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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暴力史, 湖北, 麻城


麻城: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作者:吴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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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


麻城,湖北省东部的一座小城,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它都是一个没有全国影响的小地方,默默无闻地坐落于大别山中段的南麓。可是,美国学者罗威廉却将这座小城作为研究样本,追溯了它七个世纪里频繁出现的暴力冲突。



1935年,麻城重修了县志,出资者是当时的长江中游各省剿共军司令,前湖北省主席夏斗寅及其麾下。主持编撰的是年逾七旬的春晖老人余晋芳,如这个号所示,他是一个旧式的读书人,也是麻城最后几位获得科考功名、进过翰林院的人之一。


县志的序言中写道,变乱常有,在麻城这样脆弱的地方尤其如此,但是也有恒常的应对之道,也就是要纠正人心和风俗,强调礼义廉耻。编撰者们相信古老的教诲,当忠孝、节烈等美德被阐明,社会自然就会安定。


然而在这座小城里,秩序并没有就此到来。


《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毫不留情地揭开了这种想象的面纱。在对麻城历史的梳理中,这本研究专著发现,从元末的动乱到20世纪中期,暴力冲突和恐怖无时无刻不在这里展示它的力量,并融入当地人的思想和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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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麻城


麻城,湖北省东部的一座小城,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它都是一个没有全国影响的小地方,默默无闻地坐落于大别山中段的南麓。


让罗威廉对这座小城产生兴趣的,是1949年之后革命老区的荣誉。这种革命话语在罗威廉那里,衍生出对一个地区历史的追索:为什么中国一些特定的地区有更多的超越其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暴力?为什么这些地方用暴力解决问题成为最常见的方式?当把中国革命最重要的熔炉--苏区置入一个长远历史视野去考察时,中国革命看起来将会有如何的不同?


于是麻城成为他研究的标本。他翻阅大量的县志、家谱以及其他文献,梳理了从元代末年到抗日战争时期,麻城地区绵延不绝的暴力冲突史。


麻城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地方。大别山横绝东西,而麻城是重要的隘口,于是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这让麻城从元末到明清,都屡屡遭受战火之灾。为了自我保护,这里的大宗族和地方强人不得不组织家奴乡民,建造山寨,武装防卫。比如元末的地方精英黄武孟,在悬崖上修建了黄氏山寨以自保,大批居民来这里寻求庇护,黄也因此得到明代皇帝的赏赐。山寨的传统,在明末清初以一种引人瞩目的方式勃兴,麻城与周边的地方强人建立了数百座山寨,拒绝接受清朝统治,号称蕲黄四十八寨


地方的文化也延续了暴力传统。麻城的民间传说中流传着很多关于土匪、盗贼与军人的故事,包括杀人如麻的张献忠,以及1674年的叛乱者鲍世荣——他盘踞麻城周围的山区数十年之后,被清代模范官员于成龙击败,双方都伤亡惨重。而在清代末年,鲍世荣的叛乱又被视为反抗满人入侵的英雄行为而被颂扬。暴力在这里被塑造为一种获取正义和公平的手段,备受推崇。


比文化更加根深蒂固的原因,则是贫富阶层的矛盾。麻城的土地相比全国其他地方更加集中,很多贫农沦为奴婢,他们周期性地与地主发生流血冲突。明清交替之际,这种奴变导致的动荡持续了二十多年。


罗威廉想从这样长时段的考察中,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暴力现象,并将中国革命与它萌生的社会联系起来。跟随他的考察,读者会发现,中国传统社会并非所有地方都像一些学者所描绘的,是一个乡绅自治、符合儒家理想并追求和谐的宗族社会。在少数精英分子讲究仁义礼智的院墙之外,暴力往往是规则的制定者,无论是外来的杀戮、掠夺,还是本地的冲突、匪患和叛乱。在很多时候,暴力也是这些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麻城的历史画卷,就在不断的暴力冲突,以及短暂的和平休憩中展开。


由此,中国近代的红色革命跟七个世纪中的暴力冲突建立起联系,它们并非截然不同,而是有难以割裂的关系。


作为规训与惩罚的杀戮


儒家秩序和暴力传统,前者属于精英,后者属于大众。然而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经常混杂在一起。人们常说宋代以来,中国重文抑武,摈弃暴力,但对暴力的崇拜和使用从未停止,它跟文教甚至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在明代,一直默默无闻的麻城一度在科考上风光过,出了110名进士、421名举人。这个数字无法跟江南的富庶之地相比,但在华中地区已经极为夺目。麻城建立了许多家书院,成为周遭的学问中心。但是,教化并未能阻止暴力在麻城继续发生。


地主、富户和奴仆的矛盾在明末愈演愈烈,最终爆发出遍及南方大部分地区的奴变。麻城是冲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吴伟业曾描述道,奴仆们昂然进村,劫掠喜好之物。他们甚至手持刀剑,强迫主人允许他们恢复自由。而在变乱之际,地方的强人则啸聚山林,据寨自守,对于生活在这样一个四战之地的民众来说,除了暴力之外他们也没有更多选择。


为了维护正统的价值,精英分子也并不排斥使用暴力,很多时候,他们是暴力的推崇者。面对奴变,新上任的麻城知县认为,恭顺服从者才是忠诚的人,有资格活在道德秩序之下,而不忠者犯下了死罪。他在自己的权限之内逮捕处决了所有参与叛乱的人。


另一个例子更加鲜明。明末麻城的著名人士梅之涣,是一名浪漫而多产的诗人,是李贽和钱谦益的好友。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杖亦圣主恩,杀亦圣主恩。不杀复不杖,遣戍何足论?罗威廉认为,这首诗表明梅之涣坦率地为暴力的合法性进行辩解--这一点有待商榷,但梅在他担任官职期间,确实毫不手软地实行了这些合法的暴力,曾一次处死多达840余名叛逆者。而当他被革职回乡之后,他毫不犹豫地修建堡垒、组织团练,对抗途径此地的叛军,以及盘踞大别山的土匪。为了震慑敌手,他将每一个可疑分子斩首,将他们的头颅悬挂在长矛上示众。


示众这个词是为人所熟知的,作为一种统治术,它通过对暴力和恐怖的展示来规训群众。《杀千刀》一书研究了中国古代的凌迟酷刑,这种极致的酷刑用于惩罚罪大恶极的犯罪,比如谋反、忤逆人伦。传统儒家一直主张德主刑辅,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一直有读书人对酷刑提出严厉的批评,但并不妨碍这种据考证来自蛮族的刑罚在宋代被吸收,并在明清两代被写入成文法。


为了维护正统,酷刑的震慑与驯服力量正是精英分子所需要的。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清代被视为儒家道德圣人的曾国藩,在民间却有曾剃头的恶名。


谁是无辜者


在某种程度上,20世纪2030年代的革命,是历史上很多次贫民和精英阶层冲突的重演。追求中庸的传统道德只是理想,无法安抚面临饥寒威胁的底层民众。


20世纪头三十年中,被生计逼上绝路的农民与富人们冲突更加激化。保守者自愿或者被驱使加入红枪会等民间暴力社团,激进者则在一些读书人的带领下成为革命者。农会与富人和保守势力的斗争很快从口诛笔伐升级到杀戮,包括暗杀、谋杀和纵火,暴力产生仇恨,仇恨则进一步为暴力提供了合理性。


对麻城居民而言,持续不绝的暴力无疑是一场灾难。在国民党军队对革命者的清剿中,红区的上万居民被杀死,甚至一次活埋多达3500人。


在农民眼中,镇压革命的夏斗寅是一个近乎恶魔的人物。他杀人毫不留情,尤其对妇女采用各种带有羞辱性的酷刑,比如用铁棍穿过乳房,袒露着身体游街。他的手下把农会会员的耳朵装满大桶,作为献礼。这样血腥的暴力,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告一段落。


罗威廉说,麻城的故事并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完全代表中国。但是麻城的暴力史,无不与整个中国的动荡联系在一起,于是也有了从麻城的血雨腥风窥视历史上中国社会暴力根源的价值。



转自《老衲读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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