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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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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记

作者:何兆武

 

 

目   錄

序:成为中国那一代的知识分子
        ——读何兆武先生《上学记》 葛兆光

第一章 (1921-1939)

我们祖上没有名人/三民主义的少年兵/“一二.九”见闻/上学记.甲(1.力矫时弊,以古为则? 2.无故乱翻书 3.天籁幻想)/鬼子来了/恋恋故乡情/返乡/湖南印象/上学记.乙(1.中央大学附中 2.西方教科书 3.逃离“修道院”

第二章 (1939-1946)

上学记.丙:迁徙的堡垒(1.自由散漫的作风 2.三个大学从来就“联”得很好 3.自由,学术之生命 4.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 5.图书馆不是珍藏楼 6.茶馆听吹牛,里根挂二牌 7.兼职做教师 8.恋爱? 9. “天人交感”下的人生观转变)/几个难忘的人(1.一包热情的闻一多 2.民主人士张奚若 3.战国派雷海宗 4.吴晗印象 5.冯友兰先生 6.金岳霖先生 7.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 8.曾昭抡先生 9.数学系 10.物理系)/战火芬芳/“一二.一运动(1.“ 打倒孔祥熙!”2.一多先生被刺 3.一个人的政治底线)/五柳读书记/忆同窗(1.“科里红”何佶(吕荧) 2.殷福生(殷海光)印象 3.大才子王浩 4.因言获罪的陈良璧 5.老友郑林生 6.高干子弟?

第三章 (1946-1950)

教书台湾/日日江楼坐翠微/上学记.丁:革大学习

零敲碎打

后记 把名字写在水上 文靖

序:成为中国那一代的知识分子
  ——读何兆武先生《上学记》

作者:葛兆光

小引

   近十来年里,何兆武先生和我都在清华大学教书,虽然说起来可以算是同事,但因为他很早退休,所以,见面常常是在同去办公室取邮件的时候,或者是在清华园里散步购物的时候。不时收到何先生赠送的新著和新译,不由得感叹他的学术生命力。何先生生于1921年,比我父亲还长一岁,我一直把他看成是我的父辈,轻易不敢去打扰。这次,看到何先生口述他求学经历的《上学记》,不知为什么,想起两年前的夏天,那时我父亲还没有过世,在病榻上,很少谈起甚至好像有些忌讳谈起往事的父亲,望着天花板,突然给我讲起了他往年的经历,断断续续讲了一整天,从福州的家办私塾到官立学堂,从抗战时期流转山区的暨南大学,到已是“晴朗的天”的南京军政大学,让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执着地追求国家富强和相信普遍真理,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真的是和我们不同,有点儿像精卫填海,也有点儿像飞蛾投灯。

   现在,看到何先生讲述他从北京的师大附中,到云南的西南联大,再回到北京的革大,仿佛那一天和我父亲的谈话仍在继续。

一,亲历历史:那一代的人和事

   慢慢地看这份珍贵的口述资料,好像随何先生重新行走在那个时代的历史之路上。

   这个历史之路好像很熟悉,又好像很陌生。之所以熟悉,是因为它好像千百次地出现在我们各种的历史书里。何先生求学的时代,正是中国最痛苦的时代,五四退潮以后的中国是一连串的战争,军阀互相打,国共也在打,日本人打进来,把中国成了一个杀戮场,八年抗战刚刚结束,中国又成了另一个大战场,杜甫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可是,那个时候的烽火岂止是连三月,简直是连了几十年。不过,这个烽火岁月是我们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叙述筛选后的简明大纲,可历史并不仅仅是“大纲”,正像何先生评论西南联大历史书的编纂一样,有时候历史被写得就像“注册组的报告”,让我们看不到真正的生活,其实在生活世界里,毕竟不仅仅有烽火和杀戮,因此,当我们随着这些亲历历史的长者进入细节,历史便好像变得陌生起来,仿佛另有一个我们没有见过的时代。

   在何先生的往事记忆中,那个时代,不仅有北京从军阀的“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满地红”,有“一二九”那一年多雪的冬天,有北平中学里的尊孔读经和白话教育之争,有那个时代中学生“无事乱翻书”的愉快,还有短暂平安时期看西洋电影的震撼。尽管他事后想起来,最好的读书日子,只有“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但是,就在这一样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三年和流离颠沛的七年中,毕竟他还有读《莎氏乐府本事》、Gulliver's Travels(《格里佛游记》)的时候,还有“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的时候,还有自由选修诸如郑天挺、陈福田、沈从文、钱锺书那些风格各异课程的时候。也许,那只是历史的细节,可是正像现在流行的一句话,“细节决定一切”一样,看到历史的细节,常常会反过来,让你更加理解历史的脉络和轮廓。

   这份口述历史之所以对我们很重要,还因为有很多已经进入历史的人物,随着何先生的回忆,又从历史里面走了出来。记得前年夏天,父亲谈起他在闽北山区流亡的暨南大学的生活,对于我,好像就陌生一些,因为毕竟他是学国际贸易的,他身边的那一圈人,我大多不熟悉,只是听他谈起何炳松先生,让我对这个《新史学》的翻译者有一些新印象。何兆武先生是历史学家,又远比我父亲的阅历丰富,他的记忆中有一团热情的闻一多、有民主人士张奚若、有战国策派雷海宗、有历史学家吴晗、有哲学史家冯友兰、有逻辑学家金岳霖,有“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有化学家兼教育家曾昭抡,当然,还有他看到的和大多数印象不同的殷福生(海光),更有他一生都引以为荣的朋友王浩。这些我们文史领域的人耳熟能详的学者,就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为我们重构了那一代学术和文化的历史,也为我们重建了何先生求学时代的文化环境,让我们知道何先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中成为知识分子的。

   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在他回忆他和王浩交往的那一段里,他和王浩关于“幸福”的讨论,也许,这是理解何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钥匙:

   人是为幸福而生的,而不是为不幸而生,就“什么是幸福”的话题我们讨论过多次,我也乐得与他(王浩)交流,乃至成为彼此交流中的一种癖好。他几次谈到,幸福不应该是pleasure,而应该是happiness,pleasure指官能的或物质的享受,而幸福归根到底还包括精神上的,或思想意识上的一种状态。我说,幸福应该是blessedness(赐福),《圣经》上有云:“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可见“福”的内涵是一种道义的,而非物质性的东西。他说,那么宗教的虔诚应该是一种幸福了。我说,简单的信仰也不能等同于幸福,因为它没有经历批判的洗练,不免流入一种盲目或自欺,只能是沦为愚夫愚妇的说法。一切必须从怀疑入手。于是我引了不久前看到的T. S. Eliot的一段话:“There is a higher level of doubt,it is a daily battle. The only end to it,if we live to the end,is holiness. The only escape is stupidity.(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怀疑,它每天都在不断地[与自我]战斗。如果我们能活到有结果的那一天,它唯一的归宿就是圣洁,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愚蠢。)”他听了非常欣赏。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是一种“dunch leiden,freude(通过苦恼的欢欣)”,而不是简单的信仰。

据说,何先生与王浩之间有过多次讨论,“每次谈论总是他说服我,这一次我说服了他,不禁心里一阵快慰。”那么多年以后,他仍然记得那一次谈论,说明这一观念在何先生心中根深蒂固到什么程度。

二,幸福:什么是那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追求?

   除了这一次和王浩的谈话中,说到“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地拷问与扬弃”,把幸福看成是追求理性的超越和超越的理性外,我注意到,何先生在口述自传中,还特别反复郑重地再次提起“幸福”一词,他说那时他曾想要写一本《幸福论》,他觉得,人是个复杂的动物,不能单纯从物质角度衡量,或者单纯用金钱衡量,是不是钱越多就越幸福?好像并不是那样,毕竟人所愿望的是幸福,而不仅仅是物质或金钱的满足。在一处他又说,“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在另一处他再次强调,“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也就是说,个人的幸福和整个社会的幸福是密切相关的。我想,对于理性始终的追求和对于社会始终的责任,也许是我们同情地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关键。生在中国已经不再是天朝大国,而是积衰积弱的时代,何先生他们那一代人在战乱中一边上学,一边观察社会,上学也许既是一个学知识,成为有技术的专业人员的过程,可也是一个成为有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的过程。

   何先生回忆中有一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对日本的仇恨非常强烈,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会有这种感受了,也可以说,对日本人的仇恨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了却的情结。比我年轻一代的,也就是解放以后一直到文革时候的中小学生,他们大概也有一个情结,就是对个人崇拜的情结,一听到伟大领袖,马上泪流满面,我想现在一代的青年人恐怕也没有那种情结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情结,我们那时代情结就是仇恨日本”。这当然不是一种狭隘的仇日情绪,其实应当理解为对民族命运的普遍焦虑,现实的危机,加上自从1895年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签订以来,到1931年的东北沦陷,到1937年的七七事变,这一次次的受辱,自然积成了这种心情。

   在这种心情中,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自然把追求国家富强当作自己的理想,把建设科学理性当作自己的目标,而把民族的整体崛起看作个人幸福的基础,这是一代人的感情倾向。记得那一年我曾经问我父亲说,为什么要放弃上海好端端的金饭碗,跑到南京军政大学去吃八路的小米干粮?父亲沉吟半晌,只简单地说这是潮流。不过,追赶潮流并不意味着是见风使舵的政治倾向。何先生对于政治,对于那种被政党意识形态垄断了的所谓“政治”并不热心,这也许是他父亲的遗传,在这份口述历史中,他说到“我的父亲不是国民党党员,至少我不知道他是,父亲一生讨厌政治,认为政治是黑暗的、肮脏的,小时候我经常听他这么说,所以我想他不是党员”,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他上学的时候也参加过学潮,大都是不满当时的政府,不然也不成其为“潮”,包括“一二·九”运动。他说,凡游行他都参加,但是有一个界限,那就是只参加爱国学潮。原因是什么呢?他说:“第一,自己不是(政治)那材料,既不会唱,不会讲演,也不会写文章做宣传,第二,从小我就有一个印象,政治是非常之黑暗、复杂、肮脏的东西,一定要远离政治,父亲也是这样告诫我。所以实际上我就给自己划了底线:爱国是大家的义务,反对侵略者是国民的天职,游行我参加,回来也是挺兴奋的,宣言里也签名表态,但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不参加。”

   有人说,自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整个地向西转了,是西风压倒东风,所以知识分子的主要倾向就是“西化”。不过,这个理解可能太简单,应该看到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中国知识分子以向西方“现代性”看齐的方式,反过来以西方的自由、民主和科学的诉求,追寻民族和国家自立和富强的愿景,在“世界主义”的外衣下,凸现着一种曾经被称作是“民族主义”的感情。这就是我常常说的,以世界主义的面目成就民族主义,以民族主义目标接受世界主义。虽然这种纠缠的心情,有时候会被看成是“救亡压倒启蒙”,但是,因为救亡是追求富强,依靠的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科学,所以,启蒙和救亡始终是一体两面。因此在中国,知识分子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追随那些可以拯救国家、导致富强的大潮流,特别是在外敌压境的危机中,更是常常希望“东方红,太阳升”。这种心情,是很多没有经历过那一代历史的人所不太能够理解的。

   “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太能理解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幸福观和自由观好像都有些太单纯甚至太简单”,何先生很感慨。的确是很单纯很简单,但单纯和简单未必就不美好,比如说他们爱国,国家富强是他们观念世界中最优先的选项,在这个选项下,他们会接受能够达成目标的观念、制度和策略,而批判或抵制不能达成这一理想的做法。正像何先生所说的“人类总有一些价值是永恒的、普世的,不能以强调自己的特色来抹杀普遍的价值。中国有没有特色?有特色,但是这特色你不必强调”。现在,流行时尚是批判普遍性,质疑源自西方的民主、科学和自由,强调文化多元,似乎要特立独行,鄙视遵守规则,觉得知识分子永远是冷峻而超然的批判者和搅乱者,这也许有它的洞见。但是,在现代中国历史中,我们却需要理解和尊重,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所谓普遍真理和永恒价值的选择。在那个时代,他们却宁愿相信“历史的普遍规律”,相信民主、自由和科学。因此,他们会对国民党搞党国一体的专制非常反感,觉得它是看错潮流走错了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期,专制独裁乃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甚至张学良下野到欧洲游历一番后,也相信了法西斯主义,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在这种世界历史的背景之下,国民党没有跟随英美民主,而效仿苏联的专政体制,便不足为奇了”,凭了这一点,他们对解放区、新中国有好感;但他们同样也批评解放后的胡搅蛮干,他引用了张奚若先生的话,说“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他说,“这十六个字还是有道理的。我们是有些鄙视过去、迷信将来,其实有些传统的东西,和阶级斗争没有关系,那是人类经验的积累、人类智慧的结晶,不能随随便便就否定了。比如红灯的波长最长,看得最远,所以红灯停、绿灯走,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全世界都是这样,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得按信号灯走”。

   对国家(不是政府)的忠诚,对政治(不是政党)的疏离,看起来冲突,实际上统一,我相信这就是那一代中国有立场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有专业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的立场?关于这一话题,现在讨论的著作已经很多了,不过书本常常只是一些理论,并不好拿它来截长续短、按图索骥。特别是像何先生那一代中国读书人,身处万方多难的社会中,成为一个有立场的知识分子,好像并不如书本上说的那么简单。我以前读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看到里面说,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应当是“局外人”(outsider),认为他需要的是“反对的精神(a spirit in opposition),而不是调适(accommodation)的精神”。在中国现实中,这话也许只对一半,因为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那种精神紧张和生存危机中,人们无法不心向往一个光明的未来和富强的国家,他们无法成为“局外人”,也不可能仅仅是“反对”。何先生那一代人,追随着五四时代的精神,把民主、自由和科学当作矢志不渝的追求,把国家整体的富强当作永恒的理想,这是超越专业技术人员,成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基础。

三、风度与修养:现在还需要绅士吗?

   2001年,清华大学曾经试图为何先生举办一个八十寿辰庆祝会,邀请了一些人来座谈,我记得有当时还在历史研究所的李学勤先生、近代史所的刘志琴先生、世界史所的于沛先生等等,这些都是何先生的熟人,但是何先生一直婉拒,理由是他不是大人物,不配开颂寿会,也不配出纪念集。也许,有的人以为这只是做做谦让的姿态,但是那天早上,他的学生彭刚去接他,他却把家门锁上,一人飘然离开。我参加过很多次大大小小的祝寿会,而这次主角缺席的祝寿会,却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现在学术界文化界的风气,不说大家也知道,可是,我见到的何先生,始终谦和而从容,在大家谈兴很高的时候,他会笑眯眯地在旁边听着,如果话音稍停,他也会很高兴地说上两句,决不让大家扫兴。说起来,他的著作和译作等身,我们这一代人对于西方历史和思想的理解,多少都得益于他的翻译和介绍,但他却始终处世很低调。

   我常常在想,人怎样才能像何先生那样有修养,“修养”这个词,其实翻过来说就是“文明”。按照一种说法,文明就是人们越来越懂得遵照一种规则生活,因为这种规则,人对自我和欲望有所节制,对他人和社会有所尊重。但是,仅仅是懂规矩是不够的,他又必须有超越此上的精神和乐趣,使他表现出一种不落俗套的气质。《上学记》里面有一段话我很同意,他说“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可是,我近来越来越感到,这种精神生活需要从小开始,让它成为心底的基石,而不是到了成年以后,再经由一阵风似的恶补,贴在脸面上挂作招牌。尽管他自己很谦虚地说到,他这一代人国学的基础都非常差,没有背过四书五经,但是,他从中学起就读《开明青年丛书》、读冰心的散文徐志摩的新诗、读顾颉刚和朱光潜、读《神秘的宇宙》、和《物理世界真诠》,也看西洋电影和武侠小说,高中时还念Tales From Shakespeare(《莎氏乐府本事》)。肚子里面积攒了东方和西方的好多文化知识,他也曾看了《英文一百零一名歌集》(The 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后,学唱英文歌曲,他回忆那个时候听的法国古诺《小夜曲》、舒曼的《梦幻曲》、舒伯特的《小夜曲》和《圣母颂》,觉得“回肠荡气,简直令人销魂……觉得美极了,灵魂都像上了天一样”。

   爱德华·席尔斯在(Edward Albert Shils)《传统》(Tradition)里面曾经说到,“何谓传统?凡是代代相传的事物、信念、形象、行为和制度都是传统,自觉性的高低是次要问题,但必须通过三代(时间的长短不拘),也就是通过两传才能成为传统”。我不知道那种从容、自省和乐观的气质,是不是也需要两三代家庭的熏陶和从小浸染才能够获得,但是这种近乎贵族气质的传统,在现在这个变动不居、关系万千重的社会中,似乎是越来越难以见到了。古代中国经常的改朝换代,近代中国太多的底层革命,使得气度好像成了虚伪,风度可能是无能的别名。非得“幸分一杯羹”才能成为胜者,不顾孤儿寡母才能黄袍加身,“我是流氓我怕谁”才无往不利,“千万别把我当人”倒成了可夸耀的名言。世事对何先生这样的人未必公平,社会对有修养的传统也不见得接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人心中只是绝对政治正确的口号,这是很可悲的。席尔斯说,英文字tradition的拉丁语根是traditio,在罗马法中意指一种继承私有财产的方式,但今天英文中的tradition则指一切在传承中能维持不变或重新呈现的东西,但是,不仅在“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古代没法延续,在“你方唱罢我登场”、“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现代,我总担心,那份从容和宽厚,还能够不受世事的冲击而继承下来吗?

   何先生在回忆西南联大的生活时,说到日本轰炸时的梅贻琦和吴晗,“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在“安步当车”和“连滚带爬”之间,立刻就显示了一个人的气度或风度,而这种气度或者风度,需要长期的修炼和熏染,也需要一个人对一切置之度外的胸襟。

结语

   《上学记》谈到1949年便嘎然而止,这让我觉得很遗憾。

   前半生上学的过程,保留在何先生的记忆里,而在绝大多数的读者记忆中,却是后半生的何先生。何先生曾参加过侯外庐先生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他自己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史》,不仅有中文本还有英文本;对于西方历史学理论和方法,他有精确的评述,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历史与历史学》就记录了他在这方面的思考;他翻译的许多西方古典,更是影响了一代甚至好几代人,像我印象最深的《思想录》、《历史的观念》、《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等等;对于明清两代西洋传教士来华的历史,他也有自己的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论》就广泛讨论了自徐光启到李善兰,明清两代中国与西洋的文化接触。可惜的是,这些在《上学记》里面都没有提到,我曾经向何先生建议把口述历史继续下去,何先生笑而不答。

   同住清华,常常看到何先生骑着自行车来往照澜院和普吉院,觉得他真是很健康,从心里为他高兴,有时候和何先生遇见,也只是寒暄几句。可是,当我写这篇小文的时候,何先生因为偶然病恙,却两次住进医院,让人察觉到他已经八十五岁了。八十五岁的老人,那一生经历该是多么丰富而复杂,前些天,我和何先生的学生彭刚一起去医院看望他,被医生命令不准下床的他,手里正拿着《资治通鉴》,看到这一幕,不知为什么我却有一种奇怪的联想,如果说,《资治通鉴》记载的是古代中国的整体历史,而拿着《资治通鉴》的何先生身上,却是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具体历史,在这个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整体历史和具体历史之间,该有多少故事?

   走出医院,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了《上学记》里面的一段话,“二战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疑问”,这是一个追求理性和光明的知识分子一生的信念吗?这种信念是否就是支持他一生乐观对己和善意待人的基础呢?

2006年2月23日初稿
2006年3月7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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