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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时期整社记实

--作者:惠文

(一)

1.农村“浮夸风”的种种表现

来到简阳四个月了,根据群众的反映和自己看到、直接接触到的情况,农村的“浮夸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表面庄稼,得奖依据

在浮夸风作用下,种庄稼注重表面。沿大路、公路、铁路的土地,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畜力、肥料、种子,土地耕得精细,栽种用尺子丈量,搞“八尺开箱”,窝子用绳索牵着打,看起来整齐、笔直、美观,很是“田园化”,庄稼种得特别好,一派丰收景象。而离大路、公路、铁路较远的腹地、“背脚地”田土里,不是野草掩盖了庄稼,就是根本没种让其荒芜。上级派人来检查,往往坐着轿车或吉普车在大路、公路、铁路旁悠转一趟,所见的全是好印象。接着,被邀去办公室听取汇报,又是一派甜言美语;汇报结束,丰盛宴席热情招待。这样一来,在评比中稳取胜利,优胜红旗、先进奖状自然到手。上级的官僚主义助长了这种浮夸风,而浮夸风也适应了官僚主义的需要,因而浮夸风难于纠正。

二、虚报进度,不顾质量

青龙、禾丰公社1959年春播时,上面派人来检查播种进度。他们本来就没有完成播种计划,为了骗得先进的称号,硬说已经播完。上级评了他们为先进,就将他们的劳动力调出外援。而自己没有完成的播种任务又不得不完成,于是,他们用剩下的弱劳动力夜以继日地把种子胡乱撒在田地里来抢进度,根本不顾什么浪费、质量问题了。

三、虚报产量,巧做“手脚”

不少公社都有两本以上的账。上面来检查,有对付上面的账。即使完不成任务,而上报的账也完成,甚至是超额完成的。其办法是用很狡猾、毒辣的手段来上报。比如:

(一)1960年上级派人检查红塔区的棉花统购任务完成的情况时,该区根本没有完成任务。为了欺骗上级,他们与区供销社暗中商量,搞弄虚作假,由供销社多出具收购棉花的收据,以此证明其超额完成了任务。
(二)强迫社员把过去几年积累下来的自留棉、旧棉花交出来,当新棉花去冲统购任务。
(三)把所有会计人员集中到公社、区或县里,让他们想法凑足浮夸的指标,想不出来不准回家,凑出了高指标才罢休。他们是这样凑的:⒈庄稼成熟时,麻雀吃去若干斤;⒉人过路踩掉了若干斤;⒊被社员偷去了若干斤;⒋收割时不仔细,捆、挞、晒损失了若干斤;⒌禾秆上没有挞下来的还有若干斤;⒍加上已经收到的若干斤,总计完全达到了或超过了亩产若干斤的高指标。

四、隐瞒土地亩数,虚报高产指标

解放公社、黄连公社从1958年以来,少报棉花、小麦种植亩数,用计划外的一部分“黑田地”的产量加在上报的计划内以此作为计划数上报,得到的是欺骗上级的单位面积高产量、高指标。

五、设立多种组织,个个挂上牌子

公社一成立,下属组织应有尽有,组织名称繁多,数不胜数。他们都做一块名牌高高挂起。一个公社、一个大队,甚至一个集体食堂的大门两旁,都挂了不少的牌子。一般的是七、八块,多的达到十几块。以此炫耀其气派。真是:牌子排排挂,看谁气派大!

六、锦旗奖状满墙壁,问题成堆是真情

在黄连、石钟公社,以及我所见到的不少生产大队的办公室里,四周墙壁上挂满了锦旗和奖状;挂不下的就堆在办公室的柜顶上。这些锦旗、奖状表示该单位“先进”、“优胜”,工作成绩“卓著”。然而,就是这些锦旗、奖状得的多的“先进”、“优秀”、“卓著”单位,恰恰是问题最多、困难最大、人畜死亡最多的地方。

1961年5月
 
2.农村“瞎指挥生产风”的一些情况

“瞎指挥生产风”有这样一些突出表现:

一、不因地制宜、不按行之有效的传统耕作方法搞生产

就本地传统习惯而言,种小麦一般是窝播,肥施于窝中,既不浪费肥料,又可以集中肥力促进禾苗生长,还易于薅土锄草、透风透光。这样麦苗生长健壮,秆子粗,成熟时颗粒饱满,不易倒伏,产量高。据老农讲,上等土这样种,亩产二、三百斤不成问题。如今上面下死命令,要求亩产几千斤,强迫社员改窝播为条播,而且认为越密越好。种子每亩最低不少于60斤,中等的一百多两百斤,高的达到三百至四百斤。传统的窝播方法,种子每亩只用20~25斤就够了。照现在这样播种下去,麦苗长出来密密麻麻、重重叠叠的,细如毛发,又黄又瘦,完全是一包芊芊。长到四、五寸就枯黄而死了。即使未枯死,也如野草一般长不出麦穗来。只有那些长在田边地角稀疏之处的,才有部分长出麦穗,而麦穗上也只有三、五颗麦粒,一亩也只能收上十几斤,收上二、三十斤的,就算是高产了。颗粒无收的比比皆是,其中有不少造成了一季庄稼的收获量,比下种量少几倍甚至少十几二十倍。

种水稻,栽秧要求栽三寸见方,或以三寸为距,栽“胡椒眼”、“四叶菜”等花样。上面这时派人来监督,腰别一把尺子到田间丈量。达不到规格,就遭反右倾,被说成是不听党和政府的话,不服从上级领导,甚至遭到打骂;并且要把已经栽上的秧苗全部拔掉重新栽插。幼小的秧苗拔来拔去,几经折腾当然活不成了,于是只好重新播种育苗。在土多田少的地区找不到秧田了,只好在包谷土的行间整土撒旱秧。误了季节的旱秧苗长得又黄又细,根本比不上水田按季节培育出来的秧苗。即使再孬,也要栽插到田里,因为一年接一年的生产是不能间断的,它关系着人们的生存。然而季节不饶人,这种错过季节栽插的水稻,收成是少得可怜的,有的甚至连种子都收不回来。而那些按照上级规格跟上季节栽插的秧苗,成活转青后就封了林,难于薅翻、扯草、施肥,长得犹如野草似的,成熟时谷穗的颗粒很少,结果也造成大量的减产。

石盘公社大石、边界两队,1959年按上级要求规格栽三寸间距的“胡椒眼”,栽秧时田间插竹片、牵绳子比着栽。生产队的大人、小孩、妇女、学生全部出动,70亩水田栽了45天,才栽完计划的三分之二。如果按老规矩栽,每人每天可以栽一亩多;按新规定,每人每天只能栽一分左右,而且返工很大,误工严重,管理不善,秧子没栽完,秧盆就损坏丢失了二十多个。由于误了季节,秋收时连种子都没有收回来,造成社员生活无着,大量死人。1958年转公社时,两队人口有246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132人,有46.47%的人饿死了。两队主劳80余人,只剩下20余人,饿死了75%。其中,边界生产队主劳60余人,只剩下8人,饿死了86.97%。两队派去修水库的劳力40余人,只剩下2人活着回来。社员痛心地说:“瞎指挥生产使我们辛辛苦苦白干一场!”有的愤慨地说:“瞎指挥夺去了我们的口粮,把我们逼上了死路!”有的老农这样说:“做什么庄稼,简直是在办灯(胡闹,像孩子玩灯火做游戏,不负任何责任——笔者注),是乱球整,搞破坏!”“我们做了几十年庄稼,从没有这两年糊涂。过去种得上好,现在种成了个啥!”

群众普遍认为:1958年的庄稼种得好,普遍丰收 ,根本不是什么密植带来的,而是按老办法种的。上面把1958年的丰收归功于密植,是不实事求是的。从1958年下年种小春作物,才开始搞密植,瞎指挥生产风从此特别盛行。1959年继续搞瞎指挥,生产连续歉收,群众遭殃饿肚子。上面把密植吹得那么好,群众是根本不相信的,甚至一些基层干部也丧失了信心,只是怕反右倾,才不得不贯彻。他们强调这样干是文件规定的、上面开会布置的,只有密植才脱得了手。密植在包谷等其它作物的种植上,也进行了死硬的贯彻,造成了同样的恶果。

为了抵制瞎指挥生产、反对密植、应付上面的检查,社员和基层干部动了很多脑筋:在大路、公路、铁路旁的土里密植,在背脚地稀种;在一块大田大土中,边上密植,中间种稀;上面要检查麦子播种一寸见方是否不少于60粒种子,他们就把三分之二的种子蒸熟(使它生长不起来),混同三分之一好种子一起播下,达到稀种的目的,以便获得好的收成。

瞎指挥生产违反因地制宜的情况也很严重。在简阳解放管区,沱江沿岸的大沙坝里,长期以来是种甘蔗的。他们有种甘蔗和用土法制红糖、白糖、冰糖的经验。三、四十岁以上的人,很多因吃糖吃多了而坏了牙齿。据他们自己讲,解放前和建国初期,自己熬糖。转入公社前,土里还种着很多甘蔗;转入公社后,上面强调经济作物区的粮食要自给,得按上级统一规划进行指令性计划生产。于是,就把大面积的甘蔗连根拔掉,换种粮食、棉花。不仅简阳如此,听说整个内江专区都是如此。社员们痛心地说,种制糖的毛甘蔗(小甘蔗)是十年一轮转。种下的第一、二年产量不高;到第三年开始产量就高了;到八年以后产量又低下来。公社化拔甘蔗时,有很多正值丰收高产时期,广大社员是不愿意的,不少是流着眼泪去拔的。后来他们伤感地说:“过去甘蔗种的多,糖就多。客人来了劝着吃,算不了什么。现在,连老年人、病号、婴儿想吃糖都难买到。就是打了条子、带上供应手续也买不到。过去内江地区的白糖多得很,出了名的,仅果脯就有两百多种。现在连影子也看不到,失传了。”农民本身是种庄稼、以务农为本的,他们对耕作技术特别关心。当我们向他们宣传包产时,他们普遍要求说:我们庄稼人都想有个好收成。哪块土该种什么,几时下种,几时收获,规格怎样,我们自己明白,最好让我们自己作主。公粮、统购没有啥说的,我们保证完成。现在,上面叫包产,如果由我们自己作主耕种,我们就敢包;如果按照上面规定的办法来种,我们就不敢包。当我们把十二条和毛主席指示信念给他们听,说明今后技术问题可以自己作主时,他们兴奋地说:“这就开了天恩,救了我们一条活命!”

二、经营管理上,不顾天晴下雨,只强调行动一致、按时完成

在劳动力统调的情况下,生产队得无条件地服从公社以及县里的安排。正当队里在干某一种农活时,上面突然来了电话命令,马上得转移去干领导要干的活。有的正在播种,刚打好窝子、淋上粪,将要下种,上面来了命令只得半途停止;有的正在田土里驾牛犁耙,命令一来就得扛上犁耙牵着牛回去,到上级指定地点重新干起。走拢新的工作地点,半天时间就白白地浪费了。再有,天下雨正好栽红苕,上级偏叫去挖包谷土。下雨天,挖黏性的包谷土就像打糍巴,揉来揉去,太阳一出来,泥土干成一坨一坨的,就像石头一样硬,用锄头脑壳敲打叮当作声,敲都敲不碎。土质遭到破坏,庄稼咋也长不出来,哪还能长出好庄稼?不少社员说:1958年大闹深耕就是一次破坏土质的运动。深挖三尺,把多年耕种施肥的上面一层熟土翻到了下面,又把下面一层又硬又瘦、连石块带砂子的夹生土翻了上来。要让夹生土变成熟土,非要几年的工夫不可。在这样的生土上种庄稼,庄稼根本无法长好,更何况要达到高产。有的社员说:无论田土作物,庄稼的根一般只串到几寸深,超过一尺的少得很。锄头、犁头都是七、八寸深,深耕一尺左右就够了。如果水田耕到三尺,就变成冷浸田、滥钵田了,不要说人下去,就是牛下去也被陷在田里爬不起来。哪个还敢种这样的田?搞大深翻三尺,是那些球屁不懂、从来没有搞过生产的人乱想出来的,真是害人不浅!

三、推广先进耕作技术很不慎重,指挥生产颠三倒四

1959、1960年种植棉花,在既无示范先例,又无相应物资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要求大搞烧火温床培育幼苗,再把幼苗拔去一根根地栽到土里。没有烧温床用的燃料,就把社员住的比较差点的房子的木料拆下来烧;再就是把遍山坡的树木、竹子砍来作燃料。花了如此大的代价,棉苗长得够快,而事前却没有任何准备,田土腾不赢,人力跟不上,怎么也栽不赢快长的棉苗。没办法,上级突然又下了另一条命令:停止栽苗,改成种子点播。这样一来,正值棉花播种时节,好种子已经用来温床育苗浪费了,剩下的只有次品了,有的地方甚至连残次种子也没有了。这不仅损失了一季棉花生产,还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更为甚的是被拆了住房的社员被弄得无处栖身,遍山坡的树木、竹子几乎砍光,使得集体食堂普遍缺柴烧。

1960年,民主大队种下了两千多斤胡豆,已长到一尺多高,苗架很好,可望获得丰收。突然,上面来了电话,叫把所有的胡豆苗铲来作肥料。社员没法,只好含泪铲胡豆苗。到第二年,要种胡豆,整个大队却没有一颗种子。加上这两年生活苦,吃得孬,饿死的人多,提起这些事,社员们很气愤,很伤心,他们说:“这两年无论在外头搞生产,还是收工回到屋头,都是过的眼泪水生活。”

四、庄稼还没成熟,瞎指挥者就强迫社员去“抢收”

1960年要收棉花季节,棉桃还是青疙瘩的时候,上面就下来了命令,强迫社员抢收棉花。他们叫社员把青棉桃摘回去,用锅儿炒、碓窝舂、棒棒棰、连盖打、用手剥,从一个个青棉桃中把棉花剥出来。有些棉桃太嫩,里面还是一包水,上面就叫社员烧火把棉桃炕干,再用签子把棉花拗出来。日夜苦战,剥出来、拗出来的棉花产量很低,质量更差,又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社员反映说:“这是盘古王开天辟地以来就没有见过的事!”

麦子还没成熟,上面也叫去抢收,要日夜奋战,把麦子全部收回去,并且还规定了“跃进任务”,每个人割多少亩、捆多少捆、打多少斤。不管日夜、晴雨,就是要完成任务。忙得社员只好在田间吃饭,以致有的社员昏倒在田间,有的稍坐一会就躺下睡着了。不但把人累垮了,浪费也相当大:土里掉了不少麦子;没成熟的青头打不下来,就给缺柴烧的食堂拿去当柴烧掉;嫩麦粒多,晒干后颗粒不饱满,产量低、质量差;特别是割回去堆着遭沤了的,天一下雨就生霉变质。上面叫生火来炕干。炕干打下来的是黑麦子,人不能吃,只好作饲料喂猪。

瞎指挥生产的事实多得很,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1962年11月
 
3.打骂之风传奇闻

“打人骂人风”是困难时期农村大刮的“五风”之一,它是“三面红旗”的产物。“五风”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推动的。因此,这些歪风才会在这一时期愈演愈烈、愈刮愈大。

“三面红旗”中的总路线、大跃进都是强求速度。当时提出了“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五年赶上美国”(后来又提出“五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等口号。在农业生产上,一方面弄虚作假,大放亩产几万斤的所谓“卫星” ;另一方面,又搞瞎指挥,规定密植规格,限定一个人一天挖土多少亩,播种多少亩,收割多少亩,等等。无论作什么事,口号喊得很响,指标定得很高。如果达不到,就是右倾,就要遭反对。中央一级,毛主席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反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右倾,理论上还讲了很多大道理,他由远及近,由历史到现实,由政治到经济,由经济到“军事俱乐部”,由世界观到人生观,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由历次路线斗争到庐山会议上的斗争都讲了,还有什么“关于枚乘《七发》”、“关于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等等,参加开会的很多人起初有些模糊听不懂,后来他具体讲了,说彭德怀向他上书反映农村情况,是右倾机会主义,同彭德怀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等等。这下大家才明白了。从而使很多人转变观点,由批左转为反右,由赞同支持彭德怀转向批判彭德怀。农村基层干部文化低,理论差,讲不出道理。反右倾火辣辣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粗暴的打骂来解决问题。

建立人民公社,打破所有制界线,搞平调,把农民长期、甚至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家私搜刮一空、毁于一旦,有的连住的老窝都遭捣了。当然,他们是不愿意的甚至是抵触的。这种不愿意、抵触情绪,就被指责为留恋资本主义,是私字作怪。当时认为,公字是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核心,与此相反的私字就是资本主义思想的核心。要反对资本主义,就要打掉私字。在偏激情绪的作用下,进而就打骂有私心的人。社员对瞎指挥有意见,不按瞎指挥那套去做,也被扣上右倾的帽子,不是遭到反对,就是遭受打骂。生产搞孬了社员没吃的,有的往外跑,抓回来就遭反右倾——挨一顿打骂。

在困难时期,农村的“反右倾”、“拔白旗”、“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就是行使打、骂人的代名词。由于这一套整苦、整怕了社员,闻之胆颤心惊,所以,农村基层干部在开会布置完任务之时,总要强调:“这个任务是硬任务,到时非完成不可。如果完不成,就反你的右倾,拔你的白旗,割掉你的资本主义尾巴。”我们到基层后,还多次听到基层干部如此训斥人。基层干部在讲不出道理时,就骂人,骂不解决问题就打人。社员们听惯了粗话、脏话、丑话,一般的骂是无所谓的。然而,打却触及皮肉,他们是怕的。干部深谙此法之妙,也就喜欢采用此法。因此,打就成了他们的绝招和法宝。骂仅是辅助手段。然而骂,得要骂个狗血淋头、不堪入耳,以激起打人的劲头来。干部打群众,而基层干部又遭上级干部打,真是打人成“疯”。

打人的方法,无奇不有。在此略举一二,立以存照。简阳县红塔区解放管区(公社),困难时期是经常打人的。本地社员把管区称之为“阎王殿”。他们打人的办法是:把干了的棉花秆捆成把把,用利刀把桠叉剔成尖尖,专门用来打人。管区召集生产队的干部来开会,汇报生产进度、研究生产问题,如果有人说了与极左那套不合的话,就认为是右倾,就要挨打。不是乱打周身,就是打屁股。打屁股往往是“以毒攻毒”,即把要打的“右倾”者喊出来,命令其趴在宽板凳上,指定一人按头,一人按脚,一人用捆成把的棉秆鞭打。如果按不住,或者打轻了,又是“右倾”,就让另一帮人来打。如是轮流打和被打就是“以毒攻毒”。被打的人,有时打了走不回去,只得找人扶回家或抬回家。哪个基层干部晚上去管区开会,其家属总是提心吊胆的,倚门而待,坐卧不安,不能入睡,不知自己的亲人是否能平安回家。只有待亲人无恙归来,全家才松了一口气。该管区民主大队六生产队有个姓刘的队长,晚上叫去开会,汇报种小麦的进度。由于他说了真话:进度不如其他队,就被指责为右倾,遭了一顿大打,屁股打得稀烂,被抬了回家。回家后,痛楚难忍,呻吟不已,全家恸哭。其妻在别人建议下,连忙用青布包着鸡蛋清给他提血丝。就这样,事后一年多他走起路来还有些瘸跛。一提及此事,他便挥泪痛哭不已。该管区民和大队五生产队队长吴居林,1959年11月份有一天在管区开会,正遇到外面捉来一个偷了集体一根甘蔗吃的娃儿。会上有人提出把这个娃儿吊起来打,打了后再罚。吴居林在旁边插嘴说:“吃根甘蔗是件小事,教育一顿,叫他以后不要偷吃就行了。”谁知这就闯了大祸。只听得有人喊:“哪里去找右倾?这不就是右倾!”吴居林还没有转悟过来,就被拉出来遭了一顿乱打,打得遍体鳞伤,走不动路,由两人架着弄回家,并遭罚款120圆,并限期交清。家中凑不起现款,只得将家里的鸡鸭捉去卖,再搜一些家具出去卖,凑足了被罚款数才被放过。直至整风退赔时为他作了甄别,这笔罚款才退给了他。

这类怪事,农村是不胜枚举的。有的甚至用棍棒、扁担、锄头打人,严重者有被打得卧床而死去的。更有恶毒者,如草池区区委书记就把外逃的人弄回来打,打了还钉“活门神”,即是用门斗钉把遭处罚人的两手两脚钉在大门板上,受罚的人被活活钉死。他不仅如此处罚外逃的人,对其他群众也同样十分残忍,民愤极大,在整风整社中不得不予以逮捕法办。

1961年6月

--转自《中国大饥荒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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