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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一粒珍珠的故事》

 --作者:林达

我喜欢刘德伟的长篇回忆录《一粒珍珠的故事》。

读书的时候,面前仿佛总是站着那个有着男孩名字的爽爽朗朗的女孩。你明明知道作者是几乎跨越了一个世纪的老人,可翻开书卷,青春气息却扑面而来。她总是年青的,书也年青。我已经不太相信“文如其人”的老话,写文章写书,很容易在写作时飞翔在自身现实之上,进入特殊状态,就好比演员并非剧中人。你在生活中无法企及的高度,在论述中可以轻易达到;可以在书里对别人循循善诱的道理,在生活中自己常常无力遵循。最容易的莫过于在书中挺起身板,就象最容易演的角色当是革命英雄,哪怕出演“慷慨赴死”心中充满真实悲壮,却毕竟晓得,应地倒下时并不会当真。我有时也会有忍不住要写的冲动,就不得不常常提醒自己这个道理。依我的经验,难以伪装的,是自然随和的幽默自嘲和轻松平实的叙述。前者有点先天遗传的味道,要学也难,后者要点修养,一时半会的可能还急修不得。刘德伟写自己的故事,就是这样一种风格。你可以一点不费力气,顺着那条小径,轻轻松松读下去。

我还喜欢这本书的装帧和编辑方式,同书的内容风格默契。开本略微宽一点,封面的用纸有点起皱,暖灰的米色,楷体竖排的书名不失典雅,大大方方,而人民出版社的小小署名很谦虚地安居在一个适当角落。这书捧在手里有温厚感觉。中间偏上,一个柔和的二十年代中国青年女子,面容浅浅地出来,粗纹格子的罩衣还是旧式的偏襟布扣,脸上神情,却分明已经有了民国新时代少女的自主,有了独立的自信。左侧上方,浅浅细细引了正文小小的片断,真是佩服编辑的眼光,他看似随意牵出的几句,就象是寥寥数笔勾画的素描,一下就给人物、也给她生长的时代,传了神:

“我是个坏姑娘,狡猾又暴躁......”

“我记得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早晨,在父亲办公室的窗前,一个佣人称呼我‘大小姐’。父亲在房间里听到了,就大声喊着说:‘叫她三少爷!’从那时起,我就是三少爷,打扮成男孩子......”

“当哥哥们和我还很小的时候,父亲请了一个南拳派的武术教师教我们拳术,母亲不同意我参加。她说:‘女孩子学了拳术有什么用?’父亲以他一贯的幽默说:哦,非常必要!当他丈夫不听话的时候,她可以一脚把他踢到大门外。’......”

在书店里遇到这样一本书,只要拿起来,象我这样有好奇心的读者,一定不肯再放回店里的书架去。

刘德伟的故事还留给我们许多掩卷思考的空间。这本回忆录的时间跨度是从1912年到2004年,大家都知道,故事经历的时代并不轻松。她的人生故事就折射了许多有意思的社会历史。例如在二十年代中后期,大家读历史都知道,中国的左右两翼曾经合作又分裂。可是,我们却并不知道,在和百姓有关的具体政策中,左右两翼究竟有哪些不同,这些分歧在怎样具体影响人们的生活。刘德伟当时正在武汉读初中二年级,那里的教育先是左翼执掌,后又归属右翼。从她的经验来看,我们了解到,在80年前,左翼就认为,所有外国人办的学校都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一律要封掉。街头宣传革命的工作,占用了中学生大量的学习时间,停课一停就是两个月。回到学校,女孩子们给招集到大礼堂,强令剪去她们心爱的辫子和装饰着花朵的发髻。少女刘德伟对剪发抗辩,就被冠以“反动”大帽子开除学籍。在右翼主导教育之后,学校秩序回复正常,教学环境也变得宽松。刘德伟也见证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现实,对立双方的权力转换不能通过正常政治程序,而要导致火拚和屠杀,司法缺席又如何殃及无辜青年学生。

从刘德伟的高中、大学的经历,我们看到那一代知识人的修养从哪里来。青年学子生活在一个对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兼收并蓄的环境中。刘德伟的父母信仰佛教,也给了她中国文化中优秀厚实的一份传承,她又在高中的教会学校接触了基督教文化,在燕京大学得到世界一流教授的教育。青年学生有可能接触到最前沿的知识和不同思潮,因而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我们今天在讨论如何建立国际一流大学的办法,而早在那个时候,中国大学的质量就在自然推进提高。将近八十年前,美国所有的州就都有学生来燕京大学留学。也就是说,并不是我们从来不知道提高教育水平的路径,而是后来在道路堵塞之后,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如何扫清障碍。

刘德伟回忆录还有它特殊的历史价值。1938年,在美国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刘德伟是十六名代表中仅有的两名女性之一。从代表推选,可看到当时中国社会状态的一个侧面。大会不接受任何来自政府的代表,所有代表都由蓬蓬勃勃发展中的民间团体产生。刘德伟因此走遍美国各地进行抗日宣传。在刘德伟身上,也可以看到中国当时的教育水平,她是第一次出国,却以流利的英语,自信自尊的态度,轻易跨越观念和交流上的障碍和隔阂,使自己的抗日演讲大获成功。

刘德伟与恋爱多年、正在美国读博士的男友相聚成婚,留在那里读完社会学的课程,取得硕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通过她的故事可以看出,现代社会福利工作,不只是简单意义的慈善,还牵涉一系列学科的专业知识,如心理学、法律、社会学等等。刘德伟就读的芝加哥大学,还强调专业知识和实践的结合。

刘德伟让今天的读者看到,在社会工作领域,不能忽略专业知识、专业精神,甚至不能忽略社会工作者自己的健全心智,否则会对工作带来伤害,因为需要受助的弱者、儿童,通常是本身就有很多问题的一族。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理念的偏差可能更为致命。刘德伟适合这个工作,她是一个身心健康而平衡的人,社会关怀只是她对家庭关爱的自然衍生。她曾经满腔热忱地投入1949年以后上海对流浪儿童的收容工作。对于刘德伟所接受的专业训练来说,这是对人的关怀,是对一个个不同问题的儿童本身的救助。可惜当时主导这项工作的理念,焦点却落在社会秩序整顿,而这些“问题儿童”的个人利益是可能被牺牲的。我们都知道,这种偏差,一差就差了几十年。现代社会福利的许多成熟理论,由于相关学科几十年的中断,至今在中国还不能完全轮廓清楚。直到今天,刘德伟讲述的社会救助领域的许多基本概念,对正在领导这些工作的官员,仍然还相当陌生。

大时代动荡中,个人命运往往只是一叶随风飘荡的小舟。可是,刘德伟从父辈开始,就不是随波逐流的性格,两代人都是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都奉行要对社会有所为的信念,因此,刘德伟总是在鼎力划动她的生命小舟。刘德伟出生在辛亥革命第二年。正当壮年的刘德伟的父母,跨越了一次辛亥革命,而刘德伟和他的丈夫,也在差不多的年纪,跨越了1949年的中国革命。从两代人跨越革命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大差别。他们的经历有共同的地方,他们都是对旧制度不满而对变革充满憧憬。刘德伟的父亲是晚清官员,她的父母积极参与了当时同盟会在酝酿中的变革。在辛亥革命之后,新政府沿用大批有新思想的清朝官员,刘德伟的父母毫无困难地就跨越时代变革,继续他们的社会服务。可是,刘德伟和他的丈夫向景云,同为中国最迫切需要的专业知识人员,而并非旧制度下的政府官员,却在无尽的政治猜疑中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岗位,留下几十年的专业空白。她对自己的种种遭遇都轻描淡写,我们还是可以想象,是什么样的境遇,才会令一个天性开朗快乐的母亲和妻子,一个渴望对社会有所奉献的新女性,曾经生生往自己肚子里吞下一堆碎玻璃,塞下铁锯条,试图自行离开这个世界。

当国家开始醒悟和改变,刘德伟早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我们很难想象,她此后还能够为社会做出那么多的事情,读来令我们对人生苦短的喟叹感到难为情。将近九十岁的时候,刘德伟用英语写下这本回忆,她仍象当年那个顽皮女孩,站在属于自己的那一块心灵净地,她感谢父亲母亲、教父教母和老师的教育,后悔此生没有给自己的家人更多关爱,感念家人对自己的爱和支持,遗憾自己没有做好对“问题行为”儿童的研究,没有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我读完这本书,却已经难以分辨:是刘德伟天生的反省能力使得上帝向她走近;还是以提升灵魂为目标的信仰,给她一生带来内省的习惯。这是一种很困难的平衡,严格内省通常会导致对自己过于苛严,也就抹去了有趣的鲜明个性;个性的张扬却又可能使得一个人自我膨胀而失去反省能力。我不知道刘德伟是如何做到在我看来是很难的事情,就是她几乎总是能达到内在的恰当平衡。这种平衡使得她叙述的故事不失活泼有趣,异乎众人,又在不经意间,能够令读者深受启发。她讲述的不是“理论”这样的艰深道理,而是一个智慧老人走过一个世纪之后的常识收获。就象她的英语名字,珍珠,在阳光下,闪着那一点点纯净的光。

她最后总结自己的人生,很是简单:每个人都有优点,向他学习。不计较他人负我,只求我不负他人,就可以觉得自己“干干净净、快快乐乐”。读她的书,随着她走过九十年里程之后,突然领悟,刘德伟看似简单、却很难实践的这一点人生真经,也是支撑着她一路走来的宗教信仰的一部分--净化你自己的灵魂,不要旁顾,别人的灵魂,那是上帝的事情。

《一粒珍珠的故事》作者:刘德伟,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东城区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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