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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命的名义回望历史

      --地震后读北川县志

 

作者:熊景明

 

一座座刀削斧劈般的山峰,陡峭险峻,喘急的涧水溪流从山间奔出,汇流成川。川边狭长的谷地上人烟稠密,白云深处亦住有人家。百姓生计之艰难,不待言说,他们在地动山摇之后,却引起举世震撼;大灾大难中表现出的勇气,面对伤逝的镇定,劫后余生的达观,令人感动不已。爱和善意在伤痕累累的土地上升华,让我们在人性光辉之中,看到民族的希望。

北川中学五层教学楼轰然倒下,校长刘亚春组织及时逃出来的师生救人。他向从废墟下传出出呼救的同学大喊,“不要抵抗,保存体力,等待救援”。此刻,他的儿子压在附近另一所教学楼下。事后凤凰卫视的陈晓楠问起他死去的独子,他说:“他的成绩很好,最大的愿望是考取香港中文大学。我和他有个约定,只要他考得上,我会全力支持,但要他永远不回来”。一位姓宋的物理老师,失去深爱的学生,也失去了他的妻子,儿子。“我不想当教师了,还得活下去,因为有老母亲在…”。音乐老师地震中失去的女儿,是北川中学的优秀学生,15岁,1.7米高,会弹钢琴,活泼美丽,512号上午刚刚拿到国家奥林匹克英语三等奖。许多学生对他说:“老师,你要记着,我们都是你的儿女”。

一个额头上贴着纱布,满脸稚气的高一学生,讲述他怎样和被困的同学一道唱班歌,彼此打气,唱周杰伦的“朋友”。他设法救当时被压在水泥板下的物理老师,“找一个支点”,老师对他说。他最后成功救出了老师,“如果我救不了他,今后我的生活就没有意义了”,“老师像你们的父母一样重要吗?”,“是的,他们每天从早到晚都和我们在一起”。校长、教师都很年轻。从一位老师博客上,看到地震前几天学校集体运动游戏的照片,师生亲密的关系是在大城市中学不能想象的。 地震让我们见识了这些北川出色的老师,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保护学生性命好像是理所当然的职责。一位教师用肩膀顶住跨塌的门槛,让三十多学生得以逃命。面对记者、镜头,北川中学的师生都没有豪言壮语。回顾不堪的两周,校长说,“开初是大悲大难,是痛苦,也是坚强和勇气;后来就是一个字:爱”。“北川中学会站起来”,接着,出乎预料地,他告劝准备高考的同学道: “好好考,考出去,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不要回来,心里有北川就行了”。

地震后的第十天,“北川城最后的拉网式搜救未发现幸存者,救援部队陆续撤出,残存建筑将爆破掩埋,这座建县1400多年的小城即将彻底消失” (注一)。感概之余,翻开《北川县志》。这个隐藏在重重青山后的小县,曾经历过如此之多的罹难…。

汉番之争

连绵的高山峻岭形成川西平原的天然屏障,“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或为逃避战乱,或寻找桃花源,南来北往的人躲进林深更深处,在此安身。自古以来,北川是羌人和藏人聚居地,秦汉之际,西北的羌人南下至此;唐初,大批吐番留居繁衍,并相继占领了羌人的地盘。后来,羌人和吐番在强大的镇压者,汉人的官兵面前,结成联盟。汉番之间大小规模的武力斗争从公元8世纪连续到15世纪。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官方大规模围剿吐番的战役在唐贞元十九年 803)。为防备少数民族武装攻击县城,1118年,北宋在此地筑了九个军事碉堡。历史记载的重要冲突包括:

1460年,羌番攻劫石泉。

1476年,“番民又起事”。朝廷用兵余二万,“先后破灭五十二寨,贼魁皆歼。 余一百五十寨悉献马纳款,诸番尽平”。

1517年,土官节贵纠合十二寨生熟番数千人,攻坝底堡,毁四山民居百余,男妇死者无算。这次进攻打退后不到两年,“羌番又来犯,官军招募村民精甲八百反击”,“所过碉寨尽毁之,斩级八十有奇”。

到十六世纪中,少数民族对汉人聚居区的滋扰和官方对民族的无情镇压,以官方军事压倒优势和政策调整告终。最关键的征剿在1547年。官方出动精兵九千,分三路进兵, 俘斩九百七十有奇,“其余逐北坠崖及火攻而死者莫之殚记”,“克营寨四十七,毁碉房四千八百七十,获马、牛、器戒,储积各万计”。碉房即羌人和吐番的民居。这次征剿称为走马岭一战,“使草番受到毁灭性打击,完全丧失反抗能力”。此后,明军动辄以武力相威胁,番民便相继归附成为收知县管理的“熟番”。

归顺并不罢休,武力制服后,开始推行强行汉化,对投顺的番民,地方官员首先要求他们“变易其姓,从习汉仪”,实行强制的汉化措施,令少数民族“渐与汉民一体”。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北川,到1953年人口普查时,七万八千多人中,只有59人申报为羌人,1698人为藏人。“1981年以后进一步落实民族政策,羌、藏族群众陆续恢复和改正其民族成分,羌、藏族人口迅速增加,1987年,羌人超过五万,占将近三分之一人口,藏人3170。从公元803年到1547年,七百多年的厮杀,血腥镇压,是以民族大义的名义,以天朝的名义,生命不足惜。名义的后面也许是争夺地盘,对非我族类斩尽杀绝保证了自身的安全。那个时代人类的野蛮,反应在世界许多地方民族之间、民族内部无情的争斗和屠杀之中,也反映在北川的刀光剑影之中。 “坠崖及火攻而死者莫之殚记”,是令胜利者何其骄傲的成就。现有的记录,都是汉人所书,无法听到羌人和吐番的记述和讲述。

17世纪中叶,进入北美的白种人和印地安人在你死我活的拼斗时,中国的文明推进了一步,改土归流在北川推行。 “二百年间驯服王化,渐染华风,已大更其陋习”,强者的横蛮,弱者的无奈,与今天民族平等,保护多元文化的共识,背道而驰,但最起码保住了那个时代多少人的性命。君不见,三百多年后,“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自19881月起北川按少数民族县待遇,政策上给予优惠 (注二)。

革命根据地

1795年有人口记录以来,北川的人口变化大起大落。曾经在十七年间,从四万多增加到八万多,据说是外地来了大量拓荒者。到1912年,又回落到四万六;四年后再神奇地高达近12万。人口大变动的后面是兵荒马乱,是饥荒,是流离失所。19351936年间人口减少一半,县志中到可以看出那是“老革命根据地”的代价。1935年,北川人口不过五万,红军来的的四个月,驻军数万,过境的军队一共八万。这么多人的补给哪里来?先是“打浮财”,没收“土豪劣绅”及国民党地方官员的财物。按当地人记忆,陈家坝乡三个村庄共63户人家,就有8户被定为“土豪劣绅”。“共没收粮食三万公斤,肥猪三头,铜元八夹背半,衣物、用具若干。铜元交红军;肥猪当即宰杀,用于庆贺老杨村苏维埃成立”。

就算将八分之一的人家定为土豪劣绅,这穷乡僻壤也没有多少“浮财”。接下去收集物资的运动称为“打粮”,“各级苏维埃组织游击队打集(收缴)地主和官仓的粮食以支援红军。地主豪绅埋藏于地下和转移至深山岩洞的粮食、猪膘也被挖出了。苏维埃号召群众向红军捐送粮、菜和猪、牛、羊。” 存粮用尽后,开始“打嫩粮”。山区农民一年种两季,春天种豆,待熟透、晒干,当主粮食用。打嫩粮的意思是不等豆熟,收获青豆来救急:“各地先打地主、豪绅地里的嫩粮,次打佃户该交租的部分,再打农民地里的。所打粮食,全部送交红军”。打嫩粮的后果是断了农民一季以上的口粮。

青壮年则负责替红军背运物资。“红军离境后,大批群众为红军运送粮食、武器、辎重。全县当时男劳力出动三千多人,随红军西去未归者2000余人。陈家坝一个运输队共50人,为红军背运盐、布等物资,其后返回的仅10余人。县志记叙道:“途中处处悬崖陡坡,深涧密林,负重行走,异常艰辛”。看过北川地震的电视观众,多少明白个中艰险。当地民工还担负修路、架桥等战时工程。全县还有1500多人参军,县志上有名有姓的红军烈士共1097名。

红军留下的文告有的保存至今,包括一份布告“参加红军的十大好处”:

1.参加红军分好田好地;

2.参加红军有人代耕;

3.参加红军打倒帝国主义,不当亡国奴;

4.参加红军打倒帝国主义,不当发财人牛马;

5.参加红军人人尊敬拥护;

6.参加红军家属受苏维埃优待;

7.参加红军子子孙孙不出款子;

8.参加红军保护穷人自己利益;

9.参加红军穿吃不穷;

10.参加红军穷人坐天下 207页)。

红军193542日入境,723日撤离,在北川共103天。“红军为阻止川军追击,烧掉北川峡谷内地几座蔑索桥,烧毁了龙凤场和鸳鸯树的未及运走的粮食,还烧毁了治城,漩坪、桂溪、龙凤、贯岭、都坝。小坝,片口、坝地、白什等处接房即沿途一些大院落”。 渡河的蔑索桥被毁,断了进出北川的通路。被烧毁的治城即北川县城,建于唐贞观八年(634页), 元末毁于战乱;清代乾隆十七年(1752),重修,到民国16年(1927)城内建“模范马路”,1932年,城区有400户人家,茶、旅、商店30多户。县志的编撰者带着怎样的心情,用一个简单的句子来记录这段历史:“民国247月红四方面军撤离时房屋被焚毁殆尽”(609页,本节其余引用段落出自190211页)。

北川建县于北周天和元年,公元566年。北川和汶川都称大禹在本县出生,唐代以前,北川名胜石纽山建有禹庙,每年六月六大禹诞辰,均在禹庙前祭奠。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立禹碑,高2.55米,宽1.55米。上刻蝌蚪文77字“此系大禹所书,千古奇字县志特别强调了石纽山禹庙,千百年来每年六月六日大禹诞辰祭奠从未间断,是北川人身份认同的标志。1935年禹庙被毁,县志编撰者只提到这一年红军在禹庙的石碑上刻标语,只字未提禹庙被何人所毁(699页)。

县志说,“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受到民众热情欢迎,一个红军接待站,昼夜不停为红军抄油米,两个多月炒制数万公斤,供红军携带用,孕妇也捐出自己准备坐月子用的酒酿等。

当时红军准备创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吃住在此之外,在北川开展翻天覆地的革命,迅速建立了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平分土地,对地主富农,商人无情打击。四个月后,民间和官方储存的粮食早被大批军人吃完,夏收作物为待成熟就被“打嫩青” 打掉了;青壮年去为红军运输物资,修路,三分之二人一去不返,田园荒芜。这时,川军来了,北川这个共匪根据地,成为镇压的对象,联合过去几个月被蹂躏的富人,组织“清共队”,开始血腥镇压。对各级苏维埃当干部的,这时被当作共匪处置,乃至枪杀。还有跟着红军去抢浮财的,这时遭殃也不奇怪。川军“烧杀奸淫,估吃罢赊,劫物拉夫”,恶行累累。不过三个月,分掉的土地又物归原主,耕种的季节却误了。这一年的饥荒,正像十八年后另一次饥荒,是人祸所致。1936年,北川县长冯康写到:“北川自遭匪后,又罹兵灾,…,鸡犬无声,路断人稀”。“县内人口骤降,出现若干死绝户、无人村”。

1935年夏秋,灾荒的同时,霍乱、痢疾流行,“尸横遍地,收葬无人,…由县府捐资造万人坑二处,共掩埋城周围骸骨300余具” 672页)。3536年,北川人口减少一半,这一页惨烈的历史,至今只能猜测个大概。地震存活者的哭声,令人联想到70多年前数万家破人亡的北川人。

以共产主义革命的名义打天下,人道性命太不足道了。 “枪杆子里出政权”, 为革命而牺牲性命是烈士,阻挡革命的是不共戴天的敌人,须迁灭之。进入北川的红四方面军,听命于张国焘,他的左倾,打着时代的烙印,不过更为过火、激进。

打倒地主富农

从县志记载看来,红军来到之前的二十多年,北川已经渐渐走向由乱到治之路。民国建立之初,这里仍处军阀势力之下,土匪猖獗,民不聊生。十多年后,地方政府似乎开始有所所为,以工代赈,整修道路,救灾。1926年,县里设了图书馆,平民读书处;1927年,县农会、工会、商会相继成立。这一年,首部《北川县志》开始编撰,到1932年印制成书。 1928年除原来的三所小学外,设第一女子小学校。到1949年有200家作坊和手工企业,(1971年,全县也仅有工业企业85家,产值占全县社会总产值的9.6 )。从民国24年的“六年禁烟规划”说起,到民国31年“五家连环互保”制度, 政府及民间禁烟的努力未曾间断。1948年,县财政收入的11亿元中(法币),大约2亿用于行政,4亿用于教育,近6千万用于卫生和社会救济 568页)。

1950年一月,解放军进入北川,三月即爆发一场全县性的武装暴乱,各地抵抗者的队伍从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地方农民鲜见的强烈反抗,不知是否和15年前红军来的记忆有关。最终“两次平定暴乱,深重地打击了反革命势力的嚣张气焰,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紧接着的清匪运动,枪决17人,反霸运动判处恶霸53人。然后就是减租退押,按当时颁布的条例,通过诉苦、算帐启发阶级觉悟。并成立工作团,吸收农民积极分子260人参加,政府每月发给大米110斤,称“百斤米干部”(343页)。当时米价每100斤约6元,而人均收入每年不到60元,故这些乡村积极分子得到的补贴也很可观。

减租退押轰轰烈烈地搞了一年,同时开展反霸斗争, “采取大会诉苦斗争,小会清算追缴,对个别罪大恶极这斗争追缴后判处死刑,打击地主阶级的威风”,

也“明确了租佃关系”,按二五减租、三五衡量的政策定出减租方案。最重要的是成立了各级农民自治组织,不少地主富农还被村民推选为农协委员。 当时,对大多数地富还客客气气地开座谈会,讲明政策,结果都“自愿”退出粮食、黄金、银元和各种财物。县志均有记载:耕牛五头、生猪3头,衣物426件(52页)。出乎意料的是,当一个个地主富农乖乖地交出财物,接受新的租佃条件,推荐了乡长村长,成立了农协,各地村民开庆祝大会,庆祝翻身,以为天下从此太平时,真正的土地改革“暴风骤雨”才开始。

县志记录了土地改革的细节。19512月,162个工作队进入162个村庄。 25天发动群众,建立贫雇农代表会,行使村行政权力;第二个20天划成分,从农协组织中清除地主、富农。工作组的领导下,这些干部中清除了27%的地富分子共981人。即平均每个村庄曾经有六名地富分子去年被村民推举作为农协干部。第三步就干脆地没收、征收了地主、富农土地、财物。“全县共没收、征收土地6525.5公顷 (占他们原有土地的96%),粮食3437.7石,耕牛776头,农具2974件,家具衣物11223件。第三步32天,“分配胜利果实”,每人分得34公顷土地,地主富农分到的是坏地。山区农村好田与坏地的产量差别数倍,而且一般越坏的地离村子越远。不过随之而来的合作化运动,令土改失去意义;或者说,对当局而言,土改动员了群众,取得大多数民心,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注三)1952年四月8日,土地从收回来到重新分配的工作便完成了。剩下两个藏族村的土改推到5510月,也在短短三个月内大功告成。最不可思议的是没收了房屋十二万间之多,县志分别在两个地方提到这一数字(54页,614页)。县志391页则说“1952年土改结束时,全县农村共有房屋12300间,户平不足一间,其中草房近半”。

县内一万三千多户人家中,家境比较富裕的有1541户,占11.8%,他们拥有的耕地占42.5%,不到平均占地的4倍。按许多年后的说法,这些富裕或者比较富裕一点的人家,可被称为当时的“先进生产力”。他们中有的对租户刻薄,甚至贪婪而不近人情,但他们的土地、房屋,财产大都是世代辛勤耕作,慢慢积累所致。尤其是“富农”,多数人属于省吃俭用、老实巴交的农民。出租土地,并没有触犯法律,他们的主要罪行就是比邻人富有。如果中国的土地改革在今天进行,一定不再会用“消灭一个阶级”, 将原有的土地主人定罪,强行夺走他们的土地财产的这种“残酷斗争”方式。县志完全没有记录北川如何斗争地主富农,至今中国内地的学术界,对土改的研究也极少,不知道全国被斗死的地主富农有多少。被划为地主、富农分子,不仅只土地,房屋、财产被没收,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子女、甚至孙辈从此沦为备受歧视的异类,失去许多公民权利,低头做人,沦为几乎未曾间断的各种政治运动斗争的对象。 

北川土改“划”了地主分子611人,富农分子466人,加上以后镇压反革命运动揪出的反革命分子84人,1957年反右运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到1979年,对全县1851名五类分子进行清理,1777人恢复社员身份,其余74人,于1983年全部摘帽,解除监督改造 287288页)。北川薄弱的私营工商业,也在1953年到1957年间,用比农村相对温和的手段收归国有(56页)。

土改的影响远远超过地富分子和他们的亲属,它不仅打击了草根阶层的先进生产力,而且是对传统文化的颠覆。在北川,土地在17年内以强夺的手段三易其主,在乡亲邻里之间,造成多少新仇旧恨?北川历来土匪为患,乡民曾组织自卫队抗匪。打家劫舍的土匪行径为人不齿,而今却在政府的号召和组织下,夺取他人财产、土地,将之赶出家门,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都成为正当。所有的不智、不公、不义都以政治理想之名强加于人,对之产生疑问是“阶级觉悟低”,对之不赞同是“阶级立场问题”;被逼害的一方,则毫无反抗之力。颠覆传统道德,否定人的良知判断,对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也为从此之后几十年的灾难,包括大跃进、大饥荒、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种下祸根。

在夺取政权后,以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名义下,摧枯拉朽;以阶级性代替人性。个人的生命从属于某种伟大的事业,在乌托邦的理想国中,微不足道,“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跃进与饥荒

195896日,第一个人民公社在北川成立,以后半个月内全县便成立了28个人民公社。农民1952年欢天喜地拿到的土地证不久,便没什么选择地加入合作社。此时,还算是自己那片地的主人,两年后,1954年,被赶进初级社,土地证也还算数;1956年,莫名其妙地,连自家的牲口,大农具也要交出来,因为成立高级社了。再过两年,不由分说地,几天之内,那张神圣的土地证成为废纸。最不堪的是原来各家各户的自留地也收归集体。紧接着,一个月后,家里的锅碗都得交出去,粮食也交出去。1958年十月底,北川建起1129个公共食堂。

北川是典型的穷乡僻壤,五十年代粮食亩产平均不到60公斤,到80年代种子改良,使用化肥也只是100多公斤,而且一半耕地坡度在25度以上,水土流失严重,几乎每年都有灾害,不旱即涝。11691976之间,中度到强度的地震就发生过十余次 9899页)。

北川森林广袤,但山高路陡,个体伐木不可能,故历来并未给老百姓带来多少收益。农户自己所种的林木果树也保不住,57年到82年农民的林木所有权数次改变。1957年,全县6.2万公顷农民拥有的林木统统按要求折价入社,农民的自留林只剩6.1公顷。过了一年,这一点自留林全部收归集体。试想一家人辛辛苦苦种了一片果树,三年后收归公有,没有任何补偿。遭如此折腾,三番五次。那,就是生活在五十到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民。1958年北川的森林达16万公顷,覆盖面55.8%,1987年减少到12万公顷,199813万公顷。至1957年,森林面积减少6667公顷,森林的破坏除了 “国家建设木材需求量增加”,大跃进期间,因“大办钢铁”而大量伐木烧炭;“大办粮食”毁林开荒,到1965年累积毁林14533公顷(406页)。

1958年。9月,从全县调集了青壮年一万多人,即超过半数的劳动力 357页),再加上从外县调来的2万劳力,共三万人“组成钢铁大军,或发薪烧炭,或挖煤开矿…展开钢铁大会战”。实际上是一场人为破坏自然的大灾难。县志在北川水土流失的一章,开宗明义就提到大跃进运动毁林烧炭炼钢即毁林开荒的恶果 464页)。县党委提出要求,将亩产提高从原来的69公斤提高到5002500公斤,在这些疯狂的指标后面是对所有民众的奴役。白天长时间劳动,晚上开会, “反保守、反右倾、反畏难、反退缩、反对本位主义、分散主义,扫除大跃进中度各种思想障碍”。

1959年粮食征购,国家从北川收走了8860吨粮食,超过57年一倍以上。征购粮有两层内容,“征”是农业税的意思,“购”是所谓卖“余粮” ,其标准是按当年的产量算出来的,即留够农民的口粮、种子、集体支配的机动粮,其余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强制性地“卖”给国家。征购加倍,说明北川县领导向上级报告的产量比上年超过一倍以上,也说明农民的口粮、种子都被拿走了。

1961年,产量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超过三分之一,只有42公斤。这一年的大量征购“造成农民口粮、种子不足(556页)”。后来虽然国家返销粮食救济,但已经过了播种季节。到1962年,饿死人已经非常严重,还征购了4165吨,比国家定的任务超过370吨。按政府在1956年的规定,农村的口粮标准是187斤半。北川1961年人均口粮仅92108公斤,国家返销口粮人均1532公斤。这年统计15月猪肉人均食用量0.23公斤,19621.2公斤。人民“普遍以瓜菜和草根树皮代粮充饥 360页)

19586月,县委提出苦战三年,令地方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提高13.8 (页), 实际的结果是:“1961年与1957年相比,工农业产值均递减16.4%;农业产值递减16.5%,粮食总产量年均递减19.4%,生猪出肥率年均递减35.6%;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减少36.4%(357页)。换言之,离政府的目标差了将近50倍。这些数字远远不能说明劳民伤财的大跃进对北川的影响。

至今,学术界对大饥荒的研究的成因归纳为,浮夸产量,高征购,公共食堂,劳动力离村从事修水利、练钢。还有雪上加霜的“反右倾”,错过本来可以及时救灾的机会。 以上所有饥荒成因,北川都走到极致。到1960年,全国绝大部分的公共食堂都停掉了,北川一直维持到19617月。19598月的反右倾,县志有生动的记述。县委扩大会议在一个月中开了三次,每次810天,吸收县、区、公社三级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对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办钢铁、群众运动、政治挂帅六个方面持不同意见者进行现场揭发、批判和斗争。。1020日,地委召开电话会议。会后,各地连夜行动,832名县、区、公社干部和42377个劳动力在三天之内分赴两大“战区”、15个大“战场”和376个小“战场”开展“反右倾。 最后413人定为“有右倾思想情绪”,81人“有严重右倾思想”,33人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5758页)。换言之,这八百多地方干部中,超过一半人曾经多少说了几句真话,于是就成为斗争对象。今天,没有经历过如此场面的人,不容易想像斗争会的恐怖场面。

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县志将与大跃进和饥荒相关的史料分别放在不同的章节中,却几乎没有具体的描述。例如在审判工作一节提到,检察机关为了以大跃进的速度办案,实行“一员代三员(侦查员,检察6月,县委提出苦战三年,令地方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提高13.8倍员,审判员);“一长代三长”(公安局长,检察局长,法院院长),称为“三合一”联合办案。“正常法律程序被打乱,出现了一批冤假错案”(293页)。在大事记中提到“1961213日,因严重缺粮,出现群众到回龙公社马鞍山挖食“观音土”事件 28页)。但在人口状况表中可以看到,在19551973年之间,正常年份的自然增长率是千分之30左右,而19591960分别是负的千分之10.614.4;出生率比正常年份减少将近一倍。两年内人口净减少5千多人,统计是否准确,不得而知;到底饿死多少人,不得而知(147页)(注四)。

以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名义,“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结语

县志编撰原则的第一条便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第一页)。看得出他们煞费苦心,小心翼翼地处理素材,尽量保存珍贵的史料,又不违反官方对历史的正统解读。本文只涉及了几个历史时期和事件,也不过端倪而已。县志给研究该县及基层社会历史的人提供了宝贵的线索。至今学术界颇具争议的文化大革命对农村的影响,都能在县志中看到有力的论据,“19666月“文革”开始后,无政府主义泛滥,生产受到干扰,当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15.9%,农业总产值下降20.1%,粮食减产14.5%”。县志记录到,文革中在学校的一打三反运动,全县442名老师,就有115名受到处分,其中32人被清理出教师队伍 641页)。

县志作者的水准常令人肃然起敬,例如审判工作一节,用短短225个字,精确地描述了几十年中司法制度在戏剧性的变迁。 1955年贯彻实施《宪法》,审理案件严格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的制度和程序进行。1957年“反右”运动中,正常的法律程序、审判制度被废弃。1958年,要求办案要多、要快、要省时、省力,公、检、法实行“三合一”联合办案,取消了相互监督和制约。“文革”开始后,法院工作瘫痪。1968年法院实行军管,军管会及县革委人保组总揽公检法权力,实行群专、群审、以人、以言、以权代法。在此期间审理案件280件,经1979年复查,错案为149件,占53.2%” 298页)。

北川地处龙门山断带,“据现有资料记载,11691976年发生中强地震10余次”。县志记录截至到1987年,在之前的十年间,33.9级地震就发生过9次(9899页)。“19774月,县境正式列入地震八级度设防范围”,之后几年政府曾拨款给一些办公楼及公共建筑加固 616页)。从5.12地震后的北川看来,当地建筑,尤其学校,离“地震八级度设防”实在太远。地震带来警觉,也带来启示。现代传播手段让生命消失的残忍,让幸存者撕心裂肺的哀恸在大众面前展现;和过往的灾难不同,这一回,死亡不仅仅是个数目字,每个催人泪下的故事都让人领略生离死别的含义,唤起世人对生命价值的认识。

2008512日四川大地震将载入史册。不可忘记这一年530日,成都赈灾晚会打出了“以生命的名义”的旗号。人类曾经以天上的神仙或地上的帝王之名相互残杀;以种族的名义,乃至后来以革命的名义,举起武器对准同类。从最古远的因为求生而结盟,为保卫地盘而操戈,到为主义、为理想、为大局而漠视个人的性命,道路何其漫长。在21世纪,以生命的名义回望历史,并非算旧账,而是明白在付出惨痛代价之后,才确立了共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中国人也是这样走过来的,走到尊重个人生命的今天,从人道的立场反省历史,衡量人类的行为。终于,我们可以告慰千百年来多少冤魂,多少被践踏的生命了。

*北川县志编撰委员会,《北川县志》,808页,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

注一:南方都市报08.5.26

注二:加拿大政府20086月公开为18871976,对原居民的强制同化政策道歉.

注三:有关论述见张鸣,“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运作(19461949)”,香港,《二十一世纪》,2003,四月号,3241页。 “在实际的土改运动中,不仅和平赎买没有实行(很快就被视为右倾机会主义),而且连地主主动的献地也被不允许,非要经过斗争强行分配才行(虽然在政策上所谓开明地主的献地是被许可的),几乎所有的地主都要过残酷斗争的关,连号为开明绅士典型的刘少白和牛友兰等人也不能幸免,牛还被斗死。道理很简单,不这样,“群众就发动不起来”。总之,土地改革必须在激烈的暴力斗争中进行,分配土地的过程就是煽动仇恨的过程,任何导致运动向和平方向发展的可能都被禁止,唯有大规模的暴力,才能使空气紧张、仇恨升级,也才能达到动员的目的”。

注四:按杨继绳先生的研究,四川省大饥荒饿死的人数在一千万到1200万之间。《墓碑》,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85. 222页。

2008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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