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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静的和平年代

--作者:熊景明

 

读许燕吉,《我是落花生的女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三十年代,大陆新文化运动之风吹到香港。1935年,正牌的殖民地大学破天荒地頒授胡適榮譽博士學位,醉翁之意在于邀請他出掌港大中文系。运动的旗手自然不为所动,推荐当时在文坛及学术界均享有盛名的許地山出任。着长衫,中英文俱佳的许地山登上港大讲坛,在殖民地历史上,成了标志性人物。许地山在普通百姓中的知名度,则因他的名篇“落花生”被选入1932年出版,历久不衰的民国教材,成为小学生必须背诵的课文。

1939年,许地山六岁的女儿许燕吉在香港“景星照相馆”拍下一张照片。小姑娘的发饰,衣着,优雅的坐姿,可以和当今的儿童服装模特儿比美。那一脸的纯真与聪慧,则今日少见。一年后,父亲去世,随之日本人入侵,兄妹随母亲逃到大陆。历尽辛苦,终于盼来和平。到父亲港大英国同事家看牛呵羊呵,小兔小鸡,是燕吉童年最欢愉的记忆。她以第一名的成绩高中毕业,报考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1954年毕业大会,胡耀邦来讲话,“讲得个个意气风发,热血沸腾,一如临阵出征的战士”。

此时的中国,抗战与内战都已经结束,盼望已久的和平来到,本应当否极泰来。许燕吉八十岁时,写下自己的经历,折射出国泰而民不安的年代。和平时代为何如此不平静,由不得写回忆的人去解释。

五十年代的“文化革命”

轰轰烈烈的破旧立新,早在50年代就开始了。革命的对象不是政权,或者某种势力,而是人的思想,广义而言,是文化。燕吉父辈开启的新文化运动,被演化为思想及行为的破旧立新。小时候,我反驳大人铁一般的论据是:“老师说的!”。外婆笑道,“老师说的就是圣旨?”。那当然。老师说的,书上说的,报上说的,收音机里说的,都不容置疑。这样的教化有几千年的历史,五十年代的年轻人接受新思想没有多少阻挠。几千年形成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被“共产主义人生观”取代。

许燕吉在教会学校里归依天主,不能接受唯物论。课堂上和政治课老师辩论。老师说,宗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她反驳道:帝国主义还没有侵略中国时,天主教就传入中国了。老师说天主教的欧美人的宗教,传来迷惑中国人的。她说:马列主义也是从欧洲传来的。这么一位有独立思想的少女,到大学里,在红色文化的熏陶下,听说外国教会做过许多坏事,她很快就相信了,决定不再信教。

简直难以相信那时的人,包括我自己,有多天真。大学生是工农养活的,欠下国家和工人农民的恩典,毕业后需要报答。许燕吉一生都没有改变这一信念,每遭逢挫折,不能从事专业,都想到对不起国家培养,对不起工农。北京农业大学1953年伙食标准提高到12元。她“端起饭碗,想到农民,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她欢天喜地地接受分配,到石家庄奶牛场工作。石家庄接待他们的一位女干部说:“河北省就相当于苏联的莫斯科州,离北京最近,社会主义的光芒首先就照到河北省,能在河北省工作是很大的幸运,很大的幸福,听得大家都欢欣鼓舞”。

五十年代开始的文化革命有在红歌红理论中洗脑的一面,更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一面。革命最有效的方式是用另外一套逻辑代替正常的思维逻辑。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不过是17年的延续,许多现象早已开始。书中写道,1952年,大学里开展反资产阶级思想运动。校园里到处是标语,漫画,广播里放的快板、相声也是揭发老教授们的老底,连挖苦带讽刺。紧接着,还有忠诚老实运动,反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三反五反虽然和学校没有多少关系,但开创了揪出“老虎”的革命手段。

因父母的关系,她认识一些名人,例如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吴晗说起北京城里有的小学把老师按在板凳上,小孩儿们排着队打老师的屁股,说完他哈哈大笑”,十五年后,吴晗自己坐在屈辱凳上,不知他是否想到此情此景由来已久。文革中的革命仪式,也都有迹可循。在奶牛场工作,一大早要去挤奶,他们每天天没亮就得起床,学习联共布(布尔什维克)党史,大家轮流发言,一小时以后开始工作。

上纲上线

革命不只是唱唱红歌,政治学习,没完没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革命要有敌人。许燕吉不幸成为革命的敌人。上高中时,笃信天主教的燕吉确信当时宣传的唯物论是谬误的。教会里,在比利时神父带领下,她和另外十几个女孩子成立了“追求真理青年会,”目的在学习教理,抵制正统的唯物论。暑假三个月里聚会了几次,是这个组织的全部活动,成了她后半生受难的根源。

1955年初,单位开始搞审干。22岁的许燕吉,需要写下详细的履历,注明从小至今所有经历的证明人。她填上自己曾经有过的宗教信仰,参加的有关活动。想来石家庄奶牛场,找不出比这个年轻女子经历更复杂的人了。她理所当然成为“肃反”(肃清反革命运动)对象。单位派人外出调查,证实她的反革命经历。批斗会上,因为曾经对同事说过离开香港时十岁了,记得香港。落下是“留恋香港,幻想帝国主义重来”的罪名,因为说过反对过星期六,表示她“仇视新社会人们的幸福生活”。过来人都知道这叫做“上纲上线”。

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成为统领一切的价值观时,首先被否定的是人的良知,及常识判断。这些今天看来完全是相声题材的无稽之谈,在运动到来之际,就是自保或用来害人的武器。《落花生》刻意记下不少定罪的荒诞逻辑。例如一位女犯人,因为父亲做过重庆教育局长,被指控为国民党特务,她声辩到,重庆解放时我才14岁。法官说,刘胡兰牺牲时也才14岁,年轻也能做大事。 因为她不认罪,“抗拒从严”,重判15年。同样,作为治国之术的运动何以兴起,持续运作的呢?不是个人回忆录可以回答的问题。

半年隔离审查后,生性乐观的许燕吉,好了疮疤忘了痛。反右开始,以为政治上雨过天晴,又成为斗争对象。有人诬告她说“匈牙利事件给我出了气”,群众在批判会上义愤填膺地质问问道:“你想杀多少共产党员?”,她“也只能编一些荒诞不经的回答。直到党组织认为足以定罪是,这旷日持久的批斗才告一段落”。 25岁的年轻技术员被定性为反革命,右派“双皮老虎”,在劳改营度过了十一年。

小人物的故事

《落花生》的大故事中套了许许多多小人物的故事。她记述小时候的玩伴,将她带大的佣人,各时期学校的老师,母亲的朋友,监狱里的“室友”,苦命农妇……许多都独立成章,简直可以改写为电影剧本。书中某些段落,堪比历史学家的研究结论。例如新婚的燕吉在肃反运动中被禁闭了半年。一位革命干部安慰她说,“我们党审查干部历来都是这样的,一点儿也不新奇,我也经历过,能不要顾虑,更不能抵触”。1958年,看守所提审她的一位女干部对她说,幸好她生在毛泽东对时代,“若是按斯大林对政策,早就把你枪毙了”。看来她听说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了,而得出的见解,可谓不同凡响。

书中的人物的故事,表明了制度的邪恶,只有和人性的邪恶结合,才能够造成人间灾难;同样,在险恶的环境中,哪怕在监狱里,人性的善良给受难者温暖,乃至拯救其性命。大饥荒年代, 500多人的劳改营,高峰时期每天饿死的人有时30多。多亏劳改营的书记为犯人争取到每天六粒黄豆,才让他们活下来。

书中涉及最多的,是作者的母亲。她出生望族,北师大毕业,是中国第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丈夫死后,终生守寡,战乱中养大一对儿女。两人大学毕业后都受到政治迫害,女儿尤甚,而她本人始终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上看待儿女的遭遇。这位异常独立的女性,五十年代起在中学任教,做到副校长职位。

许燕吉被打成反革命加右派,怀孕后期遭折磨,婴儿胎死腹中。 她进监狱前,回到南京母亲处。母亲给她一番教诲,“党培养你念完大学,给你工作,你倒给党提起意见来了。真不知天高地厚。”然后嘱咐她不能再怀孕,“怀孕了怎么能干体力劳动?再说,被改造的人也不配有孩子!”。别以为这番不近人情的话怎能出自母亲的口。这是许燕吉半年来第一次听到的,最温暖的安慰。她劳改之后七年,母亲第一次来探监,“自始至终,我们母女谁都没有掉眼泪”。而每年夏天,她母亲都离开炎热的南京,到北京访友,小住。她刑满释放前,劳改队干部到南京找到她母亲,希望她同意将女儿的户口关系转来。母亲拒绝,主张女儿去农村继续接受改造。燕吉不觉得奇怪,她本来也没有打算回南京母亲家中。燕吉笔下,对母亲没有一丝抱怨。她远嫁陕西农村后,母亲给她寄来过1000元盖房子。当时是一大笔钱。作者写母亲,将事情原原本本地说出来,不加评论。对读者,她母亲始终是个谜。

劳改营内外

许燕吉在反右运动的斗争大会上被开除公职,觉得天崩地裂,想到一死了之。肚里婴儿一动,让她打消自杀的年头。没有单位,就没有收入,没有饭吃。今天很难想象人人离不开单位的年代。觉得走投无路,她要求去劳改。读到这里,直想大叫,“你别这么天真吧!”。且慢。同在1932年出生林昭与燕吉,家庭背景相似,早年都受基督教影响,两人都性格率真,为人正直,一样才华出众。燕吉如果没有进劳改队,难说会成为另外一个 林昭。很讽刺地,劳改队的高墙反而保护了某些人,没有在文革中遭遇更大不幸。无论经济上或政治上,劳改队在那个特殊时期,反倒给了某些人一条活路。

当然判刑不是她的愿望。劳改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作为“从业人员”留在劳改队。如果说25岁她茫然不知,以为劳改队是某种出路,十一年后,她饱尝劳改的滋味,受尽犯人的屈辱,却仍然希望留在劳改队。这就更难令人明白了。事实上,愿意留在劳改队的刑满释放犯,大有人在,尤其来自穷困地区的农民。大饥荒开始前,劳改队基本上可以吃饱饭。据说七十年代,劳改队经营的农场,往往是为数不多的有盈利的“国营农场”。劳改营想方设法,才找到愿意接收她的村庄。她在生产队卖力地干了一年农活,得到的工分,扣除口粮等,拿到手的现金,比她在劳改营“刑满释放从业人员”一个月的工资还少。比劳改营还不如的乡村里,住着多少人?

落花生的女儿

许燕吉的前夫是大学同班同学。当他们的孩子夭折,燕吉被判劳改后,丈夫用民事起诉提出离婚。起诉书用词和法院判决类似,声明“作为国家干部,坚决和这一贯反党凡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反革命罪犯离婚”。八十年代,她恢复工作。前夫觉得无地自容,避免见面,拒不参加同学聚会。燕吉写信安慰他说已不再记恨信中沿用他当年起诉书的落款,称他为“尊敬的原告”。又将一条毛毯寄还,附言道:“此物曾给我些许温暖,但令我想起那风雪的严寒,所以还是物归原主好”,这一点幽默的后面,是在逆境中遭遇背叛之人的幸酸。

1969年,许燕吉到陕西关中官村,准备嫁给一位目不识丁比她年长十多岁的鳏夫。此时她的知识背景一文不值,而她背负的政治标签,几乎令她无法生存。她是一名劳改释放人员,连母亲也不愿意收留她。带上中国公检法机关的“准迁证”,走进一个可以吃饱饭的村庄,将终生托付一个陌生的男人。“准迁证”上盖了八个大红印章,每一个都来之不易。这时拍的照片上,坐在丈夫“老头子”旁边壮实的农妇,竟然就是当年洋气灵气十足的女孩。燕吉的故事令我们了解那难以置信的年代。而令人略感宽慰的是,在她脸上,依然留着三十年前那般甜美的笑容。时代的横暴和个人内心的清澈,仿佛浑浊凶险的激流与涓涓清泉同在一条河流中激荡,流淌。

许地山的落花生精神,提倡做一个有用的人,而非追求伟大。他不可能料到自己心爱的女儿如何在任何艰难困苦中,去做努力做一颗落花生。这个在优渥的环境中,父亲的宠爱下生长,任性调皮的女孩,始知事,就认真对待所有托付。人生舞台上,许燕吉扮演过太多卑微而艰难的角色,都以全副心思投入。劳改队里,因表现出色,一连两年被记大功。她做农妇的那些年,中国农民中要是有文武全能大赛,想来她一定拔头筹:养畜,农活,织毛衣,写作,英语。最令人感动的,是她永远乐观,热心助人的态度。

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也许会怀疑,这匪夷所思的故事,不是编出来的吧。恐怕最富于想象力的作家也不可能写出她曲折的人生。国人听过文革,反右,而三反五反,已非众所周知,至于肃反等需要“人人过关”的政治运动,但是关乎生死存亡,今天已被淡忘。“审干”,“填表分段证人”,“外调” ,“从业人员”等中国特色的词儿,读者不一定明白。许燕吉忠实,负责任地记下的这段历史,被模糊或被扭曲。过去依然一片混沌,未来也就一片迷茫。

20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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