非消灭地球

近两三年来,农业生产连年歉收,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国家经历着特大的困难。简阳县人口由120万下降到80万左右。一部分当权者在大、小会议上,把造成困难的原因完全推向客观,归咎于自然灾害,否认有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否认有人为的因素,对因在农村大刮“五风”而造成的恶果和灾害则只字不提。对此,群众很不满意,认为这太不实事求是了。有的社员气愤地说:“反正人的嘴巴长着两片肉,生来就是说话的。红的可以说成黑的,黑的可以说成红的;正确的可以说成是错误的,错误的又可以说成是正确的。他们有权有势,把肚子说饿了有东西胀。我们这些庶民百姓能拿他们怎么样?!”

中央工作组对造成困难的原因,在承认有严重自然灾害的同时,也承认有人为的灾害、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这是由于对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所造成的。群众认为“这种说法还差不多,比较实事求是”。但是,这种说法却同地方干部形成了观点上的对立而有矛盾。一些地方干部之所以要那么说,是有多种因素的。一是上面就是那么说的,他只能跟着那么说;二是跟着上面那么说了,对自己有利,可以开脱自己,因为大刮“五风”他们亲自干了,而且是首当其冲;三是越是那么说,越能得到上级领导的欢心,就会越被器重,可以获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组织观念强的好干部”的赞语,进而被提拔重用。这些人看得很清楚,从1957年反右以来,在历次运动中提拔重用的“平步青云”的人物,哪个不是如此表现而得到晋升的!中央工作组则比较超脱,所以能摒弃以上因素,以比较客观、接近真理的说法,去解释造成困难的原因,也才会作出与地方干部大相径庭的结论。

对解脱的说法,一位地方干部强词夺理辩解:你说不是自然灾害?我可以举出很多自然灾害的例子:某年是水灾,某年是旱灾,某年有风灾,某年出现虫灾,某年又是雹灾……他一口气举出了八、九种灾,好象还有若干种“灾”在他的脑海里藏着,随时都可以举出来。

是的,自然灾害是有的,不过细想起来,这些灾害自地球形成以来,何时何地没有出现过?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外国有,中国有;而中国有喏大的地盘,辽阔的幅员,占了地球那么一大片,地球上产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他逃得脱吗?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东西南北中,每年很难避免不是这里有灾,就是那里有害。比如,有风就会产生风灾,有水就可能出现水灾,有虫就免不了有虫灾……如果照那些干部的论调推论下去,用他们的思想方法去看待灾害,那么,要让中国人民摆脱困难,不再在饥饿线上挣扎,只有消灭了所有的自然灾害才能办到;而要消灭所有的自然灾害,岂不是只有消灭了地球才能办到的事情么?!

1962年4月9日

--转自《中国大饥荒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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