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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时期整社记实

--作者:惠文

(二)

4.共产风的产物——“万乐食堂”和“万年食堂”侧记

在简阳县城西北,沱江的对岸,有一片平坦而肥沃的土地,方圆四、五里,几个大的院落散布其间。解放前,这里是经济作物区,专种甘蔗、花生,辅以棉花、包谷等作物。解放后,特别是大跃进后,这里专划为植棉区。当然,也兼种麦子、包谷、胡豆、豌豆等粮食作物;以前为了养猪,现在为了解决人的肚子问题,红苕也种得不少。这个地方由于距省府和县城都近,省、县往来的干部从未间断过。所以,解放以来,各项工作都有上面下来的干部指导,一直走在前头。李井泉蹲点,也是选定这个地方。人民公社成立以后,这里是解放公社解放管区的民主大队。全大队有383户、1537人,耕地面积1864亩,共辖八个生产队。在整风整社以前,共有5个集体食堂;整风整社以后,改为一个小队一个食堂。其中,“万乐食堂”和“万年食堂”是这些食堂中的佼佼者,不仅其规模大,设施好,而且声誉高,远近驰名。

在此,把这两个食堂的情况从侧面作个介绍。

这两个食堂都是1959年四、五月份利用社员原有的老屋改建的。据知情人员讲,建立万年食堂单是油漆房子的柱子、粉刷墙壁、做门窗等,就花去了一千多元。万乐食堂花的工程和用去的钱相差无几,也是一千多元。单是两个食堂门口外面的墙壁上请美工人员来画的几张壁画,就各用去了三、四百元。万乐食堂的餐厅可容七、八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万年食堂的餐厅也可容下五、六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两个食堂除了有用红绿油漆漆好的大餐厅以外,还有很多闲置的房间,它们都被挂上耀眼名目的牌子:“俱乐部”、“图书室”、“保管室”、“男来宾室”、“女来宾室”、“缝纫室”,以及“理发室”、“医疗室”、“托儿所”等等。房屋四周的墙壁上,绘上各种各样的花卉,设有各种各样的栏台,诸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台”、“诗歌台”、“社员五好评比台”、“团员评比台”、“毛主席著作学习台”,以及“创作台”、“来宾诗话、留言台”等等。客厅正中放置一张铺着花毯的长桌,上面摆着花瓶、温水瓶、书刊。客厅前的天池里,修建了一个五角形的花坛,种着美人蕉、凤仙花、兰草等花卉。餐厅的前面有一个敞坝,周围有墙或厢房围着,正中是大门。大门上壁房顶列竖一排五彩旗竿十余根,中间最高一根是国旗竿,两翼分列的是彩旗竿。如果满插旗帜,从远处望去,煞象一个展览馆或大机关,绝不会想到它是一个集体食堂。

建这两个食堂所花的钱,都是由社员出的,每家每户4~5元;房子则是采取强迫与“说服”相结合的办法,把原有的几十家社员逼走后得来的。餐厅内的一百多张方桌、四百多根双人条凳,全是从各户社员家中强行搜来的。为了不让方桌和条凳的主人认出来,就用油漆刷上统一的颜色,掩下了它们的原来面目。食堂建成后,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汉族的、少数民族的,有地方机关的、省级机关的,有学校的、工厂的、农村的,热闹了好长一段时间。食堂的招待员、炊事员,都穿统一制作的白色工作服,围镶嵌荷叶边的围腰。遇有参观者,他们便显示其最高的“本领”:主食做大米白饭、花卷、包子、馒头,菜肴则是各式各样的,让参观者尽吃,吃好吃饱。另一方面,广大社员这时连羹儿(当地群众称之为“膏二”)都喝不饱。他们对这种作法深恶痛绝,然而却只能怒目而视,敢怒而不敢言。整风整社开始后,社员(除“四类分子”外)都把搜刮来属于自家的方桌、条凳拿了回去,食堂就只有一个空荡荡的壳壳了。食堂办不下去了,不得不把闲置的房屋的大部分退赔给一些因大跃进、瞎指挥生产打老墙做肥料、拆木料烧火炕而无屋可住的社员。

整风整社中,鉴于这两个食堂都是三个小队合在一起办的,队与队之间意见不一,社员都不愿意在食堂吃,而是把吃食打回家去一家人坐在一起吃。经过召开社员大会征求意见,大多数群众都要求分开,以小队为单位来办,这样路也少走一些。可是地方干部却说: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由大拆小是右倾。我们中央工作组说:不走群众路线,只要有那个本事就继续办下去吧。当我们工作组转移到黄连公社不到一个月,食堂实在办不下去了,地方领导机关才不得不批准按照中央十二条精神,以小队为单位来办食堂。这一问题也说明了,一切好事,如果违背了群众的意愿,脱离了实际,无论如何是办不好的。

1961年5月21日
 
5.关于干部的多吃多占

干部的多吃多占,是困难时期农村大刮的“五风”之一。瞎指挥生产,使农业生产产量大幅度下降,吃的用的东西大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干部便利用职权和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进行多吃多占。所以多吃多占风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瞎指挥风把生产搞孬了带来的。但是,它也与刮“共产风” 有一定的关系。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期间,大刮共产风,提出“割掉私有制尾巴”、“打破队与队界限”、“吃饭不要钱”等口号。领导干部到一个地方指导工作,开什么生产现场会、经验交流会、总结评比会、新技术推广会、学习参观会等等,就通过刮共产风大搞平调。到一处吃一处,既要办齐,又要办好。大吃大喝,吃后嘴巴一抹,屁股一拍完事。被吃的“东道主”操大方,讲阔气,得到的是一阵赞扬而已。此风一刮,为干部的多吃多占开了先例;人民公社的建立又为此风提供了组织准备,创造了客观环境和有利条件。

干部多吃多占严重地损害了社员群众的切身利益。比如,社员私人喂肥了一头大猪,本地某单位便可以开什么会的名义,派人去牵来杀掉。既不给钱,也不打条子,甚至连一声道谢都不说。社员即使有意见,也只能在背后骂几句,说一些消气话而已。如果这些话传到了干部的耳朵,轻则被扣上“落后分子”的帽子,重则扣上“思想反动”、“对党不满”、“对现实不满”,或者“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满”等大帽子。以后在生产上一抓着什么辫子,就被打成右倾,横遭批判、斗争、打骂。由此可见,“五风”之间是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因果关系的。会议同多吃多占是分不开的。开会就要吃,要吃就必须开会,所以这个时期的会议特别多。白天有会,晚上有会。晚上开会往往是开个通宵。因此,干部总想去出席会议。如果没有通知到,还要怄气,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这样一来,会议成了灾。会多人多,会议既无准备,又缺乏中心,开起会来总是东拉西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群众深恶痛绝地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这个时候的会更多!”“他们一开会就整好的吃!”

被干部视为人民公社心脏的集体食堂,则是生产大队、小队干部多吃多占的窝子,也是上级干部下基层多吃多占的据点。集体食堂的主食品和副食品是社员群众定量之内的东西,本身已经够少的了,经他们这样一吃一占,难怪群众会遭饿肚子,甚至饿死人。群众遭殃,想办小食堂或不再办食堂,干部却不同意拆分大食堂,根子就在这里。

多占,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比如,某些奇缺的生活用品、农副产品,市面上买不到,领导干部、掌握实物部门的干部,就在暗中把这些东西私下分了(当然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也照牌价交了钱的)。一些大家都可以分到一份的东西,领导干部和掌握实物部门的干部,数量上总要比一般人多分得一些。能多吃多占的除了以上所说的人以外,当时还有诸如采购员、保管员、炊事员、服务员、饲养员之类人员,因为他们的手头有东西,路子也宽。上有那些人,下有这些人,因此困难时期多吃多占之风便形成一股既有社会基础,又有组织保证的社会性的不正之风了。

1961年8月
 
6.麦子黄了人饿倒(日记摘抄)

1961年5月24日,晴。

上午同队里社员一起,到江边一块大地里割小麦。刚到地里不久,就看见距我们不远的大路上一个年轻的社员(看样子只有十六、七岁,像是读了点书的,至少有小学以上的文化),他一边走,一边唱。声音明亮,字句清晰,传入我的耳朵的内容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社会肚子吃不饱。反动派被打倒,麦子黄了没有吃的人饿倒……”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工作组的干部和成员,听到这样的歌声,心里是非常难受的。但这是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是群众的呼声。然而,我又无可奈何!现在,麦子是黄了,我们正在开镰收割。但是,收割一点,上面就派人来统购一点,连晒干都等不得,刚收回就“统”走了。每个社员的口粮,每天只留10两(16进制,略等于10进制的7两)毛麦子。这样的定量,社员普遍反映吃不饱。

看来,只有形势进一步好转,大家生活改善了,这样的声音才会自然消失。
 
7.“小偷”成群遍山坡

前几天,我们在山坡上听见一个放牛娃儿唱出这样的歌谣:“往年古怪少,今年古怪多:麦子没吊吊(麦穗),小偷遍山坡。”

今天(5月19日),我们和社员一起在地里耘棉花苗,见一行行的小麦吊吊被人割了,心里感到难过,也有些气愤。可是社员们却不在意,反把它作为话题,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开来。一位社员问道:“甘同志,你看今年多怪,麦子这么好,可就是不长吊吊。你是科学院的,可以研究研究是啥道理。”

另一个社员接着说:“你怎么不回答呢?依我看,肚子吃不饱是主要原因。你说对不?”

于是,其他一些社员也跟着说开来。

“过去古怪少,如今古怪多。过去小偷是个别的,如今小偷遍山坡。”“白天装好人,夜间就去当偷二。到处都是贼(读zuí)娃子。”

“去年八月间,六两(16进制)黄谷吃一天;连吃红苕藤也用秤吊,一把一把地发,老根根也不多添一点。日子过得真惨!有天晚上,七、八队的社员就不约而同地去土里偷红苕。这是拿着锄头,背着背兜,大张旗鼓地偷。先去的还笑着问后去的:‘你来干啥?’后去的笑着回答:‘我来捉小偷。’土里到处是人,二十多亩土里的红苕,一个晚上就没得了。”

“甘同志,你说小偷多不多?该多哈?”

又有人说:“甘同志,我们过去见了小偷很稀奇,也很气愤。只要哪里捉住一个,就追着去看,还想把这样的坏家伙打死,别让他再害人。可是现在到处是小偷,大家的手爪都不干净,只是程度不同罢了。现在捉住小偷,我既不想去看,也不想去斗了。”“在我们院子里,现在找不出一户人手爪是干净的。”

我一边听,一边埋头耘苗,陷入了沉思。忽然见旁边的麦子梢头,沙沙作响。抬头一看,原来有几个社员正在用手搓生麦子吃。我立即劝说:“不要吃生的。吃下去肠胃受不了,得了浮肿病不好医的!”而他们却一点也不理会。过了一会儿,才有个社员回答道:“管球它的肿不肿啊,活起做啥子,倒不如死了好些!”

我说:“目前生活困难是暂时现象,只要大家齐心,努力搞好生产,很快会好起来的。”

有个社员马上接过去说:“啥子暂时的啊!一年比一年不如。1958年尽肚子胀,1959年吃半饱,1960年吃不饱,割麦子是吃11两5(一斤为16两),今年(1961年)大忙时割麦子只吃10两多一点。日子越过越坏。去年死了很多人,今年恐怕死得更多了。再死,乡坝头恐怕没啥人做活路的了。”

我说:“你们吃生的,把麦子糟蹋了,完不成包产任务要赔产的。还不是害了你们自己。”

社员们接着应声了:“赔就赔,反正是不能超产的。”

“今年本来可以超产得奖,可是公社看见我们搞好了眼红,改数字,增加亩数,降低单位面积指标,从两头来卡我们。这样,随便怎样也超不了产。”

“过去几年,熟的都不想吃,哪个还吃生的?吃生的就从去年排头。”

“上级不给熟的吃,我们只有吃点生的。上级硬要在收获大忙季节拿低标准给我们吃,我们就要吃个饱肚标准才干得动活。反正吃自己劳动的,没有剥削人。”

这时,有个小家伙叫道:“甘同志,你去看看:公共厕所那里面的好麦子成堆成堆的,用箩兜也装不完。这土里也有几堆呢,你来看看吧!”
其实,我早在山坡上、在各个厕所、茅坑里见到了一大堆一大堆的经肠胃而未消化的生麦子。成群的苍蝇,在这些麦子堆上面绕来绕去地飞着、爬着。就在这时,又见几个社员把麦吊上的麦粒搓下来在手上倒来倒去地吹去麦壳,一把把地往嘴里放,或者往腰间别的口袋里梭。虽一次再次苦口婆心地劝阻,还是劝阻不住。唉!它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古人所说的“民以食为天”、“饥寒起盗心”不无道理。

1961年5月19日晚
 
8.“盗窃”之风太利害了

集体食堂逐渐解体了,很多社员在家里煮饭吃。食堂不开伙,我们工作组三人(我与于思和、李振敖)每日三餐的吃食就成了大问题。生活不落实怎样去工作、参加生产劳动呢?自己煮嘛,厨房、炊具、柴禾、时间等等都成问题。经与队上干部研究,队上决定派张大嫂来给我们煮饭,队上适当给她工分补贴。厨房、炊具就利用原来队里食堂的,柴禾、蔬菜由生产队帮助解决。米、油、盐,根据上面发给我们的定量票,自己去买、自己保管。这样,我们的生活问题总算解决了。可是,没过几天,我们厨房中的水桶、瓢瓢、锅铲、刷帚、菜刀、碗筷等等,全部被偷光了。这又威胁着我们的吃饭问题了。碗筷我们可以买,而其他的炊具就无法解决了。幸好张大嫂是个勤快、贤惠和热心的人,为了让我们能吃上羹儿,只好每顿煮羹时,把她家的锅铲、刷帚、菜刀、淘菜筲箕之类的炊具拿来给我们用。等给我们熬好了羹,再拿回去煮自己的饭。每天顿顿拿来拿去,免不了有疏忽之时。有一天,她给我们熬好了羹转身去做其他事,一时忘了把炊具拿回去,等她转来拿时,已经全部被人偷走了。她家又没有多余的,市场上也难买到,她只好这顿求东家,下顿求西家,等别人做好了吃食,再借炊具来为我们和她家做吃的。就在这时,本队有户叫张发荣的社员,刚迁来这里还来不及打灶,便同我们临时在食堂小锅里煮饭。其妻炒菜时把小锅铲放在灶台上,刚一离开,转身来锅铲就被偷走了。

而山坡上、屋子里,粮食被偷盗的事到处发生。全大队每个小队被偷盗的粮食估计大约有三、四千斤。最近,以六小队为重点,组织人员到每户社员家里去普查了一下,发现全队63户人家中,有61户偷了麦子,有两户虽没查到,但并不能断定没有偷。据分析,只是藏得更秘密未发现而已。我到简阳不久,就先后被盗走了一件毛衣、一件绒衣、一顶呢帽、一件内衣。假如你洗了衣服晾在房外,稍不留意,一转身就会被偷走。我们每天生活已够紧张的了,身体劳累、精力疲乏,极想休息,然而,思想上还经常提心吊胆,每时每刻警防被盗。这实在是精神上的一大折磨。

偷盗既已成风,因而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它也就无所谓,不是什么耻辱了。一些人讲起偷盗问题,不但不恨,反而精神大振,兴趣极浓。有个社员就这样公开讲:“现在就看哪个的手长。拿得到我,算我是偷二,当坏人;拿不到我,就算我的手艺高,当好人了。”有的说:“现在偷得到便吃得饱一点,穿得暖一点,是聪明的,是大哥;偷不到,便吃不饱、穿不暖,是笨蛋、傻瓜,是二哥。”“现在的贼娃子,真是闭上眼睛乱摸都摸得到。”对偷盗行为,翻开中外历史典籍,无论哪个时代、哪个社会、哪个阶级上升为统治者,在道德规范上、社会舆论中,都是反对的,认为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现在,人们却对此漠然,甚至称赞,道德如此败坏,廉耻如此不要,不能不使人心忧!如果不加以扭转,长此以往,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然而,冷静思索,从联系的观点来看,用辩证法的方法来分析,同样是这块土地,同样是这样的人民,过去为什么不像现在这样呢?建国初期,不是还出现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好形势吗?如果没有共产风、瞎指挥等“五风”的大刮,人民被搞得那样地惨,又怎么会出现如此的道德沦丧呢?“五风”大刮,集体食堂一办,每家每户的锅儿、家具、农具等生活、生产用具被强行搜得精光,这才留下如此的后患。现在食堂不办了,社员们又回复到一家一户的生活方式,然而,什么都缺,即使有钱,市场上也买不到,何况缺钱呢。这怎么免得了不促使其中的一些人去偷呢?存在决定意识,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1961年5月29日

9.人民的痛苦  道德的沦丧——记怪事两桩

(一)

5月13日。在土里干活,本队社员谭济德向我说:“甘同志,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也是一个情况反映。请你听了不要害怕。虽是个怪事,但确是真的。”

我问:“啥子事?”

他讲了以下一件事:

他们院子的谭至其有个亲戚,住在本县养马区。今年二月间,他到这里来的时候讲,与他们同住一个地方的黄某,因为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啦,竟然把自己死去的五岁大的孩子煮来吃了。群众知道此事后,将此事反映到队干部那里。队干部找他来问缘委,他说:“我肚子饿了,没办法。我是吃自己死去的儿子,又不是吃别人的。”队干部拿到也没法,只是教育了他一顿,放他回去就算了。回去不久,他的胆子越来越大,附近埋了死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他都去偷来吃。本地的人不好办,就把他扭送到县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审问他时,他还是说:“我是肚子饿得发慌,没有办法。”问他吃了多少个死人,他说:“到现在为止,共吃了九个人的肉。”……。

(二)

有一个社员向我说,我也来讲一个真实的怪事给你听:

去年阴历八月的一天。天下着大雨,在成渝铁路边的简阳县解放公社东升管区,有一头黄牛拉着一部架子车在马路上走。雨越下越大,赶车人把黄牛解开来拴在路旁一间房子外的树下,自己躲雨去了。这时,来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背着背兜,手上拿着一把刀,见黄牛边没有人,就用刀在黄牛的屁股上砍下一块肉,放在背兜里背起就跑了。车主人回来,看见黄牛屁股遭砍烂了,鲜血直流。他一边观察,一边往马路远方追去。追了一阵,并没有发现其他什么人,只见有个少年背着背兜急匆匆地往前走。车主人疑惑地问他:“你背兜头有什么东西?”

少年回答:“有一块羊肉。”

“哪来的?”

“姐姐给我的。”

“你姐姐住哪里?”

“……”

车主人要他拿出来看一看。少年以为遭发现了,便丢下背兜,拚命地逃跑了。车主人追不上少年,无可奈何地拣起背兜,拉上架子车,牵着流着鲜血的黄牛无可奈何地回去了。

1961年5月13日晚

--转自《中国大饥荒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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