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当前位置: 首页民间文本困难时期整社记实 》困难时期整社记实(四)
分类:
困难时期整社记实

--作者:惠文

(四)

15.自办伙食

随着集体食堂的停办,粮食下户,柴禾下户,毛猪下放,食堂的服务人员也决定一个不留,全部转向农业生产。这样,原来留下为我们煮饭的一个炊事员也回家干自家的事和从事农业生产,再不给我们煮饭了。李振敖同志很想不通,称病卧床不起,我与于思和同志一起商量,为了生存,我们只有自己来办伙食了;认为,煮饭没有什么了不起,自办伙食难不倒我们。今天(7月16日),我和于思和一道进城到红塔粮站,买计划供应的粮油。由于沱江涨水,只有一只利用钟摆原理设置的木船渡江,每次定员开船,两岸等候渡江的人很多。为了早点办好事情,我们睡不着觉,早上五点就起床到江边,直等到11点半才过了江。进城办好事后,我按供应计划买到10斤大米、20斤土粉,背在背上,又到江边候船过江,到下午四点才回到住地。于思和进城后,称自己有私事要办理(去找人谈事),他负责买的10斤米和打的油,由他自己拿回来,就没有与我同行了。我回到住地后,见于思和还没有回来,便放下粮食返回江边去接于思和。接回于思和后,我们两人跑了一天,早就感到很累了,但因农村的老鼠多,怕我们的这点口粮遭老鼠糟蹋,便又拖着疲乏的身子去找盛粮食的东西。这时心想,如果李振敖懂事,已经休息了一天,该主动和我与于思和一起去找装粮食的器具。然而,他却根本不动,继续耍无赖,只好由我和于思和去跑了。跑了好几家,好不容易才在第一生产队保管室借到一个柜子。抬回来后,由于里面太脏,有老鼠屎和蜘蛛网之类的脏物,在很累的情况下,我们又去社员家里借搭钩、扁担、水桶,担水来刷洗。直到把柜子收拾干净,放好了粮油,最后才去做饭吃。自己开伙,饭怎么煮呢?我们三人研究决定:每人负责一周,轮流煮饭;每顿三人定量相同,分份吃;使用公用碗分份,煮饭的人让未煮饭的人先端,然后再把份内的倒入自己的餐具中吃。公用餐炊具由煮饭的人洗,自用餐具自己洗。负责煮饭的人在参加劳动时,可以提前一小时回去。(以下为补记:我们三人,就是这样在民主大队二生产队谭家院子坚持了近半年。于年底,才根据上级的分配,各自离开。于思和比我先走,他是申请经批准后回自己老家的。临走时,我们把他送到了江边)。

1961年7月于谭家院子
 
16.县委召开全体下放干部会议——中国科学院慰问团来到简阳

简阳县委发出通知:8月29日下午,整社工作团全体下放干部,到县委招待所报到开会。会议于8月30日开始,到9月2日止共四天.会上听取了内江地委副书记兼简阳县委书记张政委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用简单的几句话对整社工作团的干部表示慰问,肯定了工作成绩,然后转入正题:讲了全国、本省和本县的形势,讲了大家特别关心的粮食情况,回答了同志们提出的有关问题。

这次会议,在生活上照顾颇好,能敞开肚子吃饭,菜也有了油水,还打了牙祭。比起在生产队自己煮、经常吃少量的米加混土麦面煮的羹好多了,因此,普遍感到满意。听完报告后,大家总结了工作,检查了缺点,并保证今后要安下心来,坚持到下放两年整社期满为止,表示要把自己的工作搞好,同广大社员群众一道,为扭转农村形势、解决粮食过关问题贡献自己的力量。正当9月2日下午会议快结束准备返队时,忽又得通知:会后大家不要回队去了,科学院的慰问团来简阳慰问你们来了,你们还要继续开会。闻听这一喜讯,大家非常高兴,于是都留了下来。9月3日,安排大家休息一天,慰问团代表与有关方面接触,搜集了解情况,研究会议开法,决定9月4日开会。

会上,慰问团首先说明了来意,向大家表示慰问,然后简要报告了国际国内形势、北京的情况等等。报告中,根据大家提的意见,讲了我们的所属关系和工作关系问题,特别是工作分配方面的问题。明确了:在所属关系上,既然是下放整社干部,现在基本上属于原单位,不属地方;在工作关系方面,现在应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两年下放期满,在分配上,鉴于北京中央机构在精简,人员在压缩,情况已发生了变化,除自己愿意回原单位,原单位又需要而同意回去的可以回去外,其余的实行重新分配。由于大家在农村经受了锻炼,吃了大苦、耐了大劳,在分配时要尽量照顾专业和志愿、照顾家庭和夫妻关系等。报告听完,开展了讨论。

同志们在讨论发言中,有个共同的特点:外省来的,表示重新分配时,决不留在四川工作,要求回本籍或到东北、新疆等边远地区工作;四川籍的愿意留在四川,但要求照顾家庭和夫妻关系、照顾专业,分到别的地方去,不愿意留在简阳工作;没有牵挂的年轻人,很多都想离开四川,到别的省份甚至到边远省份去工作。

在北京组团下来之前,完全是采取自愿选择的原则。中科院建立一个团是到四川,但是,中科院的人,有些自愿到其他省里去了。比如,我们近代史研究所三人中,就有两人到青海等地。待工作团到四川后,我们接触到很多人不是中科院的,有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地质部等单位的人,但是,绝大多数还是中科院各研究所的人。

在建团下放时,这些人为什么要选择到四川来呢?在暴露思想中,他们当时想:四川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是粮仓之地。虽然国家困难,但到四川农村生活,吃饭问题是不必愁的。还有,听说四川是江南风光,山青水秀竹林翠,一年四季常青,风景优美,想借此机会来看看。山东、河南、河北的人,除了上述思想外,还想到:民主革命全国胜利前后,这些省份有大量南下干部入川,听说这些人差不多都当上了区、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把家也安在了四川。自己到四川后,可以得到先入川的老乡们的帮助,向他们学习,也把家安在四川,等等。可是,来到四川八个多月的亲身体会,情况并非原来想象的那样美好。碰到的很多实际问题,自己根本无能为力解决,特别是对四川现行的一些政策很不满意。他们说:尽管四川有灾害,生产的粮食也不少,为什么定量比全国各省都低,让那么多人得了浮肿病饿死?有的批评四川的领导浮夸风太严重了,向中央虚报了粮食产量,让四川人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对大量粮食外调,支援别的地区,他们不认为是共产主义风格高、对国家贡献大,而是不老实造成的。有的甚至说:“李井泉能当上西南局书记,是拿四川的粮食换来的,是拿四川千千万万的人命换来的。”“他只要自己的官,不要老百姓的命,所以我们不愿意在这样的鬼地方工作。”

同志们听到本地社员群众反映,四川省委农工部夏勇部长,1958年以来常深入农村了解情况。他很实事求是,主持正义,反对刮“五风”,反对打人骂人,反对瞎指挥生产,反对无止境地苦战夜战,反对扣饭罚款,等等,群众很欢迎他。他下到基层到一个地方,群众欢天喜地,奔走相告。他讲话大家都拥护,鼓掌欢迎,把他称为“夏青天”。这样的好干部,却反而被李井泉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罢了他的官,贬其下放到简阳禾丰区落后地带农村一个土墙茅草棚里住着,进行监督劳动改造。对此,心里感到不是滋味,很是同情。而对当时大刮“五风”、破坏性大、打骂群众、作恶多端的人,在纠正“五风”中被揭发出来,民愤极大,要求处理的雷光银、吴必渊等人,上面却进行包庇,认为情有可原、出发点是好的,而不加处分。在下面难于对群众作解释工作,感到这个地方是非不分,上下都有问题,因而也不愿意在四川,想分配时调到别的省去。有的同志认为,四川人口多,耕地少,地势高低不平,难以实行机械化,将来发展前途不大,因而也不愿意留在四川工作。

上述的种种说法,不一定都对,认识也不一定都正确,但确实是谈的真实思想,说的是实在话。

人们的经历不一样,因而处世哲学也不一样。有些同志平时对一些问题意见也大,思想上也不愿意留在四川工作,但怕得罪人,就是不公开谈出上述意见,而只是强调自己不适应四川的气候,不习惯四川的风俗,语言不通等与时局无关、与政治不沾边的理由,要求分配时照顾自己的这些“实际”,分到其他地方,或者分回原籍去。以上这些意见,都给慰问团的代表作了反映。会议当天结束。

1961年9月5日

17.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四川简阳县农村,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依我们看来,有以下的几个方面:

㈠在组织机构和经营管理上,还跟不上“六十条”逐步贯彻之后所引起的新变化的要求。中央规定,公社本身是公社、生产队两级所有制(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但目前这里却存在公社、管区、大队、生产队四级机构。在执行国家政策、贯彻上级指示等方面,逐层下贯,不但拖长了时间,而且在内容上层层打折扣。作为生产单位的生产队,有了什么问题也要逐层请示,逐层研究,逐层下达,然后才能最后解决。在机构层次多的情况下,形成组织庞大、人浮于事,会议多、报表多,各层组织机构的工作人员,都到生产队指挥生产,使生产队一级无所适从,给工作造成很多困难。

在经营管理上,生产队一级在制定劳动定额、全面管理、因地制宜地安排生产、认真实行经济核算等方面作得很不够。会计人员把绝大部分精力耗费在计算分配口粮方面。有的会计一个月有17天在外面开会、打算盘计算分配,而却没有把自己的工作用于加强管理生产方面。计算分配的问题非常复杂,从作物播种下地估产就开始计算,一直算到作物收割之后还算不清。各种作物的产量、产值,以及种的满山青等等,有各种不同的比例,分配有很多“开”。开始,对产量估得很高,以后往往算一次调整一次;“比例”、“开”也随之变化多端。这些,不但社员搞不清楚,就是一些大队、小队的干部也搞不清楚。搞繁琐哲学十分严重。有的生产队人平分20多斤粮食,算了十多次,分了十多次,每次算给社员1斤到两斤,前后分了两个月的时间才分完,十分零碎。

㈡服从国家计划与因地制宜种植作物的矛盾,现在还没有很好解决。在我们所驻的“解放”与“长征”两个管区地带,过去长期是种甘蔗,制红糖、白糖和冰糖,远近驰名。当地农民有丰富的种甘蔗的经验,并保留下来不少这方面的工具。他们说,种植甘蔗,有柴烧,有牛饲料,而且产量高,每亩常年可产万余斤,并可保持河坝边的土壤,不让流失。自从按上级指示改种棉花以后,连续三年被水淹了未获收成,甚至连肥沃的河坝土还被大水冲走。“解放”、“长征”两个管区,近三年被水冲走的土地达1800余亩。从因地制宜来讲,本应种植甘蔗为宜,但为了服从计划,则硬性规定要种棉花,群众对此很有意见。在耕作技术上,由于肥料和劳力不足,上面要求实行“八尺开箱”,搞“条播”等办法,群众的抵触情绪也很大。

㈢在社员群众的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少。首先,是住房问题。1958年大跃进以来,上级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强迫群众打了很多土墙,造成很多房屋倒塌;还存者也多破烂不堪,而又往往以草类作房壁房盖,不避风雨。一遇大雨,屋里便漏水成灾。今年四月份下了一次暴雨,红塔区因房屋倒塌就压死了20多人。

其次,对一些病人、孤寡老人、孕妇等的照顾极差。给他们配上一点东西,手续特别复杂。如妇女生了孩子,按规定要配20斤大米。要买到它,必须经过小队长、大队长、管区领导、粮食干部、粮站等环节签字盖章后,还要跑上几十里路才能买上。真是卡得太严太死了。

再次,物价高得特别惊人,群众莫不叫苦连天。简阳县的国营企业向自由市场的黑市价看齐,甚至还有过之。如简阳县的各个国营饭店(包括简阳旅馆)卖的鸡、鸭、鹅、牛肉,每斤定价为12元,比自由市场贵一半左右。县食品公司,每斤成本为5~6角的点心,插上“高级点心”的牌子,就卖4.80元一斤。一般国家干部和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收入仅30元左右,在简阳县城的饭店只能买上两斤半肉吃。这种严重的情况,大大影响了群众的生活与个人同国家的关系。另外,这里的一些干部对群众的疾苦是关心不够的。区、公社召集小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开会,睡的是不避风寒的湿地,吃也不能吃饱。开会时肚子很饿,一个个蜷缩成一团,咳嗽不断。区、社领导人作报告还大发雷霆、刮胡子,动辄乱训斥一顿。

有的社员在不影响集体生产的情况下,把自留地种好了,拿点菜到自由市场去卖,以作治病用度,这也被批判为“自发势力”、“资本主义倾向”等等。

㈣干部的作风还存在不少问题。在贯彻党的政策和上级指示方面,普遍存在着“宁左勿右”的思想。有的区、社领导干部在大会上对群众公开讲:“说我左也莫来头”,“总有一天要反你的右倾”。这个地方,上级对下级、干部对群众,民主作风很差,贯彻工作多采用“压”的办法,很少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商量。管区、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学习政策的风气不够,因而不能向群众正确宣传、解释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进行断章取义、片面理解。在贯彻执行政策时,多采用行政命令手段,强行硬贯。当前在部分干部中,自发势力、资本主义思想有抬头的现象。如解放管理区民主大队有个大队长,就不好好领导社员搞生产,经常热衷于做投机生意,搞转手买卖。干部的浮夸风、形式主义仍然严重。如在耕作技术上,对铁路、公路边的农作物,强调搞“八尺开箱”,进行“条播”,主要为了好看。简阳县城很多商店的商品摆得整整齐齐,但不卖。顾客去问,售货员以“样品”回答了事。商业部门购物,开“后门”之风极盛。党政不分的情况严重。党对行政、上级对下级的业务工作,常常包办代替。这个地方,大至向群众传达上级文件、作报告,小至讲一般问题、批条子、打条子、签字盖章,等等,差不多都是书记包办。我们到了几个公社,见到的情况都是如此。

1961年10月
 
18.忧国忧民记时弊

最近到处奔走,由于农村道路崎岖、坎坷不平,偶不小心,扭伤了脚,剧痛难忍,不得不请几天假休息。一静下来,翻看报纸,感慨多端,思绪万千,忧国忧民,情不自禁,便提起笔,聊记所见时弊,以作备忘之录。

19.关于实事求是

现在,又在大力提倡实事求是这个问题,要求干部“如实反应情况”、“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等等。这是个好现象。广大人民莫不高兴。但是不说老实话的人,始终还是不说老实话。他们的宗旨是,要求别人说老实话,而自己则说欺骗话。在一些细小的地方、细小的问题上不说了,就是在一些大问题、原则问题上,至今还在欺骗人民群众。这不能不是一个问题。如:

㈠近两三年来无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活,都显著地下降了,可是报刊上仍在闭着眼睛说瞎话,什么“生产蒸蒸日上,生活逐年提高”,现在仍在“大跃进”和“持续跃进”等等。

㈡有不少地方土地成片荒废,人口、牲畜大量死亡,主要原因是粮食连年歉收,农村人口生活无着。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认为,这是在农村大刮“五风”,人为的灾害造成的,而偏偏把这个责任推给客观,硬说是特大自然灾害造成的。竟至连主次都不分,这哪里有实事求是精神?

㈢最近在普查人口,搞得神神秘秘、鬼鬼祟祟,有些单位制造假数字,报喜不报忧,不反映真实情况。搞一阵人口普查,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根本不公布,连一些国家的主人翁都不知道。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认为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那些撒谎说假话的人,能算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恐怕历史和人民群众是不会承认的。

20.关于历史的真实性

前代的古人,后代的子孙,和我们这一代活着的人,谁都料想不到,在中国要出现这一段几千年来未曾有过的痛苦的历史。凡是与劳动人民同甘共苦、有感情、有良心的人,一想起心里就难过,情不自禁地要掉下眼泪来。经过的很多辛酸事,就会一幕一幕地历历浮现在眼前,悲楚万分。这就是1958年以来这几年的历史。这段历史的黑暗面,将来要想在报刊上、图书资料上,找到点反映出历史本来面目的资料,给写历史的人参考,从眼前的情况来看是万万不能的。因为这段时间的报刊杂志,完全歪曲了历史的真实性,说的都是假话。在“舆论要一律”、“宣传有纪律”的严格要求下,无论什么刊物,都是转载社论,定下基调,辗转相抄,鹦鹉学舌,异口同声,随声附和。无论什么刊物上面登载的,总是热热闹闹地宣传“大跃进”、“大生产”、“大胜利”、“伟大成绩”、“达到史无前例水平”等等之类。但是,宣传归宣传,舆论归舆论,历史本身却与此相反。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大后退、大破坏、大逆不道。任尔说得天花乱坠,但也有一点是掩盖不了的,那就是一些报刊和行文用的纸张,比正常年景揩屁股用的手纸还差。这又作何解释呢?

21.生产力的大破坏

在“三面红旗高高飘扬”下,在“大跃进”、“持续跃进”的阵阵浪声中,在“一天等于二十年”、“向大自然开战”的呐喊声里,我们来看看它给生产力带来的破坏性有多么严重。

可以说对生产力的破坏是史无前例的。

这次破坏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社会动乱的破坏不同,它是集中全面、有组织、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的,而且,它是从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起决定性作用的劳动力的破坏开始的。

㈠劳动力的破坏

劳动力的破坏大致情况是这样:在1958年大跃进中,他们把成千上万的劳动者,以县、乡、村为单位,强迫其集中起来实行“三化”,即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所谓组织军事化,就是把劳动力按军队的编制,编成班、排、连、营、团、师……完全和军队一样,配以各级长官,规定军纪,成立指挥部,施以军令、军法。如果谁不服从或违背军纪,就实行打骂。所谓生活集体化,就是集体劳动、集体吃饭、集体睡觉。以劳动的地方为转移,当时实行“大兵团作战”,在什么地方劳动,就在什么地方吃饭、睡觉和休息。由于农业劳动是在野外山坡或田土里进行,所以提出了“田间劳动、田间吃饭和田间住宿”的口号。在劳动的田间“安营扎寨”,成立了田间的连部、营部、团部、师部等等。劳动的一切行动,由田间司令部或指挥部统一下达命令。男男女女,都驻扎在营房。有的妇女还背上刚生下不久的奶娃娃一起露宿营地。这样的娃娃,由于母亲的过度疲劳,加之人多拥挤不堪,不是因哺乳不好遭拖死,就是睡着了被压死。这时的劳动强度特别大,深翻土地2~3尺,有的要求4~5尺深。每人每日要求深翻面积5~8分,甚至一亩左右。除了白天劳动以外,夜间还要加班苦战。几时休息,几时睡觉,开初还有规定,由于指标订得高,任务完不成,就逐渐地搞连续苦战、夜战。由于阴阳不分,人的精力耗尽,在连续苦战中,眼睛渐渐睁不开了,头不断往下坠,坚持不了多久,便一头倒在地上睡着了,如死一般。这些劳动力也就这样渐渐地患了风湿症、浮肿病等。所谓行动战斗化,就是一切行动只要上级号令一下,就像在战场上打仗一样,行动要做到非常迅速、紧张、猛勇。搞农田水利建设、挖堰塘、担土、翻土,要求一个紧跟一个,不得掉队偷懒,并且要表现轻轻松松的样子、面带笑容,以表示对胜利充满信心。旁边有首长督战,不时有巡回的啦啦队呐喊鼓动。工地上红旗似海,迎风招展,四周的高音喇叭或手持话筒在不断地表扬“好人好事”,频传“捷报”。而在夜战中,却是另外一派景象:用竹筒装进棉花,灌以植物油,或以纸条编成“草鞋板”,用竹棒撑着浸饱植物油,插在土中,或用部分人握着点上火,以作工地照明。照得田野十分明亮。远望,宛若密布大地的繁星。而白天一到,看见田间一滩一摊的油。农村社员对此疾首痛心,很是难过,深感太浪费了:“我们平时吃的油都少得很,现在却到处是油。真是败家子!”这是社员触景生情的感叹之词。

这种夜以继日的苦战,数月之后,人们的身体就垮了:筋骨疼痛、浑身无力、手脚皮肤破烂,湿气病、浮肿病发生了。广大妇女由于和男人一样光脚下田,在严寒冬天、打霜下雪也进行劳动,身体受到极大摧残,连月不来月经,面黄肌瘦,体质脆弱,出现小产、流产、子宫脱垂,浮肿病也随之出现了。

以上现象出现以后,虽有一些休整,但劳动方式并没有改变,1959~1960年,在“持续跃进”的号召下继续着。这个时期,同1958年比,如果说有所不同,就是生活下降了。1958年尽管劳累,但饭还是可以让你吃饱的。当时在有些集体食堂的大门口,曾经贴上这样的对联:

鼓足干劲生产
敞开肚子吃饭

横批:“吃饭不要钱”或“共产主义好”。

从1959年开始,便逐渐降低了粮食标准和供应。在一些二类地区,曾有两斤豌豆吃六天,或者三两米吃一天的。由于自留地以“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名义全部收缴归公,家家户户的铁锅被没收去砸烂了大炼钢铁,不准私人在家里开伙,只准在集体食堂吃饭。本来,每个人的供应已经够少了,再加上有些基层干部多吃多占、食堂工作人员揩油贪污,广大社员群众的生活就愈来愈困难、浮肿病频发,不能支持干活。干部便以食堂作手段规定:不劳动者不给食,不出工的就扣饭。社员生活不下去,就去搞小偷小摸,偷集体(公家)的东西。被干部抓到了就严加拷打,进行罚款、抄家等等。这实质是进行残酷的统治。

1959~1960年中,广大农村劳动力因生活不落实,缺乏营养而得浮肿病死亡的比比皆是,不计其数。在简阳县农村,可以说队队有之,院院有之,户户有之。一个生产队往往死去数十人,一个大队往往死去数百人。农村的医疗设施差,医务人员少,几乎所有的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动员起来,都医治不赢,无济于事,难以抢救那些生命垂危的社员,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社员痛苦地死去。例如,简阳县平泉区有一个生产队,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时40多个主要劳动力,到1961年只剩下3个。红塔区黄连公社是二类地区,该公社五耕作区六小队死的人占全队人口的47%。禾丰区青龙公社1958年转社时,人口为11000余人,到1961年底只有7000人左右。

这样一来,农村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劳动力,就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损失、大破坏。

㈡生产工具的大破坏

与劳动力遭到大破坏的同时,生产工具也遭到史无前例的大破坏。破坏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⒈大刮共产风,打乱所有制,以集体名义乱拿社员的生产工具。许多农具,如犁、耙、风车、砻子、锄头、粪桶、扁担、挞斗、围席、柜子、石磨等等,凡是生产上能用的东西,不管是何人的,只要“集体”认为需要,只要知道哪家哪里有,便直接去拿来用。一用就不还,随用随丢,任何人不得干涉,不敢说个“不”字。如有顾惜的表示,或未给拿者以便利,便会被扣上“右倾保守”、“留恋私有制”、“对大跃进不满”等大帽子,推到大会上去“辩论”,即是遭批判、挨斗争。此后,政治上就抬不起头,处处受打击。这样一来,农村里的家家户户免不了遭受洗劫,祖祖辈辈、一代一代遗留下来的一些大小型生产工具,便被搜抄,损失殆尽。

⒉搜抄来的工具在大兵团作战的工地上,无人专管,任其乱扯乱丢乱扔,搞坏谁也不修,遍地抛弃,一任日晒夜露、风吹雨淋,即使是新制的工具都会散架,何况这些无人爱护的工具,不散架才是奇迹呢!集体食堂缺柴禾,这些散了架的工具,正好被炊事员拖去当柴烧。老农民见了此状,没有不摇头、叹息、痛骂的。

--转自《中国大饥荒档案》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