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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Cozy House Publisher/Cozy Graphic Corp.

1996年在美国纽约州登记注册,受国际版权公约保护,拥有国际出版书号,中英文双语出版社

宗旨:替普通人出书,为平凡者立传。搜寻史料,保护史实,研究史学,宣传史训。

 

(柯捷出版社联系信箱:Email:publisher@cozygraph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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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人生

作者:金世玲

目   录

难忘的,我的祖母
父亲和继母
“寄人篱下”的日子
大学生活和反右斗争
教学生涯
“史无前例”
白色恐怖笼罩校园
平反  复课
入党
“小胡同”
女儿
多余的人
一个有残疾的孩子
雨晨
替“母亲”讲几句话
我的大姑
签证

本书章节摘要

一 我和祖母

提起幼年生活,最不能忘怀的就是我的祖母。

我出生仅二十七天,母亲便死于产褥热。父亲伤心过度,要把导致母亲死亡的小生命摔死在地。是祖母,把我夺了过去。从此,便是祖母抚养我长大。我对母亲毫无印象,而唯一依傍的祖母,便取代了母亲的地位。

我家虽所谓是书香门弟,却早已破落,生活一直是很清苦的。在我的印象中,自小缠足的祖母,总是盘腿坐在床上做针线活儿。我身上的衣服,脚上的鞋子,都是她亲手为我缝制的。记得小时候,我非常羡慕有些同玩的小朋友。她们穿着从鞋铺买来的鞋:黑亮的绒面,白色的鞋钎子,穿在脚上是那样秀气,那样好看。如果和我的鞋比一比,则显得它非常粗笨:那鞋底是祖母自己打袼褙,然后一针针衲成的;那鞋面是黑色斜纹布的,为了防止我踢坏,祖母还在鞋头上衲许多针脚。当鞋底和鞋帮绱在一起时,总觉得怎么看,怎么难看。而就是这样的鞋,我也常常是一个多月就把它踢坏,所以祖母总是不停的为我做鞋。祖母还常常对我说:“你要学着做衣服,做鞋,长大居家过日子,不会做活儿可不行。”后来,我便常常帮着祖母粘鞋帮,衲鞋底,钎衣服边儿。在我结婚后极端艰难的日子里,能够给两个孩子做鞋,拆改衣服,这都是祖母给予我的本领。

祖母的孙男孙女很多,因我从小没有母亲的缘故吧?她格外的疼我。她有一个很诱人的铁皮制的点心匣子,里面装着在当时认为很精贵的点心。有桃酥、白皮、糟糕等,在没人的时候,她有时会拿出一块来给我吃。我知道,她自己也不是可以任意的吃,所以,每当这时,我都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而这种感觉,不知为什么,还经常伴随着我对祖母的怜悯之情。

祖母从小读过古书,认识很多字。她虽不能辅导我功课,却总督促我好好念书。她说:“你从小没妈,是个苦命的孩子;你得好好念书,将来要有出息。你要靠自己,指着谁也不行啊!”“指着谁也不行”,祖母的这句话,在我一生中起了很大作用。它促使我自立,自强。在我自己的经历中,完全证明了她的话的正确性。当然,这是我历遭磨难中,逐步认识到的。后来我也一直用这个观点教育我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我认为女孩子更要自强、自立,要有自己的本领,自己的事业。后来,我的话对我独自出国在外的女儿也起了关键的作用。

可是,小时不懂事的我,却经常惹祖母生气。小学时,我经常不想去上学。一到星期日晚上,就说肚子疼,祖母也曾迁就过我,说:“明天别去了”,于是我便如鱼得水般玩了起来。后来祖母就识破我的伎俩,不上我的当了。

也许是因为我太不听话了吧,父亲曾经把我接走,和父亲继母同住。最长的一段时间是我小学毕业的时候,父亲把我接到沈阳,让我在那里上中学。这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父亲这里的生活比祖母那里强多了,家里还有佣人。但就在这段时间里,我尝到了什么是冷落,什么是孤独,什么叫蔑视,也尝到了思念的苦楚。我一封封的信写给祖母,向她诉苦,要求回到她的身边。祖母非常着急,也一封封的信催,让父亲派人送我回来。但那时,因打仗京沈已不通车,我和祖母在两地干着急。直至父亲和继母决定去上海,我才有机会坐飞机回到祖母身边。

上了中学,我的同学更多了,用祖母的话说,是“我更管不了你了”,我常常因为贪玩忘记回家。有一次又因去同学家玩,到了吃晚饭时才慢慢腾腾的回来。我拐进胡同,远远的就看见从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祖母正站在门口翘首远望。她看见我后,转身就走回了家。我心里有点恐慌,想着祖母这回是真的着急了,生气了,心里便盘算着怎样和她解释。可她见了我只说了半句话:“我还以为你……”就什么也没再说,只是脸色一直阴沉着。我知道她是担心,怕我出事。祖母的无声的批评让我感到了内疚,但几天过后,我还是千方百计的去玩。祖母不让我去游泳,我偷偷的去;不让我溜冰,我便借同学的冰鞋去溜。想尽办法瞒过骗过她的眼睛。

1953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住进了学校。每当周末回来,祖母还是坐在床上做着针线活儿;还是在没有人的时候,打开铁皮匣子,拿点心给我吃;还是不断的絮叨着:“好好念书。别在外面瞎跑。住了校,更管不了你啦!”

1957年,因为唱京戏的共同爱好,我结识了S。祖母对我的选择是不满意的。她说:“怎么是个戏子?男的唱女的?没出息。”我没有听祖母的话。祖母也懂得婚姻法,知道阻挠没用,只能任凭我去了。结婚那天,我稀里糊涂的就离开了含辛茹苦,把我带大的祖母,迈进了另一个家门。

我从小到大,始终睡在祖母的身边。一个靠墙的大床,祖母睡在外面,我掉着头睡在里面。每当我上下床从祖母的脚下迈过时,她总要说一声:“别踩着我的脚”,我也总是小心翼翼的生怕踩到她的瘦弱的腿和缠过的小脚。十几年来,我躺在祖母的里侧,仰视着粉莲纸糊的顶棚,听着间或老鼠在上面跑动的声音,在祖母床头昏黄的灯光照射中,安全的满足的入睡。祖母夜间经常失眠,所以我经常在朦胧中看到祖母床头暗淡的灯光,也常感觉到祖母在为我掖盖被子。一次,我生了很重的病,头疼欲裂,躺在床上昏睡。我的眼睛睁不开,迷迷糊糊的感到那昏黄的灯光总在眼前晃动着,耳边也似乎听到祖母活动的,蟋蟋簌簌的声音,几天以后,我终于从昏睡中睁开了眼。当时,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祖母那慈祥的,关爱的目光,再就是茶几上的各种药瓶和床头的诱人的水果。当时,一种被宠爱的幸福的感觉,充斥全身。实际上,在和祖母一起生活的日子里,这种关爱,这种幸福,一直伴随着我。只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罢了。结婚以后,我便告别了这张和祖母同睡的床,开始了另一种生活。那种感觉,那种被宠爱的幸福的感觉,就从此离我而去了。

1958年,在我结婚仅仅半年的时间,S便被划为右派并劳动教养。这个不啻于晴天霹雳的消息,不仅击蒙了我,也击蒙了祖母:她嘴唇抖动着,一次次的说我命苦:“怎么这样的事情偏让你遇见呢!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她的脸上现出痛苦无奈的表情,并用颤抖的手抹着干涩的眼角。我想,她也许会说:“都是你,不听我的话,现在自食其果了吧!”但是,她没有说。她只是伤心,难过,并为我担心。我怎样安慰她呢?我又怎样劝慰自己呢?当时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出路便是:“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是的,只有这一条道路。可万万没想到,这条道路是那样漫长,整整二十年。祖母没有等到那一天。便带着遗憾走了。

同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天津教书。临走前祖母反复的嘱咐我注意身体,好好工作;嘱咐我要长点心眼,为人处世要当心;嘱咐我要经常给她写信……天津与北京的距离,虽不算远,而从此,我便忙于自己的工作,忙于自己的孩子。再也不能承欢于祖母膝下,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去看望她了。记得是我回去一次,她见老一次。可是她仍然把我当孩子,打开铁皮匣子,给我拿点心吃。当时正处于经济困难的六十年代,一块点心虽小,它的分量是多么重啊!

祖母一天天的老下去,耳聋了,眼花了,走路也不利索了,还经常得病。我已是三十多岁有工作的人,我还没有报答祖母的养育之恩。可是没出息的我,一个月62元的工资,负担着我和两个孩子的生活,我能为祖母做些什么呢?每次回去,提一点可怜的点心,足矣!可是她老人家并不在乎这些,每次在我离开她的时候,都一再叮嘱:“别那么懒,勤写着点信。”也常常伤感的说:这次走了,我就怕见不到你了。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当时略带颤抖的声音和伤感的表情。每回忆到此,我就想,她当时的内心隐藏着多少苦衷啊!

文革中,我身陷牛棚,朝夕不保,当时,阶级斗争统帅一切,亲情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我很长时间和祖母断了联系。文革中她是怎样过来的,我不十分清楚。只是听说她也被抄,挨斗。挨打了吗?我不敢想。可是她的身体却每况愈下了。

就在75年11月,我接到了“祖母病重”的电报。我安排好两个孩子,立刻赶往北京。到了祖母身边,她已经不能睁开眼睛看我了。她躺在床上,头发蓬乱,脸色焦黄,喉咙里响着呼噜呼噜的痰声。我拉着她的手,大声的喊她:“奶奶,奶奶。我是小玲,来看你了。”她的头动了一下,昏迷中吐出了几个清醒的字:“你,你怎么才来……”这就是她留给我的最后的话。她带着对不孝的我的思念和不满,离开了人世。这几个字也留给了我无限的歉疚,终生的遗憾。乌鸦尚知反哺,可我已无法弥补这一切。有时在梦中,我见到她的时候,我总是惊喜的想:原来祖母还活着!可是,她总是离我那么远,从不和我讲话。我常常就这样的从失望中醒来。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我总觉得,祖母走得还是太早了。因为她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自己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回报。特别是被她抚养长大,被她钟爱着的我,曾经给予她的不是着急,就是失望。每当我工作有了成绩,生活有了提高的时候,总想:祖母要是活着多好。

现在,生活富裕,吃穿不愁,一生辛劳,俭朴的祖母,没有享受到这些。我却仍然时常怀念着,坐在床上,为我做鞋的祖母;怀念那铁皮匣子里美味的点心;总忆起祖母为我担忧时的目光,忆起祖母那经常唠叨的话语。如果说,我身上有些勤劳,俭朴,或善良的品质的话,那都是祖母给我的。

斗转星移,人生原来如此短暂。如今,我也有了第三代。人老了,对第三代往往更为心重。而就在此时我常常想起我的祖母,想起当初自己的不懂事;而也就在此时,我好象才真正懂得了她,懂得了天下做长辈的苦衷;也就在此时,稍稍的原谅了些现在的不懂事的孩子。

二 我在天津新华中学当中学老师

一九五八年九月,我由北师大毕业,分配到天津河大附中教书。当时,我二十四岁。不过,惭愧,我已是有四个多月孩子的母亲了。刚到学校,就受到领导的照顾,分给我一间房子和几件简单的家具。我的二人世界(我和孩子)的小家庭就此建立起来了。我的工资,开始是四十六元,转年是五十四元,三年后才提到六十二元,就这样一直拿了二十年。

为了孩子,我不得不从可怜的工资中拿出十五元来请保姆。从此,我就开始了为人师,为人母的拮据生活。

我还没来得及登上讲台,深翻土地的号角奏响了。全校师生立即打点行装,准备出发到北闸口参加深翻土地的劳动。我的孩子只有四个月,怎么办?要求照顾吗?当时无此一说,也不敢存此非分之想。无奈我把孩子送回北京,交给了她奶奶。虽然前胸被奶水涨得生疼,我还是义无返顾的和我所在的班——高二甲班学生,一起来到北闸口。

那时已是深秋季节,一早一晚凉飕飕的,而郊区的蚊子却正猖狂。我和仅比我小六七岁的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白天翻土地,挖河泥,运河泥;晚上则在和各种昆虫的斗争中,一起睡在老乡的土炕上。

那可真是“深翻土地”啊!一锨一锨的往下挖,一脚一脚的踩下去,直至挖出水来。我的半旧的胶鞋,一直踩得鞋底断裂,泥水渗入脚中,冰凉彻骨。

挖河泥的劳动就更加艰苦。第一次挖河泥,看着乌黑浑浊的河水,同学们畏缩了。不少同学说自己来了例假。我想到自己断裂的鞋底,心里也在发憷。但是作为教师,我别无选择,咬咬牙,挽起了裤腿,我第一个跳进了泥浆。陆续的同学们也一个个跳了进来。这可真不是一般的活儿,在泥水里站立不稳不说,连脚跟都很难拔出来,更不用说要用铁锨去挖了。这次劳动让我体验了从未体验过的生活,认识了劳动的艰苦性,对那些带领我们劳动的,皮肤黝黑,手脚粗糙的劳动者,第一次有了一种亲切的感觉。我也体会到了带头的滋味。说实话,那不是苦,而是一种使命感,幸福感。这是我这次劳动最大的收获。

每天劳动过后,我和学生们便拿着饭盒去食堂领饭。当时正是人民公社食堂化的开始。社员们也都在食堂领饭。每个人都是满面笑容,红火的很。谁也料不到在红火的背后,正隐藏着大饥荒的危机。我和同学们三三两两的,或倚着墙根,或蹲在树下,嚼着玉米饼子,就着酽青萝卜,感到无比香甜。

夜间,躺在冰冷帮硬的土炕上,顾不上惦记孩子,便睡得晕头转向。可如果夜间出了病号,就不同了。我必须立刻起来,拿着电筒,独自深一脚浅一脚的去找医生。有时得折腾一两个小时才能再睡下。第二天浑身就象散了架。可活动活动就又恢复了正常。人哪,真是有无穷无尽的潜力。

这样的劳动,一直持续了十八天。虽说是数着日子过来的,可我确实受到了真正的锻炼。我虽初为人师,但我觉得必须时时事事带头在先。它奠定了我日后无数次和学生学农学军的基础。

回校不久,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又开始了。这是全民运动,我校自不敢怠慢。于是上课便又不那么重要了,全校以班级或教研组为单位,在操场垒起了许多砖砌的小炼钢炉。木柴不够,从家里拿;炼钢需要废铁,也从家里找。最后,大家把家里的旧勺破铲,甚至饼铛都拿来了。人们的兴致真高啊!夜间,校园里无数炼钢炉都喷着红色的火舌,照得操场上如同白昼。此时已经没有了班上班下、白天黑夜的界限,因为当时的口号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于是就一个劲儿的烧啊,烧啊,向着当时的目标:“一千零七十万吨”进军。也许是害怕被批判为右倾,也许是害怕被当作白旗拔掉,总之,似乎谁也没有任何怀疑,这些烧出来灰不黜的,不象铁又不象钢的东西是否能派上用场,是否能为“一千零七十万吨”尽了绵薄之力。反正这些东西后来很长时间堆在操场上无人过问。最后的去向谁也不得而知。

但是,对于初出校门,步入社会的我,这场运动又为我上了第二课。

第一次登上讲台,面对着几十个端坐在你面前的学生,心中真是又激动,又忐忑不安。那是一双双信赖的企盼的目光。站在他们面前,一种庄严的使命感油然而起。我默默发誓:一定不能让学生失望,一定不能辜负“教师”的光荣称号。

备好课不见得能讲好课:把课讲明白容易,要让学生爱听就不那么容易了;照搬教参容易,要想生动灵活的讲出自己的特色,可就非一日之功了。还有,哗众取宠容易,让学生在确有收益中产生兴趣,可就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

你想作一名教师吗?如果想,你就必须热爱这个工作,你就应该要求自己做一名好教师。因为教育事业,是神圣的事业,而教师的工作是塑造人类灵魂的工作。不真正具备教师的素质,就无法胜任这个工作。

这是我几十年来的切身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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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那噩梦般的影子却始终挥之不去。它给后代人留下的烙印太深了,直到今天,小说里,影视剧中,仍然经常出现有关“文革”的题材。每有这方面的影视剧,我都要看,可是常会感到他们演得远远不够真实,不够贴切,远没有表现出当时的恐怖和惨烈。也难怪,这些演员甚至导演都是年轻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当时的场景,真的很难想象出它的万一。

一九六六年,我三十二岁,是我由北师大分配到天津新华中学教书的第八个年头。八年来,我虽带着两个孩子过着拮据的生活,但在教学上已纳入正轨,成绩也在不断提高。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一场大的浩劫、灾难,降临到人们的头上。

直至今天,我闭上眼睛还能看到当时那种场面:那是六月初的一天,报纸上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仅仅一夜之间,整个平静的校园全乱了。“横扫”之下,大字报以迅猛之势,铺天盖地而来。它比过去所有的运动,来得更凶,更猛,更可怕,一下子把人们都打懵了。人和人再也不存在什么父子、亲友、师生、同事等关系,一概都成为阶级和阶级的关系。一切正常的秩序都转变为互相揭发,互相批斗。人们不得不挖空心思的去寻找,甚至去杜撰别人的罪状,以求保全自己。为了获取更多人的罪状,那些不准公布于众的个人档案资料,也被写成大字报贴在墙上。许多人被戴上了“反革命”“坏份子”“走资派”等等的帽子。他们个个脖子上挂着沉重的牌子,或写检查,或挨批判,或从事着难以承受的劳动。

我的档案也被抛了出来,那一面墙上写满了诸如我出身于官僚家庭,父亲是反革命,爱人是右派等等内容。谁搞的?我不知道。但这无疑是一种煽动。我意识到即将大祸临头。却没想到一切来得那么快,那么让你没有准备。

我实在不愿回顾六月上旬那天下午的情景:也许是有人刻意安排的吧,疯狂了的群众把矛头一起指向了我。那太残酷了,学生不再把我当作老师,老师不再把我当作同志。他们一个个都变成了凶神恶煞。他们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无限上纲。使我一下子成为罪不容赦的反革命。不容解释,不准核实,更没有人替我讲话。当时啊!我只觉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简直不知道是做梦还是现实。为什么?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答复我的只有红卫兵冷酷的面孔和手中的皮鞭。

晚上六七点了,我仍然被“保护”在音乐教室内不准回家。我靠坐在钢琴旁,似乎已没有了感觉。我不再思索,不再希望,只听凭着灾难的到来。约莫八点左右,我忽然听到熟悉的哭声。那是我八岁的女儿喊妈妈的声音:“妈妈,我要妈妈!”这声音撕心裂肺,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我不愿听到孩子在外面受到怎样的奚落和侮辱。我闭上眼睛,横下一条心,心里想着,让该来的都来吧!让生命停滞吧!让一切都毁灭吧!

孩子的哭声没有了。大约十二点种,他们放我回了家。这时我才想到两个可怜的孩子不知怎么样了。回到家中,发现两个脏兮兮的孩子正躺在凌乱的床上,究竟是两个孩子呀,他们已经睡得很熟了。

没有想到的是,家里还有两个臂戴红袖章的女同学。见我回来,她们没有说一句话,默默的离去。她们做什么来了?是来监视我的吗?已经十二点多了……我忽然意识到,难道,难道她们是悄悄的来为我照顾孩子的?不然,何以两个孩子乖乖的睡在了床上……一天的狂轰滥炸,我没有掉一滴眼泪,而如今我的泪水却夺眶而出。原来,原来这人间还存在着同情心麽?还有敢来保护反革命子女的好心人麽?我不知道这两个同学的姓名,后来也没有再见过她们。但每每想到这两个女同学,我的喉咙便哽咽了。是她们使我在绝望中看到了些须的希望。

还特别应该提起的是,在如此恐怖的氛围中,人们保护自己尚且不能,当时也确实有敢于站出来保护“牛鬼蛇神”的人。除了前面我提到的两个女同学和为我们锉锯的工友外,我还记得,在操场锯木头时,有一个初一的小同学,曾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正在抽打一位老教师的红卫兵的皮鞭。当然,他立刻被冠以“狗崽子”后带走。我不知道他的命运后来如何,但我一直忘不掉那正义凛然的面孔。

让很多人难忘的是我们的残废军人Z校长。也许就是因为有了他,一些“牛鬼蛇神”才得以活到了今天。他每天站在校门口,把“牛鬼蛇神”们一个个迎了进来,送他们到各自该去的地方;晚上,再一个个把他们送出校门。听到某处在打人,他立刻赶到现场,奋不顾身的拦阻:

“不许打人!”
“为什么?”
“这是党的政策。”
“他们都是坏人。”
“还没定性,怎知是坏人?就算是坏人,也自有公安部门管。”

就这样,打人的在威严的残废军人面前让步了。

那些受难者,见了Z校长,如同见了救星。他使那些“罪人”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中,感受到了一丝温暖,看到了一线曙光。

几年前,Z校长去世了。一批一批的老教师手捧鲜花,眼含热泪,来到他的灵前,告慰着他的灵魂。“Z校长可是好人啊!”人们交口称赞着,叹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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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三个月来,乌云翻滚,阴霾笼罩,人们经历了难得遇到的,最黑暗,最痛苦,最无助的一段时间。现在形势终于发生了变化,1967年,8月份,一些师生要给我平反了。就是说,他们否定了前一段时间,某些人强加在我头上的种种罪名,准备召开一个大会,在会上为我正名。这是我早已盼望的事。可是,那噩梦,仅仅发生在一两个月以前,历历在目,余悸未消。难道我,包括那么多和我一起受苦受难的,已经交了火葬费的人,就要从此重见天日了麽?真的不敢相信。他们让我在大会上发言。我曾参加过平反大会。会上,发言的人声泪俱下;会下,群众唏嘘不已。我很怕参加这样的会,很不情愿在这样的会上发言。

我知道,发言,就是要控诉。我控诉谁呢?矛头不能指向“革命小将”,因为他们是“受蒙蔽”的,那么他们是受谁的蒙蔽呢?当时,运动并没有结束,派性也没有消除,没有人能够回答我的问题。

这以后,我和一些老师去工厂(仪表厂)参加劳动。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工人,我感觉他们个个朴实无华,对我们这些知识份子没有轻视,只是对我们笑称为“再教育的”,我们对此称呼反而感到亲切,老老实实的在他们的指导下,做着我们该做的事。

未到两个月的时间,学校召我们回去上课。

几个月几乎丧失了性命的牛鬼蛇神的生活,把我压到了最底层,在白色恐怖最为严重,几乎是生死难料的日子里,我曾多次想过逃离学校的方法:去卖菜,去种地,去人烟稀少之处,了此一生……总之,再也不教书了,也不可能教书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使我又回到学生中间。他们给了我七零届的一个班,并让我作班主任。

我心中忐忑不安,学生会信任我吗?会听我的话吗?当时一位工宣队的师傅和我说:“你的话他们可以不听,但他们不能不听毛主席的话,你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他们。”这些话确实使我增加了信心。因为我手中有毛主席的书!但我知道,要得到学生的信任和拥护,不仅需要努力,还需要等待。我完全放下了教师的架子,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平时,我和学生推心置腹;劳动中我带头干最重的活儿。一次,和学生去农村劳动,数九寒天,我利用早晚的休息时间,亲自为学生挑来热水叫他们洗脸烫脚。我的行动终于温暖了那些怀有疑忌的冰冷的心。于是,一些人和我抢着干。逐渐的,我又和学生们融为了一体。我感到自己还是象以前一样得到了学生的信任和尊重。

到了期末,评选“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时,我班当仁不让的被评为四好连队。可是作为教师中的五好战士却没有我。这是我早已料到的,因为“左”的思潮并没有过去,对于我来讲,恢复教师职务已属不易,怎敢奢望那名额本不多的荣誉呢?可是学生却为我抱不平。他们一趟一趟的去找年级,找学校,拼命的为我去争。最后当然是没有结果。看到学生那认真劲儿,我感动的同时,心里完全平衡了。学生的认可不比那一张奖状更可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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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入党

我,一个出身于反革命家庭、社会关系复杂的人,还能入党吗?二十年前,那简直是无法想象,而如今,湛湛青天,它却成了现实。

那是1985年,是打倒“四人帮”后,“史无前例”彻底结束的第七个年头。我入党了。在过去,由于家庭出身连共青团也没有入上的我,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对于我,对于过去一直被压在最底层的我,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

那是一个明朗的日子。在新华中学全体党员会上,我成了会议的中心人物。我不再是接受批判,而是听着介绍人对我的一系列肯定。他介绍了我自1963年申请入党以来所做的种种努力,教学上取得的成绩,以及政治运动中所表现的坚定立场等……我静静的听着,那真是一种全新的感觉。我不再是狗崽子,不再是反革命,不再被人划入另册,而将成为人人羡慕的共产党员了。

想想过去,看看今天,真有点滑天下之大稽的感觉。我不仅有个反革命份子的父亲,还有个右派份子的丈夫,再加上复杂的社会关系,我被压在了最底层,稍有风吹草动,就紧张,就害怕,总觉得那“革命”的火焰会烧到我的头上。我循规蹈矩,兢兢业业,加倍努力,在文革中依然险些送掉性命;就在恢复教师职位后,仍然被划入另册;甚至连孩子也受到我的牵连,他(她)们连红领巾都戴不上。

如今好了,如今我才真正放下了沉重的包袱,才真的是扬眉吐气了。因为历史已还给我清白,我要自豪的大呼:“我是地地道道的炎黄子孙,中华儿女!我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当然我也无愧于我自己。我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度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历程,以自己的超常努力,扭转了周围的人对我的疑忌和不信任,又以自己不容抹杀的成绩,显示了我的教学实力,如今,那个罪不容恕的反革命,那个资产阶级的臭小姐,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真的,死也瞑目了。

原来我始终认为,这一切厄运都是倒霉的家庭带给我的。我曾经心甘情愿的接受着改造,接受着再教育。因为党的政策是“重在政治表现”。但我仍然翻不过身来,我怎能知道一直紧紧箍着我的,是一条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左”的路线呢!而这条路线在文革中便发展至登峰造极。它以“造反有理”的口号,以惨绝人寰的手段,把千千万万人的鲜血和生命视为粪土,践踏着人类的尊严,满足了个人的私欲。但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惨痛的代价终于换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换来了“左倾”路线的彻底结束,唤醒了愚钝懵懂的老百姓。我,九死一生,终于还是活过来了。

有人说:“能够从文革中活着走过来就是幸运的”,比起那些无辜死于文革的千千万万的人,我应该算是很幸运的了,活着,不仅看到颠倒了的是非又被颠倒过来,我还看到了某些坏人的可耻下场。如今,我入了党,在政治上彻底翻了身,我的孩子也从此摆脱了妈妈带给他们的长期压抑。他们也能施展各自的才能去创造自己的新天地了。他们的前途将是充满希望的。

入党,对于我来说,不是句号,而是新的开始。我不能辜负这,因为活着才侥幸得到的荣誉;我会永远怀念,那些在文革中受尽冤屈,含冤死去的人。我的余生将为真理和正义而战。让是非混淆,黑白不分的日子永远成为过去吧!

四 “小胡同”

“小胡同”是新华中学的一个特殊称谓,只有新华中学的老师才了解它的实际含义。离开新华中学将近十年了,这个地方却使我难以忘怀。因为我和它有着不解之缘。

所以称它为“小胡同”,是因为它又窄又长,两个人并排走着都费劲。它一拉溜共有十几间约十平米左右的房子,对面是一堵高大的墙,墙外又是一幢六层高的居民楼。所以,虽是坐北朝南,却终年不见阳光。文革中,这里是新华中学的渣滓洞。很多“牛鬼蛇神”,都曾被集中在这里写检查,挨审讯。他们每一个或两个人在一间屋内,由红卫兵看管。我也毫无例外的在这里度过一段可怕的时间。当时我和另一位教师一起被看管在同一屋内。我们分别有一张椅子和一个小课桌。每天进校后就坐在这里写检查。桌面上摆着一摞条格纸和一支圆珠笔。天天绞尽脑汁的想,挖空心思的写,然后再想办法给自己无限上纲。这种无中生有的“文章”真是不好作啊!坐在那里,脑中经常是一片空白。我不敢抬头看红卫兵的脸,总得摆出一副沉思或书写的姿态来。否则他会认为你不老实,不认真。如果他走到了你面前,可就要吃苦头了。然而当红卫兵感到无聊的时候,他还是会来给你出各种难题,或是寻你的开心。这时你就会遭到无端的羞辱和打骂。

那时,如从小胡同经过,有时可以看到牛鬼蛇神们一个个面壁站在墙根下,他们“奉旨”在向毛主席请罪。(他们永远有请不完的罪);也有时会听到红卫兵的吼叫声和皮鞭的抽打声。这里阴森、恐怖,是新华中学的地狱,牛鬼蛇神们在这里受尽折磨,度日如年。当时,很多教师都担心,惧怕会被送到这里。一提到小胡同,人们就毛骨悚然。

随着运动的深入,后来我终于离开了小胡同,重新回到了办公室。我曾发誓,再也不愿看到这个地方。

……

文革终于结束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逐渐的淡忘了对它的恐惧。小胡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它被利用为职工宿舍,成了那些没有房子住的职工的栖身之所。房屋条件虽然很差,但那些单身汉,有了这间房子就可成家,或把老婆接来,有的还生了孩子。一家三口,虽然窄小,却也其乐融融。

有意思的是,我也再次回到了这个地方。自我的儿女分别出国以后,领导就提出照顾我年龄大,离家远,给我一间宿舍。而这宿舍恰恰就在小胡同里面。我不是没有自己的家,我有充满阳光的宽敞的单元房。时间真的会冲淡一切,我已忘记这里的恐怖和自己的誓言。为了工作方便,为了我的学生,于是,这里就成了我校内的家。

这里不再是渣滓洞,而成为人们劳累过后,放松、休憩之地;这里不再有阴森恐怖的气氛,而一改为炊烟缭绕,笑语欢声之所。

我很快就习惯了这里的环境:我的房间虽阴暗潮湿,但夏天很凉快,中午躺在床上睡个午觉,很少有大汗淋漓的时候。只是壁虎经常光顾我的房间,它悄悄的从窗缝、门缝中钻进来,静静的趴在墙上或窗上。我非常怕它们,它的颜色,它的形状,它身上那鼓鼓瘪瘪的斑纹,和抬着头瞪着眼睛的样子,都让人感到害怕和恶心。每看到它,我都大吃一惊,非把它置之死地而后安生。一次邻居王老师自告奋勇帮我捉壁虎,没想到壁虎在他的笤帚下逃走了,遍找无着。这下可急坏了我,这一宿,我的眼睛一直搜寻着这只壁虎,简直没有入睡。后来,我再也不求人了,再发现壁虎时,我便拿起一只鞋,屏住呼吸,慢慢的走近它,然后稳、准、狠的用鞋底打去!居然百发百中。我也惊叹自己对小动物为何如此残忍。我的残忍还不止于此,我的屋内有个自来水管,自然也有个下水池。这对我来讲,真是得天独厚的方便。但是我却常常发现水池里蠕动着细细的、长长的小虫子。据说那叫蚰蜒,它会钻到人的耳朵或鼻孔里去。所以,对它我也决不手软,我用敌敌畏使劲喷它,直到它动不了,然后打开水龙头,把它统统冲到下水道为止。

到了冬天,就不必担心这些可怕的小生命了。只是房内四面透风,无比寒冷。好在屋子小,一个蜂窝煤炉子就能使屋内温暖如春了。我还可以利用它烧些好吃的东西,以弥补食堂伙食的单调。

虽然听来这里条件较差,但大凡住在这里的都不愿走。因为住在这里有很多好处。除了住房不要房租,上班方便,吃饭有食堂以外,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优越性:学校有洗澡间,每周男女教师各有两天洗澡的时间。因人多地方小,洗起来挤挤搽搽的。而小胡同的人则可以在下班后,悄悄的把洗澡间的钥匙拿到手。晚饭后就可以轮流轻轻松松的去洗澡了。每晚睡觉前洗个热水澡,现在看来算不上奢侈,可在当时可就是被人羡慕的了。更何况还不用花钱呢!还有一个秘密,小胡同的人对学校的东西使用起来,可说是非常自由。无论是办公室的,还是院子里的,可以随便拿到自己的房间里用,如果有人找,再堂而皇之的把它拿出来。因为并没有拿回自己家里去呀!而且,学校丢的东西不计其数,谁会来找呢!冬天小胡同没有暖气,我托人买了蜂窝煤。可是很多人却不买,因为锅炉房的周围堆放着很多大块的煤。用学校的手推车,装上一车,堆放在床下,且烧一阵子呢!用电当然也不花钱,所以,电炉子,电水壶统统堂而皇之的随便用。有些做法实际很过份,可不知为什么,学校似乎始终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后来很多隐蔽的事情,索性变为公开了。

我的房间陈设很简单:一床,一桌,一椅,一凳而已。到了晚上,书桌前,台灯下,便是我的整个世界。我坐在这里,尽情的读,尽情的写,当怀着满意的收获入睡时,真的是非常惬意!十年间,在这里,我接待过许多学生和许多年轻教师。我和她(他们)谈心,为她们补课,在这里我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情,也取得了某些成绩。我每天都感到那么充实,那么快乐。多年以后,每回忆到那段生活,小胡同的简陋的住房,门口窄窄的过道,以及它附近的大杨树,锅炉房,厕所,都深深的刻在脑海中。

后来我的外孙女融融为上小学方便(她本来住在奶奶家),也涉足到了我的小屋。于是我把小床拼成大床。晚上,我再把台灯下的一束光线匀给她。从此,这个小屋又变成了二人世界。当然这以后,我的负担加重了许多,我不仅要照顾她的生活,还要辅导她的学习。但是任何事情,只要你把它看成是在你的责任范围之内时,也就乐此不疲了。

有时,晚上我和融融穿过黑黑的楼道,去我的办公室备课,学习。因为这里不仅宽敞明亮,还有许多工具书可以利用。

也有时,我领着融融的手,漫步在漆黑,寂静的操场。月光充盈时,则另有一番风味,我和融融一起吟诵着苏轼的《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此时那发着寒光的冷月静静的照射着我们,我心里想着远在海外的儿子女儿,融融想着她不在身边的爸爸妈妈。我们都默默无语,此时整个世界只属于我们两人。

后来,我终于不得不离开学校,不得不离开小胡同我那温馨的小屋了。七十多岁的张师傅仍然兢兢业业的看守着大门。

两年前我回学校,听说张师傅的老伴突然先他而去。张师傅也不再看大门了。我来到离学校不远的张师傅的家去看望他。见到我,他很激动,很感激,但仍然面色平和,没有过分的悲伤。他说:“她走了,到天堂去了。我也随后就到了。”我很惊讶他的平静。我心里有些难过,但随后便感到了安慰。为张师傅的信仰和希望感到安慰。我相信,天堂的大门正向他敞开着。

如今,我已离开小胡同多年,但我时常想念它,想念那段时光那里的一切,包括那可怕的小壁虎,都永远成为我美好的回忆。

注:本文节选自书的第一、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章、第十章,一、二、三小标题为《民间历史》网站编辑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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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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