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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时期整社记实

--作者:惠文

(三)

10.无声无息的代价

困难时期,农村不少社员得了浮肿病。患病的主要原因是“入不敷出”,即摄入的营养不足以承受劳动的付出。肚子饿了吃些生冷充饥,或喝盐水解饿。长此下去,浮肿缠身。而一般医生明知其故,却不敢说出其因;社员也不敢直说是因“吃不饱”得了此病。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无比优越的,人人有吃有穿,生活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哪有吃不饱之理?谁要说“吃不饱”,一定是“地、富、反、坏、右的破坏言论”。谁说这样的话,就对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既然饿肚子的话都不能讲,谁还敢谈论饿死人的事?要不,就要被打成坏分子、反革命,被置之于死地。谁敢去冒此天下之大不韪呢!然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对农村大量饿死人的铁的事实,人们不敢公开讲,私下还是有人在悄悄议论,亲戚、朋友、知心相交,也还是要贴耳细声摆谈的。尽管上面规定此为不合法的,但是它是这样无声无息地像地火一样在地下运行。至于死去的,也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付出了代价。

全国各地到底死了多少人,我没有调查过,也不可能进行调查,因而没有发言权。由于我个人的工作地位和环境的局限,这方面的资料也不可能见到,我只能以在简阳得到的有关知情人士透露的情况,以及个人所见来说话。

困难时期,简阳县的人口由120万左右下降到了80万左右。该县石盘公社的六合、中和两个大队为一个联社,1958年转公社时,人口为2580人,到1962年11月,六合只剩下860人,中和只剩下1130人,合计1990人,死去590人。六合大队共和生产队1958年转公社时为118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58人,死去了50%以上。杨先虎等好几家人,全部死光;张志清家9人,死8人,剩下1人。石盘公社新民大队支部书记夏廷江说:“1959年到公社开会,公社布置规定每人每日吃16进位秤的4两谷子。我认为少了,回队后,按4两大米的标准分给了社员,被公社指责为右倾,横遭批判。而这时人口已在大量死亡。”石盘公社大石、边界两队,1958年转公社时人口为246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132人,死去46.47%。主劳80余人,只剩下20余人,死去75%。其中边界生产队主劳为60余人,只剩下8人,死去了89.98%。两队派去修水库的劳动力40余人,只有2人活着回来。普安公社人口由12,000人左右下降为6900人左右。青龙公社的人死了40%以上。属于该公社管辖的,由黄连公社第五耕作区到青龙公社街上之间,有个居住20多户人家的大院子,人全部死光了,院子也全部被毁了;留下的仅是一个废墟,几个大粪池散布其间,边沿还有些零散的粪坑,里面残存些黑水,坑周围长满了野草;成堆的瓦砾,散布在院坝里。院子的背面,被砍光的竹林里,稀稀疏疏地长出几根小竹,在寒风中颤抖。时值早春二月,该是万物出现生机之时,可是伫立在院子侧边望去,却是一片凄凉。

养马区火盆公社第五大队新民生产队,在困难时期20多个主劳几乎死光,队里没有了队长和会计,生产队领导班子组建不起来,只好从别的生产队调去一个在对印度自卫反击战中脚负了伤的转业军人去当队长,以“招夫入门”的方式从外队招了一个死去女人的男子,到本队与一个死去男人的中年妇女配对作会计,这才勉强把生产队的领导班子组建起来。这个生产队剩下的尽是些老弱、妇女、儿童。缺乏男劳力搞生产,抢种抢收时节十分困难,只好通过上级统筹调派别队的劳力去支援。当时死了人,埋葬很简单,用稻草、席子裹着,绳子一捆,抬到山坡上打个土坑软埋下去就行了。由于浮肿病使劳动力丧失,有的生产队死了人还找不到人抬出去埋。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能把死人抬出去埋掉就算是好事幸事了。

由于死人埋得浅,没有棺材装,就给一些活着的人钻了空子。死人刚埋下去,往往夜间就被挖了出来,身上的衣服被剥去,身上的肉被割走。在山坡上,一些新坟往往中间一个坑,前面乱稻草一堆,破布片几块,无疑,就是被偷盗了的坟墓。简阳县城边的桥上,赶场天有用土钵钵装着绵条条带黄色的熟肉片卖,其上面洒了海椒面,钵边撬着一双筷子,卖者高叫买瘟猪儿肉,三角钱一片。听社员讲,那就是在卖死人肉。还有些人摆地摊卖的旧衣服,也往往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

1962年11月15日
 
11.日记两则

(一)

1961年,5月25日。

今天在“万年食堂”背后的山坡上收割麦子,很多人都埋怨早餐的麦羹太清,分量太少。妇女队长领队负责,叫大家加油干,把山坡上的麦子在上午割完(9个人割20亩左右,兼种)。而大家却在地里怨气冲天,大骂不休。

有的说:“他妈的,现在不知过的是什么日子,这样大忙的时候,越吃越少。才几天,定量就由每天12两(16进制)降为10两,真惨!”

有的说:“过去给地主干活,干不到这么多,肚子还吃得饱饱的。现在是什么人民公社,是要人民死的公社。”

有的伤感地说:“他妈的,我们过的简直是流眼泪花的生活。拖一天算一天,拖死了事。”

(二)

1961年5月25日。

小学放了农忙假。大点的小学生组织起来参加辅劳组,一起收割麦子;小点的由老师带领拾麦子。整个小队有20来个小孩拾麦子,其中有10多个小学生。这些孩子性子很野烈,由一个正怀孕的郑老师管辖,她怎么也管不了这帮孩子,即使声音吼哑了,这帮小学生一点也不听她的。有如说这帮小学生是在帮助拾麦子,不如说是在捣乱、破坏生产。他们在地里找老鼠洞,捕捉老鼠,说是拿回去打牙祭。他们一发现鼠洞,就刨地一尺多深、数尺宽,沿着鼠洞延伸。发现老鼠,大家挤做一团,在地里攘来推去,把正在生长的包谷、棉花苗子踩烂很多。除了捕老鼠以外,还有一些坐成一堆堆地玩石子、泥团,往地里乱扔,或者躺在地上睡觉,或者到池塘边去玩水,等等。玩够了,也快到收工进午餐了。他们为了获得工分(拾一斤麦子得一分),才去“拾麦子”。怎么“拾”?就是到大家割下来收成堆的麦捆上,用剪刀剪下麦穗放进自己的提篮或背兜里,拿回生产队过秤、记帐、得分。个别的还恶作剧,不仅剪走了麦穗,并且用脚在麦捆上踩它几脚,让麦粒撒落在土里;还有的甚至拿镰刀或者剪刀在麦捆上乱砍乱剪,把麦穗、麦粒砍、剪到地里任人践踏;还有的剪下或者割下麦穗往家里拿。

我见他们如此作孽,心如刀铰,万分难受:社员一方面没有粮食吃,另方面又放任这些孩子如此糟蹋粮食。这些小学生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小就如此这般,发展下去,长大成人后将会如何?真叫人不敢往深处想!回忆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学校离家有几里路,沿途都是庄稼。放学的时候,老师总是教育我们要爱护农作物,不要损坏庄稼。大家都听老师的话,我们成群结队地走来走去,从来不损坏庄稼;看见有倒伏在路边的庄稼,也能自觉地把它扶起来。这同眼前发生的这些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啊!这不禁让人深思:现在把学校教育吹得高,实际又如何呢?或许这是个别现象,而且这些小娃娃不懂事图好玩,不是父母、老师所教。但愿如此,然而此风应该尽快煞住,为了集体、为了孩子、为了社会,更为了明天!

于简阳县解放公社民主大队
 
12.难忘的端午节

6月17日,是阴历五月初五,传统的节日——端午节。人们以愉快的心情期待它的到来,希望能在节日期间放几天假玩玩,轻松轻松,因为过去几个月都没有按政府的规定放足假。一个月本来有四天假期,但有时只放一天,有时一天也不放。心想,节日来了,该会集中放几天假了吧;再加上平时生活很苦,节日期间,该吃点好的,诸如配给点肉、酒之类改善一下生活。不料,节日到来之前的两天下了一场大雨,把干旱的土浸透了五、六寸,正好栽红苕。这样,从阴历五月初三到初五的上午,都不放假,全部出工去抢栽红苕。我们工作组自然要带头,而且要做社员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出工,把红苕栽下去。除了少数队员有抵触情绪,说“不稀奇那点工分”,坚持去赶场外,绝大多数还是顾全大局、服从整体利益去出工。因为他们知道,只有不错过时机,利用这个好天气把红苕栽下去,今冬明春的生活才有指望。红苕直栽到端午节那天午后一、二点钟,上面才宣布放假休息半天。因为已有的红苕秧栽完了,否则连这半天假也捞不到的。这两天半的突击,全队也只栽了20亩左右的红苕,仅占计划应栽面积的三分之一。

端午节后,又连续补栽了三天棉花。也是由于棉苗不足,还有不少棉花缺窝没有补栽上。这说明在生产上,计划管理不周,需要的红苕秧、棉花苗都不够数,栽不足也就只好拉倒算了。

栽过了红苕,补过了棉苗,大忙也就算结束了,该放两天假让社员歇口气了吧,谁知上面又来了指示:这几天一律不放假。结果社员意见很大,可以说是怨声载道了。不少社员根本不理这套,自己放假玩去了;即使勉强出工的,在土里也是“拿着锄头把摸脉”,磨洋工,工作进展很差。过端午节,政府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街上的居民,农村的社员都配给了一定数量的面、糖、酒、糯米、肉等食品,我们所在生产队的事务长谭公泽按规定上街把社员的供应买了回来分发给社员了,而我们工作组的三个人,却什么供应也没有,被晾在一边没人管。我们回到宿舍,彼此安慰几句,然而越想越心酸,深感这不是滋味。李振敖同志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一些好心的社员知道此事后,腾出自己不多的供应端给我们尝尝。

为什么过节不给我们供应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说是,主管我们的单位把我们忘了,造成了漏报;再说是,供应的物资少,不够分,先满足当地,中央来的由中央去解决吧。

还有就是,整社工作团这时已七零八落了。有的得了浮肿病回原单位医治去了;有的家里来电称其父母病重请假返家探望去了,等等。请假离团的不少,组织又不健全。团一级的负责人驻在县城,中队一级负责人驻在区里,小队一级负责人也驻在公社,他们享受着驻在地干部的同等待遇,生活落实,只顾自己,哪还管生活在社员之中的工作组的事。至于工作团、工作队、工作组的威望,也不如初来时高了。开初,群众听说中央工作团、工作组是毛主席亲自派来解决问题的,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很尊重工作团、工作组,并积极反映情况。后来,他们渐渐看到,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就在这时,工作团的负责人又公开强调,要以地方干部为主来解决一切问题,而群众恰恰对过去贯彻极左那一套的地方干部意见又很大,很恨他们,希望中央工作团、工作组站在公正的立场解决一些问题。由于地方干部得势,甚至连中央工作组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问题,都需要地方干部解决,包括随身带走的工资关系,也要由地方来发(我在北京中科院,每月工资是56元,到了简阳,由简阳按地方干部待遇发,每月48元,即当地所谓“鸭干部” )。这时,不少人把我们看作是“下放干部”、“下放地方劳动的干部”,甚至说是“中央机关丢下来的包袱”、“增加了地方的负担”等等。在这种气候下,端午节不供给驻队工作组节日食品,不同地方干部一视同仁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工作组三人始终不服这口气,经过几番周折,找有关部门据理力争,尽管他们拖了好长一段时间,终于还是照地方干部的同等待遇,补给了我们端午节的供应了。

1961年6月18日
 
13.意外的收获

下雨给我们和广大社员带来了很大的灾害,把人们打入了闷葫芦。可是,很偶然,我们工作组三人却突然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由于端午节受了窝囊气,再加之下雨,呆在屋里很苦闷,我们工作组三人昨天(6月28日)下午相邀共同去沱江边去看正在上涨的洪水。出了院子走向江边。刚走出门两百多米的地方,看见大路边棉花地的水沟里翻起了滚滚波浪。这仅有三、四尺宽,一尺多深的水里竟然出现浊浪翻腾的奇异现象,肯定沟里一定有什么大的水生物在里面,它绝不会是蛇虫蚂虾之类的东西,很可能是条大鱼。于思和、李正敖二人也同意我的这个分析。大家高兴地想把它弄起来,可是,于、李都是北方人,属于“旱鸭子”,望着水沟不敢行动。我便自告奋勇地脱掉雨靴、挽起袖子、卷起裤脚,下了水沟。在这一条长长的水沟中,我同水沟里的大鱼搏了几个回合。看来鱼累了,而我的裤子、衣服也打湿了,满脸全是水。此时,我顾不了这么多了,一心想把鱼捉住,捉不住决不罢休。于是我把鱼赶到水沟的尽头,用身子拦住鱼,两手抱住它,奋力将它抛到地里,然后按住它,把它牢牢地捉住。啊!好大一条鲤鱼!拿回住地用秤一称,竟重三斤十二两!放在大水桶里,它只能弯曲着身子。第二天,我们三人痛痛快快地用它改善了一下生活。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这是对我们端午节的补偿。端午节,社员、地方干部家家户户都改善生活,有的还吃上自养的鸡、兔、鸭肉,而我们三人却什么都没有。现在吃上自己捉到的大鲤鱼,而且平均一人一斤多鱼肉,这顿牙祭可谓丰盛了,它补上了端午节的遗憾,真是意外的收获啊!

1961年6月29日

14.一场大雨后的悲欢

从六月中旬开始到七月初,接连下了半个多月的雨。这场雨时大时小,时断时续,但总算是一场大雨。端午节(17日)前三天下的雨,已把干焦焦的土浸透了五、六寸,栽的红苕可以百分之百地成活了。节后雨又接连地下,到月底,雨量还很大,沱江猛涨洪水。28日水位最高,如果再上涨两三公尺,江岸边的第五生产队就会被淹没。这场大雨,给当地广大社员群众带来了不寻常的悲欢。

先谈谈“欢”。在这场大雨之前,遇到严重的夏旱,久晴不雨,把早、中包谷,早熟作物,自留地作物以及食堂种的瓜菜等晒死过半。如果再不下雨,不但已经种下的作物会大大歉收,而且连红苕秧也栽不下去。大家心里非常焦急,一方面积极到沱江去担水抗旱,另方面盼望天老爷开恩下雨,有的社员盼出了泪花。

雨,果然下了。头三天便很大,救活了濒于晒死的庄稼,又让社员栽上了大量的红苕。这次下雨,等于救了社员群众的命。有的社员说:“这场雨是下的救命雨。”无怪乎他们在抢栽红苕秧时是那样喜笑颜开,十分欢欣。

再谈谈“悲”。可以说,这场大雨给广大社员带来的悲大于欢——

一则,沱江的洪水猛涨,淹没了江边很多的农作物,冲走了大片大片的沙地,使社员辛辛苦苦种的这部分庄稼颗粒无收。

二则,山洪暴发、水土流失,冲走了不少坡地,冲跑了堰塘养的鱼。由于转入人民公社后,打破了地界,小土变大土,原来修的地沟被踏平,山洪一来,不能依势顺畅而过,满坡横溢,在地里乱流,沙石泥水俱下,冲坏了不少庄稼。泥沙、石头和禾苗裹在一起,到处成堆堆,土质也遭受了破坏。

三则,低洼地种的作物,又被水涝,涝坏了不少庄稼。

四则,房屋普遍漏雨,不少房屋还倒塌了,砸死了人。本区砸伤的人还不算,单是砸死了的已有27人。房屋为什么普遍漏雨,甚至还倒塌呢?表面看来是自然灾害,细加研究,归根到底,主要还是人为的灾害。1958年大跃进以来,由于瞎指挥生产,在当地掀起了打老墙的运动。上面说,土墙房子的墙泥最肥土,用去种包谷等作物,可以获得高产。于是,在上级派来干部的监督指挥下,遇到多年一点的土墙房子,便强行把墙挖了。房子盖架如果还是完整的,就用一些乱石来砌着,把房瓴搁在上面。这样的住房,遇上大风大雨,自然就会倒塌。还有,就是推广烧火温床育苗,没有燃料,就把社员的房子木料拆一部分去作燃料,房子用一些棒料衬着,极不稳固,一遇风雨怎不倒塌?再有,转入公社后,拆毁大量房屋,准备集中修居民点。房子拆了,但居民点却又未修成。没有住房的社员只好自己搭草棚,搞简易房子住。这样的房子,当然也抵挡不住大风大雨了。在大雨停时,我曾到附近各院子遛了一趟,了解情况,差不多每个院子都有几户塌房。就是我们住的院子里,也塌了三家。李淑华家的住房塌了,家人无处安身,只好临时借住别人家。

27日晚,长时间的大雨,社员们的屋子里,水浸如河,一般被淹深达三、四寸到一尺左右,最深的深达两尺。社员家中的不少衣著和用具被泡胀和淹坏。从27日晚上到第二天中午,很多社员家开不起伙,无法烧锅煮饭,哭骂之声四起。他们破口大骂那些破坏他们住房、损害他们利益的人。有的把嗓子骂嘶哑了,还不停地骂;个别人气愤不过,竟然把挂在墙壁上的伟大像撕了下来,扯得粉碎,扔进了茅坑。

“万年食堂”的厨房,由于房顶漏雨,地面上泥水横溢,也流进了不少的浑水,炊事员进不了屋,不忍心我们工作组三人挨饿(这时集体食堂已经下放,生产队指定一名社员在食堂专门为工作组煮饭),只得到一家地势住得高、厨房地面没有进水的社员家中商量,搞了点羹给我们吃。食堂保管室的屋顶到处漏雨,把箱箱柜柜、灶头淹了半截。幸好食堂已经下放,箱柜中早已空荡了,这才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室内有个装了半坛泡盐菜的泡菜缸子,被水冲起来东歪西倒的,脏水灌了进去。正是:“大缸泡盐菜,洪水泡大缸;洪水漫进缸,盐菜全弄脏”。这坛留给我们工作组吃的下饭菜,无论如何不能享用了。天老爷和着某些人,一齐在我们处于困境中如此捉弄我们,真让人叫苦不迭!

食堂的大餐厅更为“壮观”:顶上有十几处大洞,雨漏如注。长时间下雨,原来漆成朱红色的大柱有似在享受淋浴,雨水成串从上往下倾泄。水流过的地方,很快长出了不少的白色霉菌来。餐厅地面上,积了一尺多深的污水,水面上浮着麦糠之类的渣滓、垃圾,真可以划船了。

我们工作组三人住的那间厢房,大约有十五、六平方米,室内安放了三张床、两张方桌、七口箱子。这次下雨,也深罹其难。整个室内有十一处漏雨。我睡的床位,四股水直指下倾。泥土糊的、石灰涂的墙壁被水泡胀,泥渣接连往床上垮,我用自己的一张大油布拿来挡雨,也无济于事,只好搬到另一间涝屋(文娱室)的乒乓台去栖身。27日晚上,也几处漏雨,室内进水七、八寸深。幸好我睡的台子高,把台子往漏雨少的地方挪,才艰难地度过了这雨难之夜。而布鞋却逃不脱噩运,被水泡透就像两只沉没在水底的小船一样,任水冲击,根本无法穿了。我只得赤着脚,把裤筒卷得高高的,在水里趟来趟去。屋下如此,屋顶也不饶人。由于年久失修,屋顶多处浸水,雨点从瓦缝挟裹着积留在瓦棱上的黑尘,大点大点地往下滴。滴在被子上,嘀嗒作声,初像胡豆大小,渐渐扩散,不一会儿就变成小酒杯大小的黑黄印渍。我只好用一大块油布搭在被子面上,那大雨点把油布打得啪啪作响;雨点恣肆横行,向人的身上、脸上、头上打来,在人身上留下黑黄的斑点。整个晚上,我们都无法入睡,全靠手电筒照明来同大雨周旋。身处此境,对“长夜难熬”获得了直观的、真切的体验。我们的行李、书箱,由于放得高,只是被雨打湿而还没有被水淹坏。尽管潮湿,待天晴翻晒,还不至于造成太大的损失。房屋为什么会如此普遍严重漏雨?这是因为大跃进这几年来,工匠、劳动力统一调配去干其他事情去了,屋顶根本没有得到翻盖过,漏眼也得不到拣补。不仅如此,反而在收获之时,为了防止偷盗,把土里收回来的麦子、胡豆、豌豆等等和秆子一起,直接搬到屋顶上去晒,晒干了再搬下来在场子里脱粒。几经这么踩踏,房顶的瓦块被踏破了很多,所以,一遇下雨便到处渗漏。人们会这样想这样问:为什么不及时维修和把它补好呢?在正常的情况下,的确应该如此。可是在这么个年头,谈何容易!原来农村的盖瓦匠、泥水匠,有的调走去干别的事情去了;有的已饿死了。到这时,本地连“种子”都找不到一个了。社员都是自己上屋顶拣漏眼,因瓦片损坏太多,拉东补西,取这填那,怎么也不够用,只有让它漏着。一遇下雨,最多把自己的床铺、衣柜、灶房的铁锅上面翻盖好,不使漏雨外,其他地方就无能为力了,只好让它漏去。

我们工作组的住房,在雨前雨后曾多次向队上反映,要求派人修理,就因为上述原因,一直没有解决。我们只得借梯子来自己上房去修。上了房顶只见瓦塥、瓴木已经腐朽,很危险,怕出事故,不敢在屋顶上走,只有用棍子从远处慢慢地拗,移动瓦匹盖住一些小的漏眼,大漏眼就没法堵了。拖了很久,队长不知从什么地方请了一位盖瓦匠,弄了些破旧瓦来,才上屋顶把大漏眼补好,解决了我们居住的忧虑。这场大雨,使我对以下问题有了深刻的体会:

一、“人定胜天”作为口号是可以那么喊,也可以作为歌来唱的,但在现实条件下,决不能作为指导思想去指导行动,否则将事与愿违。

二、无论什么都是有其限度的,要恰如其分、适可而止,不要超过限度,否则,将造成危害。这场大雨在端午节前三天的下雨量已经解决问题了,节后又再下十多天的雨,这就完全超过了限度,是多余的了,以致给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的损失,给社员的生活带来很大的痛苦。

三、这场大雨带来的灾难,从直观方面来看,是自然灾害,但从联系、辩证的观点来看,主要是人为的灾害。如果不是人为的灾害,自然灾害的破坏性就不会那么大,群众的抗灾能力也不会如此软弱。

四、我们这一代人亲眼所见的是,左倾错误带来的损失比右倾错误带来的损失大。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的右倾和八届八中全会后,在全党范围内批判很多同志的右倾思想都批错了。有些人站在极左的立场上,把本来就是正确的东西,当成右的来批判,把本来就是错误的左的东西,说成是最革命、最正确的东西。是与非、正确与谬误现在被颠倒了,难以说清。在我们国家里,现在就缺少一个比“伟大”还要伟大,比“最高”还要高、比“正确”还要正确而公正的裁判官。我想,历史的真相总有一天是会大白于天下的。

五、再好的东西,只要是违背了人民的意志,得不到人民的拥护支持,迟早是要被否定的。比如,把家家户户的锅儿搜抄来砸烂了炼钢铁;强行成立集体食堂,把集体食堂吹成是共产主义的新生事物,是人民公社的心脏,提出只准办好,不准办坏,谁要是对集体食堂有意见,谁就是坏人、是在搞破坏,就要进行批判斗争等等。当集体食堂表面上富丽堂皇,里面却无米下锅、无柴进灶时,社员收工后有的从三、四里甚至五、六里外的路程,拿着盆盆钵钵到食堂打不到饭,端回去的却是照得出人影的寡亮清汤、冷冰冰的羹汤;有时天雨路滑,跌了跤子,倒在路上,而一家人饿着肚子、眼鼓鼓地为没有吃、喝的哭在一起、悲声四起、骂声载道之时,集体食堂便从此夭折了。集体食堂的垮台,它只是一个信号,一个预兆而已:“心脏”既然死去,躯壳——人民公社岂能活得长久?一切极左的产物,一切违背群众意愿的东西,包括不受群众拥护、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发展的政治制度,都将会一个一个地被历史的进程所否定。

1961年7月3日

--转自《中国大饥荒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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