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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鼎钧的回忆录---之一


--作者:熊景明


一个小小的民间组织“北京新历史合作社”以大大的气魄自2010年起举办年度“向民间历史记录者致敬”活动。此应时而生之举,一呼百应,民间及学术界人士踊跃加入,活动办得有声有色。有人更誉之为一年一度感动中国的盛事。2013年,“年度历史图书”的致敬人物为台湾作家王鼎钧先生,表彰他的回忆录四部曲。人称鼎公的资深作家未能亲自到场,特地录制了一段答谢视频。 要不是有字幕,他浓浓的山东口音少人能懂;这乡音,将纽约与苏州之间的距离模糊了。

 

“我的名字叫王鼎均,我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听说这里有很多有心人,努力为国家保存记忆。各位鼓励表杨在这方面有贡献的人设立一个项目,说是向历史记录者致敬。使用的词句这样沉重,可以体会主办单位的心情多么热烈,多么迫切。国家记忆有共同的记忆,有个别的记忆,融合起来是兼容并包的记忆,无私的记忆,天下后世都能接受的记忆,万古千秋不受淘汰的记忆。这样的记忆是国家的智慧,社会的公道,民族的灵魂。这样的工作,我想用四句话来形容,那是:

为天地立本,为先民立传,为往圣继宏愿,为万世开诚心

在这里,许多位有心人在做这样严肃的工作,各位才是我们致敬的对象”。

 

初读鼎公大作四部曲中最后一本《文学江湖》,明白为何他被称为“台湾第一笔”。炉火纯青的文字,行云流云般畅顺的表达,诙谐幽默,似听作者摇蒲扇道往事,社会与政治化在人来人往之间,一股正气贯穿始终,令作品感人至深。台湾版的四本回忆录,又大又重;2013年初由北京三联出版,幸得以基本完整,只是轻巧了许多。

 

文革时,借到“地下读物”《约翰 克里斯多夫》如获至宝,将喜欢的段落抄满半本笔记簿 。看鼎公的回忆,妙言处处,只是划道,一本书已弄得像用过的高考复习大纲。鼎公的回忆中,数十年前山东农村活了起来,一幅画面,一段段“影视”,载着大人小孩人的欢声笑语或哭泣哀鸣在读者眼前展现。曾经写过三部取材中国现代史著作的历史学家冯客(Frank Dikotter)说,他追求的境界是再现历史场景。鼎公可是做到了。

 

作者出生于1925年山东省传统耕读之家,1949年到台湾,从传媒小弟成长为业界“大佬”。1979年移居美国后,依然握住他锋利的笔杆,耕耘不辍。一篇篇集思聚情,文字洗练优美的散文奠定风格,树立名望。1992 2009年,67岁到84岁之间,鼎公完成了四部回忆录巨制。曰:“我不是写历史,我的书只是江河外側的池泊”。话虽如此,江河自在作者心中。不凡的经历,毕生的学习与思考达至对历史深刻的理解,铺垫在他的故事之中,承载着值得这个民族深思的沉重教训。

 

《昨天的云》

 

乡土认同与耕读文化

一座村庄,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生命力,隐于这里的人民对它的认同,(所谓identification)。抗战中,作者在流亡中学念书。“本国地理”最后一课,老师道,现在你们对中国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抗战胜利后,你们希望在什么地方居住。少年王鼎钧说,“我仍然愿意住在自己的故乡”。中国城市中,许多来自专县、农村的人,不愿意透露出来自何方,宁说不标准的普通话,不说带家乡口音的本省话,虽然后者使用起来更为自如。如果你问乡下孩子长大后愿意住在哪里,很难想象有人会说自己的家乡。

 

乡音未改的鼎公,乡情终生未移。书中描绘兰陵的山川地势、名人(包括《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生),兰陵的乡贤,载入李白诗中的兰陵美酒,都令人神往,“寄托着兰陵人的集体自尊”。“近代的兰陵很蔽塞,很保守。可是放足,剪辫子,写白话文,兰陵都有及时开创风气的大师。南下黄埔抗日,北上延安革命,闭门研读资本论,都有先知先觉”。泼墨画般的兰陵面貌之后,作者对一位父母官范县长的写生读来拟幻拟真。这位治理有方,勤苦耐劳,有勇有谋的县长离任时,百姓自发地长街设案相送。“等他坐上汽车,已是夕阳西下。。。那时,我觉得好饿。我想,他也一定饿了”。

 

都市化到来,无论在哪一种体制下,人心对都市的向往不可免。之前千百年的华夏中原,即便你高中状元、进士,被委任高官,你的根仍然在你出生的地方。 作者说,“我们小时候受过几项严格的训练,其中一项就是牢牢记住谁是你的三代尊长”,祖祖辈辈住的地方,对一个人不仅表示过去,也表示未来。 兰陵在清代出来五个进士,若干举人秀才。一位进士在村里盖的大宅,称为“进士第”,像是乡村的一个文化据点。战争停了学校,作者的父亲曾将他送到这里,请进士的儿子教授他诗词。这位民间诗人的诗作不留底稿。他的弟弟秀才公也好诗文,喜爱“与仙人赋诗唱和”。乡土认同与耕读文化相互提携。

 

王鼎钧幸运,他上小学时已经有“几位长辈都在外面受过高等教育,眼见政治腐败,做公务员只有同流合污,决定回桑梓教育子弟为国家青商会植根奠基。他们都是有钱的地主,办教学完全尽义务,还要为小学奔走筹款”。中国现存的古村落,例如江西的流坑村,都靠曾经在外获取功名的村民建成,数百年前建的古朴而壮观的村舍,学堂,祠堂,倘若躲过文革劫难,今天作为文物保存,而孩童诵读声,婚丧的喧闹声,已随历史飘远。

 

民国初年,兰陵的乡绅支持办学,新思想潮水般涌入,拆掉庙里神像,改建教室。出外学成归来的青年才俊,“把文化的命脉在我们家乡接通了”。校长学贯中西,有领导才能,共几位出色的教室做拓荒牛,均不支薪水。乡村知识人如饥似渴地寻求新思想,被人尊称为“大老师”的校长研读《资本论》。他“并非从阶级观点出发,而是从孔孟的仁爱和释迦的悲悯出发,认为共产主义能将之付诸实现”。

 

我们往往忘记那时的乡村不像今天这样完全被边缘化。1919年,民国政府颁发县自治法。30年代初,县自治运动一时间轰轰烈烈,中国不少省份开设讲习,举办县自治的教育,试图引入现代行政管理理念和机制。王鼎钧就读的小学校也作为试验场所,演练地方自治的实施。小朋友王鼎钧被“委派”为主管教育的科长,视察扫盲情况,撰写报告。。。。

 

读回忆录,免不了带着与今天的观照来看往昔,作者写回忆何尝不如此?高明如鼎公,这一层意思从不挑明,却令人看到乡村中国耕读并行的文化内核。 “耕读之家”是农人的追求,赋予他们自尊及对未来的信心。亦耕亦读的生活方式,是科举制度的前提,不只是后果。抗战时,地方游击队的一名司令官曾请王鼎钧的父亲代他作一封遗书,给出一个要点,要说明他 “幼承祖荫,耕读传家”。曾国藩的父亲道出无数代农人心声: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时事不闻不问,只将艰巨付儿曹

 

鼎公带着深情与敬意描写了幼年到少年时代的启蒙老师,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父亲,一位受乡里尊重,知书达礼的农人。父亲谆谆教导,读书的目的在于成为有用的人,为人、对家庭的责任高于一切。一家人后来为逃离战火流落异乡,王鼎钧去讨饭,好心人给了一张煎饼。疾步回家,奉上所得,“我此生第一次凭自己的能力报效家庭”。父亲让他将弟弟妹妹找回来,他自己不吃,在一旁看仨人一同大嚼,说:“也许有一天,你要带着弟弟妹妹一道讨饭。那时,你要记住,要是讨到好吃的东西,一定要让他俩先吃”。

 

就写作而言,王鼎钧可谓天之骄子。天赋毫无疑问,加之出生在那样的家庭,周围有那等美丽的山水,还遇到一位难得的小学语文老师。他提倡朴实,反对矫饰,注重内容,批评充斥在作文写作范本的新文艺腔,什么“光阴似流水般逝去”,“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天边”“世事无常,人生如梦”之类陈词滥调。直到今日空而俗的文艺腔仍然泛滥,大陆则加上人民日报与政府文件文体。读鼎公的书,如沐春风,他写民俗,景致,人与人,乃至人和牲口的关系,均出神入化,宛如电影场景。优美而真挚的文字承载着感人的情与义,没有辜负他的“大老师”。

 

战争来了

田园诗一般的富饶乡村,对生命力旺盛的少年人缺少刺激,“日子过得像泥里水里”。“如同在一灯如豆之下做功课,眼底清晰,抬头四望昏昏沉沉”。少年人内心空虚,眼下的生活与书本及老师灌输给他的,民族与国家情节的终极关怀之间,天渊地阔。

 

战争消解这一距离。“战争来了,战争把一天阴霾驱散了,战争把一切闷葫芦打破了。战争,灭九族的战争,倾家荡产的战争,竟使我们觉得金风送爽了呢,竟使我们耳聪目明了呢。唱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由口尖到肺腑是那么舒服,新郎一样的舒服”。半个多世纪回顾少时的心境,作者才发觉“我这一代,是如此地向往战争,崇拜战争”。

 

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我到云南边境地区参加一项国际扶贫项目。与一位当地年轻干部聊起来,他主张打台湾,抱怨中国领导人软弱。“那你会不会报名上战场呢?”我不无讥讽地问他。“当然,我第一个报名”。以后逐渐发现,有战争亢奋症的人不少,长不大的男性心中的“易燃物”,一根火柴就可以点燃。这大概是人性,不限于王鼎均一代,不止于中国。

 

作者认为,没有七七事变,没有全面抗战,他们的一代也就浑浑噩噩过日子,寿终正寝。那倒未必。比山东贫穷落后得多的云南,因为处于后方,社会变革,教育兴国仍然在艰难困顿中推进。就在王鼎钧前往流亡学校的1942年,云南省公费留美预备班在全省高中毕业生中招考学生,456月,抗战还未结束,40名来自各县的学生登上赴美国的轮船。如果没有战争,王鼎钧这样从不安分守己的学霸,想来不会如他所料,终老乡里。

 

战争在远处,写标语,唱爱国歌,演街头戏,兴奋刺激。唱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由口舌到肺腑是那么舒服,新郎一样的舒服。”战争的影子先来到,撤退的伤兵经过兰陵,见到真的血,见到伤口化脓腐烂的肉,残缺的肢体,“母亲流下眼泪,很多母亲都流下眼泪”。接着,战火烧到村里了。轰炸粉碎了现实,抹去对战争的任何浪漫想象。

 

1938年三月十三日开始,国军和日军在临沂附近打了五十天,最后围城,攻城,巷战,双方抱在地上打滚。日本人进了城,见人就杀。村里每天听到鬼子杀人如麻,奸淫妇女的可怕传言。兰陵人开始无目的,无方向的逃难。王鼎钧一家成了 “一个在天地间无以自存的家庭,几枚在覆巢下滚动不停的卵”。 “母亲是缠过小脚的人,她拄着一节竹竿,上身前倾,划船似地奔波,走得慢,但是不休息,常常在我们停下的时候越过我们,奋勇前进”。这一幕,读来令人心酸,作者一生中,不知多少次想起、揩泪。

 

战火烧过,返回故乡,这里已面目全非。“兰陵城外有许多松柏,参天并立,排成方阵,远望很有几分尊严。这里是祖宗陵墓,这些松柏,就是古人的伞盖,也象征着古人的余荫”。这些百年老树全被砍断。“松柏不流血,你杀了它它冒出来的是香气,事隔多日,还有松香附在尘土上逐人”。回到家中,院子里的枣树,石榴树也被砍了。小弟弟进门问:“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谁的家?”毁坏殆尽的房屋,四处可见,昨天呵护着一家几代的房屋,如今变为垃圾不如的瓦砾堆。“每一片瓦砾,都是这个家庭一代或几代的爱心和奋斗”。

 

 

沦陷区

 

抗战八年,山东沦陷了八年。

 

抗日的情怀与斗志,早在领土沦陷,在日军烧杀抢掠之前,成为众男女老少心中最为慷慨激昂的情绪。小学课堂上“历史老师痛述近百年国耻记录,全班学生因羞愤而伏案痛哭”。家乡沦陷,老师中许多人都去参加了游击队。抗战前,当地最不安定的因素是匪患。抗战开始,土匪都没有了,这些从来有自己一套哲学的绿林好汉,没有了“合法性”,体面不起来了,他们转变为游击队。“游击队浩浩汤汤,有国民党支持的,有共产党支持的,也有单干户。我们熟识的人都投入了”。

 

王鼎钧的父亲将自己未成年的长子送去游击队,第十二支队。至始至终,支队没有机会对付日本人。“沸腾一腔血容易,等到真要拼命,才发现艰难。鬼子的习惯是,哪个村子朝我放枪,我就把整个村子放火烧掉”。 “鬼子进村了”,游击队最佳的策略是绕开。第一到第十二支队,到。。。,为何不联合去了去消灭不过一排人的占领军呢?作者没有给出完整的答案,只忠实地记录沦陷中故乡的人和事,和我们从 “地道战”,“地雷战”,“敌后武工队”的电影和小说得到的印象完全两样。

 

比比皆是的游击队员要吃饭,只能由农民负责提供。作者描绘了令他毕生难忘的一幕,“一群农民挑着担子给十二支队‘送给养’,“这些人把盛给养的瓦罐一字排开,在寒风中瑟缩而立”,收给养的游击队长官,认为事物粗糙,将瓦罐一个个打破,勒令中午前另外送来。农民捡起地上的红薯放到破瓦片上端回家。

 

广大乡村为各种品牌的游击队割据。“游击队互相碰撞,啃咬,由拔毛到摩踵”。

因为日本人用村民的性命、房屋做“人质”,无论游击队的背景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还是无党派或土匪,纵然手持武器只能和鬼子周旋,而无法出击。书中写到,共产党的游击帮助村民挑水,态度和气。当然,他们一样要依靠村民供给。民谣唱到:“日本鬼子抱窝,国民党吃喝,八路军唱歌”,“天昏昏,地昏昏,满地都是抗日军;日本鬼子他不打,专门踢蹬庄户孙”。

 

日本人采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策略。一方面用“人质”手段镇压反抗,一人犯事惩处一村;另方面笼络收买合作者。我们从小读到的历史书中,用“日伪”表示汉奸。这个“伪”字好像就映射国民党反动派。我们确信书本上说的,国民党不抗日,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抗日都是共产党游击队。至于什么正面战场,考试就没考过,也就不去深究。直到许多年后,才知道抗日不能只归功于游击队,“日伪”不表示日本入侵者加国民党。直到读了王鼎钧的书,才知道沦陷区也有许多非共产党的游击队伍。

 

有关山东沦陷区研究的文章说:“山东沦陷期间,日伪相互勾结,培植了一大批日华特务、汉奸、打手,丧心病狂地迫害、残杀山东抗日军民,犯下难以尽述的罪行,这是山东沦陷区罪恶中,最黑暗,最残酷的一幕”(注)。这一幕,在《昨天的云中》展开,纠正了我们对敌后抗战的许多偏见,却无法简答最大的疑问,也是少年王鼎钧的“天问”:日本人哪里来的胆量,想凭30几个人控制兰陵的两万中国人?

 

事实上,他们控制了兰陵,山东和大半个中国。一共八年。答案也许得在中国人当中去找寻。日本人在沦陷成立各式各样由当地人组成,协助日本维持统治的机构,从办理政务的维持会到手持武器的保安大队。“日军责成保安大队‘清乡’,保安大队就出动抓人。抓人总要有个理由。日本人来,你为什么逃?莫非是抗日军?你为什么不逃?莫非留下做间谍?”“那年头,乡下人常常挨打。如果他遇见一个穿制服的,他赶快祷告,希望那人没有扎皮带,皮带解下来拿在手中就是鞭子。”学者所说“最残酷,最黑暗的一幕”,包括使用刑罚,枪杀,活埋。。。。

 

彼时一少年,记录了战乱中的经历和见闻,让读者去思考,去判断。他能够将过往记得那么清楚,除了禀赋,无疑一生中频回顾那不堪回首的岁月。王鼎钧之后去到台湾、美国,显然形成更加成熟的观点和看法。他天生善于观察,对细节有惊人的记忆力,不用后来的认知为之涂抹颜色,始终带领读者跟随那个聪颖的少年走近这段历史。这是历尽沧桑,看透世事之后的超脱。

 

1942年,沦陷区已大致平静,人民却不甘于做亡国奴。17岁的少年离开沦陷区去投奔流亡学校。临行,父母一番叮嘱,作者一一录在书中。喝了稀饭,吃了包子,分别的时刻到了。

“父亲说:‘你走吧,不要回头看’。

我一口气奔了五里路才回头,已经看不见兰陵”。

 

2016/8/15 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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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吕伟俊、宋振春“山东沦陷区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一期,页150-171.


感谢作者来稿 ,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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