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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老版《半生为人》书影,新版将于2012年5月份推出

 

 

 

弱者的胜利--《半生为人》读后

作者:高尔泰

近读《半生为人》,感慨万端。这是一个当年的幸存者,讲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们“从不怀疑中产生了怀疑”的初航。不是重新结集的号角,只是历史潮流的涨落之中,沉淀下来的一些个体经验。只是一个瘦小,纤弱,坐过牢的女人,在一个接一个地给亲人和朋友们送葬以后,带着一个孩子,在绝境中挣扎过来的苦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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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有了《半生为人》,徐晓已经无愧于生活所给她的苦难。(张立宪/图)

没有凄厉的绝叫,没有剧烈的抗议,没有深长的悲叹。万千心事,凝成了这么一本,如此忧伤又如此美丽的意义之书。如同天问,如同长歌当哭。

我用“忧伤”一词,作者未必认同。我所谓的忧伤,是指人对于失去了的幸福的憧憬。在那荒诞残酷的年代,还有可以失去的幸福吗?有的,那就是叛逆--意义的追寻。荒诞残酷中的意义,就是对荒诞残酷的抗争。那些不能安于无意义状态的意义的追寻者们,原本分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由于共同的追寻,得以在人海中偶然相逢、相知、相加持,相濡以沫。这种人际关系,在商业时代已经不可想象。

这所谓憧憬,可以说是一种思念的情感。直接地是对那些初航时分曾与并肩的水手们的思念;间接地是对一种被理想主义照亮了的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思念。这个,实际上也就是,对于一种更高人生价值的思念。由于那种照亮生活的理想主义,以及与之相应的人际关系现在已经杳不可寻,所以这个思念,或者说憧憬,就成了我所谓的忧伤。

以忧伤为基调,也就是以情感为主导,只听从心灵的呼声。这样的书写,只能是个体书写。不服务于任何共同主题,也不受制于外来指令或需要。因此个体书写,才呈现出无限丰富的差异和多样性,各有特点。

徐晓此书,就不同于,例如“孤岛张爱玲”那种。张爱玲面对的是无数细小蚤子(“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徐晓面对的是一头巨大怪物--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不仅面对,她还要抗争。以致她的个体书写,只能是一种群体意识笼罩下的个体书写。意识领域群体和个体之间的历史性碰撞,使全书整体上形成了一个矛盾冲突的张力结构。情感主导的张力结构,作为符号,更像是诗,而不是戏剧。这是本书的特点。

我读《半生为人》,像是读一首长诗。幸福或者意义,都只能在追求它的过程中得之。人在无过程状态中对于过程(幸福或意义)的憧憬,具有逃避现实的成分。对于已经逝去的“意义”的思念,首先是一种对当前强权横行无忌人们惟利是图的现实的逃避。真要回到从前,那份残酷惨烈,没人愿再次忍受。哪怕它可以有把握地换得,那种不幸中的幸福(或者说意义)也罢。

所以我说,这是一首忧伤的长诗。说来矛盾,正因为如此,我读此书的感觉,一方面是切肤之痛历久长存,一方面又得到一种审美的快乐,一种慰藉,甚至鼓舞。为那些不能安于无意义状态的意义的追寻者们,即使在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的残酷惨烈之中,也能创造出如此美丽、如此有意义的人生。难免要想一想,他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

这本书,比之于龙应台的《大江大海》,没有那么波澜壮阔。比之于齐邦媛的《巨流河》,没有那么源远流长。但书中的人们,各有其心灵的而不是履历的自我,独一无二,不可重复。他们在共同的宏观背景下展现出来的微观心理,另有其多维的广阔和纵深,标志着“个体”的存在。特别是在那个,智力在暴力面前、群体在惟一个体面前双重失能的时代,要透过无数被工具化、数据化、符号化了的公共面貌,发现个体的存在更难。

在无数没有面孔的“人们”中,作者首先找到的是自己:

“久久不能平静的日子里,我好像才意识到,信仰和真理,是不能等同的。”她曾经抗拒过这种疏离的意识,为了不能坚持“为信仰而献身的理想主义”,甚至说“无可争议地划分了人格的高下”。甚至多年后回忆起来,仍然有失落之感:“如今,当年轻时的伙伴聚会散场之后,不管你是从怎样豪华的酒店或怎样寒酸的饭馆走出来,走在喧嚣或者沉寂的夜色中,你为什么会陡然生出一点儿向往……而当你咔嚓一声打开房门,走进你那仍然简陋或者不再简陋的家时,又为什么会陡然地生出一丝失落,为你日复一日面临着的琐碎而烦恼?”

不论信仰的是什么,这种对信仰或意义的需要(或者说缺乏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执著也罢,怀疑也罢,没有信仰也罢,这份严肃认真,都是对信仰负责的态度。“珍重不从今日始,出山时节千徘徊。”难道不是更加“无可争议地划分了人格的高下”吗?

在那个强迫信仰的时代,不信仰就是犯罪,何况怀疑!她因此祸从口出,可谓性格就是命运。1975年,不到20岁的她,在一个严寒冬夜被电话叫醒,下楼接电话时,突然被一只肮脏发臭的帽子罩住眼睛,连袜子都来不及穿,光着脚板就被带进了阴冷潮湿的监狱。狱中无信息,甚至外面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四五”事件,甚至“四五”事件的一些被捕者关到了她所在的监狱,她都不知道。

那时的她,只不过是一个能够独立思考,跟着感觉走的好奇女孩。作为政治犯被捕,在当时十分平常。在四壁大墙里孤绝,任性地乱想。两年多后出狱,又任性地乱走,结果走进了当年的《今天》编辑部。不管自不自觉,总是处在历史的前线。不管有意无意,总是投身于不可知的命运。这,就很不平常了。

感觉,有时候,是比思想更深刻的思想。

她出狱时,正碰上历史的转折。满街大小字报,民刊如雨后春笋。对于非人处境的共同厌恶和对于别样生活的共同渴望,使“个人”们(工人,市民,大学生,待业知青,复员军人……)走到一起,形成许多松散的团体。自动的,志愿的,业余的,义务的。无机可投,无利可图,只有奉献,只有风险。但是都很乐意,带着冒险的兴奋。

《今天》编辑部,同样不例外。她写道:“条件虽然艰苦,做自己喜欢的事大家都觉得很神圣。”那份有所追求的快乐,那份非功利、无目的因而是审美的人生境界,现在到哪里找去?在《半生为人》之中,那些陋室补丁粗茶淡饭、一扫琐碎凡俗宿昔晦气走向别样生活的人们,一个一个各不相同,又都审美地统一在一个意义的追寻之中。带着朝露的清气,带着不可捉摸的旭日的光彩。

那些当年投身于《今天》、各有才华个性而不为人知的人们,周郿英、赵一凡、史铁生、鄂复明、李南、崔德英、王捷、刘羽、田晓青这些名字在书中的出现,让我真有一种,“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感觉。

赵一凡。一个残疾人,英年早逝。“文革”时不辞酷暑严寒,奔走于北京各个院校,选录大字报,收集小报、传单和当时难得一见的地下文学作品,还有禁书。细心地分类编号,抄写翻拍,予以保存,十年如一日。“我不知道,”作者写道,“一凡当年收集这些资料时有什么打算,但像他这样当时就懂得这些资料的价值,并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收集保存的人,恐怕绝无仅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一凡拄双拐行走,他的脊柱靠金属支撑着,一条腿在地上拖着几乎抬不起来,可以想象……(他做这些事)多么吃力,多么辛苦,除了一凡谁能有这样的执着和细心?”

这成吨的珍贵资料,在一凡被捕时没有失去,是一个偶然;他死前立遗嘱要把它交给作者处理,作者因为坐月子未能及时知道,是一个偶然;知道时已经被一凡的保姆卖给了废品收购站,无处追寻,更是一个偶然。这些偶然因素的随机遇合,惊涛骇浪摄魄揪心的程度,不亚于宏观历史的突发事变,更不是任何一个雨果或者任何一个狄更斯虚构得出来的。我们在痛心疾首之余,甚至已经没有力气为它偶然地得以留下些少劫火余烬,而额手庆幸。

余烬之一是,“文革”以后《光明日报》发表遇罗克的《出身论》,原文就是一凡提供的。我不知道血腥污泥深处,埋葬着多少遇罗克这样的人杰和《出身论》这样的好文。我感激由于一凡,我们得以见其万一。但是书中一凡,仍然是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他那面对陌生人时的腼腆失措,白床单下显得有些怪异的畸形,以及虽坐牢也没有改变的、不同于“正统”的共产主义信仰,协同地组成一个整体--他这个人。我们的信仰可以和他不同,我们可以奇怪他为什么如此执著,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因此减少,对于他的爱和尊敬。

作者的另一位朋友史铁生,也是残疾人,也是英年早逝。我读此篇,印象最深的是他和作者的相逢:荒凉的1974年,在荒凉的地坛公园,各自读书的两个陌生人,偶然交谈起来,她有些在当时看来的反动言论。他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不怕我告发你?”她说,“这里没证人,如果你告发,我就全推到你头上”。“我们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作者写道,“这样的一种友谊,在那个亲友间也只能用手握得紧一点儿来表示心照不宣的年代,几乎不可想象。只有在充斥着苍凉伤感的自然气息的地坛公园才是可能的。”

在那个用假话套话交往是生存条件的时代,说真话是心灵的呼吸。心灵,只要是自己的,就是活的,就需要呼吸。对于拥有自己的心灵、即拥有个体自我的人们来说,只要有机会在某处单独相对,那个某处就有可能成为地坛公园。就在这同一年,作者遇到东海舰队的海军军人郭海、安晓峰、杨建新……才知道军人也是人,也有大于安全需要的说真话的需要。她把他们作为体面的朋友介绍给了一凡,直到被一网打尽。

作者和她的丈夫周郿英,是在《今天》编辑部认识和相爱的。结婚不久,周重病住院,多年辗转病榻,终于痛苦死去。

她是无神论者,为了挽救丈夫的生命,除了求神拜佛,想尽办法,什么手段(包括贿赂医生)都用上了:争取到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最好最昂贵的药品……无法上班,还要照顾好儿子。奔走于家和医院之间,身心俱疲,以致“一直像个瘸子一样地走路”。

这一切都是白费,她为此深深地自责:“我一直以为,我吃的苦是他的疾病的结果,我愿意承受那结果。可我却从来没有想过,他所受的苦是我的努力的结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愿意承受那结果。”事实上,他的痛苦也就是她的痛苦。如果早知道是白受的,谁都愿早些结束。首先是为对方,其次是为自己。在无穷的思念中,她给他的在天之灵写道:

“……也许,只有你知道,我讲述的这些,都是事实。但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全部的真相是,我为你活着而拼尽全力,同时我也祈祷别的。那‘别的’我不能告诉你,也不能告诉任何人。不知你是否记得,就在我们等待了五个多月的手术的前一天,我突然失踪了一个上午。我回到医院时,你刚刚用剃须刀在小腹部做完备皮。你虚弱得连说话都困难,我却把你一个人丢下。我去哪里了?你问我,我说,去办点事儿。但眼睛不肯看着你……现在我告诉你,那天我去了北京城南道教寺庙白云观,我在每一尊神像前放上几炷香,放下一些钱,然后虔诚地下跪,磕头,乞求神保佑你手术成功。同时,我还乞求,如果手术不成功,保佑你尽快解脱……我发誓,你少受点儿罪是我希望你尽早解脱的惟一理由!但是,你相信吗?其他人相信吗?我自己相信吗?事实是,你病着,我有无穷无尽的麻烦。时间、金钱、儿子的成长、我自身的向往……那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煎熬会延续三年五年,还是十年八年……”

笔力千钧,使人灵腑为撼。

无神论者烧香磕头,慌不择路惊心动魄。她这样做的理由,即使不是惟一的,也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指责她。那样的指责是以理杀人。她对以理杀人的文化的恐惧,是显现在深层心理学中的深层历史学,并不是毫无根据。在以理杀人的文化中,个人的孤独无助、绝望挣扎都不在话下。一种能够把这种不在话下的残酷性充分表达出来,使人感同身受的文字,不管多么平淡,都是奇文。

奇文自然天成,文字全无藻饰。汗腥气、泪腥气、血腥气、监狱里阴冷的湿气,医院里陈旧的药水气,昏暗灯光下印刷民办刊物的油墨气,小街上的烧饼的香气和粮票的浊气、老旧四合院里随着沙哑歌声唱出来的酒气……汇成一股真气,兼具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英国美学家鲍桑葵所说的“艰难的美”、“广阔的美”和“错杂的美”。我想这就是所谓“粗服乱头,不掩国色”吧?

“有朋友曾说,”作者写道,“我的写作美化了生活。为此,我曾想给这本书命名为‘美化,直至死’。与其说是想回应这善意的批评,不如说是无可奈何的孤绝。作为人,作为女人,作为母亲,当你在任何角色中都面临困境的时候,你怎样论证活着的正当性?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作为悲剧的见证者,你怎样能够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然而我们终于还是活着。所以我写作——正如史铁生所说,写作是为活着寻找理由。”

这个回答中的虚无主义情绪,虽很模糊,但是渗透全书。这是我的主观感受,很可能作者不会同意。

理想主义者也可能有虚无主义情绪吗?有的。我们在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之中看到过,在章太炎的“五无”言说里看到过,在鲁迅的许多作品、特别是《野草》诸什中看到过……并不陌生。凡理想,都有个现实的前提。奴隶理想自由;屈辱者理想尊严……都是历史中的自然。无前提“主义”,不过是一个空筐。谁都可以装进任何他所希望的、可能的和不可能(如乌托邦)的东西。什么也不装,让它空着(如佛陀老庄),也可以,不一定就不好。

变可能(或不可能)为现实,这就是意义的追寻。追寻就是意义,过程是意义的现实。过程的终结如果不能成为新的追寻的起点,那就会归于虚无。所以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两个貌似相反的东西,实际上走得最近。个体逃避虚无,往往逃入群体(宗教、国族、组织等等)。群体无路可逃,往往陷入混沌(犬儒生态、丛林法则等等)。在这里,理想主义的徐晓,也还是“出山时节千徘徊”。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常常在写作中踌躇”。

踌躇的结果,是删除了不好的东西,留下了好的东西。“最终我把血腥和粗暴的细节删除了,也把荒诞和滑稽的故事删除了。惟独没有删除的是从那个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因为那其中虽然凄婉,却飘散着丝丝缕缕的温情。我愿意把这传达给我的儿子,传达给所有的朋友。因为我深深地懂得,这对人多么重要。”

踌躇,是为他人着想。

为后来的人们--因为爱。

为需要被删节的人们--因为悲悯。

因为对别人重要,所以对自己重要。

别人比自己重要,这就是群体意识。

徐晓的爱和悲悯,植根于天性,本来属于个体。但同时,这样的天性,又使她的群体意识压倒了已经觉醒的个体意识。她力求用理想主义的精神价值,去照亮历史无序背后的黑暗。她愿意在宇宙抹去人类文明的一切痕迹之前,把没有爬满蚤子的袍,留存给后来的人们。

这使我想起杰克·伦敦的《女人的刚毅》:在酷寒的克朗戴克,一对男女在无边无际、不见人烟的冰天雪地里艰难跋涉。干粮有限,每天平分少量,终于还是吃完。帕苏卡饿死前,把一袋干粮给了理查。那是她每天从自己的一份中偷偷地省下、偷偷地藏着的。

这样的爱,当然伟大。这样的意志,当然超强。但这伟大和超强,却是以超弱——死亡来标志的。形而下的事实属于个体,形而上的价值属于群体。据说群体和个体应当统一,我也这么想过。但是我不知道,这矛盾该怎么解决。

不能解决。任何解决方案,其程序设计都必须通向可以操作的政治-社会利益的强制性分配。如所周知,政治人物的行为及其后果,常常和所持的或者所宣称的价值原则背道而驰。一个非政治的(至多只是一个“不够资格的政治犯”)独立个体,一个但知有道不知有术的纯粹理想主义者,只在精神领域、只在价值观的层面上寻找,是找不到出路的。面对历史中的自然--这个现代丛林,难免和虚无主义相遇:

“谁爱得最多,谁就注定了是个弱者。”

“道之不存,殉道者的价值何在。”“充满着神秘与眼泪的理想主义……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或许是一抹残阳,或许是一缕阴影,但对于今后的年轻人来说,那是一种无法想象的存在。在他们身上,构成遗传的染色体已经变异了。无法理解不是他们的错。”

既然如此,既然我们的精神财富到后人手里必然贬值,我们创造它的努力岂不是无效劳动?血腥暴力荒诞滑稽等等,是我们的(不是抽象的)理想主义的前提,把它留给后人作为历史判断的参照系,让他们自己去寻找温暖打造平安,比之于删除,岂不更好?还有,删除了故事,还有“从故事中走出来的人”吗?

虚无主义这个怪物,原本与徐晓无缘。我想象,还没有完全走出群体意识的她,在个体性写作中与之狭路相逢,一定有些错愕,有些失措(也不完全是想象,因为她已经说了,她在写作中踌躇)。

为逃避这个怪物,她稍稍进入了童话--我觉得。

血腥和荒诞是那个时代的基调,书中提到的部分,已经残酷到让我们有切肤之痛,已经残酷到哪怕只删除掉一个小小的细节,都会减轻我们的沉重。这些都没有删除,不知删除了什么?荒诞感是一种至为难得的天赋,它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也造就了海子和残雪。有感于荒诞而又删除,不知是怎样的荒诞?我不敢要求别人把自己不忍看不敢看的东西摊出来晾,那种要求本身就是残酷。但是那杯苦酒,一个人咽得下去吗?

咽不下去,所以删除。从这删除,我看到了一种人性中的神性--爱和悲悯;也看到了一种人性的软弱--无力感和恐惧。

这样的所谓的美化,带有逃避现实的性质。逃避,是弱者的天赋本能。正如狼有尖牙鹰有利爪,羚羊和兔子有跑得飞快的腿。托尔斯泰说他读安徒生,读了几遍才发现安徒生的孤独和软弱。安徒生以为大人都没有同情心,所以他只向小孩子说话。小孩子更没有,但他假定有,这是弱者的任性。我读到那些话时,也是个小孩子,坐着想了想,没想出个什么来。今读徐晓书,想起那段话,忽然懂了。对于一个陷于“无可奈何的孤绝”的弱女子来说,还有比童话更好的避难所吗?

遗憾的是,她终于没有逃脱。出狱20年后,她从北京到太原探望曾经同案的朋友,企图重温当年的旧梦。舞台换了布景,角色各已转型。“没有期待中的彻夜长谈,没有想象中的无边畅想,”她写道,“不知道是我们老了还是社会变了,我常怀疑,以后是否还存在当年那样的人际关系?”已经不再存在,还要怀疑一阵,这种精神领域的克朗戴克,是另一种形式的“幸存者的不幸”。安徒生纯粹的个体写作,让他逃跑得像飞。徐晓带着群体意识的个体写作,只能一如当初,“像个瘸子一样地走路”,逃不脱铁铸的现实。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她的幸运。在那个无数人没有任何交流空间,只能默默地忍受窒息的时代,她已经享受过了真正的人际关系。冥冥中似乎还是有一种公平,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了这么一本,忧伤而美丽的、震撼人心的意义之书。

这里所说的意义,是个体存在的意义。在意义这东西已经被解构得片瓦无存的今天,更有其特殊的价值。这里所说的价值,是个体精神的价值。作为这个意义与价值的自我赋予者,徐晓已经无愧于她苦难的“半生为人”。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只怕配不上他所受的苦难。徐晓可以免于这种恐惧了,因为她已经有了这么一本,永远的《半生为人》。

“永远”二字,我不是随便说的。特别是,在前面提了那么多问题之后。在文学中,一种信念,一种情绪,一种自我赋予的意义,只要是真诚的,美的,就是绝对的、永远的。不要问正不正确,那是科学的问题。科学在证伪中进步,“正确”也不会永远。牛顿、托勒密早已过时,但是古神话和安徒生们还生气勃勃,并且不存在被现在和将来的天才超越的危险。

鲁迅无碍于韩愈,海子无碍于李白。文学的领域是孤峰的森林,里面没有巨人的肩膀,只有或大或小永远并存的孤峰。哪怕只是一首诗,一则寓言,一篇散文,作者佚名。只要真好,且与众不同,都可不朽,成为永远的孤峰。

《半生为人》也是,这是弱者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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